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影响
当我们把目光移出欧洲,探寻鼠疫模式改变对旧大陆其他地方的意义时,我们面前呈现的几乎是一片空白。学术界对欧洲黑死病的深入研究已有百年之久,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勉强可以比肩的研究都不存在。我们无法想象鼠疫竟然会对中国、印度和中东毫无影响;我们更无法想象,当鼠疫疫源地在中国东北地区—乌克兰之间的啮齿动物群落中形成之后,直面这一史无前例的压力,生活在大草原上人们竟然未曾受到威胁。
大量证据表明,整个穆斯林世界正如欧洲一样,鼠疫始终是那里不断出现的恐怖力量。埃及和叙利亚的鼠疫经历,一如周边联系密切的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有大约1/3的埃及人口死于1347—1349年的第一次鼠疫暴发,[1]此后鼠疫仍频频光顾尼罗河流域,最近一次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
这绝非偶然,埃及与东欧大草原有着特殊的联系。从1382年直到1798年,尼罗河流域被骑兵集团,即所谓的马穆鲁克(Mamelukes)所统治,这些骑兵全从高加索地区征召而来,并同黑海港口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军中兵员的及时补充。
埃及的疫病流行可能颇为惨烈。依据阿拉伯作家提及的鼠疫灾难的简单统计表明,与地中海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相比,15世纪埃及鼠疫的发作频率急剧递升,其直接导致的人口减少和贫困化,[2]又因为马穆鲁克的治理不善乃至压迫而加剧。不过,与人为暴力相比,瘟疫终归是更为狠毒的杀手,埃及财富和人口的减少,绝非马穆鲁克单独的暴政所能,更多的危险可能来自埃及与西部大草原的特殊联系,以及联系中形成的微寄生变化。可以肯定的说,只要马穆鲁克的统治在延续,埃及在欧洲人心目中的恶名就很难改变,尽管这个名声在基督徒中是随着宗教的仇外心理变恶的。欧洲人习惯把每一次影响地中海广大地区的瘟疫,都溯源到亚历山大里亚或开罗。但是,以下历史也是事实:拿破仑于1798年推翻了马穆鲁克统治,由此割断了埃及与黑海沿岸的长期联系,鼠疫也随之大为减少,甚至在1844年后消失了几十年。[3]在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鼠疫的发作往往会持续好几年,随季节变化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一个地区,可传染的链条却一直没有中断,直到人类宿主耗尽,鼠疫才会暂时消失。就像在欧洲一样,鼠疫的光顾经常以20年~50年的间隔(即成长起新的一代以取代以前感染的那些人)不时影响特定地区。[4]穆斯林对鼠疫的反应是(或后来是)消极的。早在穆罕默德时代,疫病已为阿拉伯半岛所熟悉,在被伊斯兰博学之士视为生活指南的传统中,先知关于如何应对瘟疫的亲口训诫备受重视。关键句子可以翻译如下:
“当你知道某地有疫病,就不要去那;但如果它就发生于你所在的地区,也不要离开。”
还有:“死于疫病的人是烈士。”
更有:“真主折磨他想折磨的人,这是惩罚,但他对其中的信徒也会施与一定的仁慈。”[5]
毫无疑问,这种传统抑制人们组织起来对付瘟疫,尽管这里译成“疫病”(epidemic disease)的概念,可能指穆罕默德时代其他瘟疫——特别是天花。天花的暴发,大约发生在穆斯林第一次征服拜占廷和萨珊波斯(Sassanian)之前或当中。[6]到16世纪,当基督徒对付鼠疫的检疫制度和其他预防措施已经趋于定型时,穆斯林反对逃避安拉意志的观念却强化了。下列逸闻恰好说明了这一点:罗马帝国驻君士坦丁堡的使者,曾因他的官邸里发生过鼠疫,请求苏丹允许他搬离现在的住所,奥斯曼帝国的苏丹回答道:“鼠疫难道不也发生在我的宫殿里,而我却无意离开吗?”[7]穆斯林用玩笑式的轻蔑看待基督徒的卫生举措,而在鼠疫发作时,他们却付出了比基督徒邻居更为惨重的代价。
在巴尔干地区和几乎整个印度,穆斯林成了统治阶级。他们喜欢在城市生活,这个偏好恰恰又形成了人口发展的一大障碍,毕竟疫病传染在城市环境中机会更多,因病丧命的穆斯林也不在少数。于是,只能靠臣属人口的不断皈依,才能弥补鼠疫等传染病所造成的穆斯林人口损失。当巴尔干(尽管不是在印度)的皈依人数在18世纪几乎降为零时,支撑穆斯林统治的人口基础,在信仰不同的农村地区也迅速削弱。如果没有人口因素的潜在影响,由巴尔干基督徒发起的民族解放运动,便不会在19世纪取得成功。
至于中国,在14世纪以后,这个大国拥有两处易受鼠疫侵扰的边界:一处在西北,与大草原的疫源地接壤;另一处在西南,与喜马拉雅山的疫源地毗邻。然而直到19世纪[8],现有史料并不能区分鼠疫与其他烈性传染病,而那时与喜马拉雅山疫源地相联系的云南疫情最终于1894年扩散至沿海,其世界性影响已如前述。在1855年之前,烈性传染病的流行在中国相当普遍;其中很多应当是鼠疫,但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我们做出更确切的判断。尽管如此,1200—1393年中国人口的减半,用鼠疫解释比用蒙古人的残暴解释更为合理,即使中国的传统史书宁愿强调后者。[9]
