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德心的衰退
欧美的罗马史研究者及继承他们观点的学者中,有很多人把大农庄主占很大比例的元老院阶级列为四大非生产者的第四位。这个阶级获得莫大收入却只将其用于个人奢侈和豪华的观赏节目。他们以此为例,认为这体现了帝国末期公德心的阙如并加以谴责。他们的攻击对象不是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议员和行省的大农庄主,而是西罗马的元老院阶级。后者比前者富裕却更缺少公德心,理应遭到谴责。我以前也有同样的想法,怀有同样的愤怒,认为是额头从不出汗的有钱阶级的利己主义毁掉了罗马帝国。
然而,现在我却对这种想法抱有巨大疑问。
首先,他们这些大农庄主是非生产者吗?公元前1世纪,罗马帝国在国外开始拥有行省。从那时起,大农庄支撑起了行省的农业。只有本土意大利半岛继承了共和政体时代的传统,农业以中小规模的自耕农为主力。城邦的农民也是公民,也有权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从那个时代开始,元老院就已经被视为大农庄主的堡垒。相对于这个富裕者阶级,格拉古兄弟和尤里乌斯·凯撒则被视为民众派。他们格外热心于确立自耕农的权利,在培育罗马国家的中坚阶层这个大目的之外,这也是为支持自己的人谋利益。
即使是为某些人的利益,好政策就是好政策。因为有了这个优惠自耕农的政策,自耕农阶层在帝国本土意大利生存到了最后。不过,到了帝国末期,意大利的自耕农也都变成了农奴,为大农庄所吸收。
这种社会现象用现代语言说就是垄断。罗马帝国末期的农业也不能幸免于垄断带来的弊害,整个农业生产力下降。不过,并不是农产品上不了市。在“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充分发挥作用的时代,农产品的流通能够得到保障,自耕农仍然健在,生产力也很高,所以上市的农产品数量充沛。不过,即使“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和自耕农在4世纪末都已式微,历史上也没有大规模饥馑经常袭击罗马帝国的记载,甚至没有记载会使人很容易联想到的饥馑。即使价格高于以前,农产品仍然流通于市。我认为,这主要是大农庄在起作用。
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不应把同时也是大农庄所有者的元老院阶级断定为非生产者。从本源上看,罗马人的“别墅”(villa)是田园之家的意思,是种田、饲养家畜、生产葡萄酒(vinum)等农产品的基地。只是到了帝国末期,本土意大利也与行省一样,小规模别墅变成了大规模农庄而已。到了自耕农消失而农奴令人注目的时代,大农庄开始成为主力,承担为整个国家提供“食”的重任。事实上,一旦连大农庄也深受亡国之害,食物也就会立即从市场上消失。
不过,随着历史渐渐走进5世纪,罗马元老院阶级也确实渐渐失去了公德心。斯提利科在派遣军队去北非时强烈希望元老院宣布吉尔多为“公敌”,就是因为,只有宣布这是非常事态,才能把大农庄的自卫团和在大农庄劳作的农奴征召为士兵。昔日的元老院议员中也有很多大土地所有者,但在那个时代,农庄主都亲率在自己农庄干活的男人驰骋疆场。而在今天,如果不提供农奴则必须为每人缴25枚苏勒德斯金币,即使这样,农庄主也舍不得出钱。正如许多罗马史研究者所说,帝国末期元老院阶级的利己主义已经非常严重,甚至可以看做末期症候之一。
当然,我们也不能以一千五百年之后的21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件事。那么以5世纪的眼光来看会是怎样的情况呢?
