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战争
公元363年3月5日,31岁的尤里安离开安条克,前往美索不达米亚中部,那里是波斯王国的中枢之地。临行当日,安条克元老院的议员们恭送皇帝至城门外,皇帝向这些安条克的权贵发表了感谢之言,但语气相当冷淡。既然他已经公开言明不再踏上安条克的土地,自然是不会有好态度的。而那些权贵尽管表现得恭恭敬敬,却很明显的是在应付场面。麻烦的人物离开了这里,想来他们心中甚感欢喜。
这里提一下,有关尤里安的,我们后世之人能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要归功于那位出生于安条克的阿米阿努斯·马尔塞利努斯留下的详细记录。这个人在罗马军团经历了戎马生涯之后,改行成为历史学家。他和尤里安属于同一个时代,当时32岁。阿米阿努斯的老长官乌尔希西努斯并没有参加这次,这位一人挑起帝国东部军队重任的罗马大将,没有出现在参战的名单上,估计已经自然死亡,因为事前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中,阿米阿努斯所属的部队及其军阶都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他应该位居高位,或者接近于军中高层。
皇帝御驾亲征的仪式看似太平无事地结束了,但安条克的权贵们以及在远处观望的民众,一定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不已。沿用了半个世纪、人们早已熟悉了的带有“”符号的军旗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顶端装饰着银制老鹰的军团旗。由X和P组成的“”符号代表了基督徒,如果是这面军旗引领队伍,意味着这是一支基督教的军队。自公元312年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将“”符号放到军旗上之后,它一直作为罗马军的领军旗帜。尤里安把军旗改回从前的银鹫旗,是要向世人表明,他率领的是传统的罗马帝国军团,而不是基督教国教化后的罗马军。
据称,尤里安的军队超过了6.5万人。军队中包括了当年以契约规定勤务地仅限阿尔卑斯山脉西侧为由,拒绝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出征东方之令,继而促成尤里安登基的关键角色高卢士兵。他们应该属于内维塔指挥的右翼部队。这些士兵曾经拒绝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征东方,结果却跟着反君士坦提乌斯的尤里安,进入了君士坦丁堡,现在又一次在尤里安的率领下,出发去美索不达米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尽管尤里安如今成了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但是在紧要关头能够依靠的,还是他们这些曾经在高卢为驱逐蛮族并肩奋战了5年的战友。
罗马军离开安条克之后,向东行军100公里左右,首先进入了贝罗埃亚城(Beroea)。贝罗埃亚后来改名为阿勒颇(Aleppo),与如今只是土耳其边境的小镇安条克不同,阿勒颇在后世逐渐发展为叙利亚的一个重要城市。不过在古代,这里只是连接地中海与幼发拉底河商路的一个中转站,属于安条克周边的卫星城市之一。据说军队用了两天的时间到达阿勒颇,按此推算,一天的行军距离大约50公里。通常罗马军一天的行军距离在20—30公里,因为每天都有宿营歇脚的时间,两天行走100公里,可以说是急行军了。中东地区铺设的罗马式道路网,越是靠近地中海一带越是密集,道路的宽度及路况也更好。前往波斯的军队正好是逆向而行,逐渐远离地中海。开拔的最初几日实行急行军,想必不是因为形势紧迫,而是要把握机会,在路况较好的地区多走一些。
在阿勒颇迎接皇帝的是一位年老的豪绅,他是这个城镇实质的统领。此人是基督徒,因此整个阿勒颇属于基督教的城市。有意思的是,这位老人的儿子却十分崇拜尤里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造成父子对立的情况,在公元3世纪以后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社会现象。
