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黑色11月
休战协议签署的消息是在1918 年 11 月 12 日早 上 9 点抵达新西兰的。
消息迅速扩散,每一座城市和小镇的街道都挤满了人,呈现一派狂热的庆祝氛围」电车停止运行,商店和写字楼全空了,法庭暂停审理案件,影院经理也“放弃了取悦公众的企图”。日常生活完全停顿,但这次不是因为“西班牙女郎”,而是出于人们兴高采烈的情绪。“街上每个人似乎都拿着一面旗子,总共有好几千人。
在克赖斯特彻奇,16 岁的木匠学徒斯坦•西摩 尔 ( Stan Seymour) 回忆道:
我记得自己在大教堂广场参加休战日庆祝 活动。我从没见过那么多人,好些人穿着军装,刚从海外回来。人们都喝醉了,情绪高涨。有些人开始拥抱和亲吻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人挤人,挤死人,有人的肘部磕到了我的肋骨,还有人的靴子踩到了我的大脚趾3艾利克斯•迪奇 ( Alex Dickie) 是从戈尔小镇过来的小伙子, 据他说,休战日次日成了公共假日,人们在展览场地举办运动嘉年华以示庆祝。
我们戈尔小学的学生朝着展览场地前进,火车头里传出的 “嗨,嗨,好耶”的叫声一直没间断。在行进过程中,我们的校长“雪人”尼尔森插到每一个班级的队伍里,告诉大家明天不用去学校,何时返校另行通知。
一个长长的暑假就是从这一刻开始的。
然而这一看似诱人的前景完全没有让人感到愉悦。一场疫症突 如其来,令学校关闭;当某些人在大街上跳舞庆祝休战时,另一些人已经沉浸在悲痛之中了。奥尼洪加(当时还归属奥克兰,是其一个较远的郊区)的家庭主妇劳拉•哈迪 ( Laura Hardy) 回忆起休战日那天:“整整一天,葬礼队伍不断地从我家门口经过。棺材数以百计,而且仅用粗木板制成……在这样充满哀愁与悲痛的社区,休战的消息传来了。很少有家庭因为休战而感到开心。
休战的消息传来时,凯特•肖 ( Kate Shaw) 的弟弟安格斯•卡纳陈 (Angus Carnachan) 中士还是费瑟斯顿军营里的一个年轻军官。当时安格斯还未从一次流感侵袭中完全康复,便急不可耐地前往市中心参加庆祝活动,而后旧病复发,一命呜呼。凯特则记得自己次日乘坐火车去接弟媳的那趟“噩梦般的旅程”。“铁路沿线的人家几乎都在举办葬礼,死者皆死于传染病。 ”6在克赖斯特彻奇,当西班牙流感侵袭一处被称为芬德尔顿的富 裕社区时,年轻的斯坦•西摩尔是第一批参与救援的人中的一员。斯坦陪伴他的母亲一起慰问病患,带去食品杂货,帮忙打扫房间。几天后,即便是最富有的人家也开始散发出食物腐烂和夜壶满溢的臭味。“我还记得母亲摺起衣袖,面无表情地开始工作,要把那一团污秽清理干净……"斯坦回忆道。
有一种气味,比其他气味加起来还要难闻。“在那些有人过世 但尸体还等着被运走的房子里,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气味,它跟腐烂的食物和未清空的夜壶的气味很不一样,但你一闻就知道。”
由于战争结束,新西兰医生和护士们的军衔已被取消,如今他 们奋力应对疫情。玛格丽特•克鲁克申科 ( Margaret Cruikshank) 医生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 1897 年毕业于奥塔哥医学院,是毕业于该校医学专业的第二位女性,也是第一个注册成为医生并进入全科医学领域的女人。她还在爱丁堡和都柏林的医学院进修过。9 当克鲁克申科医生的同事巴克雷 ( Barclay) 医生自愿加入医疗队后,克鲁克申科开始独自掌管两人的事务,甚至接管了巴克雷医生的私家车。克鲁克申科医生在疫情暴发后无休止地工作,当司机也因流感倒下后,她开始自己骑自行车去城里登门看诊,远一些的地方就骑马去。1惠灵顿的戴维•劳埃德•克雷 ( David Lloyd Clay) 医生早些时 候熬过了一次流感疫情,在面对 1918 年袭击惠灵顿的这场新疫情时,他起初是面无惧色的。 1889 至 1890 年俄国大流感期间,英格兰和威尔士合计病死 8 800 人,彼时克雷医生是曼彻斯特医务所的一名医学生,他相信自己了解敌人。谈起以前的英国病人,他是这样说的:“病人大多是年长者,并发症也很少见。”但当克雷医生意识到这种新型流感呈现出多么可怕的症状时,他的忧虑越来越重。
