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像个夜贼”
1918年 10 月 1 日凌晨 3 点 30 分,南非威特沃 特斯兰德盆地的东兰德专营矿场升降梯司机 W. E. 希尔 ( W. E. Hill) 正将一笼子的黑人矿工吊升到地面。突然,坐在操作盘前的希尔感觉自己"无力操作”,“好似有无数道光线在眼前迸发”。 1 希尔瘫在座位上不能动弹,升降笼继续上升,直到碰撞顶部并迅速跌落到 100 英尺(约 30.5 米)深的地底。升降笼猛烈撞击竖井底部,导致笼内 20 人死亡, 8人受伤。
这场悲剧的起因并非工作过度劳累或醉酒操作。 希尔遭遇的是突如其来、极其严重的西班牙流感病症。幸好官方对此事件的调查不认为希尔是“恶意玩忽职守,鉴于其神经系统猛然失效,也是由于人们对感染西班牙流感的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缺乏了解”2 , 希尔至少须离岗休息一个月,直到矿场医务视察员确认他的身体可以再次胜任工作为止。
在希尔的可怕经历之后,矿难预防委员会建议升降梯操作工若 出现任何身体不适须立即上报。对在这次事故中死去的20 位矿工来说,这一建议来得太晚了,但这表明至少在南非这一地区,人们在严肃地对待西班牙流感疫情。
南非第一次有人提到西班牙流感是在1918 年 9 月 9 日,其较温 和的一种形式出现在了德班。沖月 18 日左右,它又出现在了兰德的金矿上,但人们认为病情并不严重。然而到了 9 月 27 日, 1.4 万名矿工被报染上流感,尽管其中包括 100 名白人,但绝大多数都是黑人矿工。人们已经留意到黑人矿工极易感染肺炎。
起初,南非的医疗专家并没在意西班牙流感。流感被视作常规 传染病,除非是幼婴、老人或已罹患其他疾病者,不然极少致命。E. 奥利弗•艾希 ( E. Oliver Ashe) 是金伯利的一位杰出医生,他认为自己处理流感暴发这等事未免大材小用:
差不多30 年前,我在伦敦(白教堂区)、谢菲尔德和梅德 斯通处理过传染病,我以为自己清楚流行性感冒是怎么一回事,当谣传说一波流感疫情即将暴发,我认为不过是要辛苦加班几周而已,只有老人、体虚者、酗酒者的死亡率会高一些,大多数病人的病情相对温和」一开始流感并不严重。死亡人数极少,病人康复得很快。路透 社宣称对疫情暴发“无须严阵以待”,它只会“给生活带来短暂不便,不会造成严重损失;鉴于如此多的人被感染,但仅有一人死亡,这一事实让人心安”。
这种疏忽导致的结果是,南非对1918 年 9 月突然暴发的西班牙 流感疫情根本没有防备。由于流感并非必须通报的疾病,医疗专家和公共卫生官员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疫情仍浑然不知。驶入南非的船只很可能携带疾病,但官方对此没有发出警告,而且战事吃紧,欧洲疫情的消息也未能传入南非。那些明确提到了西班牙流感的媒体报道和医学杂志,只说这种病极易传染但死亡率颇低。大灾难迫在眉睫,然而全国无人知晓。
开普敦已经经历过1918 年 7 月西班牙流感第一波相对温和的感 染潮,市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但 1918 年 9 月袭击开普敦的这种致命流感是截然不同的疾病。
