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扶持政策
君士坦丁在“米兰敕令”颁布后不久,很快就推出了第二套与基督教相关的政策。这套政策对于提振帝国内基督教势力,同样具有莫大的助益。那就是,君士坦丁将皇帝的私有财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这里说明一下,在推行帝政300多年后的当时,伴随着自耕农的衰败,皇帝手中所吸纳的农耕地已经广袤无边。换句话说,罗马皇帝已经是帝国内最大的地主。
但是,皇帝将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彻底违背了“米兰敕令”的宗旨。敕令之中只是承认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一样,享有信仰和宗教活动的自由,并未将它列为国教。而皇帝的私有财产,是在其登上罗马帝国皇位之后才被赋予使用之权力的,而不是个人可以随便处理的私人财产。正因为如此,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以后,皇帝的资产都是由下一任皇帝继承。换句话说,资产是与罗马皇帝这一地位捆绑在一起的,而不是皇帝个人的财产。在3世纪前半期,曾经出现过一位利用皇帝资产热心扶植特定宗教的埃拉伽巴路斯皇帝,人们纷纷抨击其滥用职权的行为,不仅如此,最后埃拉伽巴路斯还惨遭谋杀。
因此,君士坦丁将皇帝资产赠与基督教教会的行为,不仅违反“米兰敕令”,也违反了罗马皇帝身为公共人物应有的行为准则。问题是,他现在已经是事实上的最高掌权人。即使明知这个人玩起表里不一的两面手法,公元4世纪的非基督教徒也已经没有力量和气魄来指责了。
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虽然教堂是向天神祈祷时用的场地,但是要让教堂运作起来,可不是光靠祈祷就能办到的。姑且不论祈祷与否,光是弥撒之类的宗教仪式,还有救济贫民的各项活动,就需要一大笔钱。当然,获取金钱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一般信徒的捐赠。不过,如果有人愿意提供大型的经济基础作为后援,对于创造良好的信仰环境是再好不过的。这些经济基础,可以是教会周边广阔的农耕地、农地里饲养的家畜家禽、生产商品的工厂以及销售商品的店面等等。
总而言之,即便是宗教组织,不,也许正因为是宗教组织,资产的作用尤为重要。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理解当君士坦丁将皇帝的资产捐赠给基督教教会时,当时的基督教教会人员为什么不仅感恩戴德,还永世不忘。知道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君士坦丁会获得了“大帝”的尊称。
有一项绝好的证据可以证明,君士坦丁的捐赠行为是如何长期停留在基督教教会人员的记忆中的,这就是《君士坦丁捐赠书》。这份文书在漫长的中世纪,长期束缚着欧洲君主王侯们的行动。因为这里面明确记载,君士坦丁皇帝已将整个欧洲捐献给了罗马教宗。天主教会举着这面金牌对王侯们表示:“你们所谓的领土,实际上都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捐赠、由基督教教会持有的资产。你们只是受教会委托统治的人员而已。如果你们有任何忤逆土地真正所有人基督教教会的行为,罗马教宗将有权立即收回委托权。”
一直到公元1440年,这份文书才被证明是彻底的伪造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人,被成为“人文主义者”。意大利出身的“人文主义者”洛伦佐·瓦拉在一字一句对行文整体进行严密的考查之后,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份捐赠书并非出自君士坦丁在世的公元4世纪,而是10、11世纪基督教教会内部人员伪造的赝品。这项发现使得世俗君主摆脱了束缚在身上一千多年的枷锁。而这件象征文艺复兴精神的实例也告诉我们另一项事实,那就是有这样一件伪造文件出现,说明皇帝资产赠与基督教教会的行为,对于基督教教会来说,意义是多么重大。顺带说一句,这份伪造品,《君士坦丁捐赠书》的原版,现在就收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里。
