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人和犹太人
公元前63年，在出征东方期间，庞培成为了第一个与犹太正式接触的罗马人。由于这位罗马将军名震地中海，而当时的犹太内讧不断，于是，犹太人请他进行调解。庞培提出，犹太人应该重新认识政教一体的统治体系。
罗马的宗教没有教典，因此没有专门的祭司阶层。所谓祭司，就是向普通信徒传授、讲解教典（或者圣经）的人。犹太教是以教典为依托的宗教，因此，祭司阶层的权力很大，他们认为政治应该依据教典来实施。而在罗马，既没有教典也不存在祭司阶层，政教分离非常自然。
庞培作为罗马人所提出的政教分离方案自然遭到了犹太人的拒绝。于是，这位罗马将军认为既然如此，就只有通过武力来征服犹太了，于是他向耶路撒冷发起了进攻。经过三个月的对抗，犹太最终屈服于罗马的统治。庞培下令摧毁了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犹太归入叙利亚行省总督管辖之下，但是承认其自治。
公元前47年，尤里乌斯·凯撒在征战埃及的归途中经过犹太。这个时候的他，在与庞培及其追随者的抗衡中胜出，正在一步步地确立自己在罗马世界中最高权力者的地位。此前一年，他在亚历山大停留期间，已经同意犹太人在经济活动方面享有与希腊人同等的权利。在政治方面，凯撒的想法也与庞培有所不同。
凯撒接受了犹太人的请求，让犹太教的最高祭司做犹太自治政府的领袖。他认为在犹太政教可以不分离。当然这一宽容政策的条件是犹太人不反罗马。据说三年后，凯撒遭到布鲁图及其同伙的暗杀后，很多犹太人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奥古斯都以凯撒描绘的伟大蓝图为基础创立了罗马帝国。我在想，如果他像继承凯撒的其他很多想法一样，继承了凯撒对犹太的政策的话，其后罗马与犹太的关系是不是会完全不同呢？
对疆域辽阔的罗马帝国如何实行统治，是以庞培为首的罗马元老院和凯撒发生激烈冲突的分歧所在。元老院派坚持沿用元老院体制，认为国家应该由罗马社会的精英，即300位（进入帝制时期后增加到了600位）元老院议员来统治。在政治史上，这种体制叫寡头政治。凯撒与他们针锋相对，他的理由是：首先，300人合议进行统治的效率极其低下；其次，这种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元老院阶级的僵化，导致不同阶层之间流动性的丧失；再者，因为罗马帝国作为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实施的政策是同化包括曾经的战败者在内的所有人。领导者阶层一成不变的体制不利于维持帝国的长治久安。
假若支持元老院体制的庞培、西塞罗和布鲁图等人所代表的共和制一派在斗争中获胜的话，罗马会不会一直维持共和国的政体呢？或者会不会成为像后来的英国和法国那样，属于本土统治殖民地类型的帝国呢？然而，胜利者是凯撒。通过本土和行省一体化，他使帝国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罗马走上了一条普通的帝国之路。
站在伟大设计者的角度去看，普通帝国的罗马是这样的。
罗马征服西方的这一时期，西方还没有统一的国家，部族数量众多，相互间纷争不断。罗马征服当地部族后，承认他们居住的村落及其周边地区为地方自治体，享有自治权。同时给部族首领和家人以世袭的罗马公民权，把他们接纳到帝国之中。此外，在每个重要的位置建设殖民城市，作为罗马军团兵期满退役后定居的地方。那个时代的“高速公路”——罗马大道遍布各地，联结当地人居住的地方自治体和罗马人居住的殖民城市。在帝国的西方，罗马实施统治的核心就是地方自治体和殖民城市。
在被罗马人征服以前，东方的历史与西方不同。希腊以东，城邦国家和王国的历史很长。罗马人非常善于协调与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东方，可以供士兵期满退役后定居的殖民城市极少，这样的城市是帝国潜在的防御基地。
于是，罗马人把统治的重心放在了城邦和王国上。希腊系各城市继承了城邦传统，非常配合罗马的统治。在罗马统治之下，希腊人不仅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而且与近邻城市发生争执时，罗马人会出面调解；当他们受到外敌入侵时，罗马人会出面保护自己。因此，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很愿意接受罗马的统治。此外，对于那些习惯中央集权制即王权的地方，罗马采取的政策是把王国变成罗马的同盟者，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不用说，帝国的大动脉——纵横交织的罗马式大道也遍布了东方各地。
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并存就是罗马帝国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凯撒作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位伟大设计者，才会认为犹太的特殊统治形式完全可以接受。
