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基督教(二)
似乎每一位认识到帝国面临的困境,并且积极寻求解决方法的皇帝,都会对基督教进行非常严厉的镇压。就连被公认为是贤帝的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在里昂也发生了基督教徒的殉教事件,而等到他的儿子康茂德继位之时,基督教徒不但没有继续遭到镇压,甚至连流放的情况都没发生过。与做皇帝相比更热衷于做祭司的埃拉伽巴路斯统治时期,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基督教徒遭到迫害的事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既说明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政策缺乏连贯性与一致性,也证明了每个皇帝对帝国统治的关心度各不相同。
罗马帝国长期以来对基督教徒一直沿用皇帝图拉真制定的政策,即只处理被起诉的教徒,而且处理基准和普通的罪犯一样。但是事隔150年,即在3世纪后半期,皇帝德基乌斯将这一规定更改为不管是否遭到起诉都可以对基督教徒实施镇压。也就是说,罗马社会开始正式将镇压基督教徒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的方法之一。
虽然德基乌斯的这个政策由于蛮族入侵只维持了不到一年,但仍然使许多人被迫退出了基督教,还有1000余人因为誓死不肯退出基督教而殉教,另外还产生了一部分像居普良一样的逃亡者。
两年后,瓦勒良将德基乌斯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重新推广开来。
他要求所有的罗马公民都必须拥有一份证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的“证明书”。颁发证明书的特别委员会也被重新组建,开始继续运作。不过,发生在罗马社会内部的这场运动,并非仅仅出自皇帝一人的想法。
当时的罗马公民都对基督教徒感到非常不满。因为在国难当头的紧急时刻,基督教徒却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逃避罗马公职,拒绝服兵役,而这些都是每一名罗马公民所必须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因此,自古以来就对一神教持否定态度的罗马人,终于因为3世纪以来不断出现的天灾人祸而将积压已久的愤怒之情爆发出来,并且发泄在基督教徒的身上。
距离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使行省居民也获得罗马公民权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往行省人民可以免除罗马公民才应当负担的公务与兵役,如今却人人都是罗马公民。原本行省人民里的基督教徒比例较罗马公民高,如今这些教徒也要承担罗马公民的义务,使得3世纪的基督教徒政策更趋复杂。从罗马人的角度来说,如今教徒也是罗马公民了,却不愿意承担公民的义务。而教徒认为,基督教的教义不允许他们承担帝国的政务。
历史学有个专有名词叫“护教论者”,这些人曾试着从基督教徒的角度为当时的行为辩护。护教论者反讽说,蛮族入侵怪罪到基督教徒头上,疫病爆发也怪到基督教徒头上,反正有什么事情都把责任丢到基督教徒头上就是了。
而在这个时期的人物,于公元253年过世的护教论者奥理杰内曾经向与自己有相同信仰的人表示:
信仰基督教的人,比罗马帝国的皇帝更加强大,比皇帝的所有行政官更加强大,甚至比罗马的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更加强大。罗马人信仰的神灵总有一天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我们现在对统治者宣誓效忠,以及在皇帝像前的所作所为都将烟消云散。
因为蛮族的入侵而引发的这些惨剧,并不像罗马人所说的那样绝望。那些蛮族总有一天也会领悟到我们基督教的真谛,到那时,他们自然会抛弃那些野蛮而残酷的思想。所以,现在的惨剧,只是在蛮族皈依我们基督教之前,上帝对我们的考验。
我并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对其中那句“我们现在对统治者宣誓效忠”非常感兴趣。或许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接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是因为相信终有一天罗马人也会皈依基督教。但是据基督教方面所说,他们所谓的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罗马皇帝。我认为这或许有什么误会的地方吧。
信奉一神教的基督教徒会拒绝效忠罗马皇帝,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罗马皇帝就是神。不过,只有死后被神格化的罗马皇帝才是神。而且罗马人所说的这种神,与基督教所信仰的神并不相同。因为皇帝在生前对罗马帝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罗马人希望他们死后也能够化为神灵继续保佑帝国的和平。虽然在罗马帝国境内到处都能见到皇帝的雕像,但是对罗马人来说,将香料供奉在皇帝雕像的面前,意味着祝愿皇帝身体健康。而在皇帝雕像之前敬礼,就像我们现代人对国旗敬礼一样。也就是说,罗马皇帝的雕像,与其说是神像,更像是罗马帝国的象征。
