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74岁高龄的提比略在最高当权者必不可少的冷静方面仍然出类拔萃。他对公元33年罗马的出色处理,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当年,在已经转变成同室操戈的元老院中,有人指控某议员放高利贷牟取暴利,这是的前兆。指控的理由不是该议员违反了法定年利率最高上限12%的规定,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尤里乌斯·凯撒法》。所有金融业者都必须将资金的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这就是《尤里乌斯·凯撒法》。我们不清楚所谓的“一定比例”到底是多少,然而凯撒是首位开疆拓土、选拔人才的开创者,当时可能是出于若就此放任自流会导致国内金融空洞化的考量,所以他制定了这部法律。毕竟在他所处的那个年代,尽管本土的利率上限为12%,行省却无限制,有议员就效仿布鲁图,收取48%的利息。面对12%与48%的利率差距,别说布鲁图,其他人肯定也会转移资金。凯撒制定这部法律,就是希望在这种情况可以控制时加以引导使之规范。
并非是因为罗马的金融业者遵纪守法,才使得《尤里乌斯·凯撒法》能够通行至今。金钱遵循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即使向行省融资的收益高也肯定伴随着较高的风险。相反,本土内的融资收益低也使得这种风险随之降低。
罗马帝国维持了60年的“和平”,对行省融资的风险自然有所降低。“风险”降低,“收益”却没有缩水。最后,导致《尤里乌斯·凯撒法》形同虚设,也没有人遵守将资金按“一定比例”用于意大利本土融资的规定。所以属于富裕阶层的元老院议员中,暗地里操控金融业的有很多。
然而,形同虚设,并不意味着废止了这部法律,所以违反《尤里乌斯·凯撒法》,同样可以作为检举的理由。元老院闹翻了,因为一旦开庭审议,绝大多数议员都会被问罪。
接到元老院请求后,提比略当机立断,以一年半为限,要求众人自行调整资产以符合“一定比例”的规定。
罗马帝国的金融业者开始四处奔走催讨债务,他们同时也中断新的融资申请,以适应“一定比例”的规定。如此一来,出现货币供给不足的现象,大概因为行省有很多大规模农庄,才使得意大利本土的债务人受到的冲击比行省大得多。而本土由于凯撒制定了《农地法》,中小规模的农庄居多。中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中小企业,而非大企业,这也使原本日渐下跌的本土土地价格更是一落千丈。为了偿还债务,地主纷纷售地变现,随着地价滑落,破产者不断出现。至此,金融市场已经面临全面危机,只有依仗国家出面力挽狂澜。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按今天的说法,必须得“投入公共资金”。为此,提比略决定从罗马帝国的国库中,划拨出1亿塞斯特斯投入金融市场。不过,“公共资金”不是通过金融业者直接投入。提比略成立了专门委员会,不经过金融业者,而是直接由“公”的委员会借给“私”的债务人。这种由“公”至“私”的融资为期3年,无息。然而,债务人须以价值2倍于债务的不动产作为担保,抵押给债权人——国家。
公元33年的在提比略的政策实施之下,暂时得到了缓解。不知是否已经能够满足“一定比例”的规定,抑或是担心失去低风险的融资对象,金融业者们不停地再度融资。
提比略这样的政策其实治标不治本。塔西佗把原因归结于法律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起初严格遵守执行,后来渐渐地丢在一边。但是我认为,金融业的影响源于罗马帝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部分学者的说法是,本土内的利率通常在5%左右,然后根据风险变化适当调整;行省的利率控制在10%到15%之间。这样一算,罗马本土与行省之间的确存在2到3倍的利率差。至于对行省融资,由于罗马人自己实现了“罗马统治下的和平”,行省的融资风险充其量算中等水平,虽不及本土低,但也不算高风险。低风险低收益和中等风险高收益孰优孰劣,这一点谁都明白。罗马的金融业者遵循的也是“金钱”规律,只要达到“一定比例”的要求,就会把多余的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向欧洲或非洲。正因为他们这样的做法,才使得行省得到了发展,从根本上维护了罗马帝国的“和平”。其实,公元33年发生的,并不是本土经济“空洞化”的前兆,应该说是本土与行省的“平等化”。进一步而言,就是本土与行省利率差距缩小的前兆。我有理由认为,罗马帝国主义与后来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最大的不同之处,正是罗马帝国本土公民与行省人民,尤其是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平等化”。