1918年这场流感在临床上似乎很不一样……在发病早期, 病人就出现了痛苦的病状。 24 到 36 小时之内便发展出紧急的致命病症。头痛欲裂。病人神志时而清醒,时而混乱,有时几乎癫狂。病人的胸口十分疼痛。病人一般都会说:“医生, 它们 把我的内脏都掏空了!”人们因为疼痛而哭出声,特别是在比较严重的病例中。病人的体温能够达到 104华氏度 ( 40 摄氏度),而且随着咳嗽逐渐加重,鼻腔、肺部甚至直肠都开始出血。
在疫情期间,克雷医生精疲力竭。西班牙流感在惠灵顿岀现的 第四天,他无休无止地工作了 22 个小时,上门为 152 个家庭看诊,行程长达 240 余千米。他的工作十分艰巨,每个家庭平均有两个病人需要他看诊。
年轻的亚瑟•科马克 ( Arthur Cormack) 见证了他的家乡戈尔 在休战日玩乐后仅仅几天内的转变:大道上的景象宛如一座鬼镇。超过一半的商铺关门歇业, 那些还营业的店似乎也维持不了多久,因为除了童子军会在下午聚集起来例行巡视,街道上已经没人出现了。童子军男孩们将食物送到染病的人家里,他们做得很棒。这些食物是由位于戈尔高中后面的烹饪技术区的麦克哈钦森小姐和皮容夫人准备的。她们和其他帮忙的人所提供的服务,已无法用言语来褒奖。
人们确实急需送餐服务,一位女士回忆起这样一段故事: 这件事在我脑海里留存这么多年了。一个感觉有些肚饿的 小男孩跑到屠夫面前,想问他要些肉吃,然后他又问屠夫该怎么把肉煮熟。屠夫反问他为什么不让妈妈做菜。小男孩回答说他的父母已经在床上睡了两天了。屠夫把小男孩送回了家,发现他的双亲永远地睡着了。”
在克赖斯特彻奇,正和母亲一起照料流感病人的斯坦•西摩尔 发现他自己也患上了西班牙流感:我发高烧,浑身冒汗。我的睡衣和被子都被汗水浸透了。 妈妈说她都可以把我的睡衣拧出水了。我记得她用海绵蘸水擦拭我的身体帮我退烧。另一个显著的症状是神志不清……我从未像当时那样做了那么多梦,之后也没再有过:那些梦可怕、混乱、不受控制,充满了令人厌恶的幻想。
我的腋下浮肿得厉害,甚至无法将双手并拢放在身体两 侧,而且大腿上出现了巨大的紫黑色斑点。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能看出,这和中世纪的黑死病没什么两样。当时一些人管这病叫流感,但它其实更像是瘟疫。
关于这种神秘致命疾病的起源,斯坦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跟欧洲、南非和美国病人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我还是认为它跟第一次世界大战脱不了干系,无人区有那么多尸体就放在外面腐烂……””南岛奥马鲁市的希德•缪尔黑德 ( Syd Muirhead) 记得他的父亲有天下班特别早,脸色泛红,体温很高。妈妈立即照顾他在起居室的床上躺下,这里本是预留给客人或特殊场合的,有单独的毛巾、脸盆和盛放福尔马林的容器,福尔马林本是作为消毒剂使用。爸爸表示他不想吃喝任何东西——他已经不能发声了——但妈妈坚持要他喝一盘粥。他用铅笔、纸和手势告诉我们,他专为这种情况在橱柜里预备了一瓶威士忌,如果妈妈能在粥里加一些他就吃得下了。妈妈啥都不清楚,在粥里灌了半瓶纯威士忌。爸爸很快就把粥吃光了,然后浑身冒汗。他汗出得很多,床单都换了好几次。他看上去神志不清,声音恢复后有时说的话完全不知所云。但他恢复得很快,而且一直认为是服用大量威士忌以及患病带来的精神冲击才让自己好得这么迅速。"
帝国酒店的女招待员劳拉•麦克奎尔琴 ( Laura McQuilkin) “患了很重的流感”。
我是在某天晚上洗澡后突然染上的。我睡到床上,但是忘了关窗户。
酒店里形形色色的人都冲我吼,“劳拉,快过来,这儿需要你”,但我没有理睬,躲在毯子下面,新鲜的冷风整晚从我身上吹过。
第二天早晨,药剂师肯先生和一位医生来到酒店,向每个 人身上喷洒福尔马林。我告诉他们我看到天花板上有纸牌在飘。我的舌头肿得很大。肯先生便给我开了一些奎宁药片。他们本想把我转移到冬季展会那栋楼里,但我坚持要留在酒店里。
他们说没多久我的皮肤就开始变黑,以为我已经没救了。 酒店里有几个人已经病死了,包括老板娘、一个女仆、一个酒吧男招待和一个女招待,’他们全被放在担架上抬了出去。但我活了下来。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老家怀拉拉帕看望妈妈,那里的情况与城里一样糟糕。
