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坟莹秘辛
1998年 8 月,当香港还身处禽流感暴发的余震 之中,杰弗里•陶本博格的团队试图从 1918 年罹难者身上找到大流感起源答案之时,另有一群“病毒考古学家”启程前往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斯匹次卑尔根岛。他们的任务是挖出埋葬在挪威北极圈内永冻层里保存良好的矿工尸体,从他们身上提取并修复组织样本。皇家伦敦医学院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教授希望能通过找到西班牙流感传染病起源之谜的答案,防止未来同样的疫症再度暴发。换种表述,即回答这种禽类病毒究竟是怎样跃迁物种界限,变异为 1918 年病毒的。 1997 年香港 H5N1 病毒传染暴发让回答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急迫。
奥克斯福德教授是在与柯斯蒂•邓肯 ( Kirsty Duncan)医生相识后才加入这个项目的。邓肯是一名加拿大地质学 家,自从 1993 年 26 岁时读过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关于西班牙流感的著作后,她就对这种传染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对家人说,我一定要找到引起那次疫症的原因。经过 5 年辛苦的研究后,邓肯锁定了朗伊尔城的一个墓园,这是斯匹次卑尔根岛上的一个煤矿小镇。 1918 年时, 7名矿工的尸体就是埋在了这里的北极圈永冻层下,邓肯认为这些尸体能为“西班牙女郎”的身世提供线索。然而正当斯匹次卑尔根探险队即将出发之时,陶本博格和胡尔廷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于是陶本博格决定退出邓肯的项目,这让邓肯很失望/斯匹次卑尔根探险队成员包括奥克斯福德教授、禽流感专家 罗伯特•韦伯斯特医生以及来自米尔希尔英国国家医学研究所的罗德•丹尼尔斯 (Rod Daniels) 医生,丹尼尔斯是流感专家,在 P4 类实验室①处理过高传染性病毒」奥克斯福德教授的妻子吉莲 (Gillian) 和女儿艾斯特 (Esther)也加入了队伍,而且艾斯特•奥克斯福德向《独立报》披露了这个项目后续事件的生动细节。
丹尼尔斯和奥克斯福德一直从皇家伦敦医院里取用1918 年大流 感罹难者的组织样本并合作分析。不幸的是,据艾斯特•奥克斯福德说,“样本都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两人根本不可能追踪到 1918 年大流感病毒基因结构的''脚印斯瓦尔巴群岛计划的目的就是找到未经化学处理的新鲜组织样本。
“如果我们弄明白病毒的''致命动机'',便能找到相关基因,从 而研发出新的抗病毒药。”奥克斯福德教授说道。5 这意味着将来任何类似的致命病毒暴发都能得到有效遏制:
一旦我们找到病毒引发病变的关键部分,若有新的流感病 毒毫无征兆地暴发,比如香港的这次,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观测新病毒的基本结构,问自己"这些基因与1918 年病毒的基因相比有何不同”。如果两者一模一样,你就麻烦了。必须倾尽全力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如果你发现两者的基因结构无关,那还能稍稍歇口气。
伦敦墓地公司揽下了挖掘矿工尸体的工作,这是一个成立于 1852 年的专业挖掘团队7, 如今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在规划新建公路、房屋或商业用地的地方挖掘人类遗骸并另寻他处重新安葬。
柯斯蒂•邓肯医生启程前往挪威,但要在永冻层里找到西班牙 流感罹难者的遗体并非易事。 1918 年尚不存在医疗记录这种东西,当时的医院也不复存在。既没有教区记录(当地任命第一个牧师是 1920 年的事了),也没有政府记录,因为斯瓦尔巴直到 1925 年才成为挪威领土。
