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是日耳曼人的母亲”
人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和在潘诺尼亚冬营地的提比略同时收到了日耳曼战场传来的噩耗。接到消息的提比略紧急赶往首都,商讨对策。
日耳曼的情况的确非常糟糕。昆提里乌斯·瓦鲁斯(PubliusQuintilius Varus)率领的部队,包括3个精锐的军团、3个骑兵队以及6个辅助兵大队在内的3万人的兵力,再加上随从、后勤人员,总共3.5万人的罗马军,在日耳曼中部的森林遭到了敌人的伏击,全军覆没。
自克拉苏败北帕提亚之后,罗马军60年来第一次遭遇如此惨重的损失。这对于修改了凯撒的莱茵河防卫线、将军队送往日耳曼战场的71岁的奥古斯都而言,几乎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守在莱茵河沿线的部队如今只剩下2个军团,无论如何要在冬季休战期间,部署好迎战的策略。奥古斯都能够托付的人也只有提比略。于是,刚结束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役的提比略,不得不翻过冰寒料峭的阿尔卑斯山,十万火急地赶往莱茵河。
当初,在公元6年提比略占领了易北河之后,奥古斯都认为武装军事行动就此结束,接下来是政治力介入的罗马化统治的开始。因此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富有行省统治经验的昆提里乌斯·瓦鲁斯。
瓦鲁斯出身于罗马贵族,生于公元前50年前后,公元前13年时担任过执政官,之后历任非洲、叙利亚行省的总督,是一位政坛老手。
我认为造成这次悲剧的原因,不在于之前的武力打击,而是瓦鲁斯的战后处理。如果将他的做法和凯撒平定高卢后所作出的政策对比,其中的差异就非常明显。
凯撒在征服了高卢之后,对所有的高卢部族都采取了温和的手段,而且选择了让高卢人来负责管理他们自己的地区而不是罗马人由上至下的高压统治。高卢各个部落的首领们一如既往地掌管着自己的部落,有关整个高卢地区的政策,依然按照传统的习惯由部落首长会议来作出决定。
个体对于统治者的不满从来不会影响到整个政局,只有当不满的个体中出现了领导人物,才会凝聚成具有破坏性的爆发力。在未开化的蛮族中能够成为领导者的就是部落首领。对于被征服者而言,他们最大的不满,就是被剥夺了曾经拥有的权力,因此,只有让原本的统治阶层继续保有他们的权力,才可能长久地维持占领地的和平。
凯撒正是采取了这样的行省统治政策,他甚至连行省税的征收都交给部落首领,最终再汇总到他那里。罗马共和时期是以竞标的方式决定负责代收税金的“包税人”,在整个高卢地区,能够实施同样制度的唯有自古以来就是罗马行省的南法地区。凯撒征服的中部和北部地区,都是用部落族长代替“包税人”,为罗马征收行省税。尽量减少对占领地内部事务的干涉,仅仅这一点就体现了凯撒卓越的政治远见。
高卢战役之后,罗马本土内乱不断,高卢地区在完全没有设置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仍保持了长期的安定。这足以证明凯撒的治理方针深得人心,特别是对高卢那些上层阶级而言,他们没有与罗马抗争的理由和需要。
由于奥古斯都的行省改革,高卢地区自公元前26年起,实行了和其他行省同样的治理方式。那个时候,距离凯撒从高卢渡过卢比孔河已经过去了24年。这意味着24年来,高卢作为罗马的行省,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治。随着时间的迁移,高卢当地的领导层也进行了世代的交替,权力转移到了在罗马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手里,他们对于奥古斯都的行省政策完全没有感到不适或者反感,新制度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执行。
那么,日耳曼的战后政策又是怎样的呢?
