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疫风阵阵
2008年 9 月某日,约克郡的一处教堂墓地呼呼 地刮着风,太阳渐沉。
一个破败不堪的铅衬棺材 89 年来首次被打开,数小时后又被重新埋葬。暮色里,相似的葬礼祝祷词再次在墓园中响起,与此同时,棺材中遗体的一部分样本被冻结在液氮里,转移到实验室去,为的是拯救数百万人的性命。 1 医学研究者们之所以掘出马克•赛克斯爵士 ( Sir Mark Sykes) 的遗体,是为了鉴定出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杀死了 1 亿人的极具毁灭性的西班牙大流感病毒。马克爵士身为英国外交官,是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感染西班牙流感的,并于杜伊勒里公园附近的酒店里病逝。与许多西班牙流感的罹难者一样,马克爵士身体健康硬朗,当时不过 39 岁,适值壮年。
马克爵士的遗体被封存在一个铅衬棺材里,以与其贵胄地位相 匹配,而后他被运送到位于约克郡西部的赛克斯家族府邸一斯莱德米尔府。他被埋葬在府旁的圣玛丽教堂墓园。如果不是因为马克爵士的遗体被密封在一层厚厚的铅制棺层里,他的人生事迹或许就会悄无声息地遁入历史之中。但要巧不巧,铅层带来的化学反应戏剧性地延缓了遗体软组织的腐化过程,给了科学家们研究H5N1 禽流感病毒之先辈的罕见机会,借此更好地调查禽流感病毒。一个关于 1918—1919 年流行病起因的理论认为,这场疫病正是源自禽类病毒 H1N1, 这种病毒与 H5N1 相近。研究者们相信,马克爵士的遗体或许隐藏了关于流感病毒如何跨越从动物到人类的物种界限的珍贵信息。
2011年,世界范围内仅存 5 个可用的 H1N1 病毒样本,没有一 个取自铅衬棺材里保存良好的人类遗体。科学家们已经利用在阿拉斯加发现的冰封遗体对 H1N1 病毒进行测序,但对于病毒如何杀死宿主及其在 1919年是如何变异的(它正是在那时杀死了马克爵士),仍然存在许多疑问。
对马克爵士遗体的调查工作由杰岀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 德 ( John Oxford) 主导,他向记者介绍说,这位准男爵“是在大流感传播的晚期才过世的,那时病毒几乎已将自身消耗殆尽。我们既希望了解病毒在其最致命时期的感染机制,也希望能窥探到其行将败北时的感染机制。从马克爵士遗体上取下的几个样本很可能帮助我们解释一些极为重要的问题研究团队花了两年时间才从圣公会约克教区获得挖掘遗体的许 可,其中包括一场由咼等法院法官主持的特别听证会,最终,奥克斯福德教授的团队穿戴着完整的生化装备,在法医、神职人员、环境健康官员和马克•赛克斯爵士后人的陪伴下,挖开了爵士的墓穴。在简单的祈祷后,爵士的墓碑被移开,棺椁显露出来。人们在墓穴之上搭建了一个密封的帐篷,研究人员穿戴好防护衣和呼吸器进入帐篷中。在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这一刻显得紧张又让人激动。但这次调查行动似乎注定要失败,因为研究人员在棺材铅层的顶端发现了一条裂缝,这意味着棺内存留初始状态病毒样本的可能性变小了。棺材断裂是因为覆于其上的土层的重力,而裂缝的存在已让尸体严重腐烂。无论如何,团队在操作过程中维持了棺材在墓穴中的位置,以免进一步干扰遗体的状态,仅通过裂缝收集到了肺部和大脑组织的样本。尽管尸体的保存状态让人失望,但对取出的组织样本的研究最终揭露了 H1N1 病毒极有价值的遗传印记,以及马克爵士过世时病毒的状态。5对马克•赛克斯爵士遗体的挖掘,仅仅代表了人们试图寻求 “一战”最后一年致死疫病在全球范围传播之解释。从 1918 年春天到 1919 年夏天,在三次连续的传染潮中,这种被称作“西班牙大流感”的传染现象在全球杀死了约 1 亿人。当时这种疫症尚未立即被归类为“西班牙流感”,或者是更花哨的绰号“西班牙女郎”。西班牙流感的形态变化莫测,宛如一只狡猾的野兽,很难仅从急性呼吸障碍、体内出血和发烧的体征上确定它的一般特性。随着病毒不断升级,许多医生和平民都怀疑这种末世般的疾病是否真的仅是流感这么简单。
