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医学与现代西医的出现
一般来讲,宗教朝圣在引发疫病中扮演的角色可与战争比肩。疾病来自上帝的信念可以轻易地转换为,若采取措施有意识地预防疾病,无异于干预神的意志,这无论在战争或在朝圣时,都是不虔诚的表现。朝圣的内涵包括在追求神圣境界过程中接受危险,对虔诚者而言,死在朝圣途中是上帝的安排,以此可让朝圣者从此岸的苦难中超度到与神同在的彼岸。于是,疾病和朝圣在心理和疫病上相互强化。战争亦如此,阵亡的风险(无论敌我)正是战争的精义所在。
这样,与保护人类免遭疫病的习惯和信仰相配的是另外一些引发和招致疫病的习惯和信仰。直到晚近,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也存在类似的矛盾。有些治疗是有利的,有些治疗则毫无意义,还有些治疗——诸如放血治疗热病——则肯定对大部分病人有害。像民间习俗一样,医学理论也是粗糙的经验主义,而且极端武断。一些名著的教条被奉为圭臬:盖伦和阿维辛纳(Avicenna)在欧洲和伊斯兰世界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一如印度的卡拉喀(Caraka);而在中国,则同时有几个名医共享神圣的地位。临床诊断每每套用既有理论术语,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治疗方法也因而歧义互见。
总的来说,即使是最专业的医学治疗带来的生理裨益,都未必一定超过普通治疗方法造成的伤害。医学专业的基础植根于心理学,在病情危急的情形下,能请来自信而身价不菲的专家诊治,换成谁都会感觉不错。医生实际上分担了为他人做决定的职责。在这点上,医生的角色严格说来与牧师相似,后者对灵魂的呵护缓解了信徒的紧张感,一如医生对患者身体的呵护。
不过还是有所不同。医生处理的是现实世界中的事务,他们的技术和知识容易从经验中积累完善。事实上,医务工作者的行为方式与普通乡民的大致相同,都十分珍视那些幸运的治疗方法碰巧取得的预期效果。这种对新疗法的相对开放,在19世纪医学取得明显突破之前,或许是医学专业最为重要的品质。甚至伟大的盖伦也得接受修正,尽管17世纪之前他的黏液理论在欧洲医学界并未遭遇广泛质疑。但在亚洲,医学思想和临床实践的表述一旦被奉为经典,就不大容许创新了。[1]在欧洲,以医学院和医疗机构为中心的专业机构,可能决定了对新疾病的更为系统性的反应。医院给医生们提供了反复观察病情及其变化过程的机会,曾经有效的治疗方案可以在下一个病人身上再试。而同行则可以在一旁随时观察疗效,并时刻准备将钦佩和尊敬赠予那些医术更好的人;医术超群的名声也意味着成功创新者收入的激增。凡此种种,无不激发有抱负的医生进行经验主义冒险,去尝试新的治疗方法,并耐心等待观察结果。此外,重视观察临床症状的希波克拉底古典医学传统,又使这种行为在行业上备受推崇。这样,欧洲医生能够依靠改变既有理论和以往实践的基本要素,来对1200—1700年的新疾病做出反应,也就不足为奇了。相反,亚洲的医家却不在医院环境下看病,只是通过恪守古代权威的做法(即使注入新内容也这样声称)来面对近几个世纪的疾病经验。
准确地说,即使是欧洲也差不多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在医学上获得对鼠疫相对清晰的认识。到15世纪末,意大利医生在城邦政府的框架内,创立出一系列公共卫生措施,旨在对鼠疫实施检疫,以及在鼠疫流行时处理由此带来的大量死亡。通过16世纪的发展,这些措施更趋完善,也组织得更为有序。预防性检疫越来越有效地切断了鼠疫的传染链,接触传染理论也被提出以证明检疫的合理性。一种观点认为,羊毛和毛织品可以携带鼠疫,这种观点后来得到了证实,因为饥饿的跳蚤在其老鼠宿主死后往往藏在成捆的羊毛里,等到有人解开包装时就能较为容易地叮咬他的胳膊,享用渴望的盛宴。从类似民间实践中得出的观念,起码在文明社会取得了书面讨论的价值。[2]面对美洲疫病造成的后果,欧洲医生的反应像其前辈对鼠疫的反应一样。学术上关于梅毒的争论,也一如该病初现时令人瞠目的症状引起的社会反应一样激烈。其他新鲜事物也在社会上激起不同程度的关注,却大都难以与古代知识相容。这对崇古的打击是根本性的,传统的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再也不能完全恢复元气。随着人们对于美洲越来越多的详细资料的获得,“现代知识至少在某些方面超过古代”这一论断的成立已势不可挡。开放的观念敞开了医学创新的大门,并激励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年)放弃继续崇拜盖伦的权威。而梅毒一类的新疾病要求疗效“更强”的新药物,这似乎也成了求助于帕拉塞尔苏斯的化学药品和神秘的医学哲学的常见理由之一。[3]这样一来,随着医学基本理论被逐个质疑,唯一合乎逻辑的做法,就是将旧的盖伦理论和新的帕拉塞尔苏斯理论所指导的不同治疗效果进行对比,从中选择更有效的方法。结果,欧洲医学实践的发展水平,迅速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文明传统。
尽管如此,18世纪以前,医学对人口的影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很少有人付得起昂贵的医疗费用。与指望医生出诊起死回生的病案相伴随的是,即便最专业的治疗也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还妨碍患者康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的前几章似乎没有必要提及医学实践及其历史。只是随着18世纪的到来,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而且直到1850年之后,医学技术与医疗机构才开始对人类存活和人口增长产生大规模的影响。
- 这一论断可能反映了必要资料的不足。参见Charles Leslie,“TheModernization of Asian Medical Systems”,John J. Poggie,Jr. & RobertN. Lynch,ed.,Rethinking Modernization: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s(New York,1974),p.69—108。
- J. Ehrard,“Opinions Médicales en France au XVIIIe Siécle:la Peste etl’idée de contagion”,Annales ESC,12(1957),p.46—59;ErnstRodenwalt,Pest in Venedig 1575—1577:Ein Beitrag zur Frage derInfektkette bei den Pestepidemien West Europas(Heidelberg,1953);Brian Pullan,Rich and Poor in RenaissanceVenice:The Social Institutions of a CatholicState(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1),p.315ff.
- 参阅Allen Debus,The English Paracelsians(London,1965),p.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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