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余波
休战没能让“西班牙女郎”消亡。相反,她在 1918 年年底几个月与人类恶战一场。之后可怜地四处徘徊,如同一个无人爱护的病人,只能期待来年再战。人们正处于四年以来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圣诞节,伦敦《泰晤士报》悲恸地评论道:“自黑死病以降,从未有如此可怕的瘟疫席卷全世界;或许,也没有哪种瘟疫像它一样让人类咬着牙承受了下来。 ”一两周后,英国最年轻的战争英雄之一威廉•里 弗•罗宾森 ( William Leefe Robinson) 成了西班牙流感病患。罗宾森是第一个在英国上空击落德国飞艇的英国飞行员,他在 1918 年 12 月 31 日死于西班牙流感,年仅 23 岁。里弗•罗宾森 1895 年 7 月 14 日出生于他父亲位于印度库格的咖啡种植园,人称“比利”/比利被送到英格兰的公学念书,相对于学术,他更喜爱运动,于是后来进入桑德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进修,直到1914 年 11 月被征入伍斯特郡兵团。第二年 3 月,比利在法国加入皇家飞行队,并于当年 9 月成功获得飞行员资格。比利对飞行的热情是毋庸置疑的。“你无法想象,云上世界是多么美妙……我对飞行的热爱与日俱增,每天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有趣。”他在一封家书中这般写道。彳比利被调往第39 国土防卫中队,这是一个基地设在埃塞克斯郡 霍恩彻奇的夜航中队。 1916 年 4 月,他第一次有机会击落一架齐柏林飞艇,却因没将战机调整到恰当的发射位置而错失。不过在 9 月 23 日晚上,他又获得了一个机会。当时比利正在 3 000 多米的高空执行“搜寻”任务,飞机位于机场和乔伊斯绿地之间,他在 1 点 10 分方向监测到一架齐柏林飞艇,正被伦敦西南方伍尔维奇发出的两束探照灯光束照亮。他即刻跟了过去,但因为云层太厚跟丢了。"此时,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发出的探照灯捕捉到了另一架飞艇,原来当晚英国上空一共有 16 艘飞艇正准备发起大规模空袭,陆上防空炮开火了。比利驾驶的战机没剩多少油了,但他仍选择跟踪,另有两架战机也跟过去了。防空炮的火光点亮了天空,飞艇开始投下致命炸弹,爆炸产生的火光比防空炮的还高。比利朝飞艇射击,两管弹药筒都空了,飞艇却丝毫无损,似乎坚不可摧。他改变策略对准艇尾,向飞艇的双舵打空了最后一管弹药筒。
“那个巨大的玩意儿变成了一团火球,当然壮观极了,”比利在 之后给父母的信里写道,“太棒了!它真的把整个天空都照亮了,当然也把我照亮了——我在火光中看清了自己的战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欣赏眼前的美景,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我有什么感受?”比利接着写道,“我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 呢?看着那团巨物逐渐消失,我几乎说不清内心的感觉,而且在我看来,那就只是一团发光发亮的巨物,逐渐下沉。后来我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旋即陷入疯狂的兴奋中。”
飞艇成了一团火焰,跌落地面,数千伦敦市民见证了这一时 刻,欢呼雀跃。最后它在赫特福德郡卡夫利的一块空地上坠毁。实际上,被击中的这艘飞艇严格来说不是齐柏林飞艇,而是木质结构的施乌特-兰兹飞行器(Schiitte-Lanz machine), 但对于民众和政客来说,这种区别根本不重要。比利回到苏特恩斯农场,写完报告就睡下了,与此同时,一股“齐柏林星期天”的热情席卷整个伦敦,等比利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英雄。 48 小时之内他就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成为因护卫英国而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也是“一战”中仅有的获此荣誉的 19 个飞行员之一。