对劳累过度的医生和护士来说,治疗和护理过程有时会被带有 些许黑色幽默的场景打断。在克赖斯特彻奇医院,温弗雷德•穆弗 (Winifred Muff) 护士照料了一对正在度蜜月的夫妻,两人在艾丁顿赛马会上突然昏倒。
有人要送妻子回酒店,但无人知道酒店在哪儿。丈夫则被 送到我的病房,他已经神志不清,前一秒还在唱圣歌,下一秒就在咒骂了。他趁无人看管时逃了出去,穿着睡衣,跑到了里卡顿酒店。护工们用手推车去接他回来,因为已经没有其他交通工具了。就在那天晚些时候,他死了。
另一个神志不清的病人是一位富有的农民,他告诉穆弗护士: “别拦我!我必须去好几十公里外取个便盆。我的手下正牵着马等我呢。”
这些事情放在当时可能并不有趣,但事后当护士们休息讨论、 交换故事时,“我们才看到这些事情有趣的一面”。一个拿着听诊器的医生走了进来,他刚刚在给一个老夫人做检查,用听诊器听她的胸腔声,但他准备起身时,听诊器很快就卡住了。“粘住了!”老夫人说道,“对感冒来说这算个好消息! ”2惠灵顿的多萝西•霍本 ( Dorothy Hoben) 是一所急诊医院的 志愿护士,这所医院搭在原来的索恩顿师范学校里,她回忆说:“一天晚上,救护车司机载来了一个肥胖的老妇,她看起来起码有 16 英石(约 100 千克)重,而且身上很脏。我们以为她穿了黑色长袜,后来才发现那其实是脏泥……她病得相当重。但至少这位可怜的老人家死的时候很干净。”
在一些情况下,新西兰的西班牙流感疫情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 式将人心中善的一面激发了出来。蒂阿瓦木图的佩姬•克拉克 (Peggy Clark) 记得: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医生的男人出现在医 院,十分精干而无私地忙活起来,照料病患。许多年以后,父亲收到一封来自北帕默斯顿法院的信,对方希望他能提供这位“医生”的有关信息,因为“医生”当时将我父亲列为推荐人。最后我们了解到,他其实是1918 年从韦科里亚监狱逃出来的逃犯,而且完全没有医生从业资格。显然他再次陷入了麻烦。但我父亲很乐意回信表扬他在疫情期间的杰出奉献。
在另一些情况下,对于无处不在的恐怖景象,似乎发疯才是最 正常的反应。奥克兰的简•佛瑞斯特 (Jean Forrester, 娘家姓阔伊 [Quoi]) 是圣约翰救伤会的成员,她在赛登纪念技术学院搭建的急诊医院里工作。简有个被称作“印度男人”的病人,“已经神志不清,一宜问她现在是不是 4点钟,似乎他 4 点钟就要死了,但这个男人没有死,他完全不能接受自己还没死的事实,一直胡言乱语,变得疯疯癫癫,最后只能被转移到精神病院”。
奥克兰圣约翰救伤会的莫里斯
■ 欧凯勒根( Maurice O''Callaghan) 在格雷林恩区一户人家上门看诊时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我们发现一个死了三天的男人。他的尸体在床上,而他的妻子就躺在旁边,还活着,但已经被一旁离世的丈夫弄得精神崩溃,甚至起不来床……”来自南奥塔哥奥瓦卡的志愿护士艾薇•兰德雷斯 (Ivy Landreth) 记得一个可怕的夜晚,那晚她值夜班,一个男人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死了。“很多人试图控制住他,其中就包括我的哥哥。我记得哥哥说他在战争中从没经历过这么可怕的事情,他可是在帕斯尚尔战役里失去了自己的左臂啊。 ”25在世界各个角落,流感疫情造成了极为惨痛的家庭悲剧,新西兰 也不例外。在南岛卡特林斯地区的寇伊帕帕,警察命令护士梅•纽曼 (May Newman) 去一家急诊医院工作。他们顾不上考虑纽曼家的房子刚被一场大火焚毁,而梅还得照顾失去了母亲的弟弟妹妹。一天下午,有人发现梅的弟弟道格拉斯•纽曼 ( Douglas Newman) 倒在路旁,他的马就站在一边。道格拉斯被送到了奥瓦卡的医院。在医院里,梅也染上了流感成为病人。一天夜里值班时,梅也看到一个病人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而当医生们忙着缝合伤口时,他的头已经垂下去 To 道格拉斯活了下来,但他得知梅没能熬过来。