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疫病平衡模式的重新建立
不管这一结果是如何在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曾经在1346年和1420年上演的那场对微寄生原有平衡的戏剧性冲击,到15世纪末已被成功消解。一个欧洲人口增长的新时代,再度款款而来。
在这一进程中,虽说在1346—1500年,欧洲政治和军事状况各不相同,难以简单概括;但可以肯定的是,巨寄生方式的改变也发挥了作用。或许存在着地方性暴力日趋减少的趋势,1453年百年战争后的法国确实如此。如果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则必须归结为税收的逐步集中,以及成建制的军队日益向越来越少的几个中心集中。遗憾的是,这个推测是否适用于欧洲各处,还远未明了。比如,波兰就走上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即便在君主集权发展得最为顺利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地方性的武装冲突仍然普遍,有时还具有局部破坏性,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期以后。
租金占农民收入的比例各不相同,税金也一样,在界定欧洲的巨寄生关系上,生产率是政治、军事以外的第三个关键性的变量,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得越多,税金就可能上缴得越多,但即便这样他们仍能维持生存,甚至生活水平还有所提高。但是,各地的税金、租金以及生产率的地区性变化,似乎很难普遍适用于某个具体模式,起码我没有发现。只是在微寄生层面变化才比较明显,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疫病才是15世纪末改变欧洲人口趋势的最活跃的因素。
诚然,持久的稳定并不存在。欧洲刚刚从鼠疫等疫病的重创中恢复元气,他们的探险者就于1492—1512年令人瞠目地开启了环球航海时代,又为人类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疫病冲击,这一次的后果影响了整个地球。
不过,在进入这一主题之前,我们对于14世纪及随后欧洲遭遇鼠疫的心理、经济和文化的后果,似乎得冒昧做一评论;我们还要尽其所能地考察,蒙古人频繁穿越大草原的经历,究竟会给亚洲和非洲带来什么样的疾病后果。
在心理和文化层面上,面对紧张和随即而来的危机,欧洲人的反应鲜明而多样。当鼠疫暴发把濒临死亡的恐惧植入整个社会时,日常规范及习俗制约随之崩溃。这时各种仪式纷纷登场,以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消除恐惧;不过在14世纪,地方性恐慌经常引发怪异行为。第一个应对鼠疫的仪式化努力,就采取了极端而丑陋的方式。在日耳曼及邻近地区,成群的自挞者(Flagellants)蔑视教会和国家权威,他们为平息上帝的愤怒,疯狂地相互鞭打以及攻击犹太人,当时犹太人因被社会认定是传播鼠疫的罪魁祸首而遭到普遍谴责。如果记载可信的话,他们的仪式对于参与者来说简直就是杀戮。[1]或许正是自挞者和其他参与者激起的对日耳曼犹太社区的攻击,加快了欧洲犹太人口中心东移的步伐。波兰侥幸躲过了第一波鼠疫,尽管那里也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民间骚乱,但皇室权贵还是欢迎德国犹太人,因为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城市生活的技能。因此,东欧犹太人后来的发展,极大地受到14世纪民众对鼠疫的反应方式的影响,或许还在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尼曼河(Nieman)流域,加快了由犹太人主导经营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的兴起。
诸多过激事件见证了鼠疫对欧洲人心理的最初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一波冲击留下的焦虑和恐惧渐渐减弱了,薄伽丘(Boccaccio)、乔叟(Chaucer)和朗格兰(William Langland)等作家,都把瘟疫看作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如同天气一样。瘟疫对文学的影响,也许更为持久而广泛,比如学者们猜测,倡议将本国语作为严肃写作工具的潮流和拉丁语在西欧上流社会的逐渐式微,都因通晓古拉丁语的牧师和教师的大量病亡而加速。[2]频频遭遇瘟疫的突然造访,不时面对不可思议的生命消失,绘画风格也逐渐适应笼罩着阴郁的人生境况,比如托斯卡纳的画家,就一反乔托(Giao)的宁静风格,而偏好更严峻的宗教情景和僧侣般虔诚的肖像。“死亡之舞”成了艺术的主旋律,与灾难、恐怖有关的诸多主题进入欧洲的艺术宝库。[3]体现13世纪特征的轻松与自信(那时欧洲的大教堂正在兴建),随着一个(疫病)纷扰时代的来临而悄然退去。同时,社会生活中各经济阶层间的高度紧张状态,以及面对暴亡的真切体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显得比以往更加难以逃避。
黑死病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其区域差异却比前辈学者所认为的更大。在高度发展的地区,如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斯,随着13世纪繁荣时代逝去,社会各等级间的冲突逐渐激化——通过大幅扰乱工资和价格模式,而鼠疫加剧了这些冲突。大约在90年前,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认为黑死病改善了下层民众的处境,因为它通过摧毁农奴制而增进了民众的自由。[4]他的具体理由是,由鼠疫死亡而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使被雇用者有资格与雇主讨价还价,由此提高了他们实际的工资。而今,这种观点不再被认同,因为区域性差别极其复杂。劳动者死了,雇主也死了;即便在那些市场经济活跃的城市,人手短缺、一时间工资提高的现象也只是昙花一现。[5]显然,鼠疫引发的初始动荡,将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沉寂。尽管如此,在14世纪后期和15世纪欧洲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中,之所以仍能感受到这种动荡,当然与可怕的鼠疫的不断复发有关。