如果只从民族身份来说,西班牙流感一点也不西班牙。起初,在 1918年的头几个月,大多数医护人员都相信自己不过是在处理与普通流感或季节性流感严重程度相差无几的流行病暴发。但随着疫症持续,甚至连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都跟着他的臣民们一起患病,西班牙报刊开始自由讨论这种流感所携带的强毒株。关于疫症的讨论之所以在西班牙成为可能,皆因该国在“一战”中处于中立地位。换作其他地方,比如英国和美虱审查制度仅让讨论推测停留在诸如《柳叶刀》 (The Lancet) 或《英国医学杂志》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等医疗期刊的版面上。在《领土防务法案》 ( Defence of the RealmAct, “DORA” ) 的管制下,报纸被禁止报道可能传播恐惧和丧气情绪的故事。 1918 年 6 月,当“西班牙流感”这个概念首次在话语中被使用时,伦敦的《泰晤士报》 (The Times) 抓住机会奚落这种疫症不过是昙花一现。到了 1918 年秋天,当西班牙流感致命的第二波传染浪潮开始侵袭全球人口时,这种疫症的冲击已经无法被忽视了。美国记录了 55 万人死亡,是其军人战死数量的5 倍,而欧洲的总病死人数超过 200 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估计有 20万人病死,占到总人口的 4.9% 。,人们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主要是肺炎。
今时今日,除了禽流感、SARS 、 HIV 和埃博拉病毒会定期带 来健康方面的恐慌,我们很难想象一种像流感这么常见的疾病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病痛和死亡。尽管我们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会接触好几次流感,但其实流感疫苗大约只有 50% 的有效性,绝大多数人仅通过极少的医疗护理就能痊愈。那西班牙流感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它为什么能带来这么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影响流感的诸种因素,我们需要定义流感的本 质,并认识其作为一种疾病的简史。一般而言,流感是一种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经由个体的微末体液传染——比如咳嗽或攥鼻涕——的复杂病症。人群紧密聚集、近距离接触会加快感染的传播,特别是在过于拥塞的群体中,如学校、军营和医院。在许多案例中,学龄儿童是第一拨被病毒感染的人群,然后经由他们传给家庭成员。
尽管西班牙流感具有流感病毒中最致命的变异结构,但流感本 身并非新鲜事。早在古典时代,就有文献记载了流感带来的苦恼,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目睹了公元前 412 年古希腊一次明显的流感大传播,而李维 (Livy) 也在他关于古罗马历史的书中记录了一次类似的流感大暴发。
"流感"(influenza) 这个词真正出现在 1500 年左右,当时意大 利人开始使用这个概念形容疾病,他们认为这种疫症是因为星星的“影响”(influence) 才出现的。流感一词也可能源自意大利词汇"天寒的影响"(influenza di freddo) 7这种疫症在15 世纪的英格兰被称为“穆赫” ( mure) 或“穆 里” ( murre), 有文献表明这种病害死了坎特伯雷修道院的两位修 ±o 另外,在 1485 年博斯沃思战役过后,有文献记录了英格兰汗热症 ( English Sweate, sudor Anglicus )的大暴发。8 1562 年,在伦道夫勋爵从爱丁堡寄给塞西尔勋爵的信中,前者描述了苏格兰玛丽女王正在经受的一种疾病。伦道夫勋爵的记录在亲历过流感暴发的人看来一定再熟悉不过了:
