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奈何不了流感”
“西班牙女郎”继续着她的全球恐惧之役,食品 和药物制造商们则抓住了疫情这个潜在的商业机会。像奥克索牌浓缩牛肉和弥尔顿灭菌剂、杰伊斯消毒液和黑白狗威士忌这些受人敬重的专营品牌,也在靠江湖郎中和蛇油推销员打广告,它们都试图劝说绝望的公众购买自己的产品。除了非处方产品,惊恐中的老百姓还开始寻找民间方子,在自古流传的法子中寻找传统的安慰疗法,洋葱也好,臭阿魏(asafoetida, 一种充满恶臭味的草药,历史上被用以治疗胸痛)也罢,还有鸦片。随着死亡率突然抬升,人们求生的欲望也愈加强烈,为了从可怕的死亡中拯救自己和心爱之人,任何事都值得一试。由于研发西班牙流感疫苗的尝试困难重重,医生们优先选择用其他方式来治疗病人,比如将病人暴露在恶劣环境中的“屋顶治疗法”,以及让英国公校学生服用高猛酸钾的实验。
从1918 年初春无甚危害的第一波感染潮,到下半年几个月不断 恶化、引来全球侧目的第二波感染潮,各种日报开始刊载越来越多与流感治疗相关的广告,医药公司也尽可能地利用读者的焦虑来吸金。从《泰晤士报》到《华盛顿邮报》,每一页都被连绵不绝的预防措施和非处方药广告占据。“流感!” 一则广告带着赞扬福马明特保喉片的口气宣称,“在进入满是细菌的拥挤场所前,含上一片吧。”
另一则广告宣称“由于西班牙流感是普通流感的升级版”,作为 预防措施,读者须比平常服用更大剂量的通便止痛奎宁。对于那些已被病魔缠身的人,希尔氏阿斯卡拉奎宁镇定剂能减轻疼痛,琼斯医生牌镇痛油也能达到同样效果,后者起初被神神叨叨地称为“海狸油”,据说能有效克制咳嗽、化痰。报纸广告还激起了对维克斯达姆膏的需求一一这种药膏至今仍十分畅销一广告宣称药膏即将售罄:
药剂师们请注意!!!由于近期流感猖獗维克斯达姆膏已经告罄艾利油宣称“通过置于鼻下嗅闻就能有效预防西班牙流感”,但 它其实是个山寨产品;另外,莉迪亚•E.平康 (Lydia E. Pinkham) 著名的草药配方和哈尔的夏至草、焦油加蜂蜜配方,则是较为传统的治疗法子。
随着“西班牙女郎”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日常家居用品突然 被人们赋予了魔力。《诺丁汉日报》貌似明智地告知读者,“在肉料短缺情况下,奥克索能有效补充人体所需肉制品”;另有广告更详尽地宣称,奥克索“能强化人体免疫系统,以抵抗流感侵袭”。“一位医生”证实:一天两到三次,一次一杯奥克索,能有效提高免疫力,抵 御疾病。它的提神和滋养成分能快速被血液吸收,免疫系统得到强化,以此抵御疾病攻击。我们都知道强壮健康的人能避免被感染,而营养不良的人则很可能患病,所以我们的目标必然是维持体力。
对目前的社区来说,像奥克索这样的浓缩液态牛肉比以往 更加重要,它能增进营养,保持免疫系统活力,由此建立强大的抵抗力,防止流感细菌的侵袭。
如果奥克索没货,报纸则会推荐霍利氏麦乳精,“病中或愈后”都能享用。
美国人还得知,在这段时间“多吃洋葱”是他们必须履行的爱 国义务,这是“抗''流感''爱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一张告示牌上写道:
一辆洋葱车今日驶入
贴着红、白、蓝色标签
务必每日进食多个洋葱
众志成城抗击"流感"
一位美国母亲将这个建议发挥到了极致,她给自己生病的女儿 喂食用洋葱做的糖浆,然后将她整个人从头到脚用洋葱盖住。幸运的是,至少结果是好的,女孩康复了。