大农庄主们抵制对自卫团和农奴的征兵令。他们知道,只有这些人守在农庄,才能保护自己的家庭和财产。换言之,他们已不再相信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
公元前1世纪,尤里乌斯·凯撒考虑扩大首都罗马的市中心。他知道当时围着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妨碍扩建,但他没有改变设计,而是拆除了城墙。要拆掉城墙这一公共建筑物,需要有相应的大义名分。凯撒这个人不论做什么都不会仅有一个目的。他宣布,罗马的国家安全保障应由“防线”即国界线来构筑,而不是依赖首都的城墙。城墙拆掉后便被放置在了那里。他的这个想法决定了罗马国家未来的走向,被后来的皇帝所继承。因而,保护了共和政体时代罗马的塞尔维乌斯城墙便在各地被截断,现今剩下存几处残垣断壁。
帝国首都罗马在没有城墙保护的情况下走过了320年。“防线”把广袤的罗马帝国坚固地围起,抵御了外敌,保卫了帝国。这期间不光是首都,帝国的其他城市也都只有仅用于夜间防盗的城墙。“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划时代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抵御国外敌人,还打击国内敌人来保障安全。如果前者是国土防御,后者就是公众安全保障。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特别关心治安,因为有他,人们不论上街行走,还是居住在乡间,都非常安全。
我们看看罗马时代的别墅和后来中世纪时代领主房屋的形式和格局,便可感到这两者明显的不同。罗马时代的别墅缺少防御上的考虑。虽然有低矮的石墙围绕,我不禁要想,那种围墙,夜里防防森林里野兽出来骚扰村庄大概有点用处,但怎么能阻止强盗团伙的袭击呢?不过,提比略皇帝是会把强盗团伙首领绑在竞技场中央矗立的原木柱上活活地喂给猛兽,这是当时的极刑。
用罗马人的话说,就是国内外的“securitas”(安全,security的语源)有了保障,才会有“pax”(和平,peace的语源)。“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真正价值即在于此。而生活在其后时代的人们,就只能靠自己去保障“安全”与“和平”了。
我还认为,“共同体”(per publica)与“个人”(privatus)的利害不能一致,也是末期症候之一。所谓公德心应该在个人的利害与自己所属共同体的利害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发挥作用。
罗马帝国行将步入最后一个世纪。这时的帝国,尤其是西罗马帝国的元老院阶级,把国家防御置于脑后,生活依旧骄奢淫逸。这个事实,为后世研究者所批判。
不过,如果站在当时而不是以后世的眼光来看这事,我们仍可为之辩护。
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为同样遭受蛮族入侵,而西罗马帝国灭亡,东罗马帝国却得以幸存的情况作了下述假设:
西罗马帝国内的富裕阶级看到东罗马帝国更安全,便纷纷前去避难,导致西罗马帝国经济实力衰退,而经济实力衰退又导致防御费用减少,从而不能抵御蛮族入侵。这也就是说,东罗马帝国靠把从西部迁徙而来的人和把钱投入防御工作而得以幸存。
然而,我现在完全抛弃了这一假设。我认识到,西罗马帝国富裕阶级的经济基础在于广袤的农田。土地是不能带走的。他们明知蛮族入侵的危险,仍然留在了西部。根据学者们的说法,西部首都罗马元老院阶级的财力远大于东部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元老院阶级,但他们只能留在罗马,留在意大利。
尽管他们留下了,但手中的金钱用在了召开竞技大会、角斗士比赛和斗兽这些观赏节目上。这遭到了后世的谴责,认为这是缺乏公德心的表现。
不过,这难道不是民族文化的问题吗?