女王驾临伊始,就不幸感染了此地普遍流行的被称作“初 来者”的新疾病,宫内诸人亦被传染,无论王公贵妇,还是英人法人,无一幸免。这种疫症让患者头疼、肚痛、剧烈咳嗽,有人病期长久,有人短期痊愈,好似该病在寻找合适的身体来传播。陛下卧床六日方见好转。但除了当地一些长者,无人因病过世。9在18 世纪所谓的“启蒙时代”,科学求知精神使得医生和科学 家们记录下更详尽的传染情况以及对疾病本质的一些推测。医生开始意识到流感是通过感染而传播开来的,并非依靠污浊的空气和毒雾,记录主要的传播疫情成了件重要的事情。 1743 年意大利暴发了一次极其凶险的流感,疫症传遍了整个欧洲,正是在这时,“流感”一词被广泛使用并被记录在当年 5 月的《绅士杂志》 (Gentleman''sMagazine) 中。在伦敦,疫情使得死亡率一周上升至原来的 3 倍。 1743 年 3 月 25 H, 霍勒斯•沃波尔 ( Horace Walpole)® 在一封信件中描述了疫情的影响:“伦敦没有哪个家庭能逃脱五到六人感染的命运,一些人不得不雇用新的劳力。药商葛薇妮雇了两个新学徒,但即便这样也无法给所有病人喂药。” 这之后的一代人见证了历史上最可怕的流感大暴发, 1782 年爱德华•格雷 (Edward Gray) 应医学知识促进学会 ( Society for Promoting Medical Knowledge) 的请求针对这次流感写下《流感记录》( "An Account of EpidemicCatarrh” ), 以咨凭吊。
19世纪的第一次流感疫情出现在 1803 年,先是在巴黎,然后 传播到了英国和爱尔兰,彼时一些医生已经开始调查研究经由社会接触而出现的传染过程,以及隔离或检疫对治疗的帮助。 1831 年,一次致命的流感席卷欧洲,肺炎成了普遍的并发症。这次流感主要有三次传染潮,第二次出现在 1833 年,第三次则在 1837 年。第三次传染潮是最致命的,据称光是都柏林就有 3 000 人死于流感,一位伦敦医生将这次传染称为“更可怕的灾祸”。
在1847-1848 年,又有一场流感席卷伦敦城,其暴发的时间并 不在一般的流感季,据称杀死了超过 5 000 人,人们甚至将其与霍乱疫情相提并论。在 6 周的传染期内,它横扫了整个不列颠,许多人因肺炎、支气管炎、哮喘和其他流感并发症死去。"
许多在1918 年治疗病人的医生都能回想起 1889—1891 年的流感疫情,这次流感虽被称作“俄国流感”,却很可能源自中国南部。 俄国流感也侵袭了美国,它随可怜的欧洲移民们一起乘坐蒸汽船去往了新世界。在美国,约有25 万人死于俄国流感,随后它传播至日本、拉丁美洲和亚洲其他地方。俄国流感在 1889—1894 年曾 4 次登陆英国,带走了大约 10 万英国人的性命。但是 , 1894 年之后再未出现过更大规模的流感疫情,直到 1918 年西班牙流感突然被释放到了这个毫无防备的世界里。
尽管直到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才开始采用隔离的方法限制流 感病毒传播,但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医学家们已经试图理解流感的本质了。杰出的病毒学家杰弗里•陶本博格 (Jeffery Taubenberger) 是流感研究领域的权威,他简要地解释了 1918 年的研究者们对流感达成的认识:
当时的人们尚不知晓流感源自一种病毒,但病毒存在的理 念已经开始为科学和医药文献所接纳。当然,病毒( virus) — 词在拉丁语里是“毒物”的意思。一株病毒不过是某些蛋白质里存在的基因组,所以它是否属于生命范畴尚有争议。它要么是一种复合化学物质,要么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生命形式。
然而,通过研究实验室里越来越多的疑似细菌性物质的样本, 1918 年的科学家们的确理解了细菌学的实质,并试图用一种过滤程序将感染物质滤除。“他们做到了培养、鉴别和培植大量的细菌,”陶本博格说,“他们知道细菌有多大,甚至发展出过滤程序,能够堵住他们所知的所有细菌的传播通道。”
尽管过滤的本意是滤除细菌,但是科学家们发现感染物质仍能 通过这种过滤装置,过滤后的液体仍是受感染的。“所以他们得出结论,受感染的物质是一种化学物质、一种毒素、一种''病毒'',它并不是一种有机组织。””陶本博格解释道。这一切发生在电子显微镜发明之前,人们尚不能通过轻便的显微镜来观察病毒,所以科学家还理解不了 “病毒”究竟是何物。他们认为病毒不过是一种受感染的“东西”,它能顺利通过过滤装置。“无论这些病毒是什么,受感染的有机组织也好,生物剂也罢,或是极小的细菌,它们太细微了,无法被观察到,无法被培植,也无法被过滤。所以,当时的科学家其实不知道流感是一种病毒,他们认为流感是一种细菌。”