尽管人们尚未弄清西班牙流感真正的感染机制,医生和非专业 人士还是清楚治疗的关键在于避免接触细菌和微生物。因此,彼时的报纸广告表达了一种难以遏制的对个人卫生和群体卫生的偏执关注。随着西班牙流感入侵英国中部地区,《诺丁汉日报》给每磅要价9 便士的戈萨奇斯牌洁净药皂打了个广告,推荐语说“医生要求”大家清洗地板、浴缸、浴室和马桶。“閘解頂澤,另解痘這。一物多用。”报纸还提醒读者“不用弥尔顿灭菌剂禹家层是床安全的”(它是灭菌解决专家)。6 在德比郡一所叫莱普顿的男子寄宿学校,校医用鼻烟在男孩子身上做实验,并将高猛酸钾倒进他们的喉咙里,这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常用作防腐剂,实验显然成功了:该校的感染率很低。7治疗流感的传统医疗建议包括服用吗啡、阿托品、阿司匹林、 马钱子碱、颠茄、氯仿、奎宁以及听上去难以置信的煤油,人们会把煤油滴在方糖上服用。民间方子随着这些药品一道兴盛起来。如果药店里的商品没能减轻症状,许多病人及其家属会试着使用更传统的治疗方法。南非有一个很流行的法子,把一大块樟脑放在一个包里,然后把包绑在病人脖子上。一个8岁的小姑娘以防万一,宣称自己把樟脑包挂在脖子上是“为了赶走德国人 ”8 。这种方法广泛流传,半个多世纪后,南非一家养老院里一位曾熬过 1918 年大流感的老妪拒绝为抵御 1969 年香港大流感接种疫苗。她固执地说:“不用给我打。我还留着樟脑包呢。 ”9在北卡罗来纳州,小丹•通科尔在自己脖子上戴了一包臭阿 魏,因为人们相信臭味浓缩物能保护他不受疾病侵扰。丹回忆道:“真是快把我臭死了。人们认为臭味能杀死细菌,所以都戴上臭阿魏包,闻起来就像腐烂的肉。”在费城,有人用树皮和硫黄给哈丽特•费雷尔擦拭身体,还逼着她喝下药草茶,吃下滴了松节油或煤油的方糖。哈丽特也被要求戴上臭阿魏包,但她挺豁达:“我们闻着臭死了,但随便吧,其他人闻着也一样臭。必罗伯特•格雷夫斯家的“威尔士吉卜赛”女佣有一种更不同寻常的预防措施,包括“将一只蜥蜴腿放在一个包里,绑在脖子上”叭 这种方法似乎卓有成效,因为她是格雷夫斯府上唯一一个没患西班牙流感的人。在南非,还有一种治疗“不愈之病”的传统疗法,就是将新近杀死的动物尸体放在病人的胸膛上。14传统方子的大获成功其实要归功于安慰剂效应,但我们不可能 次次都跟进疗效。在犹他州的梅多镇,威廉•雷伊 ( William Reay) 被任命为这个镇的卫生长官,他每天都骑马挨家挨户、一个农场接一个农场地检查居民情况,看有谁生病需要帮助。一天早上,雷伊在镇执法官乔治•布什内尔 ( George Eushnell) 的陪伴下,骑马去一群帕万特印第安人的住处检查,他们是犹特部落的成员,在离城镇 6 英里(约 9.7 千米)处的大峡谷边缘安营扎寨。流感已经侵袭了这个营地,雷伊和布什内尔惊恐地发现印第安人正依照传统习俗围坐在死者周围,大声歌唱,希望死者升往“极乐猎场”。"雷伊和布什内尔将尸体移至单独的帐篷内,他们将帐篷缝起来,直到尸体可以下葬才重新解开。然后他们开始关心起活人。
“印第安人在呻吟,''药,药,药但巫医本人也病了。雷伊和布什内尔询问酋长(酋长也病得很重,几乎无法说话)他们能否从梅多带些药过来。
梅多唯一的医生也感染上了流感,所以雷伊只好去拜访当地的 “神婆”玛莎•亚当斯 ( Martha Adams) 老妈妈,亚当斯给了他一些草药,包括苦薄荷,这种草药常被用来祛痰,一直以来都是传统的退烧药材。雷伊把苦薄荷带回家,用 5 加仑煮衣锅炖煮,还加了些配料,包括培根——人们相信在脖子上缠一片培根能治疗嗓子痛——以及其他可能有帮助的东西。“我们把这些东西煮熟,闻起来、尝起来都有一股药味儿,我们还放了许多蜂蜜,让它更适口些,”雷伊的儿子李 ( Lee) 回忆道,“然后我们把它装瓶,还贴了个标签''流感药这当然不是真的药,但它能让病人好受些,因为他们会以为这就是药。” ⑱这些药被送往营地,小李在安全的距离外远远瞧着,印第安人饮 下了药水,男人们开始挖坟。李和父亲没能知道这药到底有没有效果,因为帕万特印第安人一恢复体力,就马上拆掉帐篷迁走了。“他们很害怕,于是就这样走了,”李说道,“我不清楚他们去了哪儿。”