比利在温莎堡接受乔治国王的授勋,之后谦虚地跟媒体说:“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 ”7出名后的比利无论是穿军装还是便服,到哪儿都能被认出来。 人们都转过脸来瞧他,警察向他敬礼,行李员和招待员朝他后退鞠躬,人们用他的名字为新生儿、花朵甚至帽子命名。比利自己也评价道:“天啊,这也太过了!”*名气也让他成了吸引年轻姑娘的磁石,他倒从没抱怨过这点。在被授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后,他即刻被派往法国,成了一名飞行指挥官,他驾驶的战机于1917 年被“红男爵”冯•里希特霍芬击落。°比利被德国人所俘,曾在数个月内4 次试图越狱,后受到军事 审判,被单独监禁。比利被发配到下萨克森的霍尔茨明登集中营,此地以暴虐残忍闻名,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当他在 1918 年 11 月 14 日被释放时,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雪上加霜的是,他还患上了流感,病中的胡言乱语让人们知道了他在狱中的可怕遭遇。“一战”最伟大的英雄就这样死在了1918 年的最后一个夜晚。1 许多来自交战双方的不知名战俘也死于西班牙流感,其中就包括 1918 年 8 月到1919年 8 月间病死的 3 万名奥地利士兵。
用《伦敦新闻画报》的话来说,比利成了 “这场可怕的''流 感''疫情暴发”的又一名罹难者。“从极北之地到热带地区,死于这种病的人难以计数,而疫情尚无停息的征兆。”
1919年死在“西班牙女郎”手上的受害者还包括约翰•伯吉 斯•威尔森(John Burgess Wilson) 小宝宝的妈妈和姐姐,当他的爸爸从军队回到曼彻斯特的家中时,发现:我(约翰)妈妈和姐姐都死了 西班牙流感疫症猛袭哈 珀黑。上帝毫无疑问是存在的;只有至高造物主才能在四年空前的苦难和毁灭后再极其聪明地来上这么一场余兴演出。当时的我在婴儿床里咯咯地笑,而就在同一个房间,我的妈妈和姐姐都死在了床上。13约翰的爸爸回家后发现小宝宝在“咯咯笑”而不是发出“挨饿 的哭号”,这得感谢詹姆斯•尼温医生的努力;这位曼彻斯特首席医务官在全城范围内调动了大量粮食补给,特别是婴儿食品,以应对致命的第二波感染潮。一位好心邻居在自己病倒之前给伯吉斯•威尔森小宝宝喂了一瓶葛兰素婴儿食品。宝宝活了下来,长大成了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发条橙》(A. ClockuuorbOrange) 的作者。"
1919年 3 月,克莱门汀•丘吉尔 (Clementine Churchill) 的奶 奶伊莎贝尔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在她神志不清之时,把克莱门汀和温斯顿的女儿小玛丽戈特•丘吉尔 ( Marigold Churchill) 抱到了自己的床上。克莱门汀把女儿抱回房间,整晚都在楼上楼下两人之间来回忙碌。最终,玛丽戈特幸存下来,伊莎贝尔病逝了。
西班牙流感还引发了一波自杀和谋杀潮,很明显是由流感的普遍 症状抑郁引起的。大西洋两岸的报纸报道了各种各样弑亲的男男女女。在伦敦东区,受感染的码头工人詹姆斯.肖(James Shaw) 用小刀杀害了自己的一个孩子,然后自杀。年长一些的女儿逃跑幸免。
1919年 2 月 16 日,马克•赛克斯爵士在巴黎和会期间病死, 前面已经提到过他死后对流感研究做出的贡献。但是,年初全球范围岀现的温和天气,为流感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让经历过流感暴发的城市再度陷入新一波流感。同是在巴黎和会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也病倒了,但他当时究竟所患何病仍是未解之谜。威尔逊是 1918 年 4 月 3 日在会议上因表现出肠胃型流感症状而入院就医的。”在病床上待了 5 天后,他于 4 月 8 日再次返回会议桌。但这段经历似乎彻底改变了总统。
