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认清敌人
尽管英国大后方的夏季暴发相当严重,但流感 疫情仍然被备战热情比下去了。战争主导了平民的生活,整个国家一半的医疗专业人士都去军队服役了,医院也须先解决军队的需求。1 医学研究除了能像尼温医生建议的那样做些消毒、通告和隔离工作外,对预防和治愈起不了什么真正的作用。除开卧床休息、用鸦片镇痛和民间救济,人们对治疗方法没有取得什么共识。让事态更糟的是,许多人对西班牙流感不屑一顾/地方管理委员会( LGB) 的首席医务官亚瑟•纽肖尔姆 ( Arthur Newsholme) 爵士指出,流感传播得太迅速,疫情实难控制:“据我了解,目前没有任何公共卫生措施能抵挡流感疫情的传播。因此, 1918 年夏天,纽肖尔姆拒绝向民事机构签发地方管理委员会备忘录。彼时,英国没有设立真正的卫生部,事情由此变得更糟,不然卫生部可以监督全国性的预防策略,或者签署防止流感传播的指令。 1918 年,公共卫生由各地的“卫生机构”以及市议会任命的当地卫生医疗官员负责。由于流感不是需要上报的疾病,疫情发生时并没有法律程序规定必须开启隔离措施。地方管理委员会也坚持没什么措施能阻止流感传播。纽肖尔姆宣称目前国家的职责在于“持续”工作,甚至认为不列颠处于生死存亡之际还担忧流感是非常不爱国的,他的这番言论反映了政府全力抗战的决心。权力机构面对这种致死疫症什么都不做还有一个原因,即大家对疫情未达成普遍共识。
然而,英国军队却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在1918 年春天流感 袭击法国之后,陆军医疗服务队开始高速运转,誓要用典型的军事逻辑和力量与疾病搏斗。研究由伦敦的医疗研究委员会(后来改组为医学研究理事会)主导,并在军队病理实验室里实施,这些实验室早已在西线各个医院里设立。军队承诺给予足够多的时间和人力来调查流感疫情的起源,由此研制疫苗。接种疫苗自 1881 年路易•巴斯德 ( Louis Pasteur) 的开创性工作之后变得越来越普及。虽然这一致死病疫的起源仍然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但科学界坚持应该为终止其传播做些建设性工作。陆军医疗队成功防治过霍乱、痢疾等疾病,他们认为这种新型流感也不会是个持续很长时间的问题。为了战胜这种神秘疾病,各种资源已经到位,并由医疗研究委员会全面监管。
医疗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13 年,是 1911 年《国民保险法案》 (National Insurance Act) 的条款承诺之一。 1914 年 7 月,高层官员罗伯特•莫兰特 ( Robert Morant) 爵士着手创立委员会,招募沃尔特•默雷•弗莱彻 (Walter Morley Fletcher) 担任委员会秘书,后者是剑桥大学一位极为聪明的生理学家。弗莱彻于 1891 年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并获得自然科学一等荣誉勋章,而后他在圣巴塞洛缪医院接受临床训练,并再次回到剑桥,在生理学院担任高级助教/即便用剑桥的标准来衡量,弗莱彻也是极为优秀的人才,由此当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他个性活泼、体格健壮、个性鲜明、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口才和书写能力一流,情绪激动时说话还带有一点点可爱的口吃。§弗莱彻既友好、善良,又样样精通、极有原则,他笃信科学在为人类服务中所具有的价值。°但弗莱彻想要的不仅是循规蹈矩的学术生活,他想在更大的平台 上施展自己多种多样的智识才能和管理才能。7 这让弗莱彻成为运筹医疗研究委员会的完美人选,他能帮助委员会度过首个重大挑战——与大流感的战役。当“一战”于 1914 年 8 月暴发时,弗莱彻被遣往陆军病理委员会,对抗脓毒症、气性坏疽以及其他"战争疾病”。
弗莱彻工作狂的作风开始危害他自己的身体。为了尽可能不离开 办公桌,他午饭就在当地的ABC 茶餐厅喝一杯咖啡,吃一块威尔士干酪/(ABC 茶餐厅由充气面包公司 [the Aerated Bread Company] 运营,在这家茶餐厅用餐是当时伦敦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他的妻子梅茜 (Maisie) 说,经过一整天在陆军部、皇家陆军军医队、内政部、空军和英国皇家学会开了数不尽的会议后,弗莱彻终于能回家,而一旦需要处理战争中的医疗难题,他又会立刻投入如山般的文件工作中。