其他的传统方子在南方腹地十分流行。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家 卫理公会医院的负责人推荐了一种用苦艾做的被子,将苦艾夹在被套里法兰绒各夹层之间,以热醋浸之,再覆于患者胸口上”。新奥尔良的一些居民则向巫毒教求助,用巫术对抗西班牙流感。他们使用的东西包括“从白鸡羽毛到左脚鞋子上的闪亮钻石等任何事物”。其他的巫毒方子包括一天施咒三次,同时蘸醋在脸上和掌心搓揉,念道:“酸醋啊酸醋一驱疾赶病吧。”
对感冒和流感来说,威士忌永远是一个传统的好法子,流感疫情期间,美国的威士忌价格暴涨。在丹麦和加拿大,人们须通过医生开处方才能买到酒;在波兰,白兰地已被视为具有高度药用价值。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一个猛士认为迅速连饮14 杯杜松子酒能治疗西班牙流感。
这种实验的结果无人知晓,因为就算病人康复,他肯定也全然忘记了这一治疗过程。
在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协会声明,“酒精只会带来灾难”,但许 多人忽略了这一结论卅伦敦萨伏伊酒店的酒吧招待调制了一种新鸡尾酒,用了威士忌和朗姆酒,并将之命名为“起死回生”25 。来自剑桥郡威斯贝奇的士兵约翰•弗鲁尔 (John Frewer) 就把自己的康复归功于威士忌:
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医生)问妈妈我平常喝不喝威士 忌,因为如果我不适应这种烈酒,初饮便会刺激身体产生应激反应,会让病情发生转折。那天晚上我灌下半杯威士忌,不出几分钟,我的嘴巴和鼻孔便冒出黑血。从那时起,我逐渐康复,虽然缓慢但卓有成效。
在全球性的西班牙流感恐慌中,许多人相信空气都已经有毒 了。意大利席特尔诺的一个女人将她的房子整个密封起来,封得太严实了,把自己闷死了 0 犹他州梅多镇的李•雷伊也记得有户人家把房子密封了。他们把钥匙孔塞住,把窗户堵严实,甚至把火炉的点火口都封死了。
罗伊•布林克利 ( Roy Brinkley) 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马克斯 梅多斯市的一名佃农,他认为在疫情期间,新鲜空气是致命的,便把自己的妻子和4 个孩子锁在一个房间里,并将房间密封。这一家子围坐在烧木材的火炉旁边,一坐就是 7 天,直到火炉把房子点着。他们全家人逃出屋子在菜园里躲避,宜到这时布林克利还是深信新鲜空气会要了他们的命。罗伊这一辈子一直都记得那天新鲜空气突然涌入肺里的感觉,以及眼前出现的浴盆那么大的卷心菜。然而,全家人到室外没几天,病就痊愈了。
许多医生相信新鲜空气不仅不致命,反而对病人的康复至关重 要,能将病房里的污浊传染物赶跑。约克郡哈利法克斯的一名医生用一根擀面杖敲碎了窗户,他报告称那些喘不过气的病人立马就开始康复了。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一名医生选择在帐篷里治疗病人,这些病人全部痊愈。在意大利米兰的马焦雷医院,那些因为病房紧缺而不得不在院子里接受治疗的病人反而比病房里的同伴好得更快。在伦敦,伦敦医院的莱昂纳德•希尔 ( Leonard Hill) 医生建议每个人都应该在室外睡觉,他认为冷空气能促进血液循环,让身体排出毒素。
纽约的罗斯福医院采用了一种充满争议的疗法,医院将孩子们 放在屋顶上,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呼吸新鲜空气,用屏风挡住风,随后再让他们抱着热水袋上床休息。尽管一般民众认为这种疗法简直荒唐,但马萨诸塞州的6 家医院有样学样了。在 1918 年 10 月初,波士顿的路易斯•克罗克 ( Louis Croke) 医生在科里山上建立了一处治疗社区。病人在帐篷内接受治疗,靠包在报纸里的热砖块来取暖,医护人员把报纸当作填料来制作面罩。这个社区的成果似乎是喜人的: 351 个病人中仅有 35 人病死。与波士顿各个医院里动辄一半病人死亡相比,确实不错了。