“米兰敕令”以后,君士坦丁将表里不一展现得淋漓尽致。除了由国家补偿没收的资产、捐赠皇帝资产给教会外,还有一项意义重大、给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政策,那就是皇帝极力支持神职阶层的独立。
这一项政策也是以敕令的形式实施的。具体来说,就是承认决意将一生献给基督教神灵的人,有权不承担任何公务,包括国家公职、地方自治体政务,以及军队中的军务。换句话说,“神职人员”今后只要专心从事宗教事务即可。这意味着,罗马皇帝这一最高权力人正式承认了基督教神职阶层的独立。
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意大利语叫“clero”,来源于拉丁语“clerus”。
不过“clerus”一词直到帝国后期才出现,语言学上也把它归入了“后期拉丁语”之列。要知道,无论是共和时期,还是进入帝政之后,在罗马人使用拉丁语的一千多年历史里,都只有“祭司”(sacerdos)一词,而没有“神职人员”(clerus)一词。因为罗马虽然有主持宗教仪式的人,但没有以传达神意给人民为职业的神职人员。既然没有实体存在,自然也就没有表达的名词。从“神职人员”一词开始出现在罗马社会中也可以看出,君士坦丁想要建立的帝国,和以前的罗马帝国完全不同。
对于免除神职人员一切公务的施政理由,君士坦丁自己是这么表示的:
神职人员应该不受其他诸多事务烦扰,专注于神圣之事业,方能对国家提供无法衡量之贡献。
4世纪的基督教徒自然对这项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在君士坦丁时代,虽然基督教徒的信仰自由得到了承认,但其他的宗教依然存在,特别是罗马诸神依旧作为国家宗教而存在。在这个时代,从就任公职的立场上来说,必须常常参加官方祭典。对于决心仅向基督教唯一真神祈祷的信徒来说,参加献给罗马传统诸神的祭典本身就是一种痛苦。尤其在场的,不是被比喻为羊的一般信徒,而是以引导羊群为己任的牧羊人,即神职人员,那就更痛苦了。因为基督教的神与其前身犹太教神灵一样,是“一”而非“多”。作为一神教,拒绝承认唯一真神以外的其他神灵存在,正是其宗教的存在理由。
而君士坦丁所谓的“应该不受其他诸多事务烦扰”,等同于“应该不受其他诸多神灵烦扰”。这些“牧羊人”自然会欢天喜地地接受这项政策。
君士坦丁本人,既然身为罗马皇帝,也就身兼罗马宗教的领头人——“大祭司”。在官方祭典中,不仅要参加,还有领头率领众人举行仪礼的义务。姑且不论其内心作何感想,至少他并非基督教徒,也没有接受过洗礼。
政策也好,施政也罢,常常会在立案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效果。这一道免除基督教神职人员公务的敕令,产生了一个恐怕连君士坦丁本人也未曾预料到的额外效果,那就是罗马社会的中间阶层,特别是其中文化层次较高的那一类人,开始纷纷涌进基督教教会。
公元4世纪的罗马社会,列位皇帝相继推出的一连串政策,直接冲击了在元首制时期作为社会骨干的中产阶级,使他们没落至崩溃的边缘。
戴克里先皇帝推出的税制改革,将一直以来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变成了以直接税为主,结果最受重税之苦的就是中产阶级。
君士坦丁直接继承了上述的税制,而且他还把传统的银本位制改成了金本位制。在这项改革之后,罗马社会分成了以价值稳定的金币为收入来源和以汇率不断变动的银币为收入的两类人。除了能以金币给薪的国家公务员和军方人员以外,其他划到中间阶层的中产阶级,则被划为了后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家自然想到去从事国家行政事务或者去服兵役。但是,虽然伴随行政机构扩大而增加不少公务员,但既然是可以领取金币的热门职业,门槛自然很高。至于服兵役,由于当时是由巴尔干地区出身的人掌握大权,想必有人不愿意入门受欺凌。
也许有人会说,要成为神职人员,不是牵涉到宗教信仰问题吗?
