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世界人口的成长
自17世纪下半叶在世界各大洲和各文明之间出现的新的生态平衡,在近代医学发展之前就已经相当明显。特别是人口基数的增大,使人口增长在中国和欧洲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约在1650年之后,那些长期与欧洲、非洲疾病接触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人口开始触底反弹,到18世纪中叶,旧大陆迁往美洲的移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开始快速攀升。隔绝人口的死亡仍在继续(比如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当中);但这种现象影响的人数较少,[1]因为在16世纪以后,已没有真正成规模的人类社会依然还被排斥在欧洲人航海织就的全球疫病网络之外。
当然,即使在有深入研究的地区,对17世纪的人口估计也不能令人满意。人口学者现在一般选择以约1750年以后的情况来做归纳,而不再像前一代专家那样,把他们的估计向前追溯到1650年。[2]但没人怀疑,在1650—1750年间的某个时段(最近的观点倾向于靠后而不是靠前),在欧洲的有些(尽管不是全部)地区发生了“生命革命”,表现出欧洲大陆空前的人口增长。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在这里,1683年后清王朝带来了新的和平,由此开启了一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中国人口翻了一倍还多,从1700年的约1.5亿增长到1794年的约3.13亿。[3]相比之下,欧洲人口似乎微不足道,到1800年时仅为约1.52亿。[4]并且,中国爆发性的人口增长波及全国,而欧洲的人口增长只在边缘地区才比较明显,即东部的大草原以及西部的大不列颠和美洲。欧洲大陆的核心地区继续经受战争和作物歉收的周期性破坏,那种类似于中国的大规模人口增长趋势,直到18世纪晚期以前也未能出现。
人口增长与我们后来称之为“工业革命”的工业生产增长之间的关系,在史学界尤其在英国史学界,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5]英国在18世纪中见证了工业和人口上非凡的变化,且就新的工业需要新的劳动力,而新的劳动力需要新的生活来源而言,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格外明显。在这些方面,对英国教区档案的细致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但为了理解增长的整体性进程,我们必须把欧洲本土和海外殖民地看作相互作用的整体。这样对1650—1750年的欧洲人口进行探讨,就需要把欧洲东部边境的农业先驱性发展和人口增长,与发生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首先是北美)平行的先驱性发展相提并论。陆地扩张和跨海移民的差异,与同时发生在两个边境的农业开拓的本质上的一致性相比,则显得相对不甚重要。中心地区(主要在英国)商业性工业活动兴盛,同样要求有广阔的视野,因为正是欧洲成为扩大了的新旧世界的中心,伦敦乃至英格兰中部地区才发展出新的工商业模式——最重要的是广泛使用机械动力机器,我们将之统称为工业革命。然而,即便我们接受了这种外延扩展的定义,把殖民运动的两翼计入欧洲的增长,也只是为1800年的欧洲人口总数增加了大约800万~1000万。[6]欧洲人口增长比同期中国的增长规模仍要小得多,大约只有后者的1/5。
在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直到1800年人口的变化都不大。在印度,大规模的内乱和战争从奥朗则布皇帝(Emperor Aurangzeb,1658—1707年)统治后期一直打打停停地持续到1818年。的确,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看不到人口增长迹象,随着奥斯曼和萨法维统治时期的道德水平和效率的降低(像印度的莫卧儿那样),政治的无序状态也加深了。
因此,18世纪的中国对地球生态平衡变化的反应似乎并非典型。在其他地方,类似潜能被许多抵消性的环境因素遮盖了。只有在中国,太平盛世才被持久地维持,对税收和租金的传统限制继续被严格遵守,这种情况下,损坏性或破坏性的巨寄生关系也就很少了。与此同时,随着疫病逐渐演变为相对无害的地方性儿童病,越来越频繁的疫病流行却对人口的损害越来越小。这就出现了通向重大“生命革命”之路常见的所有特征:成年人死亡率的降低使更多家庭维持完整,于是在人数上有了更多的新一代,他们在相同条件下又会养育更多的后代,依此类推……