中国不可能是唯一遭受鼠疫重创的亚洲地区。有理由认为,在整个喜马拉雅山北部,重大的人口损失出现于14世纪,那时大草原才刚刚接触鼠疫,当地人还来不及适应这种致命的疫病流行。然而,相关资料寥寥无几,只有现代学者偶尔搜集的一些零散片段。比如,一位阿拉伯作家曾记述说,当鼠疫于1346年到达克里米亚,尚未开始其地中海诸国肆虐之旅的时候,位于西部大草原上的乌兹别克村庄就已被疫病彻底清空了。[10]
如果我们联想到东部大草原,以1368年撤出中国为标志的蒙古人势力的衰落,显然与猜想中的鼠疫蔓延大草原不无关系。有人甚至质疑:与瘟疫尤其是鼠疫的接触日益密切,会不会就是颠覆蒙古人军事力量的真正因素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不难相信,这些游牧在黑龙江河口到多瑙河河口之间的大草原上的人们,正是因为遭遇了烈性传染病才遭受了人口上的重大损失。我们便不难明了,蒙古人失去了故乡充足的后备人口,他们无论在中国、波斯还是在俄罗斯的军事霸权都难以维系;我们也可以清楚,对于纵横于整个亚欧大陆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正是大草原的疫病经历,加速了他们被自己的农业臣属人口推翻和(或)同化的进程。
这样的人口灾难(如果的确如此),也可以诠释大草原上中心城市的衰落,这些商业城市早在14世纪初就已经相当繁荣。对于伏尔加河沿岸城市的毁灭,世人往往归咎于跛子帖木儿(Timur,1369—1405年在位)的残暴无情。帖木儿也的确把大批的手工业者迁往自己的首都撒马尔罕,并且在印度、小亚细亚和亚欧大草原的西部到处烧杀抢掠。然而,统治者的残暴往往并不稀奇,倘若拥有人丁兴旺的农村基地,可以随时从中吸收新居民的话,被毁掉的城市也就有条件迅速恢复。事实上,经历了帖木儿烧杀抢掠之后,小亚细亚和印度的城市就是这样恢复的,但西部大草原上的城市却迅速衰落了。
那些城市的繁荣,大都基于商队在西部大草原上构建起来的交通网络,而这种网络固有的脆弱性恰好可以解释这种差别:毕竟长途贸易要想实现目标,就必须跨越空间广阔的环境系统;而系统内巨寄生的关系失调,以及任何环节上的功能失灵,都会迅速终结昂贵的商队活动。这就解释了西亚草原在帖木儿的蹂躏下为何会恢复得如此之慢,以致难以觉察。导致衰落的关键和发挥重大作用的影响,很可能来自微寄生方式的变化。1346年后大草原上的政治失序,或许正是源于统治阶层面对鼠疫流行的短视反应。遭受鼠疫骚扰之前,商人和手工业者曾以交纳重税的形式支持了中亚和东欧国家的建立;遭受鼠疫重创之后,人口急剧减少的草原臣民已无力满足统治者的要求了。
可以确定的是,那些从事商品收购、转运和买卖的人对鼠疫尤其敏感。特别是在瘟疫刚刚出现、尚未制定有效应对规范的几十年里,蒙古征服者造就的整个亚欧草原的商队网络,极有可能毁于严重的疫病死亡。假如我们对事件重构的叙述确有道理,那么,没有蒙古人将自己游牧生活积累的军事潜力的成功发挥,亚欧大草原的臣民和商人就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疫病灾难。如此说来,实在具有讽刺意味。[11]关于亚欧大草原上人口灾难的假说,还可从那些经常被忽略却很明显的社会生态变化(14世纪以后已无可否认的变化)中得到佐证。在那之前的300多年,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利用他们超凡的机动性和军事力量,不断向南扩张到农业文明地区。他们南下时的角色经常变换,有时作为征服者,有时作为雇佣军,有时甚至还作为奴隶。不可否认的是,从大草原向亚欧农业世界的迁徙绵延不绝,有时甚至永久性地改变了语言和种族的界限,印欧语系和土耳其语的分布就见证了这一过程的规模和持续性。而且,1300年之前的几百年间,向南迁徙的运动规模已经非常之大,正如塞尔柱(Seljuk)和奥斯曼的扩张,以及最后由蒙古人的风暴将其推向高潮所表明的那样。
然而,1346年之后这类人口迁徙消失了。到16世纪时,西部大草原上的人口流动方向显然发生了逆转。最晚到1550年,几千年来游牧民族从大草原南下农耕地带的风景不再;反而,文明地区的农业拓荒者却北上大草原,开始向茫茫草海的无人荒地进发。
对于欧洲草原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被抛荒的历史,我们必须将其视为需要解释的问题,尽管历史学家通常满足于把发生在1500年的事实视为“正常”。很快,俄罗斯拓荒者就证明了,乌克兰的大草原是优良的农场,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也是蒙古以西最理想的牧场。那么,为什么这片土地在近代早期几乎无人眷顾?掠夺尤其是奴隶掠夺,一旦在15世纪后期成为有组织的活动,后果肯定是人口的减少。奥斯曼奴隶市场的需求一向是个无底洞,为了从中牟利,那些不惜袭击俄罗斯村庄的克里米亚的鞑靼骑兵,往往在旷野上跨越数英里才能猎获到奴隶。但是这种奴隶掠夺并不能解释大草原自身的清空,问题在于这里原来的牧人和他们的牲畜哪里去了呢?