离开阿勒颇之后,部队朝着东北方向,前往希拉波利斯(Hierapolis,亦译海拉波利斯)。这里正好与阿勒颇相反,是著名的异教徒都市。可能是这个缘故,尤里安及其军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在尤里安率领的军队中,估计有一半以上的士兵是基督徒,这也是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特征之一。
罗马军从希拉波利斯渡过幼发拉底河,渡河之后直到底格里斯河一带的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基本上都是异教徒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及其身后的希腊化时代(Hellenism)。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名本身就是希腊语,意为两河之间的地带。不过,这些希腊裔的城镇中也存在着基督教社区,同样基督教的都市也生活着异教徒。即使君士坦丁大帝推行的基督教优惠政策执行了50年,罗马帝国东部的宗教形态,也没有变成清一色的基督教,仍然保持着不同宗教混杂的现状。
幼发拉底河是罗马人唯一没有建过永久性石桥的一条大河。罗马人可以在多瑙河上建桥,证明这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幼发拉底河长年以来担当着罗马帝国国界之河的角色,而北美索不达米亚被罗马占据之后,为夺回失去的土地,波斯频频发起攻击,这里成了双方争夺之地。所以,尤里安的军队渡河时,将小船并列连接,再在上面铺上木板,搭成舟桥,等全军渡河完成之后即刻拆除。这并非代表罗马军准备决一死战、自断后路,而是因为在上游的萨摩萨塔(Samosata)基地正在建造大型的船队,留下舟桥,以后大船顺流而下时,它反而会成为障碍。
渡 过 了 幼 发 拉 底 河 的 军 队 , 先 后 经 过 了 巴 托 纳 耶 、 卡 雷(Carrhae)等地,按现代地理位置,相当于由现在的叙利亚北端向土耳其的南端行军。
卡雷,就算是过了400年,罗马人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公元前53年,克拉苏及其部下就葬身于卡雷的近郊。当时有2万名罗马士兵战死,1万人做了俘虏,他们被押送到遥远的里海东部的山岳地带梅尔夫(Merv),服终身兵役,从此再也没有返回祖国,形同终身流放。
另外一件惨痛的事件发生在公元260年,大约在尤里安统治时代的百年之前。时任罗马皇帝的瓦勒良(Valerianus)战败被俘,波斯人将俘虏送往波斯东北部服苦役,负责修建兼有桥梁功能的水坝,也没有罗马人能活着离开波斯。在那个时代,不管对手是东方的大国,还是北方的蛮族,一旦打输了仗,等待军人的就是残酷的命运,就算是一名小卒也能深切地体会到国破家亡的滋味。
卡雷的近郊也是卡拉卡拉皇帝远征东方途中遭到卫兵杀害的地方,这里似乎是罗马皇帝的鬼门关。然而人们总是相信自己能够避开不幸。何况,也不是所有的罗马皇帝都败走美索不达米亚,图拉真 、 马 可 · 奥 勒 留 ( Marcus Aurelius)、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以及戴克里先皇帝的副帝伽列里乌斯都在这里获得过胜利。因此,尤里安皇帝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也能打赢这场战争。
银鹫旗
无论哪一个年代,军人都比较迷信。为了消除士兵的不安,军中常会进行各种各样的占卜问卦,通常最后出现的结果都不会是偶然的,因为事前早已有人动了手脚。比方说,用动物内脏占卜时,会特地去挑选健康的动物,这样内脏的色泽看上去会比较鲜艳;用鸡占卜时,事前会让它饿着肚子,那么占卜时,鸡就会不停地啄食。如果是一名头脑清醒的司令官,他一定不会疏忽这些有助于提振军心的把戏。但是尤里安很当真,会跟着忧心忡忡的士兵一起,为出现的结果忐忑不安。或许是因为他信仰神秘哲学,对超自然的现象深信不疑。
话说回来,那时在卡雷的罗马官兵士气高涨,因为皇帝发放了临时奖金。
罗马军在卡雷兵分两路:
尤里安与内维塔率领的第一军,从卡雷南下至幼发拉底河,之后沿着河流向东南前进,最终目标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中部的敌人的首都泰西封。第一军总共1.5万人,在萨摩萨塔建造完成的大型船队顺幼发拉底河南下时的护卫,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这只大型的船队由50艘军用船、64艘搭建舟桥用的小船、1403艘运输船编制而成。运输船装载了多种的军粮和武器,以及攻城用的重兵器。
