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卢战记》
要叙述从公元前58年到前51年为止这8年的战役,而不需要参考战役中主人公凯撒亲笔写的的人,恐怕古今中外也找不到吧。无论参考各种基本史料,都少不了。在书写由凯撒担当总指挥的高卢战役前先介绍一下凯撒所写的,未必不是件有趣的事。有句话叫“人如其文”,然而我认为凯撒的文章很难在叙述战役时加以引用。在这里我想先介绍别人的评论。2000年来,历史学家们对凯撒的功绩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对凯撒的写作能力却发出一致的赞叹。凯撒的作品即使在2000年后,依然有文库本(“文库本”在日本指一种廉价且外形便于携带、以普及为目的的小开本书籍。
——译者注)重复印刷、再版,继续替他实现着写作梦想。也正因为如此,有关此书的评价如沙粒般难以计数。在我著的此书中,无法一一列举,仅从古今中各挑选出一位评论者,他们就是西塞罗和小林秀雄,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不妥吧。
西塞罗——公元前51年所写:
这几卷作品,在毫无修饰当中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好像人脱光身上的衣服,纯粹以裸体示人。
也许正是为了给写历史的人提供史料,凯撒写下了这本书。于是有人将其间的事件东拼西凑作为写作历史的材料,真正得到好处的可能也只有以这种方式写历史的笨蛋吧。对于深思熟虑的贤明之士,这本书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写作历史的欲望。
小林秀雄——1942年所写:
我知道尤里乌斯·凯撒写下了这本书,但是不久前近山金次先生将它翻译出版后,我才第一次有机会拜读这本有名的战记。刚看了一些便立即忘掉了其余诸事,一口气地把这本如此有趣的书读完了。然而,说得更贴切点,是由于罗马军一直没让读者有在中途停息的时候。当然,在读完后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读后感浮现,我感到彻头彻尾地满意。这是我近来所进行的少有的较理想的文学鉴赏……我没有忘记应该写些有关的内容,然而这部对我而言虽然说是文学作品的战记,却如同古代美术品般地让我震惊。
于是我在恍惚之间,文风也就变得如此迂回曲折了。我们已经从学者的勘察结果印证了凯撒在记述上的正确性。我读的过程,也就如同那些学者在勘察古迹,当从地下挖掘起罗马胜利纪念碑的碎片时,发出感叹之声。你甚至可以感受到它那粗糙的石面,刚健有力的雕刻纹路。如果把此书放在现代文学之中来看,你就会明白文学本非是我们头脑中所设想的那样具有文学性。很早以前,语言是被刻在石头或者瓦砾上,或是用笔抄写下来,就如同一种器物般,谨慎地处理,文字这个东西可想而知具有多么重的分量。这实在是值得生活在如今的我们好好想一想,因为得益于铅字与滚轮印刷之赐,现在语言完全失去了实质性而化作了观念的符号穿梭于人们想象之间。现在的文学再这样下去,就将纠结于读者的解释和批判,最终气闷而绝。而像这样不考虑读者的喜好,只是自我满足式地呈现力与美的形式,这种现象在文学里愈来愈少见了。
其实不过是在兵马征战的紧要之间,凯撒迅速写给元老院的实地报告书。我为什么想要读这叙事诗般的杰作呢?译文虽然相当不通畅,不过这确无关紧要。这部作品就像刚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表面上锈迹斑斑的雕刻品,我立刻就可以感受到原文的风格。对那些为政治而作战服役的将士来讲,战争本身即是某种巨大的创作。而高卢战役就是凯撒的创作最熟悉的材料吧,他正是以自己熟知的材料,不加入任何伤感和空想而挥笔写作。
创作外的题外话能如诗般打动我,这绝非不可思议之事。我仿佛听到军靴声,感受到时光飞逝。
虽然是生于迦太基的奴隶,但后来被公认为有文才而扬名于罗马的喜剧作家德伦西,他的作品曾经是凯撒在宴席间助兴的材料。好像是在接句子,西塞罗第一个开口后,凯撒又接着说道:
在堪称首席文人的人物当中,德伦西与梅南多洛斯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并光彩闪耀。因为他们是爱好精练、清新文体的人。
“Puri sermonis amator”(爱好精练、清新文体的人)这句话,才真正应该拿来赞美凯撒。我想凯撒的文体,可以概括成下面三个词:
简洁、明晰、洗练的优雅。