正如以上所述,军事武装行动进行到公元6年时,奥古斯都认为已经大功告成,将下一个阶段的任务,即对日耳曼进行罗马式改造,交给了曾经担任过非洲以及叙利亚行省总督的瓦鲁斯。然而,瓦鲁斯并没有像凯撒那样,实施一些特殊的政策,给占领地的人民一段适应期。他在战争结束的第二年,立刻施行了奥古斯都针对一般行省的管理制度。对于他的做法,连武将出身、不擅长政治的提比略都发出质疑:“瓦鲁斯不像是一位派遣到未开发地区的军团司令官,他的表现更像是去文明城市赴任的官派长官。”
我们来看一下瓦鲁斯曾经担任过总督的两个行省的情况。被罗马人称为“阿非利加行省”的非洲,原本是大国迦太基的领地,它成为罗马行省已经有150年的历史。“叙利亚行省”则是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一的塞琉古王国,王国灭亡之后,由庞培将那里纳入罗马的领地,成为罗马行省也已经70年。这两个行省有着古老的历史,文明发达程度不亚于罗马,叙利亚首都安提阿以及由凯撒重建的北非行省的首都迦太基,在被罗马统治之前一直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大都市。因此,他们能够了解罗马人积极进行的基础建设会促进繁荣,对强行实施的税制所带来的公平性也有所认知。
叙利亚行省因为与大国帕提亚相邻,所以有4个正规军团的驻军,而非洲行省则是由当地人组成的“辅助兵部队”负责抵御沙漠游民的袭击。因此,瓦鲁斯虽然担任过两地的总督,但他的经验仅限于太平无事的行省。古代的史学家们认为他缺乏随机应变的才能,个人的才华、性格姑且不论,事实上,他赴任之地上并没有什么需要他做出随机应变的事情。
征服日耳曼使之罗马化是奥古斯都的夙愿。将防卫线从莱茵河转移到易北河的理由,除了有缩短疆界距离的益处,奥古斯都希望借此将日耳曼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之下,彻底消除长久以来始终存在的威胁。
包括休战期在内,罗马征服日耳曼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要保证这个千⾟万苦得来的胜利成果得以继续维持,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因此,有关日耳曼的治理政策,不会是瓦鲁斯一个人全权决定,他有可能只是执行了奥古斯都的命令,或者说,没有奥古斯都的许可,瓦鲁斯是不会擅自采用和其他行省同样的方法去管理日耳曼的。
那么,奥古斯都难道没有发现凯撒在高卢的成功主要原因就是有20年特别治理的缓冲期吗?
首先,奥古斯都本人几乎没有前线指挥打仗的经验,前有阿格里帕后有提比略代替他担任军队的实际指挥官。这或许不是致命的弱点,但在某些方面总是有所局限。他对战场的认识仅限于地图,没有切身的体会。其次是纸上谈兵。书桌上制定出的战略,并非最适合于实际战场,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在战事结束后去日耳曼视察,像奥古斯都这样智慧的人,一定会根据当地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战后措施。可惜,他坐在首都把任务派给了一个官僚型的人。
在罗马共和时代,有关占领地的战后处理事宜,多半是由征服了这个地区的指挥官负责。比如说,以叙利亚为中心的中、近东地区是庞培负责,高卢则是由凯撒负责管理。首先他们对当地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才有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奥古斯都在施行行省改革时,对庞培整顿后的东方领地,几乎没有作过什么政策上的调整,可见原本制度在方向上的正确性;而高卢能够成为罗马化最成功的地区的原因,完全要归功于凯撒制定的一系列的战后处理措施。
未开化民族之所以未开化,是因为他们只屈服于刀枪之下直接的武力,对于征服了他们的人多少心存畏惧和敬意。然而瓦鲁斯从公元7年开始担任日耳曼总督的三年间,没有立下任何显赫的战功。瓦鲁斯执行的奥古斯都的行省统治方针,对于日耳曼的各部落族长而言,他们在忍受败北的精神上的屈辱的同时,还失去了原本拥有的一切实际利益。要他们屈服于一个在战场上毫无建树的官僚,就等于是在积累心中的怨恨和愤怒。碰巧就在这个时候,点燃众人胸中怒火的人出现了。