这里向大家说明两个现状:
第一,面对国势、威望日趋衰落的罗马帝国,罗马人悲叹他们已经被罗马诸神的抛弃。在这个时代,即使对基督教没有皈依想法的人,罗马传统诸神的信仰也淡化了。而一神教的危害要到一年多以后才清晰地显现出来,多神教思想下的古罗马人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到。
对这些人来说,要应征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心理上自然也不会有太大的抵触。
第二,现实生活的困窘。人们一旦迫于需要而无计可施时,信仰问题就会摆在其次。实际上,为了挣一口饭吃而改信基督教的人不少。而且,在君士坦丁大力振兴基督教之下,这些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多。
而且这种现象还蔓延到罗马社会中属于上层中产阶级的地方议员阶层“decuriones”。只是,这些人转行为神职人员,并非纯因经济需要。由于所有的职业都转变成了世袭制,这些人也被绑在了地方议会的议席上。而在后期的罗马帝国,这项工作不仅没有任何乐趣可言,而且还要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在中央集权高度集中的罗马帝国后期,地方自治体以前所能享受的诸多权力均被剥夺。元首制时期被誉为帝国“细胞”的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如今都沦为单纯的地方行政区。身为地方议员之子,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只能继承家业,而且被视为富裕阶层,课以重税。这些税还必须兑换成金币缴纳。而每兑换一次,资产就要减少一分。
一旦成了神职人员,这些问题就会全部消失。最大的好处,在于君士坦丁免除了神职人员纳税的义务。不仅如此,生活费用上也会得到教会的资助。这也是教会需要资产的原因所在。
可能有人会说,禁止结婚的规定不会阻碍一般民众转变成神职人员吗?这里要说明的是,基督教教会的神职人员必须履行单身义务的规定,是进入中世以后才开始的。耶稣基督之下的十二使徒,大多有家室。初期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也大多有婚姻关系。也就是说,这一点不会成为人们专心基督的阻碍因素。
就在这个时期,君士坦丁皇帝颁布敕令,将古代对单身人士不利的制度作了改正。很多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是扶持神职人员阶层的政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会不会是在给民间日益增多的转业神职人员的热潮踩刹车呢?因为在君士坦丁在位早期,就颁布了神职人员数量限制措施。无论主教或祭司,除非有空缺,否则不允许添加新人。
优西比乌主教在其著作《基督教教会史》中痛心地写道:“很多人入教是为利益而非信仰”,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现状。不过,基督教教会一方,却因为这一世俗的现象而获益,那就是神职人员素质因此大幅提高。以前的主教或祭司大多由出身社会底层的人担当,现在这个阶层文化层次提高很多。当时的基督教教会得到君士坦丁这个难得的支持者,正在向罗马帝国中枢渗透。这个现象又使得教会获得操纵语言的有效才能,成为一项有力武器。《圣经》上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嘛:“起初,先有语言。”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打败最后一名竞争对手李锡尼之后,从这一年到公元337年的13年间,一直是罗马帝国唯一的最高统治者,独揽大权。这意味着他之前在帝国西方实行的基督教振兴政策,从此也开始适用于帝国东方。基督教势力原本在东方就很强大。从小亚细亚到叙利亚——巴勒斯坦,整个帝国东方的基督教教会,自然会把君士坦丁看成十二使徒一样的存在崇拜。这种情况下,罗马帝国越来越像基督教国家了。而君士坦丁发出的第一弹,就是在打败李锡尼之后马上开始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建设。
君士坦丁为了吸引人口,在新首都除了实行很多之前叙述过的振兴措施外,还要加上一项在他独揽大权后才能实行的新政策,那就是将埃及产的小麦全部转运到新首都。以前埃及产的小麦都是首先确保首都罗马和意大利本土的需求,载着埃及产小麦的运输船,大多数由地中海向西航行。如今虽然同样经由地中海运输,只不过航行的方向改成了向北。君士坦丁为了保障在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定居的社会底层阶级的福利,决定在此恢复以前在罗马和其他城市实施过的小麦免费配给政策。据说在君士坦丁堡免费领取小麦的人数有8万人。在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这个人数为20万。据此推断,新首都的规模大约是原首都罗马的四成。埃及产小麦与帝国全境小麦产量的比例,也是四成左右。不管怎么说,光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君士坦丁对于新首都付出的极大热情。而热情越大,与付出对象之间关系也越深厚。
如此,对基督教振兴付出极大热情和心血的君士坦丁,与基督教教义关系密切,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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