“它们是非常聪明的小野兽”,陶本博格用这样一种拟人化的 方式形容病毒。“就我自己来说,我把病毒看作活物,而且是我的死敌! 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评论道。诚然,就西班牙大流感这个例子来说,科学家们的确是在对抗一只非常聪明的“小野兽”。
1918年 1 月,世界仍处于“一战”之中,这次战争的规模史无 前例,最终导致了 3 800 万人死亡。战争仍未结束, H1N1 流感病毒的暴发接踵而至,从欧洲到非洲,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印度到挪威,它甚至带来了比战争本身更多的伤亡。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了这种流感病毒,其中 10%—20% 的感染者死亡。在疫症暴发的头 25 周,已经有 2500 万人横死,重量级的历史学家们将西班牙大流感称作史上最严重的医疗大浩劫,死亡人数甚至超过黑死病。在印度,估计有 1 700 万人死亡,其中 1 388 万生活在英属印度。非洲总人口的 2% 消失在了这场疫症中,仅加纳一国就有 10 万人死亡。在坦桑尼亚,全国 10% 的人口病死,疫症过后迎来饥荒,又带走了数千人的性命。在美国,约超过 50万人死亡。由于当时审查制度限制、缺乏准确记录以及死亡证明不能体现准确的死亡数据,实际上的死亡率可能还要更高。据奥克斯福德教授说,中国的死亡率之所以相比而言低于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因为数据未被证实,彼时出于维系士气的考量,许多军人的死亡是保密的。但无论最终的记录数据是多少, 1918 年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自然灾难之一,这一点毋庸置疑。
1918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西班牙流感在军队里蔓延,而原 本旨在劝导公民们积极投身国家战争的战争公债购买活动以及美国举行的胜利游行,又令西班牙流感大肆在平民群体中传播。在费城,一次公债购买活动让这座“兄弟友爱之城”的患病死亡率飞速提升。在英国,白厅长官们极不情愿地在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上设置检疫管制,他们害怕这些动作有损战斗士气。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疫症结束。尽管死亡率一再攀升,欢呼 的人群还是聚集在曼彻斯特的阿尔伯特广场庆祝休战协议的签署,然而人们浑然不知自己将“西班牙女郎”也邀请了过来。这种致命的病毒保持活跃,一直到1919 年。
除了惊人的可传播性,西班牙流感最可怕的地方还在于其令人 恐惧的患病症状。比较下来,在一般的西班牙流感病例中,病毒会在宿主的体内潜伏24 小时甚至更久,四五天后流感症状才会显露出来。起初的症状有头疼、体寒、干咳、发烧、虚弱和食欲不振。患者一般会感到疲劳,有些人会马上出现支气管炎和肺炎并发症。从流感中恢复如初可能要花费数个星期甚至更久时间。尽管流感是一种显著且辨识度高的临床实体疾病,但许多病患和一些医生仍倾向于将大多数呼吸系统疾病统统划归到“流感”这个总称中,这会让人弄不清状况。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得了流感仅仅意味着休息几天不上班,吃几片扑热息痛片,躺在沙发上喝热柠檬水。