当然，不同于“普通”的“特殊”无疑是异类。犹太民族有着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思想，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神教徒，不承认任何其他神。《犹太战争史》的作者约瑟夫斯为了替犹太民族辩护，写下了《反阿皮翁》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法律规定，希望在犹太人的法律下生活的其他民族，我们表示欢迎。但是，不遵守犹太人的法律，只想得到生活的便利，拒绝他们才是正确的做法。
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说法代表了同时代罗马人的看法：“犹太教徒对于和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即使表面上并未表露，内心总是怀有强烈的憎恶感。”塔西佗甚至断言说，犹太教不是宗教，只是迷信，因为它完全否认他人的神。
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以上帝不允为由，拒绝承担公职和服兵役的义务，却在经济方面要求平等的权利。在罗马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看来，这样的民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尤其是希腊系居民，他们对犹太系居民最没有好感。因为他们⾟⾟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不知什么时候住进了犹太人；他们好不容易发现的一条航路，犹太人使用起来心安理得。犹太人不但不会开发新的航路，甚至连危险的海域都不去，他们只想着如何卖掉货船运来的物资挣钱。帝国东方的暴乱，可以说几乎都发生在希腊系和犹太系之间。为此，罗马不得不经常为这两个民族之间的纷争出面进行调停。克劳狄乌斯皇帝《致亚历山大公民的一封信》就是其中一例。
统治者的职责之一是调解其统治下的人们之间的茅盾。因此，在这方面，罗马从来不辞⾟苦。但是，对于自由的理解，希腊人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不同。
如果你认为自由中还有选择的自由，那么你所持的就是希腊和罗马的自由观念。但是，对于犹太教徒以及近代基督教徒来说，他们的自由中没有选择的自由。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遵循神的教诲建设国家。也许你认为免除了他们的公职及服兵役义务，也同意他们有周六和周日，就是给了他们自由。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他们要的那种自由得不到承认，就是没有自由。
既然犹太人是这样一个民族，那么全面接受他们的特殊性，即按照他们的愿望，允许其在巴勒斯坦建设政教一体的国家又有何不可呢？有上帝选民思想的犹太人并不想把自己的生活方式渗透到其他民族中去，我们甚至很少听说犹太教徒的传教活动。因为他们认为犹太教徒的人数过多，上帝选民的珍贵之处就会被弱化。既然这样，允许他们在帝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司阶层统治的国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如果犹太人满足于此，并且愿意稳定下来的话，那么，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不也算是一件好事吗？正因为他们在犹太本土无法实现这种自由，所以，居住在帝国东方各城市的犹太人才会带着怨愤不时地揭竿造反。
在经济权利方面，凯撒让犹太人享有了和希腊人同等的权利，他的这一政策很值得我们思考。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从来都是围绕宗教的，所以常常陷于孤立。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与帝国相连的“血脉”就是经济活动。凯撒认为有必要阻止犹太民族的封闭倾向。当然，他这样想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是因为他知道封闭是导致关系激化的温床。
继凯撒之后的奥古斯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继承了凯撒的思想，唯独在犹太问题上，他的想法与凯撒相左。奥古斯都是一位罕见的“政治人物”。作为政治人物，他甚至超过了凯撒，但是他构思不出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蓝图。他认为对于犹太这一特殊群体，实施间接统治才是上策。于是，犹太人中的希律王成了统治犹太的真正主人。由希律王统治犹太还有一个好处，希律王是个专制君主，他绝不允许以最高祭司为首的祭司阶层对政治指手画脚。所以，只要希律王的统治能够持续，在犹太就有可能实现政教分离。我想奥古斯都作为西方人，也许他和其他西方人一样，认为统治必须做到政教分离。
