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预防为主,扶正避邪
中医学很早就认识到,疾病发生之后再进行治疗,即使痊愈,对健康都有所损伤,有的还要留下后遗症或残障,因而必须提前预防,重视“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这种预防为主、防微杜渐的思想受到历代医家,特别是养生家的推崇,成为中医养生的一条重要原则。另外,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与否,由正气与邪气斗争的结果决定。所以,无论何种疾病,只要抓住正邪关系,扶正避邪,总是可以预防的。
一、预防为主
中医养生学始终强调“治未病”,认为预防疾病的发生是保持健康、延年益寿至关重要的环节。“治未病”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医的崇高目标,也是中医养生学的最高战略。这一原则是以中国传统“居安思危”“思患而防”“图难于易,为大于细”的哲学思想为底蕴,在近些年来,成为中医研究的重点。当前,随着治未病科、治未病中心等临床科室的不断探索,治未病也成为中医养生学重要的实践途径之一。“治未病”的预防原则,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基本要点:
(一)疾病可知,则可防治
根据中医疾病观,任何疾病的产生无非由内外因素所致,“夫邪之所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素问·调经论》),总有病因可寻;疾病的发生发展虽然复杂,但总按其规律而动,“见肝之病,知肝传脾”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病变虽然纷繁复杂,但“下有渐洳,上生苇蒲”(《灵枢·刺节真邪》),总有征兆可见。总之,病因可知、病势可测、病兆可察,因而疾病可以防治。
(二)预防为上,防重于治
老子早就提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也就是说,任何事物,在其萌芽阶段,最容易被处理,因此要在祸乱未起的时候就给予重视,施以治理手段。《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将这种辩证法思想与医疗经验相结合,从而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人的一生中,时刻都面临疾患发生的危险,正气在与这些因素的对抗中,得到了锻炼。然而,一旦疾病发生,则意味着正气受损,精气神也会受到伤害,这种伤害随着疾病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加重。即使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但根据中医养生学的生命观和寿夭观可知,先天之精为对抗疾病的额外消耗已不可挽回,最终反映于“天年”寿数的下降,从而影响寿命。因此,中医始终强调在与疾病的对抗中,预防为上策。与其病后治疗,不如提前预防,最高明的医生是要将疾病消灭在萌芽中,而不能任其形成和加重。并且,与疾病治疗的过程和结果相比,预防更加简便和有效。因此,在实践中,必须重视预防,减少疾病的发生,阻断疾病的加深和变化。
(三)审因察势,未病先防
预防为主的原则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和病后防复三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未病先防,要善于“防微杜渐”,体察已经出现的或可能出现的不利于健康的因素,相应采取有效的养生保健措施,防患于未然。医圣张仲景提出的“养慎”以保持“五脏元真通畅”(《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而健康无病;元代朱丹溪所提出的“与其救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丹溪心法·不治已病治未病》),即是“未病先防”原则的体现。其次,如果未能采取未病先防,或养生保健失误、失败,导致疾病出现,那就要“见微知著”,疾病始萌就采取有效手段进行治疗以解除疾病,同时辅以养生以防范疾病的继发和传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叶天士所说的“先安未受邪之地”(《湿热论·逆传入营》),都是“早治防变”的具体运用。再者,疾病基本治愈后,由于病后阴阳未复、正虚无力,容易因起居、饮食、外邪等而再次发病。因此病后同样应采取有针对性的养生措施以增强体质、预防复发。
在理解落实预防为主这一原则时,应当注意一个“早”字,即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早防复。需要指出的是,人在无病之时多不注重危害健康的因素,误以为没有自觉症状就是健康,或小病拖延,或病后忽略保健。这种理解误区和养生惰性不仅存在于普通人群中,也存在于医学专业人员中,应当特别加以警惕。这就需要养生专业人员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客观评估和正确引导的工作。古代名医扁鹊很早就测出齐桓公的疾病,但由于齐桓公讳疾忌医,终至莫救,养生者和医者应该引以为戒,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二、扶正避邪