認一直在研究战壕热的威廉•拜厄姆 ( William Byam) 医生被急 召回英国,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一家医院里治疗流感病人。病房里挤满了病人,太平间的每一个隔间都堆满了尸体,因为已经没有多余的木料可以用来制作棺材了。许多病人是因肺炎过世的,尸体呈现特别明显的发绡性蓝紫色。这天,新送来的一个病人同样出现了“肺炎的可怕症状”以及发绢症状,医生们认为他也活不成了。据拜厄姆说,医护人员“从未见过呈''蓝色''的肺炎病人能够活下来的”叭 另外,这个病人还是个酒鬼。拜厄姆劝说与这个男人分居的妻子过来探望,她十分不情愿,因为两人已经 20 年没有见面了,她当然也无意“让丈夫再将自己拥入怀中”噸。拜厄姆不得不让病人的妻子相信丈夫已经跟死差不多了,她才愿意过来。
病人的妻子一到,便发现分居的丈夫肤色变成了深紫色,呼吸 困难,脉搏微弱。为了给病人供氧,拜厄姆将两支空心针插入他胸部的皮肤,并将之连到巨大的氧气瓶上。那晚,值班护士睡着了,很可能是被病人的需求弄得筋疲力尽,也可能是她刚刚注射过的牙齿麻药的遗留药效作祟。无论是何原因,护士一定是睡着了,不小心向前滑到了氧气流量调节阀上,因为当她醒来时,发现氧气瓶完全空了。至于病人,已经看起来像个完全膨胀的气球了。他的皮肤鼓鼓的,身体 里全是氧气;甚至连眼皮都肿了,闭得紧紧的,用手指都掰不开。给他的身体任何一个部位施加压力都会产生一种爆裂的感''觉,就好像用手指紧紧按压柠檬海绵布丁一样。护士并没有掩盖发生的事情,而是泪流满面地向主管这层楼的护士长汇报。36针管造成的这种情形是空气外漏所导致的“皮下气肿”,在这 个例子中,罪魁祸首则是皮下组织里的氧气。令人惊叹的是,病人熬了过来,而且没多久就出院了。拜厄姆得出结论,在强压之下输送氧气,能将氧气施放到病人的血液中。整个事件中最不满意的恐怕就是病人的分居妻子了,她完全不能接受丈夫活下来的事实,并且控诉拜厄姆欺骗了自己。
第十三章 “本地媳妇死了”1918年的旧金山只不过是个小城,人口 55 万, 其中多是新近的移民,以意大利人和华人居多。 9 月 21 日,“西班牙女郎”凶狠地从天而降,旧金山卫生局局长威廉•哈斯勒 (William Hassler) 医生快速反应,在耶巴布埃纳岛海军训练站以及湾区其他海军设施强制实行了检疫管制措施。
哈斯勒是当地众所周知、令人敬重的公共人物。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后,他在自家门廊上设立了出生与死亡登记处,他与鲁伯特•布鲁总医官一起引导旧金山安全度过了数次唐人街暴发的腺鼠疫。但面对这次疫症,哈斯勒踌躇不定。哈斯勒没有在城市中推行卫生防疫措施,反而怀疑西班牙流感究竟会不会抵达旧金山,他认为这座城市“理想的气候条件”是针对这种病的天然防护/任何关于进一步的防疫措施或关闭学校、剧院的讨论都被推迟了。不仅如此, 9 月 28 日, 1 万民众参与了第四次自由公债大游行,游行队伍沿着市场大街行进,人们抬着一副敞开的棺材,里面躺着“德皇威廉”的尸体。游行活动还包括一个社团为 2.5 万民众高声演唱,以及默片明星玛丽•碧克馥 (Mary Pickford) 在伯利恒造船公司公共集会上向数千人发表演讲 /10 月 6 H, 15 万人在金门公园集会,几天后,法国男高音吕西安•穆拉托雷 ( Lucien Muratore) 站在《旧金山纪事报》 (SanFrancisco Chronicle} 办公大楼的台阶上向 5 万人高唱《星条旗永不落》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和《马赛曲》 (La Marseillaise) 。 一辆救护车的鸣笛打断了国歌,人群分开以便让救护车通过。这是一个噩兆。一周后,旧金山被西班牙流感吞没。彳当疫情变得明显,哈斯勒开始有效调动民政资源。市民收到佩 戴口罩的通知,城市也被分为几个区域,各尽所长。然而,哈斯勒还是被亲眼见到的景象吓到了。在唐人街,他看到病人在大街上苦受煎熬,他们不相信西药,也不愿接受官方救助。哈斯勒认为自己能做的只有建议富裕的旧金山市民尽可能帮助家中的亚洲仆从,让其远离唐人街的感染。