9月 13 日,一艘名为“雅罗斯拉夫号” ( jaes/ao) 的军舰从塞 拉利昂驶向开普敦,船上载有 1 300 名南非原住民劳工团 ( SANLC) 士兵,这些士兵从欧洲退伍回国,其中包括 53 名流感病人。 7 军舰泊进开普敦时,船上仍有 13 人正患着流感,一人在当晚死亡。人们只能将流感患者送往位于伍德斯托克的第 7 军队医院,剩下的人则留在罗斯班克营进行隔离/被隔离者并未发展出流感症状,于是获准在 9 月 16 日和 17 日离营回家。就在第二天,罗斯班克营、运送军队的运输部队以及医院均暴发了流感疫情。 9 月 19 日,第二艘泊港军舰“维罗尼杰号” (Veronej) 上出现了更多的病例,这艘船同样是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驶来的。°士兵们照旧被隔离,只有那些未出现流感症状的人能离营回家。然而,尽管有这许多措施,西班牙流感和肺炎死亡人数仍旧飙升, 10 月 6 日一天就死了超过 160 人。
当公众得知疫情暴发与“雅罗斯拉夫号” “维罗尼杰号”停泊 开普敦之间的关联时,报纸最先宣布军舰乃疾病之源,《开普时报》(Cape Times)宣称卫生部的官员们“极度缺乏对公众负责的意识”口,《汉堡日报》(De BurgeC 则控诉卫生部存在严重过失。开普敦的条件非常适合致命疫情的传播。该市的人口超过 27 万,包括好几千个服役士兵,白人、黑人和南非混血人种都有(南非混血人种 [Cape Coloured] 是这个群体的自称,这是一群南非土生土长的混血儿,有非洲人和欧洲人双重血统)。流感在第六区和马来居住区那些脏乱棚户公寓和贫民窟中肆虐。
但彼时,西班牙流感仍不是必须通报的疾病,这意味着官方没有报道疫情,但到了 10 月 1 日,《开普守卫者报》 (Cape Argus) 宣称“几乎一半的家庭都被感染了”叭即便如此,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西班牙流感视作对生命的严重威胁,然而来自第六区的 20 岁混血儿制刷工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在 9 月 30 日病死。
当时开普敦大学的一位女性回忆道:“人们把它当玩笑看。”当 她染病后,她的朋友们问道:“哦,她得了西班牙流感,有啥好大惊小怪的?,"5 在歌剧院里,观众席的一声咳嗽给台上演员提供了绝好的即兴表演机会,“哈,我猜你是得了西班牙流感”这句话能让观众席笑炸。”
但数天之后,这一切都不再好笑。混血人种社区出现了一波死 亡潮,那些关于病人睡死过去以及直接在第六区和马来居住区的街道上倒地而死的消息,改变了公众情绪。医生和护士正竭尽全力治疗病人,药剂师则迎来了业务暴增的时期,药店全天候开张,为人们提供奎宁、阿司匹林和各种处方药,如今这些药品都开始在报纸上打广告。10 月 6 日星期天,一位医生的秘书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每天除了电话铃声和门铃声,什么都没有。流感疫情火力全开,我自己都觉得糟透了。”一位城市医生观察到:“让自己在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已经不安全了——我到哪里都被人围着。"
由于缺乏劳动力,商店、银行和商业楼都关门歇业了,开普敦 成了一座鬼城;学校关闭,法院也推迟开庭时间;杂货店不再外送商品,新鲜面包不再直接送上门。
“我怀疑蒂沃丽剧院没有哪个周六晚上会像今晚一样空荡荡 的,” 10 月 5日,剧院里的一位观众评论道,“这也说明新型流感对开普敦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另一位幸存者回忆西班牙流感的影响“就像是将人猛然击 垮”,一位记者引用《圣经》很好地诠释了当时的公众情绪,他说灾祸已“像个夜贼”一样潜入了开普敦。