阿尔米纽斯(Arminius)出生于公元前16年,是日耳曼齐鲁斯基人酋长的儿子。公元9年时他大约25岁。齐鲁斯基人在公元4年时,被提比略的军队所降伏。当时20岁的阿尔米纽斯也像其他投降的部落首领一样,参加了罗马军的“辅助兵部队”。年轻的阿尔米纽斯很快就显示了他优秀的才华,崭露头角,晋升为骑兵队队长。按照罗马的法律,退伍后的“辅助兵部队”的战士,有资格获得罗马公民权,将官级别的军人在服役期间就能享受这个权益。因此,阿尔米纽斯一早就成为了罗马公民,并且迅速地提升到骑士阶级。罗马的阶级地位从上至下分别是元老院阶级、骑士阶级、平民、解放奴隶、奴隶,在奥古斯都时代,由于他的保守做法,行省出身的人很难有机会像凯撒时代那样能够进入元老院或者社会地位得到提升,阿尔米纽斯能够得到奥古斯都的许可,可见他创下了不凡的功绩。
瓦鲁斯自公元7年担任日耳曼总督之后,对这位年轻人非常器重,这有点像外派海外公司的总经理,在当地找到了一位能干的副总经理。曾经也有人向瓦鲁斯提出忠告,要他提防阿尔米纽斯从背后下手,他一概不予理会。
公元9年的初冬,瓦鲁斯率领着军队,结束了日耳曼中部的巡查任务,向西准备返回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越冬。同行的队伍中除了有3个正规军团、6个辅助兵大队以及3个骑兵中队之外,还包括了妇女和小孩。有妇孺同行,证明了罗马已经完全控制了从莱茵河到易北河的日耳曼地区,局势平稳地进入了和平维持的阶段,否则军队是不会带着这些影响战斗力的人一起行动的。阿尔米纽斯也在队伍中,他向瓦鲁斯建议队伍改道,回避在附近一带蠢蠢欲动的加蒂人。瓦鲁斯和他手下的将官们大概也因为战事平息之后失去了警惕性,听信了阿尔米纽斯的谗言,放弃了原本安全的路线,进入了森林地带。
,这是日耳曼人最爱说的豪言壮语。看现代德国,很难想象在2000年前,茂密的森林曾经覆盖了整个日耳曼大地。这里和高卢的森林不同,即使在白天也是幽幽暗暗、深不见底。瓦鲁斯带着3.5万名士兵,就这样毫无防备地走了进去,他们万万也没有料到,阿尔米纽斯部署的军队正在森林深处等着他们。
对于习惯了打常规战的军队而言,最可怕的对手就是看不见踪影的游击队。罗马军拼死抵抗了3天,最终能够逃出丛林回到莱茵河基地的只有几十个人,其余的全都死在了森林中。瓦鲁斯和他的将官们知道天数已到,最终选择了集体自杀。阿尔米纽斯不留活口,不仅杀了所有投降的罗马兵,就连辅助兵部队的士兵也以协助罗马的罪名一并处决。他对那些和他相识的高级将领更加残暴,先施以虐刑然后处死。
这场惨剧据说是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以北的条顿堡森林(The Teutoburger Wald),古今的研究者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至今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不过,那个时代有一批对于失败耿耿于怀、不肯忘记的人物,他们知道惨剧发生在哪里。惨剧发生之后的第6年,即公元15年,当时转战日耳曼各地的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着军队,去凭吊这个古战场,历史学家塔西佗对当时悲惨的场面,曾经作过这样的描述:
那个场景足以唤醒所有人心中埋藏已久的不堪的记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栏栅围起的营地,营地的简陋足以证明当时仓促的情形。现场还留着包括总司令瓦鲁斯用过的帐篷的遗迹,数量非常之少,甚至容不下3个军团的士兵。走过营地,再往前可以看到一部分破坏的栏栅和浅的壕沟,很明显,在遭受敌人袭击、伤亡惨重之后,知道营地不保的士兵们试图在这里作最后抵抗。两个营地之间四处散落着已经化成白骨的尸体,有些地方尸骨累累重叠在一起,令人想到当时绝望的士兵们,有人试图逃走,有人则聚集在一起负隅抵抗。白骨的边上遗落着标枪的碎片、马匹的肢体。大量的树干上钉着骷髅,看得出他们是被活活地钉死在那里的。森林中还留有不少祭坛,根据同行的瓦鲁斯军团的幸存者的证言,日耳曼人在这些祭坛上,将大队长以及百人队队长作为祭品活活地烧死。特地挑选所属第一大队的百人队长作为祭品,可见是非常熟悉罗马军团组织的人的所作所为。