很快,整个旧金山就全副武装。牙科医学生担起了全职医生的 职责;学校老师成了洗衣工;警车被用作救护车,警察则负责收尸。由于验尸官办公室的所有员工都去应对西班牙流感了,一位消防员被委任管理太平间。有旧金山市民游说罗尔夫市长( MayorRolph) 从太平洋抽水来冲刷城市街道,维持街道干净。市长回复说:“你们还是坐在外面看看月亮圆缺吧。”
哈斯勒尤其强调口罩的使用价值,他宣称,“每一个市民在街上行走(或)现身任何一处公共场所时……都应该佩戴口罩或遮面物,除了进餐的时候”5 。罗尔夫市长支持哈斯勒这一严苛的警告:“谁忘了戴口罩,谁就会死。《旧金山纪事报》迅速站在了佩戴口罩运动这一边,向读者建议道:“那些不戴口罩的人很可能被孤立、被怀疑,并被视为懒汉。
他将和有钱却没购买自由公债的人一起受到亲朋好友嫌弃。
1918年 10 月,口罩已经成了西班牙流感疫情中的持久象征,给这段时期拍摄的照片平添了一份超现实感。照片记录了各种日常事务中佩戴口罩的人们,从指挥交通的警官到办公室里的打字员,从玩耍的孩子到宠物,宛如一部老科幻片的剧照。
口罩以手术纱布制成,由一根带子绑在头上,起初只有医生和护士会佩戴。纱布口罩的实际作用微乎其微,因为病毒可以轻易地穿透这层薄薄的纱布。虽然一层薄纱布有可能吸收携带病毒的小水滴,但须做得更厚更复杂些,而且若想让口罩发挥作用,必须时时佩戴,无论室内室外,还须戴护目镜保护眼睛。
口罩虽然吸睛但全无作用,然而它还是红遍了全球。华盛顿特 区的H. S•穆斯塔德医生表达了他的怀疑,他说口罩是“很荒谬的东西,没什么用处,但平民、陆军和海军都在佩戴 ”8 。
尽管红十字会免费向市民提供了数千副口罩,制造商们还是迅 速将收费口罩强加到了易受骗的公众身上。在纽约工作的内科医生伍兹•哈钦森 ( Woods Hutchinson) 于 1918 年秋天来了次全国旅行,他支持人们佩戴口罩抵御流感传播的努力,在 10 月末接受报纸采访时,他告诉读者,事实证明口罩在东方非常有效,告诉赶时髦的妇女们这一点,她们就会主动佩戴口罩了,还有“妇女和儿童佩戴的雪纺面纱跟普通纱布口罩一样有用陀。随着纱布口罩的供货量降低,美国红十字会旧金山分会会长建议妇女们用亚麻来制作口罩。
据《旧金山纪事报》描述,城市居民既有戴标准手术纱布口罩 的,也有戴各种材质的防毒罩的,从土耳其风格的穆斯林面纱到仅仅轻掩嘴鼻的雪纺面罩都有。"还有人在逛街、在市中心购物时,脸上戴着“形如扩大版宠物口鼻罩的可怕机器”威廉•哈斯勒医生自己戴了一副构造复杂的口罩,《旧金山纪 事报》用诙谐的口吻这样描述:“这副口罩部分突出,有点像阿金库尔战役①时期法国骑士使用的头盔,但没有金属盔那般前突。而且,口罩外面还覆盖了一层纱布,弄得就有些像公众会用的一般口罩或园艺口罩了。””彼时最流行的口罩种类排前三的是:“阿金库尔式”,哈斯勒戴的就是这种;“意大利方饺式”,警察们最喜欢戴这种;还有面纱,在年轻女子中最为流行。13大部分旧金山居民觉得戴好口罩就够了,特别是戴口罩表明大 家“尽了一份力”,这种士气考量在战争时期尤为重要。尽管绝大多数旧金山居民遵守了佩戴口罩的执行令,但仅10 月 27 日一天,警察就因没戴口罩或佩戴不规范而逮捕了 110 人。这些市民被以“扰乱秩序”的罪名控诉,大多数人缴付了 5 美元的罚款,这笔钱被送往红十字会。接下来几天,逮捕行动还在继续,大多数人被罚以小额罚款,但有些人被判入狱几日。警察局长告诉记者,如果过多居民因此种原因被捕入狱,监狱的牢房很快就会满了。随着被捕人数增多,市立监狱确实人满为患,连法官也须为审理完这些积压的案子而工作到很晚,甚至周六也要办公对于一些人来说,戴口罩是一件麻烦事,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 他们尽可能不戴口罩上街。其中一些不太走运,在片刻疏忽或以为无人注意时被抓。这种情况在仅途经旧金山的通勤者身上十分普遍,他们中很多被抓时口罩韋拉在下巴上,正在轮渡上享受早晨的 一支烟。为保无一错漏,红十字会在轮渡终点站设立了口罩贩售点,专为那些没戴口罩的通勤者提供服务。