这种让人精疲力竭的工作安排直接导致弗莱彻在1916 年 2 月与 死神擦肩而过。据梅茜说,弗莱彻患上了双侧肺炎,离下死亡判决书仅一步之遥。弗莱彻忍受着“十分痛苦的胸膜炎”(肺部所覆盖的一层黏膜所发的炎症),极为古老的血蛭疗法加重了他的痛苦,而接下来一次针对脓胸(肺部挤满脓液)的大手术,他差点儿没能熬过来宀即便在这些时刻,弗莱彻的才智也并未荒废。“当他看到药品清单,看到积累了好几周的药瓶子而又不清楚它们的作用时,就会把自己的想法说给无休无止努力工作的医生们听。这位医疗新时代的先锋人物这么说:''这些药,怕不是查理二世时代的医生们收集的。
弗莱彻重返医疗研究委员会工作时,恰逢流感第一波感染潮袭 击法国北部,因此他的工作主要是监控法国各战地医院病理实验室里进行的实验。法国各研究实验室证实“英国军事医疗在形成官方抗击流感的战略方面起了关键作用”叭 从1918 年的春天到秋天,陆军部、陆军军医队和医疗研究委员会协调动员了整个英国的医疗科学研究,由此产生了官方知识体系和防疫策略。比传染疫情更要紧的是,这些机构共同创造了一套军事病理学体系,将病理实验室直接放到了法国和弗兰德尔的基地和战地医院里。这套体系旨在收集、隔离和辨别战场上的病原体,促进疫苗和抗毒血清(一种包含对抗特定抗原之抗体的血清,用以注射来治疗或预防某些疾病)的生产。军事病理学为对抗一系列战地疾病提供了治疗和预防措施,于是规划者们相信它也能解决流感。
之所以能将军队和医药研究者们的努力联合起来,是因为两种 机构之间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医疗是以军事化的传统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业内存在纪律、组织、级别和制服,并充分依靠团队合作以及专业化运转。"因此,医学研究能够无缝衔接到战争机器中。大规模的信息传播将前线各个伤亡清算站点( CCS) 与每个师里的战地医院和基地医院紧密联系起来。战地医院由英国本土的“领地内”医院资助,这些“领地内”医院又与伦敦和地方大型教学医院联系紧密,由高级医师运营,他们在皇家陆军军医队中被授予临时军衔,并拿着兼职薪水。
这个体系的核心便是病理实验室,其设立受到民间医学中细菌 学的成功以及公共卫生状况改善的启发。有远见的皇家陆军军医队自1903 年开始就一直在培训病理学和细菌学方面的医生,弗莱彻大力支持在战争中发展病理实验室,认为这对“提升战斗力功效”必不可少。
因此,1918 年春季军队中一暴发流感疫情,陆军部、陆军医疗 服务队和医疗研究委员会当时就认为流感“细菌”能马上被辨识出来,预防疫苗也能被马上研制出来以保护士兵和军队的利益。18军队病理实验室由威廉•博格•莱施曼 ( William Boog Leishman) 爵士建立,他是一位职业的军队病理学家、热带病医学专家,并且是医疗研究委员会的创建者之一。莱施曼在带头将病理学整合进军队医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14 年 10 月,莱施曼被任命为陆军医疗服务队总指挥的病理学顾问,并从事法国和弗兰德尔的病理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莱施曼监管法国和弗兰德尔共计 85 所医院实验室的差不多 100 位病理学家的调集,以及 25 座移动实验室的建设、前线病理学服务的供给,还有位于布洛涅的中央研究实验室的创立工作。
位于伦敦米尔班克的皇家陆军医学院病理学系是运营实验室, 训练病理学家,研制针对霍乱、鼠疫、痢疾的预防和治疗技术以及疫苗的核心。这些在和平时期研制出来的疫苗在战时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由于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进步,“一战”中因感染而死的士兵数量远少于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