莎士比亚、布莱希特以及美国剧作家索托·怀尔德之所以书写其他时期的凯撒,却不写高卢战役时代的凯撒,也许就是不愿成为西塞罗口中的“笨蛋”吧。莎士比亚或许是因为只读过普鲁塔克的作品,但是现代作家中的布莱希特或是怀尔德,则是肯定读过和《内战记》的。当在他们面对凯撒那简洁、明晰与精练的优雅的文章时,可能也会觉得没有必要再添笔墨了吧。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正是尝试着叙述高卢战役,难免会成为西塞罗所看不起的“将事件东拼西凑作为写作历史材料的笨蛋”。然而由于凯撒是写给那些了解当时情况的同一时代的人看的,而2000年后的人自然无法拥有与他们一样的理解程度。此外,有着与罗马不同文明形态的东方人,能与孕育自罗马文明的西方人有相同的理解程度,这也是不可能的。尽管各种事件是东拼西凑的,我还是试着尽量去接近凯撒执笔叙述的方式,甚至于接近他的声音。我要呈现的是凯撒整个人,而凯撒的声音其实也在他的文章里存在着。
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导言,一开始就是下边的开场白:
全高卢可分为三部分:第一是比利时人住的地方;第二是阿奎塔尼亚人住的地方;第三是高卢人住的地方。他们称为凯尔特人,我们称为高卢人。
这个开头足以挫败历史学家和研究者们。因为对于写文章的人来说,不写前言和导言而直接进入主题,是他们想做却做不到的梦想。
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李维、塞勒斯特、普鲁塔克等,他们总是会把写作目的置于文章的开头或是文中的某处。作家们应该知道读者对自己作品的了解程度因人而异。然而尽管早有这样的认知,还是无法很干脆地完全不设计写书的目的。读者显然不一定非得沿着作者铺好的轨道前进,但是如果没人告诉读者轨道在何处,他们也不会陷入不安。而从作者这一方面来讲,一旦明示了写作目的,就能安心地继续写下去。这也就是前言和导言等的存在意义,是不为读者而是为作者存在的。
但是凯撒没有做对作家而言如此重要的事情。无论在开始部分还是在文章中间部分均没有提及。其实这种情况还不只是在《高卢战记》存在,在稍后凯撒所写的《内战记》也没有前言或导言部分,也是直接进入主题。可见凯撒这种写作方式一直没有改变。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是否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说,凯撒“的确拥有贵族般精神”的缘故?
还是如西塞罗所说,因为凯撒喜好“纯粹以裸体示人的文体”?
还是如小林秀雄所说,因为凯撒是个“不考虑读者的喜好,只是自我满足式地呈现力与美”的人?
若要是依据“文如其人”这个观点来看,以上三种说法都是正确的。虽然我也赞同,但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凯撒并非不写前言或导言部分,而是“不会写”的缘故。他是一位头脑清醒的作家,所以并非在技巧上无法办到,而是碍于其他的理由而无法写。如果能通盘考虑他为何希望在北意、南法和伊利里亚三行省有五年的总督任期,或许更能进一步了解这一点。
在开篇的段落中,凯撒说明了高卢问题并非开始于他担任总督的公元前58年,而是在三年前就已经有征兆。
凯撒所称的高卢就是莱茵河流域以西的地方,以现在的地理概念来看,也就是除南法以外的法国全境、比利时、卢森堡、荷兰的南部、德国的西部以及瑞士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西欧。
我们现代人是很难想象在凯撒时代这个地方的未开发程度的。森林、沼泽、河川占有比耕地要多得多的面积。但依据学者的推算,由于水源充足且气候不那么严寒,大约能生产足够供给1200万人的农产品及家畜。虽然凯撒将这个地方大致一分为三,但其实即使是未开发地上,也因为土壤丰沃而有人口聚落。高卢全境有10个以上势力较强的部族,如果加上小部族,就有近百个部族存在,离统一还有很遥远的距离。这是公元前1世纪高卢的现状。
南方的罗马行省,希腊人居住的城市马赛并非是高卢的威胁。住在中部和北部的高卢人,因为不同于被罗马化而剪着罗马风格短发的南部高卢人,被罗马人称做“长发高卢”。他们所受的威胁却来自东方,那就是居住在莱茵河东侧的森林深处的日耳曼人。与莱茵河西方不同,两岸虽同为森林与沼泽,但在莱茵河东侧的气候更为恶劣。为了供给1万人口的生活所需,只靠筹借粮食的方法是不够的。对没有东西可吃的人来说,涌向有食物的地方是很自然的事。于是每逢粮食筹措困难时,日耳曼人越过莱茵河的“蛮族入侵”,就成了例行的举动。