奥古斯都对犹太问题的处理方法决定了其后罗马帝国对犹太的政策。希律王死后，犹太人要求恢复神圣统治，奥古斯都一口拒绝。他选择了从罗马派遣长官，对犹太实施直接统治。但是，他给了犹太人更多的自由，甚至连司法权也予以认可，当然杀人除外；还成立了由70位长老组成的议会，并对该议会提供支持。
奥古斯都一定以为自己已经给了犹太人足够的自由，然而，犹太人依然认为自己没有“自由”。这实在是一个不幸的误会。
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的学者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犹太是怎样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另一类着眼于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是如何的宽容。我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研究罗马和犹太问题，他们做的都是无用功。因为不管犹太人如何坚称自己深受罗马人的压迫，罗马人永远也不会理解；相反，不管罗马人如何强调自己对犹太人已经宽容之极，犹太人依然一如既往地疾呼“我们要自由”。
尤其是继奥古斯都之后的提比略皇帝，他过于顾虑犹太人感受的种种做法让人觉得那不过是善意的无为之举，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但是，就像历史学家塔西佗记述的那样，无疑，“提比略统治期间，犹太是太平的”。也许因为皇帝的态度如此，罗马的官员们也纷纷效仿，他们为了不刺激犹太人，一味地维护犹太人，甚至不惜违反罗马的司法制度，处死了耶稣基督，因为正是控制了耶路撒冷、对犹太社会有强大影响力的祭司阶层强烈要求处死这位自称救世主的犹太年轻人。
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初致力于为希腊人和犹太人进行调解的罗马人也在改变。罗马人的改变或许与犹太人态度的强硬程度成正比。尽管如此，除了卡利古拉皇帝时代发生的事件（《罗马人的故事7 ·臭名昭著的皇帝》中有详细描述）之外，罗马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始终是宽容的。例如，继卡利古拉皇帝之后的皇帝克劳狄乌斯再度尝试了由犹太人统治犹太的方式。遗憾的是，犹太方面对罗马的敌意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烈。与此同时，罗马方面的焦虑感也在增强。它体现在，派往犹太的官员们对犹太的统治越来越严厉，引起的后果就是在尼禄皇帝末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犹太叛乱。自凯撒遭暗杀以后的110年间，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到了这个地步，对于犹太所提出的建设政教合一国家的要求，罗马已经不可能作出让步了。而犹太人依然坚持只有满足这一条件，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的自由。公元前1世纪起，罗马以统治者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把此前的统治者希腊人赶下了台。为此，犹太人曾一度对罗马人心怀感激。
然而，到了公元1世纪的这个时候，曾经的感激已彻底变成了敌意。
后来先后成了罗马皇帝的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提图斯对犹太的叛乱都实施了镇压。其间，因为尼禄皇帝的死以及其后的内乱，镇压中断了一年半。但是，他们的镇压给罗马带来了导致耶路撒冷沦陷的犹太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公元66年，终于公元70年秋天。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我在《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已经作了描述，所以在这里略去不提。但是，这场战争发生之前和以后，犹太的情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耶路撒冷自治机构“70人长老议会”被迫解散。
第二，此前，罗马在耶路撒冷连一个中队也没有派驻，此后则派驻了一个军团。这意味着罗马不再承认犹太自治，而要对其实行直接统治。
第三，无论居住在犹太本土还是生活在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凡是犹太教徒，作为义务，每人每年要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犹太战争之前捐献的对象是耶路撒冷大神殿。在此之后，韦斯帕芗皇帝把捐献对象改成了罗马的朱庇特神殿。事实上，韦斯帕芗没有太复杂的想法，他只是想借此对犹太祭司阶层实行经济制裁，从而阻止犹太人的反罗马活动。但是，对犹太教徒来说，这一规定触犯了他们的神，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屈辱。