道格拉斯一直认为,是被迫接下的护士工作让梅最终走向死亡。“这个男人直接冲着我姐姐的脸呼吸,”他说道,“我认为她就是这样染上瘟疫的。 ”26南岛温顿附近莱姆希尔斯的奶农霍金斯一家也遭遇了西班牙流感 的侵袭,家里几乎每个人都病了。伊迪丝•霍金斯 ( Edith Hawkins) 当时还是个孩子,她记得患病的母亲不愿卧床休息,而是抱着尚未感染流感的 4个月大的儿子吉姆就那么坐着。她偶尔会在烧得滚烫的煤上洒些硫黄,给房子做熏蒸,而伊迪丝很喜欢“看硫黄燃烧时闪现出的漂亮色彩全家人很快都康复了,除了伊迪丝的父亲,他死于11 月 24 日, 年仅33 岁。
我们很幸运,很快就弄到了一口棺材,尽管是女款的,上 面覆盖着一层灰蓝色天鹅绒。霍兰德爷爷和安德森姥爷驾着我家的马“老闪迪”,把弹簧车套在它身上,爸爸曾用这辆车运送牛奶到工厂。朋友们帮着把棺材放到车上。有两个人坐在棺材的前面两个角上。貓伊迪丝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她的母亲则站在门廊里,“左右手 抱着一对双胞胎,我们看着马车驶上街道,转到拐角处,然后在视线中消失了”29 。
与北美和南非的情况一致,新西兰的原住民群体比白人殖民者 承受了更高的病死率。在1918 至 1919 年的疫情中,共有 8 573 名新西兰人病死。其中包括 2 160 名毛利人,而当时毛利人的总人口不过 5.1 万。 3。据《黑色 11 月: 1918 年新西兰的流感传染病》 (BlackNovember: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in New Zealand )作者杰弗里•W. 莱斯(Geoffrey W. Rice) 所言,当时新西兰“欧洲人群与毛利人群之间的死亡率差别巨大”,而且“毛利人患流感的病死率几乎是欧洲人的 7 倍”。
1918 年 11 月 22 日,《普基科希与怀乌库时报》 (Pubebohe and Waiuku Times) 针对这种情况发出绝望的吁请:蒂阿瓦木图值得所有人同情。这里已不存在任何商业活 动,死亡人数也令人震惊。最可怕的是几乎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户户人家被传染病击倒,躺倒在地,直到药石无灵,才被人发现……真是令人感到恐惧。
帕拉威尔的毛利人被传染病侵袭得厉害,对他们而言已经 没有什么希望,因为当地连照顾白人的人都很少了。当地人讨论要开放市政厅,像蒂阿瓦木图那样把市政厅改造成临时医院,但没人能帮上忙。
不要让这场瘟疫在普基科希占据上风。快采取紧急措施吧。
朱丽叶斯•霍格本 (Julius Hogben) 在泰晤士经营一家急诊医 院,他负责管理一间收容毛利病人的病房。许多毛利人不到最后是不会来医院的。“他们说如果你去了医院就肯定会死,而且他们被送来时已经处于传染病晚期,其中一些人确实死在了医院。除了流感,有些人还有营养不良症状。”
一个被送来的14 岁男孩“瘦得只剩皮包骨,而且浑身疮疹”, 不到一天就死了。后来人们才知道,在这个冬天,他能吃到的食物只有鲨鱼干。“北岛塔诺亚的弗洛伦斯•哈桑特 (Florence Harsant) 记得当时毛利人中普遍存在的宿命论倾向:“你们可以从这个例子看到这种病来得多么迅速。我们一个叫安德鲁的毛利人邻居有天骑马经过我们的房子,我妈妈正好在走廊上。''再见了,夫人,再见,''他大声喊道,''我生病了,明天就不在了。‘果然第二天一早他便死了。
在新西兰更偏远的地区护理病人,在组织管理上是一种挑战。 赫基昂加拉威尼的艾薇•德瑞菲尔 (IvyDriffell), 1918 年时是赫基昂加医院的一位年轻护士:
我当时只是个年轻的护士,但是个好骑手,便被派到一个 很封闭的毛利人聚居地,要到那里首先须从欧普诺尼下水穿过赫基昂加河,然后穿过沙丘和海滩 那里没有医生、药剂师或抗生素,只有一瓶白兰地和许多阿司匹林片,加上我们自身的诊断。在我们抵达前后,均有大量毛利人病死。
我每天骑行六七十公里,小路太多了。我去过一个三口之 家,爸爸、妈妈和小男孩都病倒了,男孩明显快不行了,我做了能做的一切之后,离开了这户人家。第二天早晨,小男孩死了,他的父母则被用木梯做的担架抬到玉米垛上。我过去查看两人的状况,那个父亲情况还行,母亲则病入膏肓。我尽可能给她喂药,然后跟一旁的男人说话,给了他一杯白兰地和一片阿司匹林。他很生气地说:“这不公平,凭什么你给她那么多药,给我这么少!”那个母亲当晚就死了。