滚雪球般的人口增长,自然使中国农民不得不肩负起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任,因为政治禁锢与生态障碍不允许他们跨越疆界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扩张。15世纪30年代帝国政府禁止海外冒险,而后的统治者也坚持这一禁令[7],由此堵塞了中国人大规模定居美洲太平洋沿岸或菲律宾、马来西亚这些近邻地区的可能性。从17世纪上半叶清王朝建立开始,汉人也被禁止移居满洲和蒙古,因为新的统治者希望保护自己祖先的栖息地,以及维持那里游牧生活方式不变。只有在南部边境,中国定居地的扩张才继续上演着;然而在这里,当地由越南和缅甸王国组织的政治抵抗,加上季风雨林(monsoonforest)环境的疫病危险,将中国拓荒者的影响降低到相当有限的程度。
尽管如此,在已经属于中国的广阔的周边地区,18世纪还是可以取得足够的粮食来支撑原来两倍以上的人口。解决的途径是,日益增加土地的劳动力投入,加上大规模引种新作物。这些新作物主要来自美洲,可以在不适合稻田的陡坡及旱地上耕种,特别是甜薯、玉蜀黍和落花生。
换言之,海洋开放所带来的现代疫病模式、作物分布和军事技术的新可能,都在中国找到了得以充分实现的机会。事实上,面对新的生态平衡,世界各地的农民也有同样反应,可这种反应却一直等到19世纪和20世纪,当政治安定和农业增产的可能性同时出现的时候才发生,而中国则早了一个多世纪。中国在这方面的早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片土地上,自古就习惯于把帝国中央集权看作唯一正当的政权形式,政治统一的实现显得尤为容易;此外格外重视家庭传承的儒家传统,肯定有助于中国人口更早和更剧烈的增长。然而这一切,并不说明疫病的角色的改变在促成人口增长上没有重大意义。
人口快速增长的潜力,也存在于世界上所有经历过疫病的其他文明社会,但直到19世纪,在提高食物供应和(或)弱化破坏性巨寄生方式上的困难,阻碍了人口增长的可能。只有在殖民地那原本人口稀疏的土地上,文明的农业技术才创造出类似中国大部分地区出现的环境条件,使人口在1800年之前得以非凡的速度增长。
像这样的地区,主要的两个是东欧的乌克兰和美洲的大西洋沿岸。
在乌克兰乃至整个俄罗斯,来自穴居啮齿动物的鼠疫大流行,在整个18世纪都是影响人口的重要因素。比如在1771年,据官方统计,莫斯科的鼠疫仅仅在一个季节里就夺走56672人的生命,这个数字并不比著名的1664—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少多少。[8]尽管如此,随着更多土地的垦种,穴居啮齿动物的栖息地逐渐减少,它们向人类传播疫病的机会也逐渐减少。耕作虽不能消除鼠疫,却在不经意间显著降低了鼠疫的危险。
18世纪,俄罗斯人口出现了巨大的增长,1724年估计为1250万,到1796年则约为2100万。[9]这就表明,开垦鼠疫疫源地获得的食物供应增长,完全可以平衡因此带来的疫病所造成的损失。
美洲定居者并不担心鼠疫。然而,因他们与欧洲文明和疾病流行的主要中心处于半隔离状态,他们确实面对着特殊的问题。比如,对美洲印第安人具有杀伤力的天花,也经常剑指白人移居者,只因他们童年时就远离稳定的传染中心直到成年才遭遇该病。正如我们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这个原因,促使许多美洲人愿意接受具有一定风险的人工接种。这项技术18世纪时为欧洲医生所掌握,但在欧洲这个只有儿童才可能死于天花感染、疾病经验更为丰富的文明社会中,人们却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一直到19世纪,接种才在欧洲赢得广泛接受,当时这项技术又取得了进一步改进,从而把感染的生命风险降低到可以忽略的程度。
爱尔兰在18世纪的疆域扩张,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虽说发生在疆域扩张之际,但领土上的成就并不引人注目,极具戏剧性的事情出现在人口方面。经过若干年的残酷内战后,这个国家终于在1652年真正地平息下来。此后,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三个不同的族群,以不同的农业方法和经济目标来面对几乎清空了的岛屿。在大部分地区,爱尔兰人尽管在政治上处于明显劣势,但在人口上还是占了上风,他们的成功在于较早引进了马铃薯作为主要作物。以前,爱尔兰人只在有限规模上从事农业,不像英格兰人那样依赖犁甚至昂贵的组犁来耕种,这使马铃薯的引进相当顺利。廉价而充足的马铃薯使爱尔兰人的生活成本相对更低,从而能在劳动力竞争中以更低的价格全面胜过英格兰移民。耕作和生活水平几乎与爱尔兰人相当的苏格兰人,也在北爱尔兰生存了下来,他们在推广谷物种植失败后,也把马铃薯当作主要作物,因为18世纪早期普遍的谷物歉收,从反面证明了这种以前曾被抛弃的根块多么有价值。爱尔兰爆炸性的人口增长,直到18世纪终场时才进入高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统治该岛的英裔爱尔兰地主而言,英国粮食价格的提高使农业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有利可图。这无疑需要劳动力,而爱尔兰本地人的劳力是现成的,作为报酬,劳动者可以得到1英亩左右的土地,用来耕种维持全家生存的马铃薯,尽管处境很是悲惨,但他们的营养状况应当不错。[10]