在鼠疫肆虐之时,一个好端端的人竟然在24小时内悲惨死去,在这种经历面前,阿奎那(Aquinas,死于1274年)时代所推崇的对理性神学的信仰很快崩溃了,任何对于神秘自然世界的人为解释都变得难以置信。与鼠疫的严酷现实相适应的,只可能是那些能给反复无常的灾难留有余地的世界观;也只可能是享乐主义和各种颇具宿命色彩的异教哲学的复兴,尽管这类文化反映的仅限于少数人。更为深入人心的是神秘主义的泛滥,其追求旨在以纯粹个人的方式,达到与神不期而遇的境界。
东正教的分裂、拉丁基督徒内部的更为多样化的运动,比如莱茵河沿岸地区的神秘主义、共同生活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以及像英国罗拉德派(Lollards)那样的异教团体的出现,无不表达了对上帝的唯信仰论理解的个人化需要,而这些都是阿奎那神学及其之前通行的虔诚形式无法提供的。[6]直到17世纪中期,鼠疫的复发又不断激活了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对于基督教的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等所有分支来说,即便面对太多的个人情绪也总会感到不自在,宗教当局也必然会腾出更多的空间,留给个人神秘主义和其他与神交往的形式。
再者,史无前例的鼠疫大流行,使固有的宗教仪式和管理措施的无能与无奈显现殆尽,也使整个社会弥漫着焦虑不安的阴云。14世纪时,病亡教士和僧侣的继任者,通常没有受过良好培训,他们面对的信徒即便不是公开对抗,也喜欢诘问。在鼠疫肆虐中,一些人被病魔杀掉而另一些人却毫发无损的境遇,使上帝的正义变得遥不可及;面对无章可循的传染和突如奇来的暴亡,上帝以往通过圣礼(即使有神圣的修士来主持)来分赐恩典的做法,也不足以抚平大众心理上的伤痛。在基督教的欧洲,反教权主义并不新鲜;但在1346年以后,却变得更加公开而广泛,并构成了马丁·路德后来成功的诸要素之一。
罗马教会的圣典仪式一直相当保守,需要几个世纪才能适应鼠疫制造出来的层出不穷的危机。因此,只是在反宗教改革时期,用以应对鼠疫频频复发的仪式和象征,才具有心理层面上的意义。向圣塞巴斯蒂安(St.Sebastian)祈祷,变成了天主教预防鼠疫仪式的核心,那位早在基督纪元之初就赋予自己阿波罗神美德的痛苦圣人,也随之在宗教艺术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射死他的箭正代表了不可预见的鼠疫之箭。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圣洛克(St.Roch),他有着多重人格,是公共慈善的赞助人和护理病患的楷模——这类行为在疫情猖獗的欧洲地中海城市里,缓解了鼠疫造成的冲击。[7]
在应对传染病的特殊仪式方面,欧洲新教徒没有太大的建树,《圣经》中几乎没有提到如何应对疫病大流行,因为鼠疫很少影响北部(尽管一旦暴发往往严重异常),新教徒缺乏发展应对仪式的足够动力。
与僵化萦绕的教会相比,城市政府对恶性疾病的反应相当迅速,尤其在意大利。官员们知道如何处理政务,比如,在鼠疫暴发时保证食物供应、建立检疫所、招募医生,甚至组织丧葬,并为公众制定相关行为规范等。城市当局能以或多或少有效的方式做出反应,体现了他们总体的活力,而正是这种活力使1350—1550年间成为欧洲城邦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德国和意大利诸城邦,他们与上级政府的竞争性内耗接近最小化。[8]
意大利和德国的城市政府及商人,不仅成功地管理着他们自身的事务,而且还推动市场经济在整个欧洲的跨地域发展。很快,这些城市还发展出了更加世俗的、到1500年吸引了整个欧洲注意力的思维取向和生活方式。毋庸置疑,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价值变迁,绝不可能仅仅取决于瘟疫;然而,瘟疫流行以及城市当局应对瘟疫的成功方式,肯定对欧洲意识形态的划时代转变发挥过重大作用。
- 参见Ziegler,The Black Death,p.84—100。
- Raymond Crawfurd,Plague and Pestilence in Literature andArt(Oxford,1914);A. M. Campbell,The Black Death and Men ofLearning(NewYork,1931) ;George Deaux,The BlackDeath,1347(London,1969).
- Millard Meiss,Painting in Florence and Siena after the BlackDeath(Princeton,1951),p.89—93 and passim;Henri Mollaret &Jasqueline Brossolet,La Peste,Source Méconnue d’ InspirationArtistique(Antwerp,1965).
- 参见James E. Thorold Rogers,Six Centuries of Work and Wages:TheHistory of English Labour,2 nd ed. (London,1886),p.239—242。
- 对目前观点的有益总结,参见Elizabeth Carpentier,“Autour de laPeste Noire:Famines et Epidémies dans l’ Histoire du XIV eSiècle”,Annales:Economies,Sociétés,Civilisations,17(1962),p.1062—1092. Charles F. Mullett,The Bubonic Plague and England:An Essayin the History of PreventiveMedicine(Lexington,Kentucky,1956),p.17—41对过去的观点做了不甚偏激的摘引。
- 参见Yves Renouard,“Conséquences et Interêt Démographique de laPeste Noire de 1348”,Population,3(1948),p.459—466;William L.Langer,“The Next Assignment”,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63(1958),p.292—301。
- 参见J. F. D. Shrewsbury,The Plague of thePhilistines(London,1964),p.127ff。在680年的罗马St. Sebastian首次在祈祷中被招魂来对付当时的鼠疫;但对他的信仰直到16世纪始终并不重要。St. Roch系一位佛兰西斯派教士,他在看护病人之后于1327年死去。
- 法国和英国城镇的自治权也非常广泛,在卫生事务方面也几乎是不受制约的,直到18世纪。法国王室第一次插手鼠疫防治是1720—1721年,当时的鼠疫已越过马赛边境,开始被当作一个全国性问题。参见Paul Delaunay,la Vie Médicale aux XIVe,XVlle et XVIIIeSiècles(Paris,1935),p.269—270。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