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蛮族迁移
狄奥多西皇帝作出了决定,不是把哥特人赶回多瑙河的北岸,而是为他们在南岸提供居住地。这个决定得到了格拉提安皇帝的许可,所以这项措施是以两位皇帝的名义颁布的。
西哥特人获得了临近多瑙河下游的色雷斯北部的地区,现在这里相当于保加利亚。
东哥特人虽然进入罗马境内的时间稍迟,但他们与西哥特人共同参与了哈德良堡战役。他们的定居地位于多瑙河中游的潘诺尼亚行省东部一带,相当于如今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塞黑联邦已于2006年6月3日正式解体。——译者注)。
作为交换条件,两部落保证会在指定地区居住,专心务农。同时,罗马帝国也作出承诺,在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之前,会提供足够的粮食。
以上的条件与瓦伦斯先帝和哥特人缔结的条约内容一致,接下来是不同之处:
首先,哥特人的居住地获得了法律上的承认。拉丁语称之为foedus,意为“同盟”。这些同盟部落在居住区内拥有完全的自治权。
由于只是同盟,并非帝国的子民,因此这些哥特人不必像其他居民那样,承担纳税的义务。但是如果从军,可以获得与其他士兵同等的俸禄。
罗马皇帝与哥特人签署的这份协定,无论是在短时期内还是长期,都给帝国带来了重大影响。
从短时期来讲,由于哥特人大量入伍,加速了罗马军蛮族化即日耳曼化的进程。在此之前,蛮族人加入罗马军,意味着彻底与其部落断绝关系。而从今以后,他们既可以保留部落一员的身份,同时又可以作为罗马士兵,享受军人才拥有的多种待遇。如此丰厚的条件,难怪哥特人会蜂拥而至地进入军队。
然而,这种状况对罗马皇帝而言,是喜忧参半。作为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的确是件好事,但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则是忧心忡忡。
哥特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在罗马人眼里,日耳曼民族是未开化的蛮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差别,不仅仅是前者身着布衣、住石头建造的房子,而后者披毛戴角、住木屋那么单纯。就算穿上布衣,住进了石造的房子子,但在希腊人的定义里,不会说希腊语的外国人,就是“蛮族”(希腊语:barbaros,拉丁语:barbarus)。罗马人与希腊人不同,他们衡量文明民族与野蛮民族的标准,不是会不会说拉丁语,而是看是否能接受多民族共存共荣所必需的规则,即接受法律,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换句话说,如果与邻人发生冲突,是依据法律还是凭借武力来解决问题。若要进一步分析其中的差异,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文明人靠⾟勤劳作为生,而野蛮人则是强取掠夺。
现在,哥特人也穿上了布衣,住进了石造的房子。不过,按上述标准衡量的话,他们仍然是蛮族。哥特人的文明化历史尚浅,因此,如果同时有务农和从军两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从手持武器这个行为上来看,掠夺和从军的确有相似之处。
正因为如此,留在那些皇帝特别赐予的土地上的,全都是没有资格服兵役的老人、妇女和孩子。罗马方面原本希望通过哥特人的迁入,让国界线多瑙河附近地区荒芜已久的农耕地,重新恢复生产力,如今这希望成了泡影。
除此之外,农地有所收获,这些境内的哥特人的经济就可以独立,罗马也就无须再向他们提供援助。现在看来,罗马人的这个如意算盘也落了空。罗马当初承诺的粮食保障时间,是到农作物收获为止,结果却变成了年年都得援助的情形。罗马提供粮食援助的时间究竟维持了多久,由于缺乏详细的史料,没有精确的结论,只能依靠推理。从以后频频出现在协定书中的“保证会根据情况,提供相应的数量”的字眼推断,经济援助恐怕是变成了恒久性的。若真如此,那罗马帝国不仅是允许日耳曼人迁入罗马境内,而且还负担了他们生活所需的费用。由于这种状况的持续,哥特人迁居给罗马带来的原本属于短时期的影响,就变成了长期的影响。
说到长期影响,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而且它不是靠金钱就能解决的。
罗马在元首制时代,就很积极地去建立与蛮族的友好关系,而且将它定为帝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因此,上述的经济援助并非史无前例。然而,这种友好的态度,仅限于“防线”以外的蛮族人,并不是同意他们集体移民至“防线”以内。这好比是同围墙隔壁的邻居交好,但不会把邻人带回家里来住。何况,就算把邻人领进自家围墙内,墙外也不会就此变得冷冷清清,紧接着会有新的邻居搬迁而来,而且这墙内墙外的邻人都是日耳曼人。这种现象,后世的学者称为“和平下的蛮族化”,不过,对当时的罗马人而言,大概会发出“多瑙河不再是国界线”的唏嘘。事实上,已经久未提及的“防线”(limes)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个时期之后彻底消失的。
那么,蛮族移民政策是否给帝国境内其他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安定呢?回答是完全没有。虽然哥特人的袭击暂时告一段落,但多瑙河以北仍然居住着大批的日耳曼人,他们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侵略行径。边境附近居民的生活依然苦不堪言,不管怎么⾟苦劳作,收获的成果总是被蛮族人抢走,父母兄弟乃至帮工的奴隶还是不断地遭到绑架。
另一方面,无论换成哪一位皇帝,国家支出始终不减。当年尤里安皇帝实施的“裁员”政策犹如昙花一现,军事与行政这两大国家机构臃肿不堪,人浮于事,情况完全又回到了前文所述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时代。
在蛮族入侵和国家重税的双重压迫之下,农民的生活日益困苦。
他们宁愿放弃自由之身,选择做一个被保护者,从农民变为农奴。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农业是古代的基础产业,农民形成了罗马社会的中产阶级。所以,不管是格拉古(Gracchus)兄弟,还是尤里乌斯·凯撒,都会如此地重视《农地法》。《农地法》的被重视,意味着农民的权益受到保护,罗马社会健全的状态得以维持。一个没有形成中产阶层的人类社会,不但不健全,而且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然而,当下的罗马社会,agricultor即“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已经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colonus,即“耕种他人土地的人”。他们既不算农民,也不是奴隶,是农奴。这个翻译真是绝妙。以前从事耕作的是奴隶,现在大多变成了自由民。他们从事的工作内容、法律上的地位一如奴隶。地主在出售农地时通常都会附带农奴一起变卖。
提笔至此,我渐渐地发现,罗马帝国灭亡,或者说罗马帝国崩溃等表现方式似乎并不贴切。如果要说灭亡或者崩溃,那么在此之前,必须要有一个罗马帝国存在。如果没有存在过,也就没有什么灭亡或者崩溃一说了。不过,我也不能接受分化、解体之类的表现方式。因为整体分解成个别物体之后,变小的只是规模,本质是应该不变的。
那么,是不是应该用溶解来形容呢?罗马帝国溶解了。
我认为,至少在宗教方面,“溶解”一词是妥当的。因为罗马人不是输给了基督徒,而是变成了基督徒。
不知是因为敌视罗马的波斯国王离世,还是引入蛮族移民措施有了效果,罗马帝国东西部人民都能维持着小康的生活。或许是政局比较稳定的缘故,格拉提安皇帝重新恢复了曾经因尤里安皇帝而一度中止的亲基督教、反异教的宗教路线。格拉提安的父亲瓦伦提尼安是一位形式上的基督徒,而他则完全不同。紧随其后的是分管帝国东部的另一位皇帝狄奥多西。这两位皇帝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深受一位人物的影响,这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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