但是通过调查,邓肯发现了一些私人日记,它们的主人是一家煤矿公司的总工程师。这些日记由当地一位学校老师收藏保管,他答应邓肯把这些日记翻译成英文。通过日记提供的线索,再用探地雷达进行侦测, 7名矿工的坟墓被确定了。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朗伊尔城山谷 ”9 中,在群山脚下。
这次探险以及后续的挖掘工作远非一帆风顺。科学家们十分担心,他们害怕随着永冻层的融化,样本已经被破坏殆尽。而且,国际媒体们纷纷抵达朗伊尔城这个原本安静的小城,希望获得这个项目的一手消息。
干扰因素还不只这些,探险队内部成员之间也岀现了分歧。许多资料一甚至包括艾斯特•奥克斯福德和邓肯本人一都表明探险队成员之间发生齟齬,影响了整个项目。事情似乎是由出色的科学家们批评邓肯业余的身份、浮夸的打扮和“煽情”的墓旁媒体招待会而起;在招待会上,邓肯一边闪着泪光一边求媒体给这些矿工的尸体应有的尊严。尸体毫无疑问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因为整个挖掘工作就是在尊重流感罹难者的氛围中进行的。至于邓肯,她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受重视、被比下去,认为同侪们拒绝承认她对这个项目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在后来的采访中,邓肯将这次探险形容成“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一段经历在矿工墓地现场挖掘的第8 天,丹尼尔斯医生的铁锹撞到了一个盒盖。
现在就挖到棺材似乎有点早了;这意味着这个大型墓地只有半米深,处于永冻层比较凌乱、活跃的部分。让奥克斯福德教授失望的是,这个盒子真的就是一副棺材。“我第一眼看到那副棺材时,压根就不认为它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他说道,“我不愿相信那就是我们找到的第一副棺材。感觉自己眼睁睁看着这个项目毁于一旦。
经过讨论后,团队认为这副棺材并不属于矿工,挖掘工作可以 继续进行。然而第二天他们又在同一深度挖到了第二副棺材,接着是第三副、第四副。团队接着挖掘,将7 副棺材全部挖出。“即便我们已经挖出了 7副棺材,也不能完全证实它们就是我们要找的那 7 副,”罗德•丹尼尔斯说道,“直到我们从棺材里找到一些日期为 1917 年的报纸时,才意识到这些棺材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在这之前,我们还一直期待在更深的地方藏着另外 7 副棺材。"
更糟的是,其中一副棺材破裂了,人们发现里面满是泥沙,由 此对组织样本的合适性表示怀疑。研究者打开这些棺材,找到了6 具骸骨,另有一家人拒绝开棺验尸的请求。
用艾斯特•奥克斯福德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形令人深感“同 情”。“病逝的7个矿工都是年轻人,裸身下葬,仅用报纸随便一盖。棺内没有私人物品,连衣物都没有;遗体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保护。仅有一具遗体的双手交叉放在胯部,其余遗体的双手都放在身体两侧。所有遗体都泡在了水里,身上覆盖着一层细细的黏土状物质。 7 副棺材彼此紧靠着挤在墓穴里。"“我本以为它们会分得更开些,”奥克斯福德教授说道,“但实际上每副棺材之间相隔一英尺都不到。”
尸检是在满怀敬意的氛围中由巴里•布伦金索普 ( Barry Blenkinsop) 和他的同事查尔斯•史密斯 ( Charles Smith) 进行的,两人是加拿大安大略省首席验尸官办公室的助理病理学医生。
布伦金索普带着父亲般的温柔,将6 具遗体逐一放在一块 厚木板台子上,然后他用 3 种工具(一把解剖刀、一把小刀和两把镶子)取出了遗体的器官,小心地移走上面的淤泥,然后恭敬地将它们放到样本罐中。他还取了一些骨髓样本、毛发(因为色素丧失而呈现“金色”)和小块人工制晶,比如报纸或绳索的断块。