10月 7 日星期一,当报纸的“死者”版块已经占据一栏那么长 时,《开普时报》将它的头版头条给了传染病,而不是战争。同一日,《星报》(Star) 驻开普敦通讯员报道称“此时的开普敦已是一座备受摧残的城市”23, 而《开普守卫者报》的一位专栏评论员则留意到一个悲惨的事实一许多西班牙流感的罹难者是健康的年轻人。“死神已经潜入了这些拥挤的房间,占据有利位置,在整洁的环境里抓住了我们中的最年轻和最强健者”。
开普敦的民政机构组建了执行委员会来应对疫情,许多市民则投 身到救济工作中,以让自己忘记失去亲友的痛苦。年轻的A. 凡•奥尔德 ( A.van Oord) 是一名公司职员,他听闻自己的一位亲密好友因病过世,“他是个健壮的小伙子,和我一样大,才 20 岁”叭 凡•奥尔德极度震惊,他甚至觉得:“就算我现在就得流感死掉,也无所谓了。实际上我巴不得自己死掉! ”浙凡•奥尔德花费大量业余时间在伍德斯托克警察局帮忙登记死者名册,希望自己能患流感病死,然而“尽管在那个小房间和整个疫区,我眼前和周围一直咳嗽、极为悲恸、满眼泪花的人流从未断绝,我自己却连喷嚏都没打一下。
与此同时,病死率逐渐爬升。在10 月 8 日到 13 日之间,西班 牙流感及其并发症的致死人数攀升到了一天 300 人,一周的总死亡人数达到了令人惊恐的 2 404 人。《开普守卫者报》称这是“开普敦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星期咖,并且描述了 “一种由让人惊恐的死亡人数引发的末日灾难情绪 ”29 。多年以后,一位流感幸存者回忆起当时弗雷斯内依①的情况:“当听闻邻居有人过世时,所有人家都会把窗帘放下来,老人们在愁郁的氛围中用温和的语气告诫那些不知所措的孩子。关于谁人病死的谣言四起,当地议员莫里斯•亚历山大 ( Morris Alexander) 十分震惊地接到了《开普时报》编辑的电话,这名编辑是致电来询问议员自己的葬礼时间的。
对于致命疫情暴发带来的后果,医生开始变得和平民老百姓一 样紧张。杰出的F. C. 威尔莫特 ( F. C. Willmot) 医生的一位密友问他开普敦会不会全城灭绝,威尔莫特回答说:“我跟你说的这些话从未对这个国家里的其他任何人说过,我有生之年第一次感到恐慌,相信我们确实可能被灭绝。”
到了 10 月 12 H, 阿德利和圣乔治大街“就算大中午也几乎空 无一人……开普敦如同一座哀悼之城……除了流感以外,人们不再谈论和思考其他任何事咖。这段时间一个穿过市中心的小姑娘回忆道:“死寂的大街真是吓死人了。资深政治家约翰•X. 梅里曼 (John X. Merriman) 在他 10 月17 日的日记里写道:“开普敦非常空荡荒芜。”飯人们走在大街上就会猝然倒地死去,开普敦大学一位 21 岁的学生回忆说:“当时的开普敦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城。 ”36这场疫症让人联想到1665 年的伦敦大瘟疫,每天早晨马车穿街 走巷,将死者运往墓园。服刑囚犯以减刑为条件接受了收捡尸体的工作,他们垒起一具具尸体,遮盖的油布偶尔滑落,露出下面系上了标签的胳膊和大腿。一个目击者写道:“我亲眼看到马车四处游荡,所到之处铃声响起,车夫喊''把死者抬出来''和我们在关于黑死病的文章里读到的一模一样,听到这声音,谁不会颤抖?