但西班牙流感与普通流感截然不同,它极富攻击性且行动迅 速。在始于1918 年夏天、具有毁灭性的第二次传染潮中,病患们直接倒在大街上,肺部和鼻腔大出血。他们的皮肤呈现一种深蓝色,这是由于他们肺部化脓导致缺氧进而出现“淡紫色发绡”现象;由于缺氧,他们尽全力吸入空气,如同上了岸的鱼。那些迅速死去的人反而是幸运的,其他人在遭受喷射性呕吐和急性痢疾带来的痛苦后,在癫狂状态下死去,因为他们的大脑极度缺氧。幸存者们通常会岀现伴随一生的后遗症,诸如神经紧张、心脏问题、精力匮乏和抑郁。那些十分英勇地照顾病患的医生和护士,通常自己被感染患病。巴希尔•胡德 ( Basil Hood) 医生是伦敦圣马里波恩医护所的所长,他留下了当时这个医护所令人绝望的记录,胡德将其描述为“我职业生涯中最为痛苦的经历在西部战线上,医护人员除了要治疗战争伤员,还需要处理连绵不绝的尸体,这些尸体呈现深蓝色并且数小时后就开始腐烂。
在战场上,无论协约国军队还是德国军队都出现了大规模死伤,10 万伤亡的美军士兵中,因西班牙流感而病死的士兵就有 4 万之众。流感随着军事行动传播到了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美国到法国,这位“西班牙女郎”伴在天真的步兵小子们旁侧,来了次环球旅行。其中一次旅行发生在 1918 年 9 月的美军“利维坦号”运输舰 ( USSLevda/aQ 上,超过96 位水手没能抵抗住“西班牙女郎”的“诱惑”,身体状况变得极差,数十人一下船就病死了。
平民百姓的生活更是凄惨,家家户户都只能闭门不出。父母瘫 倒在床尚不能自救,只能任凭孩子饿死;精神错乱的人甚至杀掉自己的孩子,认为反正自己死了孩子也活不成。在南非,将死的矿工和矿工的尸体被直接从火车上扔下,就这样被遗弃在铁道两旁。3 。在纽约, 600 个孩子宜接进了孤儿院。纵观寰宇,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止息,一座座城市变成鬼城。在华盛顿和开普敦,殡葬人用完了所有的棺材,而在费城,随着埋葬尸体的空间逐渐短缺,市政府只能用蒸汽铲挖出巨型墓坑。人们对“西班牙女郎”的恐惧源于对 1348 年黑死病、 1665 年大瘟疫和 19世纪 40 年代席卷欧洲的霍乱和斑疹伤寒感染潮之想象,一些人推测这压根就不是流感,而是瘟疫,他们开始担心人类会因此灭绝。美国流行病学家维克多•C. 沃恩 ( Victor C. Vaughan) 在 1918 年指出,彼时的医生“对流感的知晓程度跟 14 世纪佛罗伦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程度相差无几”。
交战双方的战士和平民现在都意识到,死亡是新的敌人。随着 彼此独立的疫情暴发连接在一起形成可怕的传染模式,世界好似处于外星人的侵略之中。西班牙流感的确会让人联想到H. G. 威尔斯 (H. G. Wells) 的科幻经典《世界之战》 NCIT of theWoTld西班牙流感另一个让人不安的特征是罹难者的年龄。一般来 说,免疫系统欠佳的孩子和老人是最容易因流感而丧生的。但在西班牙流感疫情中,绝大多数罹难者是健康的成年男女,他们正值壮年。孕期妇女的身体尤其脆弱,西班牙流感能一次性结果妈妈和她肚中孩子两条性命。在马萨诸塞州,一位助产士帮助一名年轻女子生下早产婴儿,结果几个小时后母子双双殒命。
在1918 年春季到 1919 年夏季之间,这位“西班牙女郎” 一直 跳着死亡之舞,毫无预兆地随机杀人。世界好像处于一部灾难片里,没人知道世界上哪个角色会生,哪个角色会死。幸存者包括富兰克林•D. 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 他正是搭乘走了霉运的“利维坦号”军舰,经过几乎致命的旅程抵达纽约的“;还有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 ( David Lloyd George), 他差点没能在流感疫情中熬过来,他如果死了,必然会猛烈打击协约国的士气額;当时人们认为圣雄甘地 ( Mahatma Ghandi)是熬不过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也跟着他的臣民们一起遭罪。病愈生还的还有伟大的美国小说家约翰 ・ 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 以及作家玛丽•麦卡锡 (Mary McCarthy), 电影明星莉莲.