陆军医疗服务队在布洛涅的中央病理学研究实验室由阿尔姆 罗斯•赖特( Almroth Wright) 爵士牵头设立,他也是医疗研究委员会的领头病理学家。赖特的两个年轻助手,亚历山大•弗莱明 (Alexander Fleming) 和莱昂纳多•科尔布鲁克 ( Leonard Colebrook) 在伤口感染和抗菌剂方面同他一起工作,而布洛涅的这个实验室与赖特工作的帕丁顿圣玛丽医院接种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少历史学家宣称英国军队通过推迟上交疫情报告、称流感源 自西班牙等手段,有意封锁致命流感疫情的消息。然而,历史学家迈克尔•布雷塞里尔 ( Michael Bresalier) 则认为疫情消息传播迟缓可能并非审查原因,而是因为军队医生们真的被这种新型流感的身份弄糊涂了。
直到1918 年,流感还被视为一种细菌疾病,由流感嗜血杆菌引发。
1892 年,杰出的德国细菌学家理查德•费佛 ( Richard Pfeiffer) 离析出他认为引发流感的病原体。据费佛所言,这种疾病是由“一种棒状小细菌”引起的,而他从多位流感病人的鼻子处离析出这种细菌。他称之为“流感杆菌”(或费佛氏杆菌),后来则被称作“流感嗜血杆菌”。费佛的发现未受到质疑,主要是因为其他的人体疾病,比如霍乱和鼠疫,当时都被证明是由细菌引起的。
1918年 3 月,当流感袭击法国和弗兰德尔的英国远征军时,这 种细菌理论主导了官方的防疫策略。陆军医疗服务队基于 1918 年春夏两季的传染病是流感这一假设,试图从患病士兵的痰、鼻腔和血液样本中离析出流感嗜血杆菌,有些样本甚至是从解剖台上的尸体创口中取得的汽医生们坚信,只要能在流感嗜血杆菌基础上研制一种疫苗,就能够通过接种疫苗来防治流感了,跟通过接种防治其他传染病一样。
但是,医生们无论怎样都找不到流感嗜血杆菌,这不禁让他们 怀疑自己应对的究竟是不是流感。前面提到过,由于这种病缺乏一个让人满意的定义,病理学家们只好将之归于“不明来源的热症”,也被称作“三日热”,因为陆军医疗服务队的索尔陶上校观察到,这种病“三天潜伏,三天发热,三天康复”叭 这个定义和战壕热一样,“笼统地囊括一切,既没讲清具体的病原体,也没弄明白特异体征”23 。 1918 年的整个夏季,学术期刊的各个版面充斥着关于这场疾病的本质、疫苗有效性的争辩。
《英国医学杂志》声称,“医务工作者们达成了普遍共识,认为 费佛所说的流感嗜血杆菌是这种病的传染源,尽管同一期还有些报告并不这样认为”加。《柳叶刀》则”怀疑这一疫症到底是不是流感嗨。
1918年的整个夏天,两个定义松散的病理学家阵营幵始针对病 原体和疫症的特性公开争论。“费佛学派”认为这一传染病就是流感,而之所以未能找到流感嗜血杆菌是技术条件所限,“反费佛学派”则认为这种病要么不是流感,要么就是由其他有机物引发。
大多数军队里的病理学家都熟悉费佛提到的流感嗜血杆菌。早 在1915年,离析流感嗜血杆菌的方法就被用来区分战场和法国当地流感暴发时不同种类的非典型呼吸道感染情况。 1916 年 12 月下旬,流感嗜血杆菌进入一般军队的视线中,因为它被埃塔普尔的哈蒙德和罗兰从化脓性支气管炎传染病例中离析出来。"据称,1917 年二三月,这家医院所有肺部尸检案例中的 45% 都出现了化脓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病况",这些病人中的大多数均死于由肺部脓液堆积引发的“肺部阻塞”,由此出现的肺气肿和发组病状杀死了 50% 的病患。
令调查者们震惊的是,在他们检测的20 个病例痰液和肺部样本 的污迹与培养皿中,流感嗜血杆菌都是主要感染介质,尽管病人的病症不同。
1917 年 9 月,奥尔德肖特指挥营康诺特医院的一支医学专家队伍发布的报告佐证了这一观察结果。奥尔德肖特专家队在 8 个病例的组织样本中辨识出流感嗜血杆菌为主要感染介质,还发现了引起继发性感染的其他众所周知的呼吸道细菌,特别是肺炎双球菌、黏膜炎细球菌、链球菌。与他们在埃塔普尔的同侪一样,奥尔德肖特团队最后认为,从大多数化脓性支气管炎病例中离析出流感嗜血杆菌,表明“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流感感染形式 ”28 。在位于布洛涅的第三加拿大综合医院里工作的病理学家和医生们针对化脓性支气管炎做了一整套临床的、病理学和细菌学的研究实验,其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在 9 次试验中,他们 8 次成功地在纯培养物中培植出流感嗜血杆菌,由此得出结论说流感嗜血杆菌是引发此病的关键指标。
