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看似富足与实际贫弱
在印度中部的恒河流域和孟加拉湾邻近地区,关于农业早期发展状况的证据几乎为零。水稻种植的重要性早已显现,但确切的时间已不可考,甚至也不清楚灌溉在其中的地位。在恒河流域,季风雨足以满足农业的大部分需要,而不必依赖恒河之水。但灌溉对保证作物的一年多熟却必不可少,季风雨在夏秋两季会停止,所以,如果不想让土地在雨季返回之前撂荒,就需要人工引水浇地。多季种植晚近时已趋普遍,但始于何时恐难以考证。
我们今天所知的是,从公元前600年左右,恒河流域开始出现强有力的幅员辽阔的王国。亚历山大入侵(公元前327—前325年)后不久,一个被旃陀罗笈多(约公元前321—前297年)统治的国家把整个地区统一为帝国,其后继者把统治权扩展到印度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这一政治过程的早期,王子乔达摩即佛陀(公元前563—前483年)扮演了与其中国同代人孔子惊人相似的角色。像孔子在中国所做的那样,印度的佛陀阐释了一种世界观并倡导了后来深具影响力的生活方式。
然而,与中国相比,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于恒河地区的政治及文化结构仍未稳定下来,且从未巩固为长期的统一体。理由之一(或许也是印度全部历史的恒常性因素)就是其沉重的微型寄生关系,而这在恒河流域以及印度其他最佳农耕区的湿热气候下是常见的。
由随后的印度文明孕育而成的城市和国家身处于另一环境下,远远不同于早期印度文明所在的与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气候相似的半沙漠地区。印度河流域雨量稀少,农业依赖灌溉。而在恒河流域,季风在部分季节带来丰沛降雨,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意味着此处的温度总在零度以上,比之中国农民因陡增的疫病梯度而难以进入的长江流域的气候而言,这里的气候更为湿热。因此,古代印度文明是在早期中国人难以忍受的气候和疾病环境下成型的。
今天的恒河地区仍肆虐着霍乱、鼠疫、登革热和大量的多细胞寄生物,以及广泛分布于其他地区的更普遍的城市和文明病。古代流行的病原体的类别尚不清楚,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恒河流域的气候,只要出现足量的人口,即会引发寄生物的大面积滋生。
在这样的环境中所完成的生存适应自然有其优势。对于适应了恒河环境的人口而言,东南亚类似状况的河谷——特别是雅鲁藏布江、萨尔温江以及湄公河,可任由他们探索和开发。事实上,由于印度商人和传教士的努力——他们为这些地区的土著统治者和民众提供了文明的生活方式,“大印度”于公元前100年到公元500年间在海外形成了,印度尼西亚的某些岛屿也被纳入这一范围。在这些世纪里,印度海外扩张的地理范围和文化意义,是那个很少越出狭隘的地中海范围的文明的后裔们所难以理解的——西方人毕竟习惯于用比例尺非常不同的地图来看待亚洲,这一地图是由古希腊人所构建,而他们在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所建立的“大希腊”,与囊括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印度”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传染病的沉重负荷,必定在相当程度上消耗了个人的精力与体力,也削弱了农民为国王、地主、军队和官僚生产剩余食物的能力。远远看去的印度似乎富裕无比,它向外出口宝石和香料;但若考虑到在大部分的时间和地区,在农民的平均生产力与最低的生活需求之间只存在相当小的余额,这个次大陆作为整体似乎总是贫困的。
事情可以设想成某种能量平衡:从农民那里抽取出去以供养统治者、士兵和城市人口的粮食,以及在他们体内被微型寄生物所吞噬的能量,构成了食物生产者的能量总消耗。一类寄生物消费得越多,则留给另一类寄生物的就越少,假如印度农民确比喜马拉雅山以北农民携带更多的微型寄生物的话,那么印度的城市和统治者有可能得到的能量就会相应减少——无论能量的形式是征税得来的谷物或其他粮食,还是征调的军人或从事公共工程的劳力。