尽管棺材中留有淤泥、遗体保存状况不佳,团队仍然保持着良 好的心态。大家决定继续挖掘工作,因为雷达显示地底干扰还在两米深的地方,这表明可能还有埋葬更深的遗体存在。
然而这种良好心态没能持续很久。当天晚上,因为永冻层的不 稳定性质,一件大家可能都预见到的事情发生了。墓坑进水,墓壁随即倒塌。
第二天,研究者们不得不放弃这个挖掘点,艾斯特•奥克斯福德看着从墓园调来的掘墓人将土坑重新填埋。“我爸爸的梦想倒塌了。”艾斯特写道。
奥克斯福德教授自己的反应却务实得多。他很快就接受了斯匹 次卑尔根项目失败的事实,回到英国,将注意力转到了耗费更少资金和时间的“病毒考古学”项目上,比如对埋葬在圣巴塞洛缪医院附近的两具200年前的遗体进行分析,其中一个男孩死于天花。在 2016 年的一次采访中,奥克斯福德教授告诉我,以他的目的来看,最好的临床数据来自“''路边实验室'',来自从圣巴特医院和皇家伦敦医院里收集来的人体组织”叭这也是避开伦理问题、避开比如要获得家属同意才能挖掘等问题的有效手段。奥克斯福德承认杰弗里•陶本博格从“对''肺块''(一块从肺上取下的方糖大小的样本)的分析中得到了好结果,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只能获取病变肺的一部分。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获得整块肺乃至整具尸体来检查感染的病理特征 ”19 。为此目的,奥克斯福德教授和他的同事开展了更多的研究项目,比如调查死于 1919 年巴黎和会期间的外交官马克•赛克斯爵士的遗体。在这之前,奥克斯福德教授和他的同事还进行了另一个项目,从伦敦南部和牛津埋葬在铅衬棺材里的 9 名 1918 年大流感罹难者尸体身上取样。奥克斯福德教授请一家丧葬公司调出1918 年秋天的年轻死者记录,并仔细检查他们的死亡证明,其中 10 人的尸身可能保存良好,因为他们被葬在铅衬棺材里,奥克斯福德由此确定了需要挖掘的坟地的位置。特别是其中一位罹难者, 1918 年葬于特维克纳姆墓园的菲莉斯•伯恩 ( Phyllis Burn), 极有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样本。“她的家境很好,”奥克斯福德教授说道,“他们有一辆汽车,这在当时还很罕见,为了与她的身份地位相匹配,家人将她葬在了一副铅衬棺材里,墓壁也砌了砖块。自然,研究者们希望菲莉斯•伯恩的遗体有效保存下来,可以提取出内部组织样本“以提供关于西班牙流感病毒的关键信息——这很可能会拯救数百万人的性命”化菲莉斯•“希莉”•伯恩短暂的一生为本书注下一个辛酸的尾 声。从许多方面来看,希莉都算得上是个典型的西班牙流感罹难者,她年轻、健康,而且作为一名志愿者援助支队队员,为战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菲利斯的父亲是军官詹姆斯•蒙塔古•伯恩 (JamesMontague Burn) 少校,她从小受到的家教便是责任与服务。
菲莉斯•伯恩生于 1898 年,在伦敦西南部特维克纳姆地区草莓 山的一间大屋子里同两个姐妹内莉 (Nellie) 和杰西 (Jessie) 一块长大。她们拥有一个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宜到她们的父亲在 1912 年 3 月 17 日因癌症病逝,年仅 45 岁。
两年后战争爆发,菲莉斯和妹妹内莉加入了志愿者援助支队, 两人一起照顾从法国前线归来的受伤英国士兵,为他们提供医药救助。菲莉斯当时年轻又健康,但在10 月 28 日她突感头疼、打冷颤,这是西班牙流感的典型症状。菲莉斯意识到自己病了,便立刻搬出了屋子,以免传染给母亲和姐妹们。她跑去同在特维克纳姆地区的南菲尔德花园,住在邻居珍妮特•牛顿 (Janet Newton) 家里。两天后,菲莉斯在珍妮特家病逝。当时她不过 20 岁。23菲莉斯被葬在特维克纳姆墓园里,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躺着 菲莉斯•'希莉',范尼•伊莎贝拉•伯恩的长女,我们对她永怀甜蜜又充满爱的思念”。