尽管开普敦的每一个殡葬人都在超负荷王作,还是有许多家庭 不得不亲自把心爱之人的尸体运往墓园。小汽车和出租车全不够用,他们只能诉诸传统棺材架(用来承放棺材的马车或小推车),甚至还有用独轮车把棺材推到墓穴旁的。疫情急重,棺材自然短缺,这意味着许多尸体只能用布一裹,简单埋葬。
随着西班牙流感祸及整个开普半岛,非洲原住民不可避免成为 受害者。从兰德矿场返家的矿工们步行回家,直接就死在马路或大草原上,或者是灌木丛里。普马兰加省格拉斯科普区(此省的一处金矿营地)的一位农民报告称,当地极为普遍的情况是“路边尽是倒地不起的本地人,就这么等死”誣。这位农民看到“一帮子本地人从一个躺在马路边的生病男孩身边惊恐地逃走”3,也记得“如果一个得病的本地人不能继续往前走,只可能是被本陪伴在他左右的朋友或兄弟抛弃了 ”濒临死亡的矿工被抬到了火车上,“黑人乘坐的长途列车上的 情况肯定糟透了。有些检票员甚至拒绝进入黑人车厢,''因为那里满是疾病'' ,,41 o 《汉堡日报》驻彼得斯堡通讯员写道,人们在通往墨西拿的轨道旁可以看到黑人的尸体。情况变得相当糟糕,到了 10 月中旬,医院专列已经专门往返兰德运送大量黑人病患。
西班牙流感对南非矿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流感严重影响了收益,让人不得不担心未来的发展。吨中央矿业主席莱昂内尔•菲利普斯(Lionel Phillips) 在写给矿业协会会长的一封私人信件中承认道。“打击金矿的事情真是一桩接着一桩。”经济损失已经达到影响财政的级别,兰德公司 48 座矿场中有 17 座在 1918 年 11 月整个月处于净亏损状态。亏损给矿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矿主们对工人的态度也变得极端强硬。
当西班牙流感跟随来自开普敦的火车乘客侵袭金伯利的钻石矿 场时,其带来的影响显得更具毁灭性了。金伯利卫生设施极不完善,住房条件恶劣且拥挤,简直是一块吸引疾病的磁铁,西班牙流感在拥挤的监狱、军营、黑人聚居区和戴比尔斯公司矿场蔓延。戴比尔斯的总经理是这么跟后来成立的流感疫情委员会说的:“照疫情发生之前的生活条件来看,传染病出现后势如破竹也没什么好,惊讶的了,所有条件都利于疾病传播。”
起初,医生和公务员把疫情暴发看作“微不足道”,“一般的预 防措施已经实施,没什么好担心的”。然而疾病传遍了整个金伯利,西班牙流感的症状已经变得显而易见。除了 “肺部发出破裂声,咳血痰,长厚舌苔,皮肤泛着青紫色的光,鼻部或嘴部流血”以外,还有腹泻和呕吐,病人的体味令人难忘。“非常像发霉的稻草,简直就是1918 年大流感不可磨灭的气味,” 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气味非常刺鼻,就猛然出现在你的鼻孔里。”碍许多医生下结论说这压根不是流感,而是某种更险恶的疾病。金伯利的一位医生坚定地认为自己在处理的是一种新型肺炎。
他“看到有些病人的脚趾和手指都生了坏疽”,便告诉流感疫情委员会,“患流感或普通肺炎的病人是不可能生坏疽的 ”9 。其他专家的意见也回应了之前关于这一毁灭性的传染病是鼠疫的理论。彼得马里茨堡格雷医院最顶尖的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艾丁顿 (Alexander Edington) 医生宣称这种病的病原体与鼠疫有关,而 W. 珀维斯•比蒂 ( W. Purvis Beattie) 医生则直接在《开普时报》上说这种病实际上是肺鼠疫,他正在通报有关机构明晓此事。
公众相信他们正在经历的就是鼠疫。“看在上帝份上,你们能别 说''这是流感''的蠢话了吗?”《星报》一位恼怒的读者如此要求。“流感可不会让病人尸体变黑,但肺鼠疫会。许多南非白人同意这一论断;基督徒则忍不住将鼠疫与《圣经》启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传染病是上帝对人间伤风败俗行为的天惩。南非总统路易斯•博塔 ( Louis Botha) 将军甚至宣称传染病是对英国人和南非白人不团结的惩罚。“这是上帝施展的神迹之一,为的是用惩罚的手段让我们冷静下来;涤荡误解,万事万物都将通往更伟大的感情、忍耐、合作,由此一个真正团结的国家才屹立于世,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也次年博塔自己也成了流感罹难者,于 1919 年 8 月 27 日病逝。