弗洛伦斯•哈桑特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运动的“毛利人组织 者”,由于其父在一所毛利人学校教书,她从小就会说毛利语。她记得有个医生告诉她,这次流感疫情“是古往今来最接近黑死病的东西了。
弗洛伦斯的一项职责就是剪掉毛利妇女的头发,因为医生坚持 认为“头发的重量及其所集聚的热量对她们的高烧弊大于利”。
一个在某月成为新娘的小姑娘,长了一头可爱的棕色长 发,这头长发是她丈夫的骄傲和欢欣所在。无论我们怎么治疗,她的体温就是下不来。最终医生告诉我必须把她的头发剪掉。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她的丈夫,泪水瞬间就从他脸颊上流了下来(而且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哭了起来),就这样我把那一头可爱的长发剪掉了。我拾掇起姑娘的头发,交给了她丈夫。对毛利人来说,头发是很神圣的。他一边哭,一边把头发埋在土里。在用海绵擦拭完姑娘的身体后,我接着去照顾其他病人了,忙完后回来发现她的体温已经下降。她幸存了下来。
同往常一样,这次疫情暴发也损害了医疗行业。查尔斯•利特 尔 (Charles Little) 医生在怀卡里和怀奥两个区之间工作,他娶了克赖斯特彻奇医院的护士海芙齐芭 ( Hephzibah) 。在疫情早期,两人都没日没夜地工作,而且都被流感感染了。海芙齐芭死于 11 月 22 日,就在她受训成为护士的那家医院,利特尔医生则在 4 天后死于肺炎。一群被二人深深感动的街区民众以他们的名义修建了一家医院,门前立了一座利特尔医生的雕像,他望向这片让他献出生命的街道;很明显,那里没有海芙齐芭的雕像。然而,在同一地区担任专职全科医生的玛格丽特•克鲁克申科医生倒是受人敬重, 1923 年,她的纪念雕像在怀马蒂的塞登公园立了起来。克鲁克申科在 U 月 28 日因肺炎病逝,她的葬礼是怀马蒂民众所见过的最盛大的葬礼之一。41在北边的澳大利亚,公共卫生官员们极其自信,认为他们已经 阻止了西班牙流感登陆。从欧洲、非洲、南美和北美等远方传来的疫情消息,给了澳大利亚人武装自己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启动严格的检疫措施。起初,这些措施是很成功的。但1919 年 1 月,《悉尼先驱晨报》 (Sydney Morning Herald) 报道了致命流感感染的第一-批病患,几周之内,这座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城市就被"西班牙女郎”攻陷。《悉尼先驱晨报》意识到整座城市正处于可怕的危险中,便发表了如下这篇指示:
致新南威尔士州民众比战争更可怕的危害降临新南威尔士州,威胁到所有人的 性命。每天媒体都会报道这场战役的进程。大家务必谨慎。切记遵循指导,我们终将打赢这场战役。
报纸一直强调“不能因为少数人而将多数人置于危险之中”, 恳请读者出门佩戴口罩。“那些出门不戴口罩的人丝毫没有独立性可言——因为他们对别人的性命十分冷漠一一他们不关心那些难以自助的女人和小孩子的性命。”
悉尼采用的严格隔离检疫措施无疑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和美 国一样,悉尼关闭了所有的公共娱乐场所,包括酒吧甚至公共电话亭;教堂礼拜和赛马会也被明令禁止。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成了强制命令。
但即便如此,悉尼也无法打败“西班牙女郎”。病死率攀升, 到了 1918 年年底, 3 500 名悉尼市民病死,而整个澳大利亚则有 1.2 万人丧命,这也说明在西班牙大流感中,无论采取多么严厉的检疫措施,没有任何一块大陆能因隔绝于世而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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