生还的士兵们告诉那些初次到访的同胞们,军团长在这里战死,军团银鹫旗在那里被夺走;瓦鲁斯最初在哪里受了伤,最后又是在哪里把军刀刺向了自己的胸膛;阿尔米纽斯在哪里发表了胜利的演说,为了杀死罗马军俘虏设立了多少个行刑台,银鹫旗又是如何遭到了不可一世的阿尔米纽斯的侮辱。
败北6年之后重返伤心之地的罗马士兵们开始埋葬尸骨,哪些是罗马兵,哪些又是辅助兵早已分辨不清,他们都被安放在了一起,此时此刻,在那些罗马士兵的心中已经没有了分别,不管哪一具遗体都是和自己流着同样血液的同胞,他们胸中充满了对残忍的敌人的无比仇恨。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在成堆的遗骨上撒下了第一把泥土,士兵们紧随而上,从此死者的悲哀和生者的痛苦联结了在一起。
我们再回到6年之前。当罗马得知瓦鲁斯率领的3.5万人全军覆没后,考虑到日耳曼人会借着阿尔米纽斯胜利之气焰,大举压进莱茵河沿岸的罗马军事基地,十万火急地派遣刚结束了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战争的提比略赶到莱茵河畔。然而,预想之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这其中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日耳曼人都响应阿尔米纽斯的号召,受其煽动的只有少数几个部落。阿尔米纽斯将瓦鲁斯的首级送给了马尔柯曼尼人的大王马罗波达斯,希望能和他一起联手对抗罗马。然而马罗波达斯信守了与提比略的誓约,派人将瓦鲁斯的首级交给了仍在首都的奥古斯都。奥古斯都不仅为这位败将举行了罗马式的葬礼,还将这位与自己有远房关系的亲戚,安葬在了属于家族的陵园之中。罗马的传统是从不惩罚败将,而是把他们视为祖国的殉职者。
第二,阿尔米纽斯提出的全日耳曼民族联合起来结成反罗马同盟的阵线的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阿尔米纽斯是一个勇敢胆大又狡猾奸诈的人物,但他缺乏作为领导人所必需的一些特质。与之相比,被凯撒打败的高卢人韦桑热托里克斯更具有领袖的风范。阿尔米纽斯这位年轻的日耳曼人,既缺乏周密的战略思想,又没有集合大众的凝聚力。
对罗马而言,损失了瓦鲁斯3个罗马军团的确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但日耳曼的状况还不至于绝望到无可挽回。只要罗马下定决心霸占易北河以南的日耳曼地区,完全是有这个能力走出条顿堡森林的阴影达到目的的。凭着当时罗马的实力,再补充3个军团并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可是,奥古斯都并没有那样做。
罗马军队并不是没有尝过失败的苦果。罗马军团之所以称为“天下无敌”,是因为他们有挽回失败的能力。在高卢战役中,损失了1.5个军团总共9000人兵力的凯撒,在向庞培讨救兵时,曾经给他写过这样一封信:
我要让高卢人从今往后永远地记住,虽然我们打了败仗,但是罗马不仅有补偿损失的能力,而且会用更加强大的兵力来扭转局势。
收到信后的庞培给凯撒派去了2个军团的援兵,在这一点上,想必他和凯撒是不谋而合的。
高卢战役是公元前53年的事情,当时有资格参军的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成年男子的人数不到百万。60年之后的罗马,公民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万,重新整编3个军团是绝对办得到的事情。那为什么防守边疆的罗马军队从28个军团减至25个军团之后,始终保持着这个数量,不再另外补充3个军团呢?
据称,在夜深人静的奥古斯都位于帕拉蒂尼山上的私宅里,曾经有人听到过71岁的老皇帝撕心裂肺的呐喊:“瓦鲁斯,你还我3个军团!”