由3万人组成的第二军从卡雷向东前进,首要目标是边防城市尼西比斯。第二军的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是将波斯的势力赶出北美索不达米亚,保证正向美索不达米亚中部行军的尤里安及其军队不会腹背受敌。第二,等待从北边过来的亚美尼亚王的支援部队,两军会合后渡过底格里斯河,继续南下,在泰西封附近与尤里安的第一军会合,攻打波斯的首都。第二军的指挥官,一位是尤里安的亲戚普罗科皮乌斯(Procopius),另一位是长期驻守埃及、熟知东方情况、经验丰富的武将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罗马军的规模以及战前的准备,都符合攻打大国波斯的作战标准。亚美尼亚国王答应派出2万名步兵和4000人的骑兵团,加上这些人,参加战役的士兵总人数有8.9万。由此可见,尤里安是孤注一掷,赌上自己的未来命运来打这场仗的。其实,战役的成败关键,在于从东南方向沿幼发拉底河而下的第一军,与从北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南的第二军,是否能够成功地会合。在尤里安率领的第一军中,出现了流亡的波斯国王子奥米斯达的身影,当年,先帝君士坦提乌斯造访罗马时他曾同行。
第一军与向东的第二军分道之后,向南行进,当他们到达幼发拉底河河岸边时,自萨摩萨塔顺流而下的大船队,已经布满了河面,整装待发。
有关第一军到达幼发拉底河的具体时间,史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从前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行军大约用了20多天。陆军以及船队顺河而下,在4月7日进入了与波斯为邻的奇尔切西乌姆(Circesium)。军队从安条克出发,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边境,可谓是开局顺利。
不过,我个人认为,在这段期间尤里安已经犯下了以下几点过失:
一、事前对亚美尼亚国王的怀柔政策不足。
二、兵站即后勤补给完全依赖船队。
三、高估了波斯流亡王子的利用价值。
现在位于土耳其东部的古代亚美尼亚王国,是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最东面的一个邻国。因此,它在帝国东部的防卫战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纵使罗马的敌对国从帕提亚变成了波斯王国,亚美尼亚对于帝国的重要性依然不变。当年尼禄皇帝为了与帕提亚改善关系,曾付出了不少努力。他认为建立防卫体制是保证和平的先决条件,因此积极地与帕提亚邻国的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亚美尼亚国王造访罗马时,所受到的礼遇如同大国的国君,又因为年龄相近,尼禄皇帝把他看做知己。
尼禄之后的历任皇帝,延续了对亚美尼亚的特别优待政策。亚美尼亚是一个完全属于东方文明的国家,对于西方国家的罗马而言,必须提供有别于他国的特殊待遇,才能笼络住这个东方之国。正因为历代罗马皇帝的努力,亚美尼亚王国长久以来一直与罗马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尤里安的行军路线以及第二军的预定路线
罗马帝国进入基督教国教化时代之后,基于战略上的需要,对亚美尼亚仍然是另眼相看。君士坦丁大帝甚至打算让侄子,即他同父异母的弟弟的儿子汉尼拔利阿努斯成为亚美尼亚的国王。大帝死后,其子君士坦提乌斯屠杀皇族,汉尼拔利阿努斯遭受其害,大帝吞并亚美尼亚王国的计划才未能实现。不过,君士坦提乌斯也深知这个东方小国的重要性,他将原本要嫁给他本人的一位高官的女儿,嫁给了因汉尼拔利阿努斯之死侥幸保住王位的亚美尼亚国王,借此增强两国的关系。
为感谢罗马皇帝,亚美尼亚国王决定改宗信仰基督教,而且还选择了君士坦提乌斯笃信的阿里乌斯派。由于尼西亚大公会将三位一体派定为正统教派,鉴于皇帝之立场,君士坦提乌斯不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亚美尼亚的国王对他的善意可见一斑。两国君主的这种亲密关系也因此持续了30年以上。