威尔逊的贴身特勤埃德蒙•斯塔林 (Edmund Starling) 留意到威尔逊似乎失去了他那“老道的猛狠”忆赫伯特•胡佛则观察到与威尔逊的交流谈判就像是在强迫“一颗不情愿的头 ®19 其他人还会对威尔逊下垂的左眼和面部抽搐指指点点。尽管如此,威尔逊的医生加里•格雷森 (CaryGrayson) 对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及其他与会领袖交代说总统患上的是流感。这一诊断挺具说服力的:在抵达流感肆虐的巴黎之前,威尔逊是乘"乔治•华盛顿号" (George Washington )军舰抵达欧洲的,而在几周前的一次航行中,这艘舰上有 80 名水手死于流感。威尔逊乘车经过巴黎的大街小巷,当时在道旁的欢呼人群中就有二等兵普莱斯利,那个在前往法国的航行中幸免于西班牙流感又在伦敦亲历疫情的年轻小伙儿。
刃但伍德罗•威尔逊所谓的“患上流感”很可能只是一种掩护。当时他已被诊断出高血压,一直接受治疗,而且数次中风,但这些情况不能告知公众:一旦曝光,便会动摇人民对领袖的信心,这个男人可是计划要终结所有战争的。格雷森医生完全清楚病人病情之严重,他留意到威尔逊的一个有趣的举动,后者要重新布置巴黎公寓内的家具摆设,说自己不喜欢家具色彩彼此冲撞的感觉。“那些绿色的家具和这些红色的家具都混在一起了,毫无和谐可言。这里这把巨大的紫色高背靠椅,就像一头迷了路的紫色奶牛,灯光照射下来,太亮太耀眼了。”勿威尔逊不出几日便痊愈,但已不再是旧日的那个威尔逊了。同年 9 月,他又遭遇了一次极其严重的中风,不得不从公职上告老归隐。
整个1918 年,医药研究者们都奋力战斗,试图找到治愈这种他们压根就不了解的疾病的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研究者们自己成了流感病患。
比如皇家军医队的 H. 格雷姆•吉布森少校,1919 年 2 月与他的两位同事一起在位于阿布维尔的第二常驻医院里病逝。
在吉布森少校的讣告中,他被誉为“为科学献身的烈士”。吉布森少校与加拿大陆军医疗队的伯曼少校( Major Bowman) 和澳大利亚陆军医疗队的科诺上尉 (Captain Connor) 一起工作:发现了很可能是引发这次流感传染病的病原细菌。医生们 已经在1918年 12 月 14 日的《英国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这种细菌的初步研究成果,格雷姆•吉布森少校的成果因而在之后的杂志上获得了优先发表权。然而在当时,关于这一发现的证据并不完整。现在就我们所知,研究已经完成,而吉布森少校之死为研究提供了一部分证据。他的殷切与热情让他忘我地工作,最终为他亲身研究的这种致命病毒感染。他罹患流感,随后引发肺炎。
吉布森及其同事之死令精力充沛的医学研究理事会秘书沃尔 特•默雷•弗莱彻爵士震惊无比,因为他们“都被这头凶猛的野兽撞倒了”“。吉布森的团队并非医学界唯一的受害者,弗莱彻之后的通信记录表明许多研究者都被流感“撞倒”,在“妨碍疫苗研发进程”的名单上,不断有病例增添进来。25针对“西班牙女郎”起源的研究,也有其诡异的时刻。有一 次,一只被用作实验对象的猴子从实验室里逃跑了。据弗莱彻说:第二天,人们在新苏格兰场见到了它,想必是去向警察自 首的。一名警察追了过去,它绕过白厅,被一辆大客车撞倒在地。当人们想过去收捡尸体时,它突然醒了过来,攀上了内政部大楼的外墙,引发人群一阵哄笑。那天晚上,它的尸体在内政部大楼楼顶被发现,它虽死犹荣。
沃尔特•弗莱彻活过了西班牙流感疫期,不过他的健康在 1916 年就已因双侧肺炎和胸膜炎病情而大打折扣。“医生肯定是个坏病人”,弗莱彻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谚语。近乎残忍的职业道德让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再未从肺部排脓手术中完全康复;伤口感染最终要了他的性命,他死时63 岁。
在整个西班牙流感疫期,弗莱彻对抗疾病的决心天地可鉴。 “那年的夏末与秋天,黑色流感疫症无情肆虐,”弗莱彻的妻子梅茜写道,“沃尔特逃过一劫,却对此症满怀忧心,从那时起他便向这种病宣战。”勿这是弗莱彻一生的事业,所谓对流感“宣战”,“包括治愈狗瘟的研究工作,以及在米尔希尔开始建立现场实验室,而医学研究理事会在此地建立大体量的实验室已经是30 年后的事情了 ”28