凯撒笔下所记录的属于比利时人居住地的东北部高卢的绝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已经被渡过莱茵河来此定居的日耳曼人所占据;因此莱茵河下游处的民族迁移相当频繁,而在莱茵河的中游及上游,由东至西,渡河而来的日耳曼人有增无减。
高卢全图
想到日耳曼民族对西欧的威胁2000年都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我不禁感慨不已。日耳曼人的侵略攻击比较容易成功的原因,或多或少是基于高卢人不团结统一的倾向。居住在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人族长阿利欧维斯图斯,请求罗马元老院赐予“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而能够获得这相当受承认的权力,也是部族间争执不休的高卢人曾向日耳曼人求助的缘故。日耳曼人利用高卢人自己彼此间的争斗,仿佛是滴落在纸上的墨汁般扩散开来,开始逐渐向莱茵河的西方浸透。
对此难以接受的是居住在列曼湖东边的赫尔维西亚人。“赫尔维西亚”这种称呼至今仍被使用,就是指瑞士人。他们是败给日耳曼人的人,因此时常感到有股来自东边的压力推挤着他们,于是赫尔维西亚人决定逃向更西边、更濒临大西洋的高卢最西部的不列塔尼亚地方。
整个部族的迁移从小女孩到邻近的小部族全部包括了进来,总共约36.8万人,其中的9.2万人是身负战斗工作的青壮年男子。迁移的准备在两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储备了两个月的粮食,并且他们毫不眷恋地烧掉了12个镇和多达400个村落。现在的问题是从哪条路线向西走。
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由集结地杰内瓦(现在的日内瓦)直接通往西边的道路;另一条是在杰内瓦的一条沿着罗讷河向南边的道路,可进入边境的罗马行省。接着,再穿过称为“阿尔卑斯山以北高卢”的罗马南法行省的北边,由奥弗涅人领地再度进入高卢,沿加龙河北上到达目的地不列塔尼亚。
第一条直接前往西边的道路优势是路程短,但必须穿过埃杜伊人等强悍部族居住的地带。而部族迁移越境这样的举动通常会惹来战争。如果选择第二条道路,虽然要绕往南方,迂回而行,颇费周折,但如果能得到罗马行省的准许,就能减少不必要的战争,从而避免人员的伤亡。
赫尔维西亚人的首领将开始迁移的时间定在公元前58年的4月,他向罗马的行省总督请求批准通过行省。凯撒对这项请求明确地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可公开说明的理由;二是不可公开说明的理由。
第一,30万的人、行李车和家畜,不可能不生枝节地安全通行而过。站在保障行省人民的安全与行省防卫的立场上,只有拒绝了。
第二,其实凯撒一开始就反对这项迁移活动。因为不列塔尼亚这个赫尔维西亚人所决定的目的地并非荒芜之地,那里长年居住着皮克顿人和萨恩托尼人,而这两个部族也没发出任何邀请赫尔维西亚人的信息。因此,即使途中能担保没有战事,却能预见到达目的地之后会发生的战争。如果这根导火线使战乱扩及多部族分立的整个高卢,将会产生大批的难民,而难民一定会向没被卷入战乱的南方迁移。负责位于南方行省事务的凯撒,自然没有给予通行许可的理由。
只不过此时凯撒心中一定有些感慨吧。那就是在自己还是执政官的一年前,接受日耳曼人领袖阿利欧维斯图斯的请求,给予他“罗马的友好同盟”的称号,结果事实证明这样做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承认阿利欧维斯图斯是罗马的同盟,本是想将他纳入罗马的统治之下。可这个日耳曼人就以为对高卢人可以不太在意,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于是遭受日耳曼威胁的赫尔维西亚人,不得不舍弃先祖传下来的土地。
赫尔维西亚人并没有因为被凯撒拒绝而打消迁移的想法,他们不得已采用了第一个方案直接西行。但是正式迁移还未开始,就早已与住在迁移方向的其他高卢部族之间发生冲突。于是赫尔维西亚人的迁移计划再度改为南行。凯撒此时还在罗马,接到这份报告时还没前往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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