经过了20年的苦战,事到如今是放弃日耳曼重新退回到莱茵河,还是再增加3个甚至5个军团,以10个军团的兵力在短时间内一举拿下日耳曼?奥古斯都似乎表现得优柔寡断。这其中的理由没有史料可据,以下完全是我的想象:
奥古斯都的优柔寡断取决于他在军事才能上的欠缺。如果阿格里帕那个时候还在世,这位从少年时代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一定会直言不讳地给他一些建议和忠告。可惜,军事才华超越了阿格里帕的提比略,由于在成为奥古斯都养子之前两人之间曾经发生过的摩擦和隔阂,他无法像阿格里帕那样对奥古斯都坦言相告。而且,奥古斯都是拥有罗马军“最高指挥权”的唯一之人,整个战略是由他制定而不是提比略。
虽然奥古斯都在战略上犹豫不决,但是对于一人肩负日耳曼战场艰巨任务的提比略,还是体现出了充分的体恤之情。要把一个因失败而沮丧不振的军队重新组织起来,让士兵们再次面对曾经屠杀过他们同胞的强敌,的确不易。从当时奥古斯都写给提比略的信中,可以发现奥古斯都的心境有所改变,年老之后的他终于愿意向提比略敞开心扉,由衷地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流露出了对提比略的疼爱之心。
以前的奥古斯都并不喜欢和自己性格相似而又内向的提比略,仅仅认可他的才能。提比略的弟弟杜路苏斯还在世的时候,奥古斯都明显地偏向性格开朗、亲切和善的杜路苏斯。性格相似的人,往往不容易相互亲近。
不过在这个时期,让73岁的奥古斯都和53岁的提比略紧密相连的,是肩负重担、身居高位者的责任感。我想,奥古斯都喜欢提比略的理由正在于此。我们来看看奥古斯都写给提比略的信:
我亲爱的提比略,为了我也为了战士们,请继续胜利。每当我听到人们称赞你是最勇敢的士兵、最有才华的司令官,我的激动和喜悦之情可能远远地超过了你本人。
亲爱的提比略,我对你夏季战役的指挥赞叹不已。我很清楚,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要重整士气不振的军队,让他们重新鼓起勇气,没人能比你更明智果断。所有和你共过事的人都对你赞不绝口。那句“此人凭其⾟劳,独力回天,为我们重新办好了事情”的名言,似乎是为了你而存在。
这句名言是诗人恩尼乌斯(Quintus Ennius)诗中的一句话,用来赞美罗马抗战汉尼拔时的指挥官费边·马克西姆斯(Quintus FabiusMaximus Verrucosus Cunctator)。
我最亲爱的提比略:当我遇到不得不慎重思考的问题,当我提出的政策遭到强烈反对的时候,我向天神们发誓,我是多么希望你能够在我的身边。我想起荷马的那句诗:“只要他跟我同行,即使四面火焰如海,我们也能闯出来,双双返回,因为他有无人可比的丰富的智慧、无尽的主意。”
这是荷马史史诗《伊利亚特》中,攻入特洛伊阵营的狄俄墨得斯称赞奥德修斯的一句话。
每当我闻讯或者从报告中读到你因为日夜操劳而消瘦了的消息时,我就担心你好像要生病。也许我说得有些夸张,但那种不安使我全身战栗。我恳请你务必保重,如果听到你患病倒下的消息,我和你的母亲会像接到死讯般遭受沉重的打击。更主要的是,对于全罗马人民而言,这意味国家陷入了重大的危机。
只有你能保持健康,顺利地完成任务,我是否安康无关紧要。
我衷心向诸神祈祷,保佑并赐予你健康的身体,无论是现还是将来。假若天神不希望罗马灭亡,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接受我的乞求。
奥古斯都一边不惜美誉地向提比略表示感谢,一边对日耳曼的问题迟迟不能下最后的决心。罗马军最高总司令官奥古斯都的踌躇不决,让前线的提比略举步维艰,无法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从公元10年到12年,提比略一直守在前线,这几年时间里,前线部队除了修整莱茵河沿岸的防卫设施之外,对日耳曼的进攻只是反复作些“示威游行”般的恐吓而已。
公元13年,奥古斯都授予了提比略“最高指挥权”,自此,54岁的提比略名副其实地和奥古斯都成为了共同统治者。然而,日耳曼的问题并未因此而打破僵局。
从公元13年起,27岁的日耳曼尼库斯代替返回罗马的提比略,成为了日耳曼战场的总指挥。他在日耳曼总共执行了4年的任务,就是在这期间,他带着部队去凭吊瓦鲁斯军团惨剧的战场。在他担任总指挥的4年里,仍然没有发动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到公元16年,也就是奥古斯都去世2年之后,已经继承了皇位的提比略下令从日耳曼地区全面撤兵,不过这项决定并未公开发表。作为罗马军总司令的提比略皇帝,将日耳曼战线的司令官日耳曼尼库斯调往东方,用这种掩人耳目的方式,从日耳曼战场悄悄地撤回了军队。
对罗马而言,从进攻的战场撤回兵力,这是前所未有的不名誉的事情。
无论如何,提比略的决定使得罗马的防卫线,从易北河——多瑙河重新回到了莱茵河——多瑙河地区,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以现代城市为例,易北河——多瑙河一线就是沿着汉堡——莱比锡——布拉格——维也纳,而莱茵河——多瑙河一线则是⿅特丹——科隆——法兰克福——维也纳。某位英国研究者曾经刻薄地说过,罗马从易北河的撤退,让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日耳曼人终究还是“帝国之外的野蛮民族”。而我这个亚洲人比较有兴趣的则是,如果罗马帝国扩张到易北河的话,会不会还有瓦格纳的音乐诞生呢?