然而,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能成功离析岀流感嗜血杆菌。未能成 功往往被归咎于技术不充分,因为这种细菌难以培植,这一点众所周知。29争吵中的两派人都指控对方缺乏专业技能。与此同时,费佛本人则保持沉默。
虽然感染率居高不下,人们仍认为1918 年春夏两季的疫情比较 温和。
尽管流感对协约国军队和德军都造成了较大影响,但大多数感染的士兵都痊愈了。然而,一些专家已经预测了第二波感染潮的出现,并认为这一次会比上一次更加致命。沃尔特•弗莱彻相信,旧疾是否复发根本不成为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时候它再次来袭,弗莱彻的同事梅哲•格林伍德 ( Major Greenwood) 也这么认为。
梅哲•格林伍德(梅哲 [Major] 是他的名字而非少校军衔) 的父亲是伦敦东区的医生,他最初在伦敦大学学院里学习数学,后来在白教堂区的伦敦医院里受训成为一名医生。格林伍德已经在数学和医学方面具备一流技能,但他随后去了李斯特研究所 ( ListerInstitute), 受雇成为一名统计学家。在李斯特研究所,格林伍德深受卡尔•皮尔森 ( Karl Pearson)的鼓舞,后者的《科学的规范》 {Grammar of Science) 曾激励了对生物统计学科感兴趣的一代年轻人畀“一战”爆发时,格林伍德被征召进皇家陆军医学院,他为军需部研究疲劳症和工业废料,之后将注意力转向1918 年夏季的首波流感感染潮。
格林伍德被军队流感疫情中出现的极高住院率震惊了,他绘制 了一张表格用来记录病例的增长,并将之与1889-1890 年的俄国流感初期疫情进行比较。在彼时的俄国流感疫情中,第一波感染潮出现在冬季而非夏季,但格林伍德观察到此疫情暴发具备一条极具辨识度的“曲线”,感染率在迅速上升后又急剧下降,仿若一个倒 V 形。基于这些结果来判断,格林伍德害怕夏季流感疫情意味着 1918 年秋季或冬季会有第二波也是更致命的一波感染潮袭击英国。每年的秋冬季节,正是人体抵抗力最差的时候,也是呼吸道疾病最严重的时期。
尽管弗莱彻没直接与格林伍德共事,但他也怀有与格林伍德同 样的恐惧,认为第二波更致命的感染潮将在1918 年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袭击英国。弗莱彻由此评论道:“我很自信地推测,第二波感染潮正在路上,由于第一波发生在夏季,那么第二波裹挟着危险肺炎的感染潮差不多会在入冬时节到来。”他接着说,医疗研究委员会将“宁愿过于谨慎”,必为第二波感染潮的到来做好准备,无论它是早来还是晚到。
不幸的是,陆军部对弗莱彻的顾虑并不感兴趣。尽管春夏两季 法国与弗兰德尔的流感患病率极高,但相比对另一波流感疫情的预测,陆军部更关心士兵患气性坏疽、脓毒症、生虱子、染上战壕热的日常现实。无论如何,弗莱彻坚持己见。他力促亚瑟•纽肖尔姆爵士帮助调查英国夏季流感暴发的起因,寻求应对即将到来的新感染潮的方法,他在信中写到自己对任何调查疫情的协助深表感激。弗莱彻提议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控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居民数量,他认为公共交通在流感传遍全国的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但是面对弗莱彻的请求,纽肖尔姆似乎不为所动。同一年晚些时候,在一次为自己辩护的演说中,纽肖尔姆承认交通工具是“感染的沃土”,却仍然坚持在备战的生死关头,“工人大军必然不能被限制他们坐在拥挤小车里上下班的法规所阻”33。
1918年 8 月 5 日,弗莱彻向《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寄去一份备忘录,号召病理学家和医疗从业者们为第二波感染潮到来做好准备。
他要求细菌学研究的结果都寄到医疗研究委员会,为的是确定实验室和临床工作都是妥善组织的,并且受委员会监督。但很快弗莱彻就遇上事了。送抵医疗研究委员会的报告称,流感可怕的第二波感染潮已经岀现在了法国和英国本土的军事基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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