时隔17年,东方问题在刚结束时随即爆发,当然这也需要提比略亲自出马处理。公元18年,在罗马帝国的大力援助之下,阿尔塔什斯在继任亚美尼亚皇位之后,励精图治,使得亚美尼亚王国国泰民安。然而,随着亚美尼亚国王的驾崩,帕提亚再度插手亚美尼亚事务,造成问题日益复杂化。帕提亚希望从王族中选择亚美尼亚新王,摆脱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掌控。
帕提亚人认为在卡普里岛深居简出的提比略已经垂垂老矣,应该没有精力再介入东方事务。然而,他们错了,即使76岁,提比略依旧雄风不减当年。
知悉帕提亚的举动,提比略即刻派遣维特里乌斯前往东方。亚美尼亚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屏障,提比略根本不想把亚美尼亚王国拱手让给帕提亚。提比略推选原本被送来作为人质、后来在罗马长大的梯里达底作为亚美尼亚新王的人选。维特里乌斯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新王登基时不能够与帕提亚开战。维特里乌斯奉命出任叙利亚行省总督,此外跟17年前的日耳曼尼库斯一样,他也被授予整个东方地区的最高指挥权。
此时的维特里乌斯也是提比略善用人才的一个典型。驻守叙利亚的4个军团原地不动,提比略只是冷眼旁观帕提亚等东方各君主专制国家彼此短兵相接,自己坐收渔翁之利,成功地让梯里达底登上皇位。
和亚美尼亚建立友好关系是提比略最大的希望,因为亚美尼亚是东方君主国家中唯一可以牵制势力强大的帕提亚的国家。亚美尼亚不用向罗马帝国纳税,也不需提供兵源。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的政策就是新王必须站在罗马帝国一边。
维特里乌斯在完成使命后,立即启程前往叙利亚行省总督官邸所在地安条克。此时,他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免除担任犹太长官10年的本丢·彼拉多的职务,并将其送回意大利。彼拉多并非是因为将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被遣送回国受审,而是因为身为犹太地区长官却玩忽职守,就罗马行政官的立场而言,理应被检举。也许犹太人社会中与耶稣基督有关的动乱,都是彼拉多恶政导致的。提比略包容其他民族的任何信仰,然而不能容忍因此造成社会不安。总而言之,本丢·彼拉多不是因为一个名叫基督的年轻木匠之死而被指控,而是以玩忽职守的行政官身份受审。
公元36年,罗马帝国“七丘山”之一的阿文庭山发生火灾,大角斗场观众席下的一家店铺是起火点,这一年也是在彼拉多被召回国的同一年。这座可容纳15万人的角斗场有三层观众席,当时只有一楼是石材结构,上面两层是木结构,是由尤里乌斯·凯撒重建的。石材结构的下方各种店铺挤满了前来大角斗场观看演出的观众。
火势从一家店铺蔓延,不仅把并排的店铺烧个精光,大角斗场的木造部分都被波及,大火在当时北风的吹动下,肆虐到了阿文庭山。
古罗马人一般会购置两套住房,闹市的居所无法满足宁静的要求,阿文庭山自然是首选,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阿文庭山属于幽静的高级住宅区。所以,比其他山丘离市区更远的阿文庭山,除了共和制时代遗留的几座神殿以外,都是住宅区。因此,除了大角斗场和神殿等公共建筑之外,受此次火灾波及的还有民居。
提比略对这次火灾的处理同样迅速彻底。他立即拨出100万塞斯特斯作为救助金,并成立由5名元老院议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灾情调查与灾后重建的协商和执行。除了1名是执政官任命的之外,提比略任命了5名议员中的4名。提比略任命的4个人,分别是3年前被流放至文托特内岛后过世的阿格里皮娜的3名女婿,以及杜路苏斯的女婿,即提比略的孙女婿。换言之,委员会成员中有4位皇族。这个安排,对于首都公民和元老院而言,是难得出于政治考虑而作出的人事安排,使得他们暂时忘记了“提比略抛弃了我们”的观点。这对历来自信满满无视舆论的提比略而言,此时此刻也应该是心力交瘁了吧。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