发生于18世纪的爱尔兰和中国的农业人口如此急剧的增长,或许预示了其他地区的未来。同样,随着大不列颠工业革命的推进,人口和疾病史也在该岛取得了特殊的重要地位。在谷物和其他粮食作物跨海输入的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城市人口的增长要求加强国内的食物生产,而改进了的农业机械、化肥、作物轮种、选种以及食物储藏方法都使这个愿望的实现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改进是放弃以休耕作为除草方法的做法。在休耕期种植芜菁这种要求精耕细作的作物,使去除杂草和生产有价值作物的同时进行成为可能。农业产量由此增长了近乎1/3。
从17世纪晚期开始,当这种“新式农耕法”从原产地向北海(the North Sea)两岸扩张时,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因为芜菁和紫苜蓿(另一种可替代休耕的重要作物)在传统农业难以企及的规模上为牲畜提供了饲料;而大量牲畜的存在,既通过扩大肉奶生产改善了人类的饮食,又为携带疟疾的疟蚊提供了更好的食物来源。蚊子原本酷爱吸食牲畜的血,可疟原虫却并不把牲畜视为合适的宿主,结果在牲畜数量剧增的欧洲地区,疟疾传播的链条被打断了。疟疾逐渐退缩到地中海国家,那里因夏季干旱而无法种植饲料作物。结果,在北欧作为重要慢性病存在达几个世纪的疟疾,在新的耕作方式通行的地方渐渐停止了肆虐。[11]
新式农耕法的扩张还带来其他生态后果。更多的牲畜意味着可以为人类饮食提供更多的肉和奶,以及更多的蛋白质。这很可能提高了人类产生对付各种传染病的抗体的能力,因为这些抗体本身就是一种蛋白质,只能从其他蛋白质提供的有机物质(即氨基酸)中产生。因此,人们抵抗传染病的普遍水平,在相当大的范围得到了快速提升。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18世纪英国迅速兴起的“圈地运动”(即对荒地和空旷地的围圈)的一个副产品,就是牧民不再像过去那样过度囤积牧草,而有机会用栅栏将牛羊圈隔在私人牧场上放养,这无疑给畜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其一,以前过度囤积牧草,是村民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在公共牧场的权利的唯一方式,而现在牲畜得到了更好的饮食供应,不再依靠囤积牧草了。其二,以前没有栅栏把不同社区的牧场隔开,牲畜在公共牧场上随意游荡,偶尔还碰上邻村的牲畜,因此一种传染病可以很容易地影响周围几英里范围内的每种动物;而当牧民用栅栏把即使是同一村庄内的畜群也分开后,这类传染也就不太可能发生了。
这些变化对人类的健康也十分重要,因为好多动物的传染病,比如牛结核和布氏杆菌病,在散养状态下很容易感染人类。[12]疫病的减少深远地改写了1650—1750年间的英国疾病史。在没有出现“圈地运动”的法国,新的农业方式到18世纪尚未开始,农民的身体状况仍然很糟糕。流行病和慢性传染病蹂躏着整个地区,疟疾和结核依然严重;流行性感冒、痢疾、肺炎和所谓“军队汗热症”等其他致命传染病,在1775年(正是这一年出现了可资利用的官方详细记录)后继续使相当多的法国农民死于非命。[13]既然英国的人口增长在18世纪远远超过法国,而两国的主导产业都是农业,显然英国农村的健康状况也要远远好于法国。遗憾的是,英国缺少可与1775年后法国的官方记载相似的文献,因而无法进行直接比较。
像英国1650年后农村健康状况好转这类情形,其中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健康的人们工作得更好,也更勤勉;不言而喻,由于农民不再遭受高发于生长季节的一类使人无力的热病的困扰,农业生产的损失也降低了。随着健康水平的提高,较少的农民就可以养活更多的城市人,否则,英国18世纪晚期引人注目的城市化也就不可能出现了。
- 一种估计认为1522年时澳大利亚的人口为350万,到1939年原住民已降到200万。据Douglas L. Oliver,The Pacific Islands(NewYork,1961),p.255。
- 统计全球人口的学术努力开始于17世纪,当时一群英国人对“政治算术”产生兴趣,尤其像伦敦人口的出生与死亡方式中表现出的数学规律性这类更为理论性的问题。20世纪对全球人口的推算正是从这些17世纪的人物停止的地方开始的。Walter F. Willcox,“WorldPopulation Growth and Movement since 1650”,in Walter F.Willcox,ed.,International Migrations,2vols. (NewYork,1929—1931),对诸如1650年亚洲和非洲人口的估计只是重复John Graunt的观点。这些估计又都基于A. M. Carr-Saunders,WorldPopulation,Past Growth and Present Trends(Oxford,1936)所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理论前提。更晚近的学者,在发展了用以分析当代人口统计资料的数学工具的基础上,对以前的结论提出了异议,但又无力对如此杂乱而“庞大”的估算过程作出修正。参见John D.Durand,“The Modern Expansion of World Population”,AmericanPhilosophical Society Proceedings,11(1967),p.136—159。