退入克里米亚以及那个特殊环境下的局部城市化,或许代表了人们选择背井离乡的深思熟虑,这个选择能让他们贴近奥斯曼文明以及更多文明所蕴含的安宁,也凸显出克里米亚半岛作为生存堡垒对幸存者的诱惑。可是,狭窄的克里米亚不可能容纳乌克兰富饶草原的所有移民,除非曾经有大规模的灾难削减了他们的人口。[12]来自大草原东部推论性的证据表明,到17世纪或更早些的时候,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已经学会如何有效地防范鼠疫。不然满族在17世纪40年代对汉民族的征服(正相当于以前对大草原的入侵)就不可能发生,而征服的成功又要求兵员众多且军纪严明的满族“旗兵”来支撑新的王朝。
与此同时,一种富有活力的宗教和政治运动于17世纪出现在蒙古人和西藏人当中,即所谓“黄教”(藏传佛教)的兴起。黄教对于游牧社会的重新组织非常成功,其后果也令世人非常畏惧,新兴的清王朝不得不从17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最后,清王朝终于依靠中原地区的雄厚资源征服了西藏和蒙古利亚,并把它们纳入帝国统治之下。这一进程付出的努力极大,直到1757年,天花瓦解了大草原上由卡尔梅克(Kalmuks)组织和领导的最后一个战斗联盟,清朝军队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一征服记录意味着,到17世纪中期,东部大草原仍保持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人口强势,以维系他们面对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时的传统角色。何以如此,确切原因自然无从知晓。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医学观察者在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认识了鼠疫杆菌的生存环境,研究了它与人类、土拨鼠和其他穴居啮齿动物的关系之后,当地社会逐渐形成了有针对性的卫生习俗,有效防范了人类的疫病感染。假如这些预防性习俗可以追溯到17世纪(甚至更早),那么东部大草原的政治、宗教和军事的广泛复兴就不难理解了。
相形之下,西部大草原的游牧社会因其处于穆斯林的影响之下,可能已经把鼠疫视为不可医治的天灾;况且,那里还居住着比东部大草原种类更多的啮齿动物,这使预防性习俗的发展更加困难重重。无论如何,鼠疫在整个现代(包括20世纪)依旧频繁出没于东欧。这个时期的远东只暴发过一次鼠疫,正如我们看到的,起因在于不知情的关内移民进入疫源地,且无视游牧人的习俗。他们若能严格遵守当地的预防性习俗,本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疫病感染。
在13—15世纪疯狂削减大草原人口的疾病灾难发生后不久,另外两类冲击又接踵而来。先是欧洲航海者环绕非洲的航行(1499年),接着,又系统地开启了欧洲与其他文明世界的海上商路。此后,大草原上的商队不再是中国与欧洲商品交流最为廉价的渠道,市场对陆地商品交流的长期刺激随之消失,大草原上经济复兴的基础也因此衰微,加上17世纪枪炮技术的快速发展,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步兵面前,草原骑兵的传统箭术亦不堪一击,很快不可避免地招致邻近农业帝国对亚欧大草原的瓜分。俄罗斯和中国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受益者。[13]因此,鼠疫在亚欧大陆分布改变的后果主要是大草原社会的衰微。
然而,我们却几乎无法找到支持这一论点的文字证据。倘若有语言功底深厚的学者,又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由他们来梳理中国、伊斯兰还有印度的古代文献,或许能够按照欧洲疾病史研究已有标准,为重构这些社会的人口和疾病史提供文献基础。遗憾的是,这一必要却很费力的研究尚未启动,使得中国以外亚洲诸社会在18世纪以前人口史的一般性论断,无不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即便是中国,要评价疫病在1200—1400年使人口减半的影响,也需要对相关史料做进一步探究。