被抓的大多数居民仅是因为忘记佩戴或戴得不是很规范,但其中一些人对于有人强迫自己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怀恨在心。一位市中心的女律师辩称口罩执行令是“完全违宪的”,没有依照法律办事,所以每个逮捕未戴口罩市民的警察都应对自身行为负法律责任。
1918年 10 月 28 日的《旧金山纪事报》记下了一次拒绝佩戴口罩行为引发的极端后果:
拒绝佩戴口罩 被警官击倒
今日早些时候,在市中心药店门口,卫生副长官H.D. 米 勒 ( H. D.Miller) 开枪击倒了马蹄铁工詹姆斯•魏瑟 (JamesWisser), 致其重伤,因魏瑟拒绝佩戴防流感口罩。路边行人闻枪声急忙寻找掩护。
警方称,起初魏瑟拒绝佩戴口罩时,米勒只是向空中开枪 示警。魏瑟逐渐靠近米勒,在接下来的纠纷中,米勒朝其手臂和腿部各开一枪。魏瑟被送往中心急诊医院,并因未遵从米勒的命令遭到拘捕。"
佩戴口罩可以遮掩身份,这对罪犯简直是天赐良机。一天晚上,出租车司机w. S. 提克纳 ( W. S. Tickner) 先生载了 3 个戴口罩的男人,这些人拿枪抢劫了他,将他抛在路边,然后开走了车,由于劫匪佩戴口罩,身份无法识别。"
在重创了旧金山后,“西班牙女郎”被隔岸好莱坞的熠熠星光吸引,向海岸移去。年轻美丽的电影女演员默忒尔•冈萨雷斯 (Myrtle Gonzalez) 便是受害者。默忒尔表演经验丰富,主演过 78 部默片,凭借《谜湖魅影》 (The Girl of Lost Lake) 中的表现引得大众关注。默忒尔自从嫁给年轻军官艾伦•瓦特 ( Allen Watt) 后便息影了,艾伦曾是环球影业的一名助理导演。两人婚后住在艾伦服役的华盛顿基地。尽管默忒尔是一个外向型姑娘,但对于军营生活来说,她似乎还是脆弱了些,在流感疫情暴发前她便已回到洛杉矶的父母家居住。 1918 年 10 月 22 日,在父母家中的默忒尔死于西班牙流感,年仅 27 岁。
另一位电影明星丽莲•吉许就幸运多了。丽莲是 10 月最后几天 在参加完一次电影试装后于回家路上感染西班牙流感的。她当时参加的是格里菲斯①导演的《残花泪》 (Broken Blossoms) 的角色试装,这位 24 岁的演员在片中饰演备受拳击手父亲虐待的 12 岁小姑娘。尽管丽莲有钱雇用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来照顾自己,但她的身体状况仍然引得母亲极度担忧,母亲向家里发电报称:
她正在快速痊愈,由于照顾及时,她的烧从104 华氏度 (40 摄氏度)退到102 华氏度 ( 38.9 摄氏度)。如果恶化会另行通知 „19丽莲正好在庆祝休战日的钟声响起时病愈,据她自己说,患上 流感的唯一缺点就是要穿那难看得要死的睡衣。她这样告诉自己的粉丝:“流感给我带来最要命的一点就是只能穿法兰绒睡袍,我穿 了一整个冬天——太可怕了。”
丽莲险些丧命的经历至少给她带来了一个优势。即便她24 岁且 个子很高,格里菲斯还是让她出演了 12 岁小姑娘那个角色。为此,格里菲斯将角色年龄调整至 15 岁,丽莲在患病期间清瘦了许多,影片开拍时,她看起来的确像个弱不禁风的小孩子。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沿岸往北很远的西雅图,麦卡锡夫妇正计 划带着他们的4 个小孩回到东部。 6 岁的女儿玛丽①后来成为一位著名作家,并把这段旅程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写到了自己的回忆录《天主教童年拾遗》 (Memories of a Catholic Girlhood) 中。这一系列悲剧事件始于 1918年 10 月末,《西雅图邮情报》 (Seattle Post-Intelligencer) 将这一悲伤时刻记录在案:“麦卡锡夫妇携带 4 名年幼的孩子,于 10 月 30 日离开西雅图,前往明尼阿波利斯,并打算在那里定居。”