英国乡村绅士爱好狩猎,我这个日本人就不能理解。我认为众多猎犬、人和马一起追逐一只狐狸,这不公平。但他们大概也有自己的说法,第一是保护自然环境,第二是保护就业,第三是保护祖先传下来的文化。
对罗马帝国末期的元老院议员来说也同样如此。为了庆祝儿子担任公职,搞些战车比赛、斗兽来招待市民,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继承了自古以来罗马精英的生活方式而已。严格区分文官和武官,参与国政的权利也被剥夺之后,元老院议员已经不允许参与国家的防御。找些名目办些娱乐节目招待市民,也许就是留给他们作为元老院议员仅有的荣耀了。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4 ·基督的胜利》接近尾声时曾经介绍过,西马库斯曾经以异教的身份对米兰主教安布罗西乌斯进行过最后的论战。他在私信中也曾谈到为庆祝儿子就任公职举行比赛的事,担心所需的猛兽是否能从北非安全到达。读了这封私信,人们尽可以叹息帝国末期精英的堕落,但是,我们对留给他们的这个唯一的“生存理由”是否可以容忍一下呢?虽然这确实是一个时代错误,蛮族渐渐迫近,而他们却像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狂热于战车比赛。
前面所述的情况就是斯提利科一边拥着少年皇帝,一边却不得不面对西罗马帝国的实际状态。恕我不够清高,蛮族出身的斯提利科,抛弃麻烦的罗马人而站到蛮族一边,难道不是明智的选择吗?以斯提利科的武将之才和日耳曼民族的骁勇,打垮西罗马帝国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吗?
然而,他也有他的“生存理由”。即使别人不能理解,对他而言,一旦失去了某种东西,他的生存价值就会随之消失。
从公元398年到401年这3年间,西罗马帝国享受了短暂的平安。发生粮食危机的北非问题没有加重西罗马帝国的衰微。在不到6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只派了5000人的小部队,就成功地完成了对摩尔人首领吉尔多的讨伐。这样,暂时不用担心南方之敌了。这一期间,斯提利科仍驻留在意大利北部,警惕着西部的高卢、北部的日耳曼和东部的巴尔干,阻止了经常渡过莱茵河和多瑙河来犯的北方蛮族的入侵行动。
不过,西哥特人的统帅阿拉里克也推迟了入侵,利用这段期间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阿拉里克被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为负责巴尔干地区的“大元帅”。他十二分地利用了这个职位赋予他的权力——可以自由使用储备在罗马帝国军用仓库里的武器、军服和粮食。这样,西哥特人的士兵就与其他蛮族士兵大不相同了。他们学会了使用高精武器,身着防护功能强大的军服,营养充足。斯提利科只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阿拉里克现在是东罗马帝国皇帝正式任命的“大元帅”,尽管地位在“联军总司令”斯提利科之下,但在军事上成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同僚。
公元401年,对斯提利科来说流年不利。位居东罗马帝国大元帅的盖纳斯失宠被杀。哥特人出身的盖纳斯将军在先皇狄奥多西手下资历雄厚。当初,斯提利科遵从了皇帝阿卡狄乌斯把从东罗马帝国带去的士兵带回东部的命令。斯提利科把这一任务托付给了盖纳斯。刺杀擅权宰相菲尔穆斯,没有盖纳斯的参与也是实现不了的。这在当时就传是斯提利科的谋略。
盖纳斯的失宠,是因为受到席卷东罗马帝国的排蛮运动的牵连。
虽然现在站在罗马帝国一边,但盖纳斯是哥特人出身,而哥特人信奉的是阿里乌斯派基督教。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则都是信奉三位一体说的天主教派的基督教国家,信仰的热度东部要高于西部。东罗马帝国排斥蛮族,就是借民族歧视之名排斥异端。
盖纳斯之死对斯提利科而言不只是切断了连接东罗马帝国的脆弱纽带。在东部,以天主教的主教为先锋,排斥蛮族的气焰高涨。在他们眼里看来,纯粹的哥特人且信仰阿里乌斯教派的盖纳斯和体内流着一半汪达尔人血液的天主教徒斯提利科一样,都是“蛮族”。东罗马帝国主教们的说教狂热而激烈:
解放西部!要把帝国西部从蛮族和阿里乌斯教派的专横之下解放出来!
东罗马帝国非但没有帮助被北方蛮族觊觎的西罗马帝国,相反,似乎想要亲手摧毁本该是同胞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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