距离大草原上新的疫源地越遥远,人类对疫病流行方式变化的反应就会越微弱。比如在印度次大陆,甚至更为遥远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如果那些地方真的都是穴居啮齿动物流行慢性鼠疫的初始疫源地,那么,由遥远的北方蒙古人驱动的疫病变化就与其关系甚微。早在鼠疫初次登船,并开始在印度洋和邻近海域扩张的时候,这些地区为控制鼠疫在人类中流行,就有了相当完善的民间习俗。于是,与沿埃及陆桥或其他通道从北方传入的鼠疫杆菌的可能接触,对印度和非洲有过疫病经历的人们几乎不会产生影响。因此,尽管印度史料的缺失使各种推测显得毫无意义,但毫不奇怪的是,14世纪的印度似乎没有出现人口危机的蛛丝马迹。也就是说,在1200—1700年,鼠疫的确存在于印度和东非,至于其影响的程度如何,则无人敢说。
于是我们看到,应对13世纪由蒙古人引发的传染方式变动的总体反应,仿佛重现了发生于公元初年的那一幕幕场景。这就是说,欧洲和中国(不如欧洲那样清楚)的鼠疫大流行和随后的军事政治动荡,所导致的远东和远西的人口急剧减少,既出现在公元初期,又出现在14世纪。
而两地之间的广大地区,不管是疫病史还是人口史,要想搞清楚都困难重重甚至是没有可能。在公元初期,可能是几种疾病同时肆虐,人口恢复的时间也更长,特别是在欧洲。在14世纪却恰恰相反,欧洲人口的多数损失只可能归咎于一种疫病,而且其人口恢复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更加迅速,以至于到15世纪下半叶,人口增长已在旧大陆的每个角落都重现生机。甚至在接近大草原鼠疫疫源地的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人口的增长也确定无疑地出现于16世纪,甚至更早。[14]在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极限到来之前,欧洲人发现了新大陆,又对地球平衡启动了新一轮的瘟疫冲击乃至生态冲击。这一事件带来了什么样的戏剧性疫病后果,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探讨。
- Abraham L. Udovitch,“Egypt:Crisis in a Muslim Land”,转见WilliamL. Bowsky,The Black Death: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NewYork,1971),p.124。
- M. W.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未出版的博士论文,Princeton,1971),p.56-64,列举了1349—1517年间发生鼠疫不少于57次,其中,埃及31次,叙利亚20次,伊拉克只有2次。一位更早的学者基于对阿拉伯史料的细心研究,得出下列更长时段的结果:上表来自A. von Kremer,“IIber die grossen Seuchen des Orients nacharabischen Quellen”,Oesterreich,KaiserlichenAkademie,Sitzungsberichte,Phil-Hist. Klasse,96(1880),p.110-142。Von Kremer并没有表明他对阿拉伯史料搜求的广泛;他所谓的“传染病”显然覆盖了鼠疫以外的其他所有病症。尽管如此,在他晚年——相当于马穆鲁克王朝的第一个世纪——埃及流行病次数的突然上升,肯定表明了疫病抵抗力的降低。Georg Sticker,Abhandlungen aus der Seuchengeschichte l:DiePest(Giessen,1908),这部重要的著作对文献中的鼠疫做了学术记录,但它只提到埃及在1399—1706年间发生了18次鼠疫;不过他的资料完全来自译成欧洲语言的文献,显然没有注意von Kremer的汇编。大致说来,Sticker的结论片面而不可靠,因为,大部分在19世纪研究过中国、印度、伊斯兰和其他异域文献的欧洲学者对鼠疫或其他疾病完全缺少兴趣。因此这样的结论很难相信:比如,中国直到1757年之前不曾有鼠疫;东非则到1696年还没有。在我看来,从Sticker费力(有时也不加批判地)搜集的材料中拼凑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全景是徒劳的:只有对于欧洲,他的论断才是可靠和完整的。
- 参见Robert Tignor,Public Health Administration in Egypt UnderBritish Rule,1882-1914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YaleUniversity,1960),p. 87。1835年的最后一次发病从叙利亚蔓延到亚历山大里亚,然后深入到尼罗河流域。