1918年 10 月 30 日从西雅图启程的这一大家子乘上了北太平 洋铁路公司的北海岸特快列车,其中包括泰莎•麦卡锡 ( TessaMcCarthy) 和罗伊•麦卡锡 ( Roy McCarthy), 他们的孩子—— 6 岁的玛丽, 4 岁的凯文 (Kevin), 3 岁的普雷斯顿 (Preston) 和 1 岁的谢里丹 ( Sheridan)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罗伊的哥哥和嫂子——新晋百万富翁哈利•麦卡锡 ( Harry McCathy) 同他年轻可人的妻子祖拉 ( Zula) 。哈利和祖拉是特意从明尼阿波利斯赶到西雅图帮助弟弟一家搬家的。泰莎和罗伊已经将自己位于第 22 大道的 934 号(如今是第 22 大道 E 号)的房子售出,搬迁前的几天,他们全家与哈利和祖拉一起住在西雅图最豪华的酒店新华盛顿酒店里。
罗伊•麦卡锡富有魅力却品行不端,他急于回明尼阿波利斯去 拜访自己的另一个兄弟路易斯•麦卡锡 ( Louis McCarthy), 路易斯正从航空业告假回家休息。麦卡锡一家人也急于让罗伊回明尼阿波利斯,希望以此遏制他挥金如土的本性以及不断问家里要钱的行为。当时的情形不能更糟了:西班牙流感已经在整个美国肆虐,罗伊身体又不好,而且带 4 个孩子坐长途火车旅行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玛丽•麦卡锡后来回忆,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所住的酒店套房内气氛明显很阴沉,祖拉婶婶和小婴儿谢里丹当时已经生病了。
尽管有诸般疑虑,麦卡锡一家还» 1918 年 10 月 30 日周三这 天登上了火车。其他人都因为生病躺在卧铺隔间里,只有玛丽和父亲望着车窗外壮丽的落基山脉。罗伊用高山落石砸中火车的故事逗女儿,玛丽的牙齿开始打颤。起初,她以为是因为害怕,但其实这是她染上西班牙流感的症状。由于麦卡锡一行人都患了病,列车长威胁说要把他们在北达科他大草原上的一个小站放下。罗伊的回应是,朝列车长举起了枪。
在明尼阿波利斯等着这家人的是数张担架、一张轮椅、心急如 焚的大小官员和玛丽的祖父母。他们被一个接一个从火车上抬下来。一周后,《西雅图邮情报》上岀现了这样一个新闻标题:
本地媳妇死了
麦卡锡夫人于上周三病逝,其夫于第二天跟着病逝。两人的几个孩子正在康复中。普雷斯顿夫妇得知女儿的病情严重,上周三便从西雅图启程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探望,但麦卡锡夫人在他们抵达之前就死了。
泰莎•麦卡锡当时年仅 29 岁,罗伊也才 39 岁。
“在流感疫情肆虐的关键几周里,医院再没有多余床位,人们 戴着口罩出门,或者直接待在家里大门紧闭,对感染流感的闻风丧胆致使所有社会服务瘫痪,邻里之间全然成了敌对关系”23, 在此期间,泰莎和罗伊的孩子由孩子的祖母收留照顾。