如果说奥古斯都一生犯过什么大错的话,那么企图将帝国的疆界扩张到易北河几乎是他唯一的失策。以我的观点,他还有另一项失误,不过它是下一卷的主题,详情留待以后论述。我们还是回到日耳曼的问题,现代军事专家对于罗马帝国的边防线,曾经给出过这样的意见:
作为国界线,莱茵河比易北河在地势上更为清晰、明确,边防的保卫相对简单。如果古罗马帝国的疆界成功地扩张到易北河,反而会增加之后在防卫上的困难度,军费会随之提高,而且对后方高卢地区的控制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有所削弱。
如果专家所言正确,那么从日耳曼撤兵是一个正确的决定。然而最终作出决定的是提比略而不是奥古斯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需要,奥古斯都不是一个喜欢做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满足自己虚荣心的人。他的“父亲”凯撒曾经征服了罗马传统意义上的北方两大强敌之一的凯尔特(罗马人称为高卢),他企图征服另一强敌日耳曼,是否是出于与先父抗衡的虚荣心?凯撒让罗马摆脱了高卢的威胁,奥古斯都是否也有着同样的梦想,希望自己能将罗马人民从日耳曼的恐惧中解放出来。
和当时很多罗马人一样,奥古斯都肯定读过凯撒撰写的《高卢战记》。不过,无论作者的论述如何精确,对于内容的理解,最终还是取决于读者本人的智慧。
战争经验贫乏的奥古斯都是不是对《高卢战记》中一些话不甚理解,不能明白凯撒将边防线设在莱茵河的用意,所以才自作主张地将边防线扩张到易北河一带?
《高卢战记》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他们日耳曼民族,既没有在我们看来必需的军队组织,也没有建立要塞进行防守的概念。人们散处在四面八方。他们散落之处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都市或者村镇。不论是一个隐蔽的山谷、茂密的丛林或者险阻的沼泽,凡认为有一线保障或逃生的希望,他们就躲藏进去。那些地方是他们熟悉的,但对我们说来,就需要特别留神。
倒不是整个部队需要战战兢兢,惊骇四散的人从来不会危害到集中在一起的大军,然而小部队行动时就要特别注意,个别士兵的安全会牵涉到大军的安全。
因为劫掠的欲望会让士兵脱离大部队,即使没有这样的动机,密林中隐蔽的难以辨识的道路也很难让大队人马维持整齐的队列前行。
要想歼灭这个蛮族,就必将人马分散,四面八方去搜捕。如果按照罗马军队的传统军团旗在前、大批人马整齐排列在后的阵型,那么当地的地形本身就会成为蛮族的保障。同时他们中个别的人,也不乏勇气打些秘密埋伏,对我军分散的队伍来一个突然围攻。
鉴于这些特殊困难,凡事必须谨慎,做到周密考虑。虽然大家心中都燃烧着一股复仇的怒火,但凯撒(凯撒通常使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认为,放过许多可以给敌人造成损害的机会,比让士兵遭遇死亡更为妥善。
用现代方式来诠释凯撒的战略,那就是要征服日耳曼,除了实行彻底的“地毯式搜索”别无他法。凯撒熟知当地的情况,始终和军队在一起,所以能够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放弃了扩大日耳曼战争的计划。与之相反,奥古斯都征服日耳曼的构想,则是一个文官照着书桌上的地图拟想出来的东西。
讲到这里,我不得不感叹人类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物。一旦输了,彼此之间互相推卸责任,四分五裂;如果赢了,又会因为嫉妒而反目成仇。所以胜负不在一时,能够凝聚力量、没有无谓消耗的一方注定是最后的胜利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评断公元9年瓦鲁斯军团惨剧之后的罗马和日耳曼,赢的是罗马,输的则是日耳曼。
历来对皇帝的批评不留情面的元老院,对奥古斯都将瓦鲁斯安葬在家族陵园的举动没有发出任何的非难,全罗马人为此服了一整年的丧。