对于这一点,基督教徒们应该也十分清楚。所以他们拒绝参拜皇帝的雕像,并且在将罗马帝国控制在自己手中之后,开始积极地而且有意识地将这些皇帝雕像全部破坏。
所以说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之间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对抗,不如说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抗争。
但是,瓦勒良和德基乌斯一样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将基督教彻底镇压下去。因为对于罗马帝国的皇帝来说,与镇压基督教相比,抵御外敌的入侵是更加重要的事情。但是即便如此,在基督教方面的记录中,仍然将瓦勒良特别称为“基督教的公敌”,由此可见,虽然瓦勒良的镇压时间很短,但仍然是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
公元257年,在将原本列为第一优先的帝国防卫体制彻底重整完毕之后,瓦勒良在继位的第4年颁布了一项针对基督教的临时措施法。不过这项法令仍然只是针对基督教会神职人员而不涉及一般信众,这项法令规定,基督教的一切祭祀活动以及基督教徒的捐款都被明令禁止。违反这项法令的人,将被直接逮捕并且处以流放或者死刑。
虽然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因为这项法令而牺牲,不过神职人员阶级的殉教者却留下了明确的记录。
首都罗马的主教斯提法努斯在当年8月2日殉教身亡。8月30日,前面提到过的迦太基主教居普良被行省总督逮捕并接受讯问。其实他这次也逃了出去,但是因为与教会有关的人受到了牵连,所以他才返回为其他人辩护,并且最后从容地选择死亡。
到了第二年,即公元258年,皇帝瓦勒良好像乘胜追击似的,又颁布了第二项临时措施法。法令中重新规定,凡是拒绝参加祭祀罗马诸神活动的神职人员,都将被判处流放或死刑。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这项法令初次将普通的信教群众也列入处罚的范围之内,而且导入了没收财产的概念。
第二项临时措施法不仅以神职人员为对象,还把对象扩大到信徒,尤其富有的信徒身上。由此可见,罗马帝国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想阻止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范围内继续扩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截断基督教会的资金来源。
罗马社会原本并没有独立且专业的神职人员,因为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所以并没有统一的教典,也没有教理,而没有教典和教理自然就不必向普通信徒进行传教,也就不需要专门负责传教的神职人员。在罗马社会中,维护神殿和举办祭祀活动等事宜,都是由国家以及地方自治体来负责,费用也由其承担。正因为罗马社会之前并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来负责这些运营活动,所以他们也一直不能理解由信徒捐赠资金,用于营运教会、培养教会相关人员、举办弥撒等教会事务的概念。直到因为外敌的频繁入侵而导致国库空虚,罗马帝国无力维持神殿的日常运作时,唯独基督教会的活动依然丝毫不受影响,罗马人才终于发现宗教可聚财的现象。
虽然罗马人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要聚敛钱财,但身为当事人的教会内部对此清楚得很,而且基督教会的一大特色就是派系纷争非常激烈。围绕教理所展开的争论,即便在被镇压的时代仍然火爆异常。关于教理的详细内容在这里就不予赘述。简单地说,争论的目的就是为主教的位置分出一个高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争论,是因为成功占据上位的主教,能够掌控信徒更多的捐款。
虽然从动机上来看教理论争非常令人不齿,但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因为一个宗教仅仅依靠信仰是无法存活下来的。教会要想保持宗教信仰的大旗,就必须使自身成为一个严密的组织。而要想充分地发挥组织的机能,纯粹的信仰和强大的组织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要想维持一个组织的正常运转,金钱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所以说在罗马帝国晚期逐渐兴起的基督教,恰恰反映出了这个从古至今一直保持不变的真理。
虽然皇帝瓦勒良对基督教的镇压已经做得相当彻底,但是因为波斯国王沙普尔再次向罗马帝国发动了攻击,迫使他无法继续对基督教进行镇压。对基督教徒来说,这场来势汹汹的暴风雨终于过去了。而直到公元303年皇帝戴克里先再次开始对基督教徒进行大规模迫害为止,居住在罗马帝国中的基督教徒得以享受45年的和平生活。
在这45年里有许多皇帝上台又下台,光是重要人物就有6人。并非因为德基乌斯与瓦勒良对基督教的镇压感到后悔,所以才采取了宽容的政策,而是因为他们在内忧外患面前根本无暇顾及基督教的问题。
公元260年,在罗马帝国的面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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