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与正统性
面对眼前的既成事实,元老院只能承认他为罗马帝国的皇帝。但是马克西米努斯虽然得到了元老院的认可,身为罗马帝国权力集团的元老院议员们,却在背地里称呼他为“半蛮族”。实际上他们心里都非常不愿意这位新皇帝来到首都罗马。
马克西米努斯不是既有的权贵阶层,也不是“新贵”,亦即新的权贵阶层,心中或多或少有些自卑。他下令从官方记录中删去他父亲那一听就知道既非拉丁人,也非希腊人,而是巴尔干半岛贱民的姓名,同时也删去了他母亲那令罗马人更听不习惯的姓名。而对于他本人来说,就算罗马是自己统治的这个帝国的首都,他也不愿意前往。
虽然他拥有声望和实力,但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使其拥有的地位正当化。为了使地位正当化,除了实力之外还需要正统性。世袭制之所以能够流传这么久,就是因为在实力不明的情况下,只要拥有正统性就可以使其他人理解和接受。身为叙利亚太阳神祭司的埃拉伽巴路斯之所以能够继承皇位,就是因为他是先帝卡拉卡拉的外甥。除了马可· 奥勒留以外的贤帝们,在决定让有能力的人继承皇位之前也要将其收为养子,就是为了使其成为皇帝的“儿子”,从而拥有正统性。
因为罗马是多神教的国家而非一神教,如果是一神教的国家,可以通过神的承认来获得正统性,但是对于多神教的国家来说,只有获得国民的认可才行。即便拥有正统性的人,在成为统治者之后也要证明自己拥有统治这个国家的实力。而通过实力占据了统治者宝座的人,也要时刻证明自己拥有坐在这个位置上的正统性。此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稍有懈怠,就算是先帝的亲儿子也会被杀害。因为皇帝是终生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皇帝被杀意味着人民对皇帝的不信任。
“色雷斯的马克西米努斯”深知自己既没有功绩也没有正统性,很难将继承皇位这件事正当化。他仅有的功绩,只是在新兵训练上小有成效,却没有抵御外敌的显赫战功。
于是马克西米努斯决定在回到首都之前先给自己积累一些战功。
对他来说,这称不上是牺牲。元老院的议员们比日耳曼的蛮族难对付得多。不管前方的战况多么惨烈,只要有支持他的士兵们在身边,他就对自己充满信心。
从皇帝亚历山大被杀之后的公元235年开始,罗马帝国在背水一战的皇帝带领下,与日耳曼民族之间展开了全面的战争。马克西米努斯率军越过莱茵河前进了50公里,直达现在的威斯特法伦,与迎击的日耳曼人发生了激烈的交战。随后他又赶走了入侵高卢的蛮族,还一路乘胜追击,彻底摧毁了蛮族的大本营,使其不得不从高卢境内彻底撤军。罗马军队在所有的战线上都大获全胜,马克西米努斯立刻趁此机会向元老院提交了一份报告书:
诸位元老院议员,我很想向你们传达我们罗马士兵们英勇战斗的功绩,但是不知该如何说起。我们越过防线,深入敌境四五十罗马里(相当于60—75公里),摧毁了沿途所有的日耳曼人村落,掠夺了他们的家畜,杀掉了他们的士兵,俘虏了他们的女人和小孩。最后阻挡我们前进脚步的并非日耳曼人,而是一大片沼泽。如果能够越过这片沼泽地,那么我们的士兵甚至可以攻陷日耳曼人著名的黑森林。
在这种积极的进攻战术之下,罗马军队从莱茵河畔一直到日耳曼长城都一路高歌猛进,没有打过一场败仗。春风得意的皇帝再次向元老院发出书信:
诸位元老院议员,从我继位至今虽然只有短短数月,但是我敢说目前为止的战绩不输于之前的任何一位帝王。而且,我还在连续不断地取得胜利。通过这些胜利,我缴获了无数的战利品,绝对能够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被我们的士兵所俘虏的日耳曼战俘数量,如果全都带回去的话,想必就算是首都罗马也装不下。
在发出了这些战报之后,皇帝向元老院提出在首都中心的回廊上设立一幅描绘罗马军队胜利场面的版画。
听说罗马军队取得了久违的辉煌战果,元老院中立刻响起一片欢呼声。但是那些元老院议员们在聆听皇帝报告的时候都是一副苦涩的表情。被他们蔑称为“半蛮族”的家伙竟然取得了如此出人意料的战果,他们当然高兴不起来。但是更加令他们难以容忍的是马克西米努斯在报告中暴露出来的低劣的文学素养。身为传统贵族阶级的他们,完全无法接受自己被这样一个男人统治。
简洁是优点,坦率也不坏,但是既简洁又坦率就会拉低一个人的品位。同样一件事或一句话,有品位的人做出来或说出来就会显得特别有分量,使人更加容易接受。也许马克西米努斯也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卑,所以他不喜欢自己的身边出现有教养的人。皇帝身边一般都有秘书官和负责记录皇帝口述的书记员,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将皇帝亚历山大时期擅长这些工作的官员们全都赶了出去。也许他觉得身边的人只要能够将自己所说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就足够了。但是他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和出口成章的尤里乌斯· 凯撒相比还差得很远。
元老院议员们连续听了三年皇帝发来的战报,也就是说,这个“色雷斯人”连续打了三年的胜仗。在继位第三年的公元238年,皇帝马克西米努斯将前线大本营迁移到希尔米乌姆。通过积极进攻的战术重新恢复了莱茵河防线与日耳曼长城的防御功能之后,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多瑙河中游。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艾罗迪亚鲁斯这样写道:
如果上天能够多赐给他一些时间的话,那么莱茵河、日耳曼长城以及多瑙河等罗马帝国北方的生命线大概就会平稳下来吧。
罗马人所说的平稳,指的是自己所在的国家罗马处于和平状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pacificatio”。但是罗马人想要享受和平,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需要通过武力征服高卢人,公元2世纪开始需要用武力征服日耳曼人。也就是说,所谓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实际上只是对罗马人来说的和平。不过即便如此,这个“和平”(Pax)的受益者仍然遍及居住在欧洲、中近东以及北非等地的所有人。
虽然马克西米努斯希望将罗马帝国的北方防线稳定下来,但是本应与他站在统一战线上的罗马人扯了他的后腿。事件的起因是北非行省爆发的抗议运动。
在尤里乌斯· 凯撒还是执政官的时代确立的《农地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保护中小规模自耕农的政策。这一法令在罗马进入帝国时代之后仍然被保留了下来,所以在意大利本土,中小规模的农场比大规模的农场更加受到重视。对于像格拉古兄弟以及尤里乌斯· 凯撒这样以民众支持为基础的政治家们来说,保护那些拥有投票权的中小农民是非常重要的政策。进入帝国时代之后,虽然皇帝的权威同时也要受到来自元老院方面的限制,但是自耕农的支持基础仍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所以后来的皇帝在意大利本土实行了仅限于自耕农的利息优待政策。
罗马时代的北非
但是,上述情况在被罗马人征服的行省中完全不同。这些地方在被罗马征服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使用许多奴隶进行劳作的大规模农场形式。而且这一形式在他们加入罗马帝国之后也仍然保留了下来。因为罗马人统治外族的方式一向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再加上行省的农民并没有罗马公民权,对皇帝来说没有投票权,所以罗马方面对此也没有作出什么改变。
大规模农场形式在北非地区普遍存在,基于两个原因:
一、与满是山丘的意大利半岛相比,在布匿战争前一直处于迦太基人统治之下的北非属于平原地势,加之迦太基人自古以来便以高效的农耕技术著称,因此与中小农场相比,大农场更加符合他们的生产模式。
二、虽然在现在看来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北非地区和埃及是罗马帝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向意大利本土提供三分之一的小麦资源。除了小麦以外,还出口大量的其他农产品。既然意大利本土这样一个具有大量需求的市场就在旁边,提供货源的北非的粮食生产效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现在依然残留在北非一代的壮丽遗迹,非常完美地证明了当时罗马帝国在北非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正因为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够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作出积极的发展,从而留下这些遗迹。哲学家皇帝马可· 奥勒留的老师就是生于北非的弗龙托,他的女婿和手下优秀的武将中也有不少北非出身的人。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也是出身于北非行省的皇帝。可以说北非的大农场就是向帝国输入这么多人才的基础。所以公元238年爆发的抗议活动,虽然从帝国整体来看只是一个发生在地方的事件,但实际上对整个帝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罗马时期“阿非利加行省”的首府位于迦太基,就是现在的突尼斯。从迦太基向东南方向前行200公里就是蒂斯德鲁斯(现在的艾尔迪约姆)。在这里拥有众多罗马时代的遗迹,其中以圆形竞技场最为著名,由此可见这里在罗马帝国时期是一个繁荣的都市,周围都是广阔的耕地。
当负责征收税金的皇帝财务官从行省首府迦太基前来这里收税的时候,农场主们对其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位看上去丝毫不懂通融的财务官,宣称在北方作战的皇帝马克西米努斯下令征收战时特别税,并且不接受任何的协商。这件事引起大农场主的强烈不满。其中一些年轻的农场主表现尤为激动,甚至在与财务官发生争执的时候错手杀了对方。结果,原本对于税收不满而产生的抗议因为民众的激昂情绪而演变成一场暴动。年轻的农场主们将自己手下的农民武装起来,率领这些民兵向行省首府迦太基进发。他们打算向行省总督投诉财务官过于苛刻的税收要求,因为当时的总督戈尔迪安是一位非常体谅民众的统治者。
但是当他们在迦太基的总督府进行会谈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变化。年轻的农场主们决定推举他们的总督作为罗马帝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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