而赢了战斗的日耳曼,由于阿尔米纽斯缺乏组织能力,错失了反攻罗马的大好时机。部落之间的争斗再度燃起,阿尔米纽斯提出的联合作战的请求遭到了马罗波达斯的拒绝,连他的亲弟弟也背叛了他投奔了罗马。
虽然与罗马人的战斗已经结束,然而,日耳曼部落间你争我夺、互相残杀的纷争并未停止,撤出了日耳曼的罗马人则守在莱茵河畔静观其变。
公元17年,马罗波达斯因在战斗中输给了阿尔米纽斯,向已经是罗马皇帝的提比略求救。那个时候,罗马军撤出日耳曼的计划正在进行之中,无法在军事上给予实际的支援。提比略为了回报这位始终信守诺言的日耳曼族长,保证其在拉文纳的居住安全,并且保证他们余生的生活无忧。拉文纳位于意大利北部,不属于边陲地区,是罗马共和时期北意大利行省的省会,在帝国初期,和南意的米塞诺并列为罗马的两大海军基地。马罗波达斯于公元35年在米塞诺去世,他在那里度过了18年的亡命生涯。
阿尔米纽斯同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的罗马军队以及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经过了惊心动魄的8年的争斗,公元21年时,在与某一部落的战争中因受伤不治而身亡,年仅37岁。他死前闻讯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被罗马收容,母子俩和马罗波达斯一样,生活在米塞诺。但他不知道在他死后,他到了学龄期的儿子离开母亲,独自前往罗马读书,就寄宿在罗马皇帝的亲戚家中。阿尔米纽斯在后来的19世纪,被当时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德国人奉为民族英雄。
对于曾经战胜过自己或者始终与己为敌的对手,古罗马人不会刻意去丑化或者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后人之所以对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国家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正是因为古罗马人留下了详细的记录。他们对历史的记录,似乎像他们独创的逼真的人像雕刻艺术那样,展现了彻底的写实主义精神。阿尔米纽斯虽然不能与汉尼拔以及本都(Pontus)国王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相提并论,但他也享受了被书写在罗马历史记录里的荣誉。尤其是像塔西佗那种时常站在批评者的立场评论国事的知识精英,从他的文章中甚至可以读出赞誉阿尔米纽斯的意思。顺便提一下,阿尔米纽斯(Arminius)是拉丁文的读法,日耳曼语叫“赫尔曼”(Herrman),“战士”的意思。
罗马人可以心平气和地书写敌人的历史,但不能忍受象征罗马军事力量的银鹫旗落入敌手。当初阿尔米纽斯从瓦鲁斯军队那里夺走的三面军旗中的两面,在公元15年,由日耳曼尼库斯率领的罗马军队成功地夺回。剩下的一面一直要等到27年后的公元42年,才回到了罗马人的手里。奥古斯都曾经通过外交手段,成功地赢回了克拉苏败北时落入帕提亚人手中的银鹫旗,但在他去世时,还有另外三面军旗仍在敌人的手中,这在古罗马人的观念中,等于是带着耻辱而死。
公元14年,奥古斯都和共同统治者提比略一起,举行了帝国全境范围的人口普查,这是在他统治期间的第3次人口普查。根据这年普查的结果,罗马公民人口(即成年男子人数)达到493.7万人,与42年前的普查结果相比,增加了87.4万人;比22年前第二次的普查增加了70.4万人。尽管在德国的森林中损失了2万余人,但是奥古斯都设想的以“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为前提,从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即从高度成长期转向安定期的目标,正一步步地趋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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