所谓“邪气”,泛指各种致病因素,简称“邪”。与之相对的,所谓“正气”,指人体内具有抗病、祛邪、调节、修复及对外环境适应等作用的一类细微物质。中医养生学非常重视人体的正气,认为身体的强弱及机体是否早衰,主要取决于自身正气是否充盈。如果正气充足,脏腑功能协调,机体则按正常规律生生化化,人的身体也就健康强壮,精力充沛,长葆青春活力,可得长寿;反之,正气不足,则身体虚羸,精神不振,未老先衰,寿短夭折。从病因发病学角度来看,人由强转弱、由年轻到衰老、由健康到亚健康甚至疾病,无不是由人身之内因和戕蚀之外因而起。在导致亚健康和疾病的“外因”与“内因”之间,内因正气居于主导地位,而外因居于次要地位。在一般情况下,人体正气旺盛,邪气就不易侵犯,机体就不会发病,即使患病,症状也比较轻,而且也容易治疗和恢复。所以《黄帝内经》指出: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如果人体正气相对虚弱,抗病能力低下,邪气便可乘虚而入,侵犯人体而发生疾病,即《素问·评热病论》所言: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当然,在一定条件下,邪气也可以成为主导因素,因此也主张采取某些措施,“避其毒气”,以维护正气,避免机体阴阳失调而发病。
基于以上认识,中医养生学提出了“扶正避邪”的养生原则。强调以正气为中心,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动的人神调摄,保养正气,增强生命活力和适应自然界变化的能力,从而达到强身健体、却病延年的养生目的。扶正避邪的养生法则,在具体实施时,需要做到以下几方面:
(一)养精调气,清静养神
精是生命的根本,精气的盛衰直接影响人体功能的强弱,关系到衰老的速度,而肾主藏精,为先天之本。因此,养生学认为扶正当首先从肾入手,将护肾保精固本作为养生的基本措施。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肾与下视丘、垂体、肾上腺皮质、甲状腺、性腺,以及自主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都有密切关系。肾虚者可导致这些方面功能紊乱,出现病理变化和早衰之象。这说明重视“肾”的护养,对于却病延年、抗衰老是有积极意义的。
护肾保精的方法,要从节欲保精、运动保健、导引补肾、按摩益肾、食疗补肾、药物调养等多方面入手。通过调补肾气、肾精,培育先天之本,协调其他脏腑的阴阳平衡;使肾的精气保持充沛,以利于元气运行,增强身体的适应调节能力,更好地适应自然。
脾胃为后天之本、肺为气之本,人出生后依靠脾胃化生水谷精微和肺所吸入的清气来充养人体精气,为人体生命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因此中医养生学认为益气扶正当从肺脾入手,强调通过调理脾肺,使化源充足、正气充沛而达健康长寿的目的。现代研究证明,脾肺功能与消化系统、免疫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等,都有密切关系。调理脾肺,能有效地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并能对整个机体状态加以调整,却病防衰。因此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十分重视调理脾肺以养生。调养肺脾的具体方法非常丰富,包括饮食调节、药物调养、精神调摄、针灸按摩、气功锻炼、起居劳逸调摄等。
另外,补益精气是补肾强身的关键,增强运化是健脾养胃的关键,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即所谓“先天养后天”“后天补先天”。在所有的养生活动中,必须重视脾肾功能的维护和促进。
神是生命的主宰,神能御气,只有在神的统驭下,人体的正气才能保持和顺调达,《素问·移精变气论》高度概括其重要性为“得神则昌,失神则亡”。因此,养生学认为只有保持清静,精神方可得以养藏,强调清静养神而和调正气。具体而言,养神要以清静为本,祛除杂念,神动而不躁,达到精神内守的状态;少思少虑,用神而不耗神,保持神机灵敏的状态,如此则真气从之,精气自然充足,邪气不能侵犯,病无由所生,生机于是繁荣昌盛。清静养神的具体方法详见于精神养生法中。
(二)慎避邪气,务求不伤
中医发病学说一方面强调内在正气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认为“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素问·金匮真言论》),“邪气胜者,精气衰也”(《素问·玉机真脏论》)。邪气侵犯人体,必然引动正气抗邪,从而会扰乱脏腑组织功能、耗损人体精气。因此,养生强调应“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养生学认为邪气是疾病损正伤身的触发因素,强调避邪安正,通过避免六淫入侵、七情内伤、饮食劳伤、金刃外伤、虫兽灾害等,使正气安和、不受损耗而达到却病延年的目的。在诸多邪气中,特别要注意对风邪的避忌,即《灵枢·九宫八风》所谓“圣人避风,如避矢石”。中医学认为“风为百病之长”,多种邪气,尤其是六淫外邪,总是依附于风邪而侵犯人体。风邪又常常伤人于不知不觉中,容易为人所忽视。因此,即使对于细细微风,也要特别加以重视,免受“贼风”而损害健康。
另外,古人在与邪气斗争的过程中,还强调提出“不伤”的养生原则,认为“养生以不伤为本”(晋·葛洪《抱朴子·极言》)。所谓“不伤”,就是生活中尽量避免接触各种伤损性命的因素,所谓“伤生之徒,一切远之”(晋·葛洪《抱朴子·至理》)。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尽数》一书中言:
“毕数之务,在乎去害。”就是说,要想达到自然寿数,关键在于不使生命受到损害。晋朝葛洪更是直接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其后一直为历代医家养生家所重视和研究。“伤”的因素,当隶属于中医学“邪”的范畴,如情绪过度失常、过分追求名利、运动过度、饮食起居的失常、房事损伤等。人时刻都在与邪斗争,就时刻在受伤损因素的冲击,但只要正气充盛,并少接触伤损因素,不让“伤”和“邪”积累至改变健康状态而致病,则可视为“不伤”。因此,“不伤”的根本在于正气充盛,而防邪避邪是“不伤”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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