几周之后,孩子们“在一间缝纫室里清醒过来……要服用龍麻 油,要用直肠体温计量体温,护士们进出忙碌,病情很快好转” “。有人告诉孩子们爸爸妈妈住院了,又过了几周他们才知道父母过世的真相。玛丽的祖母将儿子儿媳的病逝归于某种社会失德,玛丽回忆道:“我们的爸爸突然死于流感,让我们悲恸不已,妈妈也随他而去,这种背叛让我们既害怕又悲伤,虽然妈妈曾是一位能干的秘书,但现在这两人肆意潜逃到不负责任的来世天堂去了。”25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凯瑟琳•安•波特是当地发行范围颇 广的大型地区日报《落基山新闻报》 (Rocky Mountain Ness'') 的一名记者。凯瑟琳当时 28 岁,刚刚离婚,每周仅靠 20 美元度日,每天只吃甜甜圈、喝咖啡,存下的钱用来买衣服。她还是个老烟民,抽烟让她身材瘦削,能穿下自己中意的衣裳,但同时也摧毁了她的健康。刘 1918 年 10 月第一个星期,西班牙流感侵袭了丹佛,当时凯瑟琳住在约克大街 1510 号的一间出租房里。她染上流感后,房东太太威胁要把她扔出去,但医院已被挤得满满当当,她无处可去。凯瑟琳是幸运的,她的朋友们吁请她的医生(也是当地紧急事故委员会的头头)为凯瑟琳找到一张病床。
即便如此,救助似乎也来晚了。凯瑟琳被送到县医院时,已经 连续9 天发高烧到 105 华氏度 (40.6 摄氏度)。凯瑟琳的姐姐盖伊•波特•郝洛威 ( Gay Porter Holloway) 冲到丹佛,并每天都给她们的另一位姐妹凯蒂 ( Kitty) 打电话。两位姑娘都认为凯瑟琳随时可能过世,家人已经在筹备葬礼事宜,凯瑟琳在《落基山新闻报》的同事们则已经拟好了她的讣告。在此期间,神志不清的凯瑟琳在生死边缘徘徊,她的意识时有时无,并出现了可怕的幻觉。
一个周日下午,医生们表示人事已尽,只能悉听天命,凯瑟琳 被留在病房里等死。3 。盖伊给妹妹凯蒂打电话说自己正在为凯瑟琳筹备一场特别的弥撒,此时一群年轻的实习医生检查了凯瑟琳的身体并决定试验性地给她打一针马钱子碱,作为最后的尝试。凯瑟琳的体温出乎意外地降了下来,高兴坏了的盖伊再次给凯蒂打电话,说凯瑟琳活下来了。
康复并非朝夕之事。凯瑟琳之后在自己的作品《灰色马,灰色 的骑手》中记录了这段经历,她记得“一阵钻心的疼痛穿透她的血管,如烈火焚烧,鼻孔中充满了腐败的恶臭味,那是腐肉与脓液令人作呕的气味”;“她张开双眼,看到惨白的阳光透过一件粗糙的白大褂照到她的脸上,她明白死亡的气息是从自己身上发出的,便挣扎着抬起头”。
凯瑟琳的康复期持续了数月。她的头发变白,而后脱落(她在 头上绑了一圈印花大围巾,直到头发再次长出来);她第一次试图站起来时不慎从床上跌落,摔断了自己的胳膊;她的一只腿得了静脉炎(血液凝块造成的表层静脉血管发炎),医生说她可能无法再行走了。但凯瑟琳意志坚定,6 个月后她实现了患病后第一次行走。
从西班牙流感中幸存下来的经历对凯瑟琳影响颇深。在余生的 岁月,她都把这次磨难视作顿悟的机会,时刻提醒自己应该追寻自己的命运,出于某些原因她得以逃脱这次天惩:
这件事是我生命的分水岭,它将我的生命一分为二。这之 前的经历都是在为此做准备,而在这之后我以神奇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是因为我曾濒临死亡,由此明晓了死亡的面目,甚至经历过了死亡。
我体验了天主教徒所谓的“至福直观"(beatific vision), 以及古希腊人所谓的''‘幸福阴光",亦即濒死时的愉悦体验。如果你也曾经历过,并从中幸存并返回阳世,你就会变得和其他人不一样,不必自欺从众。但你明白吗,我确实变了:曾经的我误以为自己与他人无异,从众而活;我花了好些时间才意识到并非如此,我有自己的需求,我必须像我自己那样活着。
凯瑟琳对自己的重新认知——别无选择,不依靠别人,只能为 自己而活——让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她得了普利策奖,并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这则短篇故事中记录了关于西班牙流感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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