关于这种病病原的其他理论与在欧洲和美国流传的理论相呼应。 《开普时报》坚持认为“西班牙流感可以直接追溯到德军在战争中使用的毒气”52, 其他媒体则认同那个广泛传播的理 一西班牙流感源自暴露在战场上任凭其腐烂的尸体。这一理论广泛传播,甚至在南罗得西亚①曼伊卡兰的偏远地界,当地巫医 © gangas) 也认为“在白人的大战中,许多人死去,死者的血引发了这种可怕疾病。
南非人给"西班牙女郎”取了个新名字。南非白人管这种疾 病叫“久害瘟”Qongpest), 表明他们认为这一疫症根本不是流感,而是一种瘟疫。黑人给这种疾病取了许多名字,其中包括"击倒病" (mbethalala) 和"倒地昏睡症" (driedagsiekte) 。 在一个地区,原住民是第一批受害者,于是人们戏称这病是“黑人病” (Kaffersiekte );而在另一地区,白人是第一批受害者,于是黑人又把这病叫作“白人病”产然而无论他们给这种病取什么名字,意思都是清楚的。这不是什么普通流感,它正在整个国家传播恐慌。恐怖的故事到处流传,说病患会陷入与死亡无异的昏迷之中,“尸体”在被运往墓园的途中突然醒了过来";尸体会变成黑色,而且数小时内就开始腐烂,这种神秘的疾病甚至会杀死禽类、猪和狒狒。"人们说,这种“瘟疫”由一阵黑雨携带而来,所以曝露在空气中的肉会变成黑色。
杜特斯班市的一座钻石矿场9 月 30 日开始停工,因为大量矿工 患病倒下,而金伯利的白人群体中也开始出现大量病例。随着镇上的生活逐渐停顿,戴比尔斯公司暂停了其矿场的营业,因为有谣言称戴比尔斯各个矿山都出现了大量人员死亡。一位在杜特斯班帮忙照顾病人的护士回家后跟家人说:“没人知道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戴比尔斯有H 445 名黑人员工,其中接近四分之一在一个月内 病死,10 月 5 日到 14 日之间,死亡人数从未低于每日 100 人, 8 日到 10 日 3天的死亡人数更是高达每日 300 人。很快 3 家矿场医院就人满为患了,医院只好把床垫放在走廊上,以收留更多病人。威塞尔顿矿场医院甚至拆除了部分侧墙以改善通风条件,戴比尔斯的圣约翰救伤会护士被紧急征调以填充短缺的医护队伍匸当肺炎并发症开始出现,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戴比尔斯意识到必须关闭所有矿场。事情发展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人走着走着就倒地死亡,医院的地板上全是将死的病人,尸体堆叠在一起等着被运走。一位医生说他曾见过“战争中的可怖景象,但绝对没有矿场里原住民们的死法这么恐怖”化 10 月 6 日,总经理阿尔弗斯•威廉斯 ( Alpheus Williams) 撤回了圣约翰救伤会的护士(他的妻子就是其中一员),他不能将护士们留在那里,因为他预见“如此可怕的病死率,会让每一个人都感染上这种疾病”。几天后,戴比尔斯不再将死者埋在当地墓园,而是开始将自家的一处地产充作坟场。
尚未感染流感的工人们意识到,若想活命,最好赶紧离开矿场 这个死亡陷阱。从10 月 8 日开始,一些人陆续申请离开,说他们宁愿死在家里,而且自己还有家人要照顾。昭整整一周,戴比尔斯的领导都在劝说矿工,但越来越多的工人请求离开,幸存者们纷纷加入了离职队伍。戴比尔斯管理层还在讨论解决方案,工人们已经宣布他们决定离开,如果戴比尔斯不同意,他们会把矿场给砸了,“烧了也不可惜”叭戴比尔斯让步了,返家潮从 10 月 18 日开始。在接下来的两周半内,超过 5 000 名幸存者踏上回家路途,大多数人乘坐火车。戴比尔斯给返家者提供了旅途补给品,以防他们在途中生病倒下,而在这之前,戴比尔斯严格检查返家者的身体状况,哪怕疑似患病的人也不准离开。
面对各个矿场的死亡人数,戴比尔斯管理层深感震惊,特别是 与南非其他矿场相比,自家矿场的情况极其不利,他们意识到必须改善矿场的环境。要是再来一场像西班牙流感这般严重的流行病,他们可承受不起。在1918 年 12 月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董事长承诺“将不遗余力地改善矿场环境,如果可能的话,要让原住民感觉这里比流行病肆虐前更加舒适和健康”,会场掌声雷动。然而对矿底条件的改善,他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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