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感传染了约55万美国人
尽管杀手流感很贪婪地折磨着20到40岁的人——正是服军役的年龄段——它并不偏爱军人。流感从军营到海军基地,然后渗透到美国的每个角落。
和它的传播速度一样令人恐惧的是,流感能很快地使患病者由健康趋于死亡。华盛顿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发狂地给警方打电话说,她的两个室友死了,还有一个病倒了,只剩下她自己还好好的。当警察赶到时,他们发现4个女孩都死了。在马萨诸塞的昆西,有3个男人在一天的下午死在马路边。
到处都是悲剧。费城是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在10月底,已有13000人死于流感。仅在10月23日一天,纽约就有851人死亡。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平均每天新出现5500例。中西部实际上已经瘫痪了,工厂的工人因患上流感而无法完成战争供应工作。在可怕的10月份最后一周,全美48个州共有2万多人死亡,创美国历史上7天内死亡人数之最。
面对这个看不见的杀手,美国人用尽了办法。基于细菌是病原体的理论,人们配制了各种疫苗。然而研究者很多年里都没能明白流感是由病毒引起的,人们也缺乏抗生素知识,不知道如何应对频频致人于死地的肺炎。
人们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以阻止流感传播。人群被疏散。很多城市的戏院、学院、沙龙,甚至教堂都关闭了。在公共场合吐痰要罚款。纽约对那些不带手帕就咳嗽、打喷嚏的人施以监禁和重罚。
戴口罩也是诸多防、什么属于他、什么发生在他身上。瘟疫是一种混合,规训是一种解析。规训施展自己的权力来对付瘟疫。围绕着瘟疫形成了一批欢淫无度的文学作品:法律中止,禁忌全无,时间冻结,肉体不分贵贱地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揭去面具,抛弃了过去据以相互辨认的法定身份和形象,露出一副全然不同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种与此,如牙医、理发师、银行出纳员等。众多美国人都自发地戴上了“面具”。
1918年后,许多美国人从死亡中变得冷酷起来——虽然年长的人们已在有生之年经受过了黄热病、伤寒、斑疹的折磨,尽管没有出现公众恐慌,但当流感暴露出狰狞的面目时,任何个体都感到恐惧。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救护车司机常常发现病人被遗弃在房子里,因为家人们打完求救电话就仓皇离去。
费城的一个天主教牧师召集了有7辆货车和1辆卡车的车队,穿街走巷查找流感患者。他们在必要时强行锁门。这支队伍在24小时内就收集了200具尸体,并把他们送到已堆满尸体的太平间。
詹姆斯·里克博士,一位在华盛顿区开设了紧急救援医院的内科医生也有可怕的故事。医院很快就人满为患,他后来回忆道,“我们的解决办法是让人守在门口……一个活着的病人进来,一个死了的出去。”
棺材和墓穴都成了紧缺品。许多死者只用松木盒子装一下就被埋起来。在费城,囚犯们被遣往墓地挖掘墓穴。尸体还没有如山堆积的时候,葬礼就已经被禁止。一段时间里,芝加哥禁止出殡,并勒令尸体不得送往教堂或礼拜堂,送葬的人不得超过10个。
从医学的角度看,防治流感的工作很失败。不过在失败的战役中也有英雄,由于美军带走了大批最出色的医护人员,剩下的医务工作者只得留在家乡承担双倍的工作。他们给患者带来安慰,可是在治疗上收效甚微:对于一种不了解的疾病,他们无能为力。
人们吵吵嚷嚷着千奇百怪的防治措施:喝苏格兰威士忌酒、吃大蒜、摘除扁桃体或拔牙、吸氯仿气。1918年10月,军医长鲁伯特·布露感到急需发布一项正式通告,他说,“要警告公众,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药物可以治愈流感。”
流感也没有地域界限。从堪萨斯州的福特·雷里起,流感像野火般席卷全球。11月的第一周里,流感离开了美国,又在英格兰造成1.4万人死亡。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那儿,在中非,有整村整村的人死亡。黑西哥死亡5万人,加拿大4.4万人。大批的法军士兵染病死亡后,流感又在法国民众中肆虐。为了“不再打击法国人民的士气”,美军在巴黎的死亡士兵于夜间被转移到墓地。流感越过辛登堡防线来到德国,为他们的战败与饥荒雪上加霜。触目惊心的高死亡率还发生在布拉格、布加勒斯特、奥德萨。
苏联死亡约45万人,意大利约38万人,英国23万人。
还有印度。可想而知,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有巨大的死亡人数。部分原因由于无数尸体在官方做准确统计前就已被埋在了荒郊野外。尽管如此,这里的死亡数字最保守估计也起码有5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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