希腊的德拉克马与罗马的银币等值。如果研究者们所说的每人2德拉马克正确的话，那么也就是每人2银币。在韦斯帕芗时代，军团兵的年薪是225银币。所以2银币相当于一个士兵年薪的1/112。10年后，到了图密善皇帝统治的时候，士兵的年薪提高到了300银币，所以犹太人捐献的金额，在公元84年以后，只是一个士兵年薪的1/150。罗马时代，消费者购物需要缴纳营业税（或消费税），税率是1%。所以从金额上来说，只要没有穷到吃不上饭，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说都不是什么负担。然而，问题不在金额上。
“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就是除了犹太人的神，不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当做神。作为犹太教徒，他们必须遵守这一戒律。因此对他们来说，尽管金额不大，但是由于捐献的对象是朱庇特神，所以这种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戒律的规定。
由于献给罗马卡匹托尔山上的朱庇特神殿的捐款只向犹太教徒征收，所以，人们给这一捐款取了一个名称叫“犹太人税”。这个说法深得犹太人的赞同。因为犹太人更愿意把一年一度向朱庇特神捐献的2德拉克马看做是罗马向犹太人征收的税而不是捐献。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种心情很容易理解。但同时，我想这也是之间的文化摩擦。
尽管如此，按塔西佗的说法，“在韦斯帕芗、提图斯、图密善、涅尔瓦以及图拉真的统治期间，犹太都是太平的”，只是，这种太平不过是犹太人把怨愤压在心底的、表面上的“太平”而已。
图拉真皇帝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非常理性，因此在犹太人眼里，他也是一位好皇帝。尽管如此，当图拉真专注于攻打帕提亚的时候，他们还是乘机举起了反旗。公元115年，犹太发动起义，激起了罗马人的极大愤怒。罗马人最憎恨毁约和乘人之危的行为。再加上，有消息说，在这次叛乱中犹太人与敌人帕提亚暗中勾结。如果罗马方面得到的这个情报属实，显然这是卖国行为。这次叛乱除了犹太本土，还波及了塞浦路斯以及昔兰尼加等海外的犹太人居住区。这一情况促使罗马果断采取了措施。继图拉真之后的哈德良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镇压犹太人的这次叛乱。
这一时期，“和平”暂时得到了恢复。我想这一定是哈德良的想法：他想通过清除涌动于地下的反叛岩浆，来彻底解决犹太问题。如果凯撒之后的皇帝们采用了他的方式，罗马与犹太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然而，到哈德良执政时，距离凯撒时代已经过去170年。罗马对犹太采取的政策，唯一的目的已经变成了维持帝国的秩序。对于哈德良来说，他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这一件。他对待犹太教徒的态度是无所忌惮的，他不仅禁止犹太教徒实行割礼，而且还建起了一座名叫“埃利亚卡匹托尔”的城市。为了惩罚为此敢于造反的犹太人，他毫不犹豫地对犹太人采取了“大流散”的政策，把犹太教徒全部逐出耶路撒冷。
有研究者批评哈德良在打压犹太教徒势力的同时，助长了基督教徒的势力。但是，这样说并不公平。哈德良没有打压所有的犹太教徒，他打压的只是反对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对于那些愿意接受罗马统治的犹太教徒，他没有采取任何打压措施。在犹太激进派与罗马之间的茅盾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彻底决裂。基督教徒并不反对罗马的统治，因此他们可以继续居住在耶路撒冷。
有一点可以确定：不管犹太人是否起来反抗罗马的统治，哈德良对犹太教徒的感情始终是冷漠的，他对犹太人的处世理念深恶痛绝。
犹太教徒认为，真理只属于他们，独一无二的神就是他们的真理。在哈德良看来，他们的这种处世理念是视而不见人类社会多样性的态度，是过于自我的表现。他无法接受犹太人对信仰其他诸神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轻慢，无法接受犹太人因为崇拜自己的神而憎恨人类的偏见。由于深受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哈德良有这样的想法非常自然。
因为希腊哲学的本质是不墨守成规，可以随时提出质疑。如果这一时期的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一样，也起来反抗罗马，发动叛乱的话，我想哈德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同样对他们实施镇压。
攻占耶路撒冷的公元134年春，皇帝哈德良离开凯撒利亚，乘船返回罗马。途中没有再去别的任何地方。这时距离他离开首都已经6年多了，他的统治也已经过去了17年。回国途中，他一定在想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