吉许 (Lillian Gish) 、格劳乔•马克斯 ( Groucho Marx) 和沃尔特•迪士尼 ( Walt Disney) 0 西班牙流感的经历似乎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作家们首先留意到了这种变化。据传,斯坦贝克的观念就被流感经历永远改变了。关于西班牙流感的回忆录《灰色马,灰色的骑手》 (Pale Horse,Pale Rider} 作者凯瑟琳•安•波特 ( Katherine Anne Porter) 也将这疫症看作改变自己人生方向的一段启示卅美国首屈一指的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 ( Thomas Wolfe) 在他著名的小说《天使,望故乡》 (Look Homeward, Angel )中,以迷人又扣人心弦的方式记录了他的兄弟死于西班牙流感的故事。
西班牙流感给战时医务行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该怎么治疗、 控制和遏止疫情。交战双方都为疫情所困,所以许多跟流感相关的研究都是由军队主导实施的。彼时各国政府都把战争视作首要任务,流感充其量是个干扰因素,而英美两国的军医们则开始依据既有的针对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的研究来寻求治疗方案,但他们被束手束脚。研究者们并不知道自己在跟什么东西打交道。凭借后见之明,如今我们已经知道流感是由病毒造成的,但在1918 年,科学家们相信这是一种细菌性疾病,具有费佛氏杆菌(流感嗜血杆菌)的症状。这些在黑暗而令人恐惧的时代所做的研究终将导向伟大的科学突破,比如人们发现流感不仅能传染人类,还能在禽类和猪中传播;人们还将流感病毒分为三种亚型一 A 型(史密斯, 1933 年)、 B 型(弗朗西斯, 1936 年)和 C 型(泰勒, 1950 年)。 ㉚但回到 1918 年秋天,医学家们挣扎着开发疫苗,但周边的同事随时都有可能倒地不起,当时他们的感觉一定像是在不顾一切地和时间赛跑。
除“西班牙女郎”本身,西班牙流感期间最独特的景象就是口 罩。尽管口罩并不能有效防范疾病,但它仍成了疫症中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口罩的使用从医护人员传到了平民百姓中,人人都戴着这么个白色的东西,牢牢地系在脑后;在许多城镇,你要是不戴口罩出门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交警们戴着口罩指挥交通,一大群人拍家族照时也都戴着口罩,甚至连猫狗也被套上了口罩。旧金山的一对蜜月夫妻害羞地向医生坦陈,他们做爱时什么都不穿,但会戴着口罩畀这个时期照片里戴着口罩的人物,让人联想到科幻电影里的场景,荒诞又诡异。
西班牙流感疫情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还是它的起源,如今的 研究者和历史学家们还在继续争论这种疫症的起因和本质。一些人仍然认为西班牙流感源自法国战场,是从动物流感变异而来的另一些人则宣称西班牙流感压根就不是流感,而是一种腺鼠疫,它随着给协约国军队做后勤工作的中国劳工从中国传到了美国和欧洲。战争是阴谋论突起的绝好机会,所以许多人相信西班牙流感是人造病毒,这一点儿也不稀奇。有些人宣称流感是由德国U型潜艇在东部沿海地区释放出来的,或者是通过拜耳阿司匹林片包装传播的。在一些极虔诚的宗教团体中,西班牙流感甚至被视作上帝对人类罪恶本性的天惩,特别是因为人类发动了 “一战”。许多生还者和目击者都猜测,西班牙流感源自数百万在无人区就地腐烂的尸体,再加上芥子毒气迟迟未消散的影响。时至今日,以上解释仍在被不断讨论。
《1918 年之疫》的一个目的是从目击者的视角考察西班牙流感 带来的冲击,这些人或颇有名气,或籍籍无名。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呈现伦敦东区女学生、梅菲尔区富家千金、波士顿学生和意大利移民们的回忆。