2004年,菲莉斯的侄子罗德里克 ( Roderick) 的遗孀希拉里•伯恩-卡兰德 (Hilary Burn-Callander) 夫人依旧记得菲莉斯之死对其家庭带来的打击。“他们家在失去了父亲后,又失去了一个女儿,真是可怕的悲剧。§她说道,“菲莉斯的姐妹们真的很爱她。她死后,姐妹们都过着极其宁静的生活,始终未能从她的死中走出来。
当奥克斯福德教授第一次联系伯恩-卡兰德夫人,试图获得她 的准许以挖掘菲莉斯的遗体时,伯恩-卡兰德承认自己感到“很难抉择不过奥克斯福德教授“解释说菲莉斯的胸腔很可能保存良好,而病毒还存于其中,这对阻止另一波传染病十分重要。如果科学家们为了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致命暴发而不得不这么做,那就只能这么做。我真心希望,这么多年了,菲莉斯能再次制止这种疫症的发生''”8。
遗憾的是,菲莉斯还是未能在死后为此献一份力。她的遗体被 挖出来后,人们才发现她的棺材并非铅制。她其实是葬在木制棺材里的,不可能留存任何有用的组织样本。尽管出现这般令人失望的情形,奥克斯福德教授和他的团队仍未放弃研究,他们始终认为解答大流感疫情之谜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西班牙流感在1918 到 1919 年间带走了 1 亿多条人命。奥克斯 福德教授告诉我,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精确的数据了,因为有太多死亡数据并未被记录下来。但认清敌人、知晓“西班牙女郎”及其后继者的真实身份,对我们预防又一轮毁灭性传染病极为关键。
新一波流感疫情大暴发是一种十分真实的威胁。“我们就好比 是火山学者。9 奥克斯福德教授早在 2000 年接受采访时就说道,“我们坐在火山之上,丝毫不知它何时会暴发。
流感疫情的威胁与恐怖分子袭击的威胁一样严重。据奥克斯福 德教授说,在英国,一次大流感的冲击等同于炸掉一座核电站带来的影响。"故此,警察、医护人员、军队和地方政府会定期举行应急演习,为此类事件真正发生做好准备。
人们在不断测试检疫隔离计划,大量储备抗生素、止痛药和抗 病毒疫苗,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休闲中心和体育场也被设定为紧急临时太平间。计划是幸存的关键。即便做了许多也可能依旧不够:流感病毒,也就是陶本博格口中“那些聪明的小家伙们”,会不断变异,这意味着一位全新版本、变化多端的“西班牙女郎”可能在一天之内回归。回到2013年,美国 AIR 环球研究与建模公司“利用 AIR 流感传染病模型,依据1918 年大流感的严重程度模拟了一次发生在当今世界的类似疫情”。
在这个模型中,人们发现一场当代西班牙流感仅在美国境内就可导致18.8万至 33.7万人死亡。33尽管西班牙流感的悲剧曾为世人遗忘,它给人类带来的创伤太 大,显然已被从集体记忆中清除,但如今,新一代医学研究者、作家和历史学家再次被这种传染病吸引。“西班牙女郎”的座下冤魂开始获得他们应得的追思。在一个清冷的11月下午,我参观了白教堂区皇家伦敦医院教堂,只为看一眼乔纳斯•施雷特 ( JohannesSchreiter) 纪念彩窗,这是为西班牙流感罹难者建造的纪念彩窗。这座教堂如今成了医学院图书馆,新一代的医学生们正襟危坐,勤奋地看书或使用笔记本电脑。在我对奥克斯福德教授的采访中,他提到了这扇彩色玻璃窗,上面绘有抽象的彩色三折画,由卡洛琳・斯沃什(Caroline Swash) ①设计,用以纪念1918年失去生命的医护工作者和病人。彩窗的设计以西班牙流感的“W” 形传染潮示意图为理念,当我走过它时,其五彩闪烁,随阳光变幻。在奥克斯福德教授看来,这扇彩窗是向那些抗击致命流感者的勇气和适应力致敬。
“我们是何许人?”他问我,“除非奋起反抗,否则我们永远不会知道。”
奥克斯福德教授说,抗击流感之役是由“无数男男女女日常中 的英勇行为构成的,在1918年,相比于西线,大本营里涌现出了更多的英勇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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