然而,无论对人口统计资料的数学分析如何有效和了不起,把注意力局限在世界历史的最近两个世纪,意味着人口学家关注的只是人口史上非典型的阶段。在他们倾力研究的这个时期,疫病已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而且公共管理和对地方性暴力的控驭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有效;甚至饥馑也因有组织的救济和通过机械交通的全球性的快速食物调拨而大为减轻。由于我们身处的是人类人口史上的非典型时期,专家们容易忘记——甚至轻视——那些在以前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86—1953年》,第277—278页。
- Durand前引书第137页,认为欧洲人口在1750年为1亿2500万,1800年为1亿5200万。Marcel R. Reinhard & André Armengaud,HistoireGénérale de la Population Mondiale,p.114—201,概括了近期欧洲区域性人口研究的结果,但没有提供全面的数字。
- 关于工业革命与人口增长、收成好坏与发病率的相互关系,英国史学界存在激烈争论,然而这些历史学家大部分效仿科学人口学的做法,执着于把数字资料转化为出生率和死亡率、肥沃指数、年龄和性别塔式结构、价格指数这类数学模式,以致几乎很少注意疾病本身。比如,Thomas McKeown,R. G. Brown,R. G. Record,“AnInterpretation of the Modern Rise of Population in Europe”,PopulationStudies,26 (1972),p.341—382。然而有些人已经把变化了的发病率纳入考虑之中,其中最值一提的是P. E. Razzell,“PopulationChang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A Reinterpretation”,EconomicHistory Review,19(1965),p.312—332。近期对研究状况的合理概括,参看Thomas McKeown,“Medical Issues in HistoricalDemography”,in Edwin Clark,ed.,Modern Methods in the History ofMedicine (London,1971),p.57—74。
- 这个数字来自1800年前后分布于美洲各地的欧洲殖民地人数的简单相加,这些数字见Reinhard & Armengaud前引书第202—206页。
- 实际上,禁海令在郑和下西洋以后时断时续地推行着,其变化往往与当时特定的政治局势相关。但禁海令并未一直坚持,而且中国向南洋的移民也一直没有停止。
- Georg Sticker,Abhandlungen,I,p.176—177,237ff.由俄罗斯对1771年鼠疫的其他方面的官方反应而得出的启示,参阅JohnT.Alexander,“Catherine II,Bubonic Plague,and the Problem of Industryin Moscow”,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9 (1974),p.637—671。
- Marcel R. Reinhard & André Armengaud,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Population Mondiale,p.180—181.
- 关于爱尔兰的人口,参阅Robert E. Kennedy,Jr.,TheIrish:Emigration,Marriage,Fertility(Berkeley & Los Angeles,1973)。关于马铃薯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作用,我的博士论文,TheInfluence of the Potato in Irish Histor(Cornell,1947)提供了有关我评论的背景。
- L. W. Hackett,Malaria in Europe,an Ecological Study,p.53—96.
- Gordon Philpot,“Enclosur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12(1975),p.29—46,使我注意到了这个观点。
- Jean-Paul Desaive,ed.,Médicins,Climat et Epidemies à la Fin duXVIIIe Siècle (Paris,1972),Jean-Pierre Goubert,Malades et Médicinsen Bretagne,1770—1970 (Paris,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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