尽管西班牙流感已经结束,但对一些人而言,它所留下的痛苦 遗产实难接受。当1918年6月第一波流感感染潮袭击曼彻斯特时,此市卫生局首席医务官詹姆斯•尼温医生竭尽全力抑制疫情扩散。他采取的实际措施以及对市政机关提出的建议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然而,曼彻斯特的政府元老们拒绝了尼温禁止举办休战日庆祝活动的建议,导致 11 月 11日的大规模群众聚集后死亡率猛升。 1919 年,尽管尼温的专业名声极佳、成就斐然,他仍感到万分沮丧。 1925 年 9 月 28 日,尼温前往马恩岛,入住一家旅店。两天后,人们在昂肯港发现了他的尸体。原来尼温在给自己注射过量药剂后,游向大海。
对另一些人来说,流感疫情结束是个好消息。先后在法国和英 国伦敦担任志愿者援助支队队员的维拉•布里顿在战后重回牛津大学,并写下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集结成最生动的“一战”回忆录《青春誓言》。那个身处法国、在日记里写下自己的西班牙流感经历的军队文员 J. S. 韦恩也返校完成了学位。韦恩于 1918 年秋天返回英国,有个年轻姑娘一直在等他,两人终于重逢,虽然我们不清楚韦恩是否也把这姑娘当心肝宝贝。 1919 年 1 月 31 日星期五,韦恩记录下自己终于从剑桥大学毕业的感受:“下午两点,学位授予仪式在行政大楼举行,我身着军装出席。和另外两位朋友一起登上仪式台,握了握乔伊的手。”(“乔伊”指当时剑桥大学校长阿瑟•埃弗雷特•希普利[Arthur Everett Shipley]爵士,握手则源自剑桥的古老传统,轻握校长的手以示正式授予学位)。
美军那艘载着流感小兵驶往法国的“利维坦号”怎么样了呢? 休战后,它便终止军事服役。这艘军舰的名气还有另外一个来源,一位未来的电影明星曾于1918 年 11 月 27 日到 1919 年 2 月间担任这艘船的舵手。他就是亨弗莱•鲍嘉( Humphrey Bogart) ①。3 在重新休整一番后,“利维坦号”回归民用身份,成为一艘美国邮轮, 它在战前已是风光无限,而在战争中的表现则让它比往昔更受欢迎。在美国禁酒时期①,它曾繁盛一时,专门泊在美国领海之外,向所有上船的人提供“医疗用酒”。德国潜艇没击沉它,最终是大萧条击垮了它。要运营这么大一艘船,的确费神费钱,1938 年 2 月 14 日,美军“列维坦号”完成了它最后一次航行,驶往苏格兰罗赛斯的报废船坞,在那儿它被拆成了一个个小部件。这艘船再无零件留存于世,但在船上工作过的人的记忆被保存了下来,还有这首颂词:吾等窥汝身之硕,视之,敬矣叹矣,汝之雄伟强大,若非亲临,怎能预之再说费城,科伦巴•沃尔兹和她的朋友凯瑟琳的生活迅速恢复 平静。很快她们便玩起了以前熟悉的游戏,还在公园里溜起了旱冰。“一切都棒极了。我得知叔叔们即将从军营回家,而且没有染病。家里所有人都从流感中康复过来了,就我所知,再没人患上流感。我们都非常非常开心。战争结束,流感也走得差不多了。和平与健康一起回到这座城市。”
但是安娜•米拉尼永远不会忘记弟弟哈利的离去:“我忍不住想。我的兄弟姊妹们如今仅剩8人,我们谈论流感,谈论都病了的那会儿,谈论怎么熬过来的。我们还谈论哈利。”33
对玛丽•麦卡锡来说,父母的病逝、舒适的中产家庭生活的结束则显得难理解多了。玛丽回忆起自己跟着哥哥们去拜祭父母的场景:这已经是星期天的固定活动,要坐很久的电车、走很远的 路,还要排队等待,而这已经成为美国地方性娱乐活动的特性——身心交瘁,风尘仆仆,所有人都参与。我父母的那两座坟堆让我们联想到内战时期的炮弹,以及为死去的士兵们立起的纪念碑;我们呆呆地看着他们,等待着显灵时刻,但那两块草铺以及前面立着的两座做工精致的石碑,并未显现出会发生任何事的迹象。
前面提到过,玛丽表示西班牙流感改变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如果她的父母尚在人世,她的人生轨迹会变得保守得多:嫁给一个爱尔兰裔律师,打打高尔夫,加入一个天主教读书俱乐部。顫事实却是,这位写出了《她们》(The Group) 的极具争议性的作家成了一个煽动人心的知识分子,以及《党派评论》和《纽约书评》的中流砥柱。玛丽受流感影响培植出了务实精神,她在《纽约客》的编辑威廉•马克斯韦尔则很不一样。威廉的母亲以及刚出生没多久的手足,死于这场疫症,痛失至亲对他的打击相当大:“自那以后,总有一股以前从未存在过的忧愁萦绕在我身边,这种悲伤再也没离开过。我们都不安全。没有谁是安全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遭逢可怕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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