嗜睡病吞噬乌干达
上世纪早期,一名英国医生与一些乌干达人站在一座山上,远眺维多利亚河的北部河岸,看着燃起的香蕉种植园,喃喃道:嗜睡病吞噬了我们最好的种植园。从瘟疫刚达到流行程度的1900年到对其首次采取有效措施的1907年之间,大约有20万住在维多利亚河沿岸的非洲人死于非命,这个数字大约为这个地区人口总数的2/3。
由一种寄生细菌引起的嗜睡病或称为锥虫病,不同于“美国病”。美国病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脑炎,它也被称之为瞌睡病。嗜睡病是一个温柔的杀手,正如它的名字暗示的那样。这种病往往在不知不觉中侵蚀人的生命,有的长达好几年,患者头痛、疲乏、失眠,情绪明显低落。第二阶段,患者大脑出现紊乱、疼痛,夜间严重失眠,白天睡意十足,哪怕是在吃饭,嘴还在咀嚼食物的时候,患者也会突然倒下,睡着,然后昏迷,最终死亡。
虽然该瘟疫仅发生在非洲,但显然已存在数世纪了。在近代历史中,欧洲人在这一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是欧洲人首先不小心将这种病毒传了进来,导致乌干达瘟疫的流行。面对此种灾难,欧洲人最后又找到了控制此病的办法。
在19世纪末,维多利亚河流域为瘟疫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土地肥沃,雨水充沛,靠近布乌玛(B u v u m a)岛,维多利亚河的北部与西部海岸的人口十分密集。这里也是一种昆虫——舌蝇的优良栖息地,它以吸不同动物的血为主,包括人类。
舌蝇总是与人相伴,但并不是有毒的,除了恼人的叮咬之外,对人没有更大的损害。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引起嗜睡病的寄生虫——锥体虫。它寄生于人体、动物与舌蝇身上,通过舌蝇的唾腺传到被叮咬的对象身上,这也是嗜睡病传播的惟一途径。
1900年以前,嗜睡病仅限于在非洲西海岸的一些地区流行,并没有传播开来,因为那时人们很少走动。但欧洲探险者来到非洲后,他们开疆拓土,随之也带着一些当地的被感染的非洲人充作搬运工。碰巧的是,一些被感染了的舌蝇也搭便车,附着于他们的船上而被运载到别处。结果,许多新地方也被传染了这种瘟疫,而乌干达由于人中密集,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嗜睡病在乌干达已根深蒂固,显现出它惊人的破坏力。据英国的一位当事者陈述:嗜睡病沿着维多利亚河岸,逼向尼罗河,威胁埃及北部、印度东部以及南非的南部。乌干达于189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该病最终于1900年流行时,不列颠当局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嗜睡病已成为我们帝国事务的重中之重。”
由于该病无药可治,除了搭建一些简易的医院以减少病人的痛苦外,基本上无其他事可做。无奈之下,殖民当局准备将患者隔离到维多利亚河的布乌岛(Buvu)上,但这个岛上飞满了舌蝇,结果只能是加重疫情的传播,故而,此计划不得不搁浅,伦敦随后传来命令,要他们等待官方的医疗队到来。
第一批医疗队于1902年夏天到达乌干达,通过分析,他们发现瘟疫多发生在沿岸地区。治疗取得了另一个突破:医疗队的成员阿多·卡特尼在患者的脑脊髓里发现了锥体虫。
第二批医疗队于1903年到达乌干达,带队的是大卫·布鲁斯,一名军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当地的一些家畜也因舌蝇的传染而感染了嗜睡病。在卡特尼的观察结果基础上,布鲁斯发现患者的分布与舌蝇的分布情况完全吻合。他还通过实验,让猴子受到已有锥体虫的舌蝇叮咬,结果发现猴子也很快染上了此瘟疫,此时嗜睡病的病因及其传播途径已水落石出。
对所有居住撒哈拉沙漠边缘的人来说,控制此瘟疫是非常重要的,不过,此病的治疗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控制瘟疫的过程中,人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而这个错误并不是由于用药引起的,而是由一个错误的决定引起的。
赫思克兹·贝尔,这位当地的长官,他要求将整个地区的人口从舌蝇活动的河岸地区迁移出去,以便与舌蝇隔离,但伦敦拒绝了这个建议,理由是可能会引起新的内战。最后,贝尔同各个地区主要人物商议达成了协议,将整个地区的人口进行迁移。这中间,没有发生任何骚乱,人与舌蝇分开了,瘟疫自然得到了控制。
但是,有些事情人们还是没有料到,此时的贝尔认为,一旦人这个传染源没有了,舌蝇自然也不会再携带锥体虫,一段时间之后,人又可以迁回到这块肥沃的沿河地区。但他没想到的是,这种寄生虫——锥体虫早已在这里扎下了根,包括寄宿在其他动物的身上。这样,一旦舌蝇叮咬了一些动物,这种寄生虫又重新被传给了舌蝇。因此,舌蝇的身上仍然有锥体虫,所以这些锥体虫一直在纠缠着受害者的后代,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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