而尤里安对于亚美尼亚国王而言,首先,他是举兵造反,最终导致君士坦提乌斯死亡的罪人。
其次,他推行的一系列反基督教教会的政策,在基督徒的国王看来,完全是“叛教者”对基督教的迫害行径。和其他基督徒一样,国王也把尤里安视为“基督教之敌”。
第三则是出于一国之主的考虑。亚美尼亚王的确允诺尤里安,他会亲自率领2.4万人的军队参加。然而,正如后世的马基雅弗利所言,人与人之间,能否信守约定是道义问题,国与国之间,能否遵守协定则取决于国家利益。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米达,在波斯军队猛攻之下沦陷,这使得亚美尼亚国王不得不重新考虑迄今为止的亲罗马的外交政策。因为阿米达紧贴着亚美尼亚,而波斯的沙普尔王誓死夺回亚美尼亚以南的北美索不达米亚的决心,又是众所周知的。
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亚美尼亚会去投靠信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的波斯吗?其实琐罗亚斯德教并不排他,不会强迫他人去改变信仰。另一方的罗马皇帝尤里安尽管不反对其他宗教,但明显地对基督教没有好感。亚美尼亚国王和出身于希腊的王妃据说都是虔诚的阿里乌斯派的信徒,想来他们的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尤里安曾在邻近亚美尼亚的安条克待了半年以上,但在对亚美尼亚政策上,似乎并没有特别用心,尽管这比他写《厌胡者》此类的文章远为重要。
我认为尤里安的第二项过失是在军队的后勤问题上。他认为1500艘以上的大船装载物资,足以应付全军的供给。如果不发生意外,这些装备的确是够了。然而,只有一种选择,犹如危险的赌博,凡事本应多留些余地。罗马人不满足只有一条路的现状,才会建设起四通八达的道路网络。始终保持多种选择,是罗马人的生活哲学。罗马军团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也正是因为既确保了后勤补给路线的充足,又将士兵情绪等不确切的因素也考虑了进去。
图拉真皇帝时代是罗马军团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图拉真皇帝也曾经攻打过美索不达米亚,成功地占领了泰西封。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作战的罗马军团,不仅利用水上的船只运送物资,中东一带的整个罗马道路网都配备了完善的兵站即后勤补给系统,成为军队的强大后盾。连他们的对手都不得不承认:“罗马军是靠兵站取胜的。”尤里安难道没有考虑过补给路线水陆并用吗?当时中东地区的罗马式道路网依然存在,如果他真有此打算的话,无疑可以分散补给方面的危险。
尤里安带着流亡的波斯王子奥米斯达随行的目的,是为了在攻下泰西封、赶走沙普尔之后,让奥米斯达坐上皇位。奥米斯达不知何故与沙普尔结下了怨恨,最后只能抛弃祖国远走罗马。他受到了君士坦提乌斯皇帝的热情欢迎,之后的20余年一直在罗马皇帝的身边,享受着国宾级的待遇。奥米斯达气质高贵,言语机智风趣,然而他之所以能赢得罗马皇帝的喜爱,并非因为他个人的魅力。对收容国而言,流亡人物在其祖国的地位越高,可利用的政治筹码就越大。只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始终没有机会利用这张政治王牌,让奥米斯达在罗马皇宫中虚度了年华。
终于尤里安皇帝决定利用这张王牌。不过,奥米斯达并非被沙普尔抢了王位才流亡,也就是说,没有特别正当的理由。何况他离开祖国20余年,要扶持这样的人物登基,必须有一个绝对的前提,那就是当朝国王沙普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错。只有出现这个结果,波斯的统治阶层才会同意将王位传给他人。然而,沙普尔二世因少年丧父而早早登基,并且成功地持续了50多年的统治。论战场上的才华,他并没有什么令人刮目相看的战略战术,但却是一位内政的高手,始终能够维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对外方面,自公元279年北美索不达米亚成为罗马领地之后,他一直雄心勃勃地欲夺回失地,陆续攻下阿米达以及⾟格拉,正朝着最终目标一步步地前进。难道波斯的民众会赶走这样的君王,而将王位拱手让给一位在敌国生活了多年的流亡贵族吗?