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英格兰最美丽的女士”閒黛安娜•曼纳斯女爵 (Lady Diana Manners) 和她的未婚夫杜夫•库珀 ( Duff Cooper), 他们在停战之夜绝望得不知所措灯;仅在剧院待了一宿,战时诗人罗伯特•格雷夫斯 ( Robert Graves) 的岳母就染上西班牙流感病逝;小说《青春誓言》 (Testament of Youth) 作者、志愿者援助支队的维拉•布里顿 ( Vera Brittain), 从疑似西班牙流感的早期传播中幸存下来號;还有无数在战争前线努力应对流感传播的医护人员。书里还写到了被遗忘的英雄,比如曼彻斯特首席医务官詹姆斯•尼温 (James Niven) 医生,他提出的建议拯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在他自己看来还不够;医疗研究人员沃尔特•弗莱彻 (Walter Fletcher) 为寻求治疗流感的方法而献岀了自己的生命;格雷姆•吉布森 ( Graeme Gibson) 少校为自己的医学研究殉难。尽管西班牙流感杀死了许多名人,其中就包括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 (Egon Schiele), 但大多数罹难者在他们自己的家庭之外,都是籍籍无名且无人哀悼的,我的祖父母就是如此。在中国、非洲、印度和(处于革命动荡中的)俄国的大部分地方,由于缺乏准确的记录,数百万罹难者就这样被湮没在历史中,他们的故事被吞没在对疫症的恐慌之中。因此,我选择既关注那些通过家族回忆、文书档案和回忆录保存下来的私人故事,也讲述名人们的生活。由于书中所述的大多数人都来自西班牙大流感时期的英国和美国,这本书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偏向西方,尽管我也有意尝试描述受流感重击的英属印度、南非和新西兰。
在书的最后一章,我探寻了杰弗里•陶本博格对 H1N1 病毒开 展的研究实验,挪威为了获取病毒样本,对埋葬在北极永久冻土中的矿工尸体进行了失败的挖掘,另外,中国香港 1997 年禽流感大暴发导致 6 人死亡,其中还包括 2 名儿童,产生了令人恐惧的影响。我也尝试窥探未来,思虑这位“西班牙女郎”会不会披上不同的戏服,再度登上舞台。
最后,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我选择用“西班牙女郎”这个词来 描述1918—1919 年杀死了 1 亿人的致命病毒。 1918 年 6 月,当西班牙流感的首波传染潮席卷欧洲,人们绘制了一些卡通形象和漫画,将之描绘成一个“西班牙女郎”。西班牙流感被定型成一个穿着黑色舞裙、披着头纱、拿着扇子、骨瘦如柴的骷髅头女士。这样一个如同恐怖生物的形象,其潜台词其实是指“西班牙女郎”宛如一个妓女,从不挑剔,可以一次性感染每一个人。“西班牙女郎”成了流感疫症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另一个标志则是口罩),她通常出现在政治讽喻画里,随着疫症的传播,被印在了全球无数出版物中。几十年后,“西班牙女郎”的迷人魅力丝毫不减,她的名号出现在了理查德•科利尔 (Richard Collier) 的杰出历史著作《“西班牙女郎"的瘟疫》 (The Plague of the Spanish Lady'') 书名里。
着手写1918 年流感疫症时,我是拒绝使用“西班牙女郎”这个 毫无益处的词语的,认为这不过是厌女症的陈词滥调。但几个月后,我开始欣赏这位女士,这样一个虚构造物让整个世界在潜意识层面开始明白自己的绝望处境。这位女郎的形象源自古希腊神话世界,是一位复仇女神、一个带来死亡的神;她也神似印度教里的毁灭女神迦梨 ( Kali) 。在基督教肖像中,西班牙女郎是圣母马利亚的阴暗面,她是一个毁灭天使,因为世人疯狂好战而决定惩罚人间。她还是一个典型的蛇蝎美人、黑衣女人。西班牙女郎啊,这个女人让我们哀恸,让我们备受折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她无法抗拒。而接下来的故事,正是关于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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