- 比如,在波斯,1500—1800年间被报告发生的鼠疫如下:资料来自Cyril Elgood,Medical History of Persia and the Eastern Califate(Cambridge,1951)和Sticker前引书。两书又依据我未能见到的J.D. Tholozan,Histoire de la Peste Bubonique en Perse,en Mésopotamie etau Caucase(Paris,1874)。提洛赞是一个对医疗方法感兴趣的法国医生;至于他的资料的可靠性我无从评判。对更早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文献的搜求,可能为1346年后的伊朗确立一个相似的鼠疫发生模式;而如果这一鼠疫发生模式有别于此前的疾病经历,这里提出的假说就可以得到重要的证明。但没人为此研究过波斯史料;许多相关文献甚至还没有刊行,这个任务并不简单。
- 参见我对Muhammad ibn Isma’il al-Bukhari Sahih著作的翻译:ElBokhari,Les Traditions Islamiques,O. Houdas,trans. 4thseries,VI(Paris,1914),Titre ixxxvi,“De La Médicine”,Chs.30,31。
- 关于穆斯林对鼠疫的态度,参看Jacqueline Sublet,“La Peste Priseaux Rets de la Jurisprudence:la Traité d’Ibn Hagar al-Asqalani sur laPeste”,Studia lslamica,33 (1971),p.141—149;M. W. Dols,The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p. 131—146.关于传染病的暴发(天花?)与阿拉伯征服的相互关联,参阅Hirsch,Handbook of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Pathology,I,p.126. M. W. Dols,“Plague inEarly Islamic Histor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Society,94(1974),p.371—383,接受这一观点,即伴随早期阿拉伯征服的流行病是鼠疫。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取决于1346年之后用于表述鼠疫感染的阿拉伯术语是否在700年之前也这样用。答案是模棱两可的,因为伊斯兰作家在14世纪这场灾难性的黑死病之前的至少150年间并没有使用该词来描述当时的病症。至少Dols自己对阿拉伯文献的检索结论是这样的,参见M. W. Dols,The BlackDeath,p.29。
- Ogier Ghislain de Busbecq,Travels in Turkey(London,1744),p.228.
- 一般认为,能够明确认定为鼠疫的最早的文献记载为云南赵州文人师道南所作之《鼠死行》,该诗生动惨烈地描述了当地鼠疫暴发时人鼠两亡的凄凉境况,首次明确指出了瘟疫与鼠死相伴这一鼠疫最重要的表征。该书作于乾隆五十七年,即1792年。因此,当为18世纪末而非19世纪。
- 参阅附录和上文第144页。
- M. W. Dols,The Black Death in the Middle East,p.30.
- 我始终未能找到有关大草原人口的探讨,但David Neustadt,“ThePlague and its Effects upon the Mameluke Army”,Journal of the RoyalAsiatic Society(1946),p.67认为黑海北部大草原人口——马穆鲁克王朝从这里招募他们的军队——的减少在1346年以后已经导致募兵的困难。
- 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还不曾出现令人满意的史书。关于大草原的一般性史书——其中最好的是Rellé Grousset,The Empire of the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New Brunswick NewJersey,1970)——则根本没有考虑疾病。
- 参见William H. McNeill,Europe’ s Steppe Frontier,1500—1800(Chicago,1964)。
- 关于俄罗斯的人口,对1570—1715年间的估计众说纷纭,参见Richard Hellie,Enserfment and Military Change inMuscovy(Chicago,1971),p.305对此的概括。关于奥斯曼的人口,参见Halil Inalcik,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Classical Age(London,1973),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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