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河防线
进行军事防守既要付出人力,也要耗费资金。虽然当地人愿意为此纳税,但罗马人的安全保障也包括修路造桥,建设城镇,此外加上军团基地的消耗,的确对国库是一笔相当沉重的负担。
不列颠相当于今天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此地除了盛产锡以外以农牧业为主,属于帝国的贫困地区。尽管当地的财政收支经常处于赤字状态,但罗马还是在这里驻有3个军团,就是为了高卢的稳定。尤里乌斯· 凯撒是最早渡过多佛尔海峡的罗马大员,他在《高卢战记》中写道,自己之所以远征不列颠,就是为了切断高卢的反罗马分子的后路。到了帝政时代,高卢变得非常稳定,是学习罗马的模范学生。尽管如此,不列颠的战略地位却没有丝毫下降。因为罗马不再试图征服苏格兰(罗马时代称为喀里多尼亚),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渡过北海的入侵者绵绵不绝,喀里多尼亚已经成为弱肉强食之地,为了防止这些人南侵,罗马只好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并分别在卡莱奥恩、约克和切斯特各驻扎一个军团。
2世纪后半期的不列颠
丘吉尔曾说,大英帝国的历史以凯撒渡过多佛尔海峡为开端。而在罗马史研究领域,英国学者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是很遗憾,对罗马人而言,不列颠只不过是一个稳定高卢的存在而已。《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认为,罗马的强大之处在于它能同化被征服者,在人才选拔方面,罗马一直敞开着大门。可是,在整个不列颠却没有出过一个元老院议员,也没有一个行省总督或军团长。一个地方如果缺乏培养人才的基础,当然不可能人才辈出。
行省化的达契亚也没有出现过以帝国兴盛为己任的人才,假如波希米亚成为行省,可以想象结果会大抵如此。虽然此地十分辽阔,但对罗马而言,至多也不过是桥头堡而已。既然这样,战略的制订实施就不能被征服欲所左右,而是应该在冷静的分析之后作出判断。我认为,在公元2世纪末期,终结持续了10年仍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战争的时候,康茂德没有把蛮族逼迫成困兽,而是以温和的条件达成和解,放弃了在波希米亚地区建立行省的计划,对罗马而言,他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但是,即便是现在的政治家,举手投足间的不妥都有可能导致支持率下跌,而罗马皇帝居然从正在进攻的地方撤退,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曾立下雄心壮志,把帝国的边界推进到易北河畔,但到了提比略时代,帝国的防线则退回到了莱茵河。不知元老院给予了提比略怎样的谴责。而图拉真皇帝曾征服过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一直攻到了底格里斯河,可是哈德良皇帝放弃了上述地区,将罗马的防线退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哈德良皇帝甚至为此除掉了意见相左的图拉真的四位重臣,而元老院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对于常年出巡在外的哈德良皇帝始终态度冷淡。
直到公元19世纪,盛行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多瑙河沿岸的基地绝大多数是提比略皇帝所修建,才开始重新评价这位皇帝。现在我们知道,提比略从易北河撤退,代之以在夯实防卫基础。
哈德良皇帝在整个帝国四处巡视,这种功绩更早地为人所理解。
自从帝国的防线被突破以后,人们才开始理解为罗马防卫奉献终身的哈德良皇帝。马可· 奥勒留也是直到自己做了皇帝,真正面对蛮族入侵的时候,才领悟到这个问题有多么困难,同时也理解了哈德良。至少,晚于哈德良一百余年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非常赞赏哈德良的功绩。
尽管如此,在哈德良生前,他所指定的继承人安敦尼· 庇护以及年轻的马可都没有理解哈德良的政治思想。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人都深信,只要在首都罗马广施仁政,那么就没有必要千里迢迢地跋涉到行省和边境去视察军事基地。
本来就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再加上元老院态度冷淡,连继承人都不能理解自己的政策,提比略和哈德良之所以还一意孤行,就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并且这两个人都是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们对负面评价具有免疫力,两个人都四五十岁,正是不易为他人所左右的成熟年龄。
而这时康茂德才19岁,既没有坚定的信念,又缺乏强韧的精神。
他之所以放弃行省化,结束战争,当然只是因为厌倦了长年累月的战地生活。其实如果他内心愿意遵从父亲继续战争的遗言,他也完全可以把这个差事交给手下的将军们实施,然后自己返回罗马。是否亲自参战完全是皇帝个人的事情,而并不是法律有所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康茂德仍然固执地结束战争,可能就是因为对战争本身已经厌烦。总之,与敌对的马尔科曼尼和夸地两个部族媾和以后,罗马军队从多瑙河北岸7.5公里宽的中立地带撤军,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再次成为最前沿的基地。这就是罗马人所说的“屈辱的媾和”的结局。
但是,如果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康茂德此举的出发点,只是单纯观察他这一决定给罗马带来的成果,实际上是出人意料的。
吉本对哲学家皇帝马可赞赏有加,也因此对康茂德评价很低。而与此相反,德国至今仍然享有盛誉的罗马史作者、学者蒙森却认为康茂德此时的决定为罗马换回了“60年的和平”。蒙森的著作甚至可以用来修养身心。的确,从公元180年到240年,罗马在多瑙河流域没有进行过激烈战争,在这60年里之所以实现了和平,我想是由好几个重要因素完美地契合到了一起才形成的。
一、虽然被指责为“屈辱的媾和”,但公元180年所缔结的和约却使罗马和被称为“近蛮族”的马尔科曼尼等部族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关系。
二、马可· 奥勒留通过10多年的战争,使多瑙河北岸的马尔科曼尼人元气大伤,一时难以重新发起挑衅。虽然通过谈判达成和解是再理想不过的事情,然而从人类社会的现实看,还是某一方占据优势时更容易达成妥协。
三、驻守在多瑙河畔的武将们对马可· 奥勒留深怀崇敬之情,他们愿意恪守对先帝的誓约。连后来成为潘诺尼亚行省总督的历史学家卡西乌斯· 狄奥都为马可所倾倒。
四、马可· 奥勒留在位期间几乎全都在和帕提亚以及日耳曼人作战,可以说是个很不幸运的皇帝。然而,20年征战的结果,使罗马军队恢复了实战能力。不只限于军事方面,凡是能力,只要不去磨炼,很快就会退化,只是这一特性在军事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罗马军队,尤其是驻扎在多瑙河畔的将士极为强悍,这也使得蛮族不敢轻举妄动。用时髦一点的话来说,就是20年的实战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威慑力量,在战争结束后的60年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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