罗马帝国早在元首制时代,就曾经有依靠军事武力攻占他国、让流亡在外的王子登上皇位的经验,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因为维持王位的长期安稳,需要派出相当规模的军队驻守当地。之后,罗马接受了失败的教训,修正了外交政策,尝试着与新继位者建立友好关系。尤里安难道是对这些先例一无所知吗?还是说,他虽然知道,但未觉察到其重要性?
我认为,尤里安在前的第三个过失,是没有带弗拉维乌斯·塞孔杜斯这位忠臣同行。
与尤里安共赴波斯战场的高官中,有一位负责帝国东部的长官叫萨鲁斯特·塞孔杜斯(Salutius Secundus)。不过,我这里要说的塞孔杜斯,是尤里安当年在高卢担任副帝时,给予他最多帮助的那位。尤里安登基掌握了人事大权之后,立刻将他无法亲自掌管的西部交给了塞孔杜斯管理。以高卢为中心的帝国西部,在这位贤能、公正的长官的治理之下,经历了一段安全、繁荣的时期。然而,这项人事决定,却让尤里安在拿生涯当赌注、不惜与波斯一战的重要关头,身边少了一位能够全面信赖又富有军事和政治才华、敢于向皇帝直言不讳的忠臣。
参战的另一位塞孔杜斯,与尤里安有些相似,也是一位颇有哲学造诣的“异教徒”。大家一致公认他为人公道,做事深思熟虑,即使是基督教徒,对他的评价也相当不错。不过,像塞孔杜斯这样性格的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公正和谨慎的态度,通常都不太会吐露心声、直抒己见。面对皇帝,他同样也是采取了这种看似无懈可击的态度,结果就是说了等于没说。对于随时都必须作出决定的人而言,这样的部下算不上是得力助手。
对自高卢时期就一同出生入死的内维塔将军,在军事指挥上,尤里安完全可以放心。不过,战场上同样需要对人的心理有高度的洞察力,而出身于法兰克人的内维塔缺乏这种才能。
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人都是先帝君士坦提乌斯时代成长起来的高官或将军,大多是基督徒。对尤里安的反基督教政策,他们当然不能接受。不过,如今尤里安是皇帝,忠于皇帝是他们的职责,而且这些基督徒的高官也愿意履行职责。
尤里安的一些哲学家朋友也跟随他参加了战役。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在饭桌上陪皇帝聊聊天。
可以说,尤里安是在身边没有一个完全可以信任和依靠的部下的状况下,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在整个行军过程中,他不像一个稳如泰山的皇帝,而是骑着马四处奔跑,不断地给士兵打气,似乎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拭去心中的不安。或许他是不想一个人安静地思考,生怕自己会越想越不安,掉进恐惧的迷宫中,找不到出口。
“直言”在词典中的解释是“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然而,直言并非只有以书面或口述,即用语言的方式才能表达。领袖注定是孤独的,但仍然可以拥有一些无须言表就能心领神会的伙伴。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尤里乌斯·凯撒有这样的伙伴,奥古斯都和图拉真皇帝也有这样的挚友。如果塞孔杜斯不是身处莱茵河畔,而是在幼发拉底河附近,想必他会对军队进入波斯境内之后一路无阻的异常状况产生怀疑,并直言不讳地告诉尤里安。因为这位忠臣曾经特意从高卢写信给渡过幼发拉底河向东进发的皇帝,希望他暂缓远征波斯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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