这可能是印度诸帝国何以脆弱不堪或昙花一现的重要原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软弱使来自西北(此处的山隘最易突破)的前后相继的外族人较易由此侵入和征服印度。事实上,印度的疫病在应付这些入侵者时,是比有组织的人力更可靠的抵抗力量,因为来自喜马拉雅山以外的军队在初次接触印度北部平原的微寄生体时,通常会遭遇大规模的死亡。从雅利安人入侵的公元前15—前12世纪,直到公元18世纪,次大陆的军事和政治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入侵者的军事力量与疾病对他们的瓦解力量之间的对比。
印度文明的其他两个突出特点也与疾病的肆虐有关。如前述第二章所表明的,印度社会种姓制度的部分规定与远离传染病的需要有关。入侵的雅利安人,或许已能适应诸如天花这些文明病,但面对各种“森林民族”,他们只能与后者保持距离,这些人在印度东部和南部的湿热环境中已与当地可怕的地方性传染病达成妥协。个人在种姓制度中的身份一旦确定,自然就会倾向于削弱国家的权威,政治上的忠诚几乎不会超出种姓界限,统治者只是另一个令人反感的种姓,是其他种姓循规蹈矩的成员们尽可能回避的对象。
此外,成为印度宗教特点的出世主义,也与农民为贫困和疾病所困扰的状况相适应。与支持并规范中国帝国结构的儒教不同,佛教和印度教这两大印度宗教从根本上来讲是非政治的,至少在理论上,它们都拒斥俗世的繁华、财富、权力以及一切感性的存在,视之为虚无的幻象。
儒教通过完善限制上层阶级滥用权力的礼仪,试图控制和规范他们的寄生行为;印度的士人却远离政治和社会,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还鄙视他们,劝诫他们的追随者去过一种简朴的社会生活,为了更有效地催生超升的神秘幻象,把他们对外在的需求降到最低点。那些系统地追求对生理和心理欲望的压抑以达到超越的极乐境界的绝食的圣人,在文化上构成精英阶层,他们的精神旨趣与下层农民在供养寄生阶层上的极其艰难的状况相适应。
摆脱生存痛苦与摒弃现世的物质享受和情感,佛陀所宣扬和倡导的这种人生理想,显然也削弱了政治的认同感及其意义或作用。但对来世主义、种姓自治或停滞不前的农业技术这些因素在弱化印度国力上所扮演的角色,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则似乎不可能。疾病在形塑印度文明诸特色上的作用亦很难予以准确的衡量。毋宁说,上述的每一种因素以相互支持的方式耦合起来,长期而有效地构建了印度次大陆的特定的文明状况。
如果我们把印度同中国的情况相比,那么,印度的政治和文化精英对农民的物质索取,远远少于中国的同类索取。相较于拥有寒冬以遏止传染病肆虐的地区,在一个微寄生远为猖獗的社会,较少的物质剩余、脆弱的国家结构和来世主义的禁欲理念是必然的伴生现象。
印度文明的气候环境与非洲大草原相似,后者的降雨只是季节性的,但四季温暖。这样的气候极适宜成长为人类的摇篮,而且,在从类人猿向人类进化的散漫历程中,非洲寄生物也在进化,亦步亦趋地紧跟它们的前人类和人类宿主的进化踪迹。在这比北方更适合人类裸体生存的地区,一种更趋稳定的生态平衡建立起来了,由此降低了我们称之为文明的巨寄生关系急性暴发的危险。但既然阻碍非洲人口增殖的最严重的生物性障碍——比如昏睡病,没有影响到印度,这里就可能出现维持文明所必需的巨寄生性社会阶级,即使只是初具规模。
尽管存在着微型的和巨型的寄生关系对能量的大量消耗,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印度和中国的农民无疑仍支配着少量的剩余物,从而支持他们的人口繁衍,后者反过来促进对新地区的殖民,以及人口中心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精细化。没有农民人口的增长,两大文明就不会这样发展;而只要农民的定居点继续扩张,且没有遭遇不可逾越的和长久的制约,有利于文明扩张的生态失衡就会继续存在于印度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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