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死副帝
为击败篡位的马格嫩提乌斯而返回帝国西部的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不断听到从东部的安条克传来的坏消息。
副帝加卢斯与安条克皇宫的那些老臣们,事事针锋相对,关系十分恶劣。对于臣子们的进言,加卢斯一律当它们是假借皇帝之威,向他发出的警告。刚开始,君士坦提乌斯对东部宫廷内的这种状况还装聋作哑,渐渐地就变得忍无可忍。副帝与大臣的不和,不再是皇宫内部的问题,它已经成为安条克上流社会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事情。
男人之间的茅盾,哪怕只要有一个女人介入,马上就会从权力斗争演变为街头巷尾人们津津乐道的八卦。加卢斯在被任命为副帝的同时,娶了君士坦提娜为妻。这位女子是君士坦丁大帝的女儿、当朝皇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妹妹。她的前一任丈夫汉尼拔利阿努斯,在大帝死后不久发生的那场血案中惨遭杀害,之后她又与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暗中勾结,给其兄君士坦提乌斯带来不少的麻烦。最后,哥哥把这位妹妹嫁给了加卢斯。君士坦提娜好像比加卢斯年长几岁,她对他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我们不甚清楚,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稳定年轻丈夫的情绪上,她没有给予过正面的帮助。上任后来到安条克的加卢斯,基本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尽管加卢斯处境不佳,但毕竟身居高位,属于发号施令的人物。
下达指令的人与执行指令的人交恶,绝对不利于国家政策的推行。安条克是一个大都市,由于各种原因,市场上经常会发生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加卢斯担任副帝的时期,这个问题尤为严重,以至于陷入绝望的民众发起了暴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加卢斯制定的政策不得要领,而具体负责实施的部下疏忽怠慢,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决策者必须承担最终的责任。人在欧洲的正帝收到的呈报,统统是暗指副帝治国无能的内容。
随着皇宫生活日趋煎熬,加卢斯性格中残忍的一面逐渐地显露出来。对于那些居住在帝国东部的犹太教徒而言,目前以基督教为主流的生活环境,反而不如以前信仰多神教的元首制时代。犹太教和基督教虽然都属于排他的一神教,但是基督教与其前身的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基督教徒十分憎恨害死耶稣的犹太人,这种敌视情绪让犹太教徒深感不安,神经变得异常敏感,偏偏副帝加卢斯又不知出于什么理由,偏袒基督教一方。
引发事端的是犹太人集中的巴勒斯坦地区的某个城镇,发生了一场原因不明的暴乱。维持帝国东部内部局势稳定,是副帝职责所在。
在加卢斯的指挥下,军队很快就平息了这场暴乱。问题是事后对叛乱者的处罚过于残酷。
加卢斯下令处死了所有的居民,无论他们是否参与了暴乱。整个城镇变成了尸骨累累的坟场,宛如死城。
君士坦提乌斯比其副帝加卢斯更倾向于基督教。有关他继承父亲的意志、不遗余力振兴基督教的事迹,我将会在以后的章节中展开论述。不过他在位的公元4世纪中叶,公元312年颁布的“米兰敕令”依然有着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不管皇帝们多么厚待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人民无论是信仰基督教还是犹太教,或者其他的多神教,都享有平等的地位。
其他宗教一律被视做邪教,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是公元4世纪末期之后的事情。因此,在公元4世纪中期,仅仅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不能成为剥夺其生命的理由。即使为政者心中有所偏袒,但在这个时期,加卢斯下令大量屠杀了犹太教信徒,站在官方的角度,无论如何是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完全有足够的法律根据予以惩处。罗马帝国的后期,敕令形同国法,对副帝同样有效。加卢斯再一次在政治上失了分。
安条克皇宫的生活进入第三年的时候,加卢斯心中蓄积的仇恨已经严重到了无法克制的程度。宫廷中有两位官员最令他痛恨,其中一人是君士坦提乌斯派来的。加卢斯派一队士兵逮捕了这两位官员,在安条克市中心游街示众后将他们杀害,尸体扔进了城镇边的奥龙特斯河(Orontes River)。这已经不是可以用行为不当就能搪塞过去的事情。而加卢斯做出这个没有任何狡辩余地的疯狂举动之时,正是在西部三年的君士坦提乌斯彻底解决了马格嫩提乌斯的时期。29岁的加卢斯的命运因此而定,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虽然君士坦提乌斯已经下定决心更换副帝,但在具体实施时,他采取了与他36岁年龄很不符合的异常谨慎的步骤。
首先,为了缓解加卢斯的不安,君士坦提乌斯以兄长的身份,给堂弟写了一封充满手足之情的信。同时,他又在暗中布局,设法调离这三年来直属于加卢斯的军队。就在加卢斯眼睁睁地看着形势朝着对自己不利的方向发展,又无计可施之际,他收到了来自米兰的邀请信。重新收回西部失地的君士坦提乌斯,将大本营设在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公元354年这一年,在米兰的罗马帝国的正帝向其副帝发出了邀请。
事至如此,加卢斯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邀请的真正用意是要遣送他回国。因此他让妻子先行一步,希望她能以妹妹的身份,为他向皇兄求情。可是,君士坦提娜在从叙利亚前往意大利的长途跋涉中病倒,很快就离开了人世。
加卢斯在妻子启程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安条克,斜穿过小亚细亚,抵达了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他不仅带着军队随行,在君士坦丁堡滞留期间,还主办了一场运动会,在他离开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当日,元老院全体议员为他送行,可以说这一路上充分享受了作为罗马帝国副帝的待遇。不过,在他到达哈德良堡[Hadrianopolis,现土耳其埃迪尔内(Edirne)]时,等待他的是一封来自皇帝的命令。
正帝命令加卢斯跟随着10辆国营邮政马车前往米兰。当时的政府要员公务远行时,通常会把国营邮政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加卢斯清楚,这个命令意味着他的身份已经从副帝降格为一介官员。他成了被押送的罪犯,而且押送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时作了变更,不再是米兰,而是位于亚得里亚海深处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半岛的波拉城堡。
时至21世纪的今日,波拉城中依然随处可以看到以圆形竞技场为代表的各种古罗马时代的遗迹。在罗马帝国的后期,这里以皇帝处置内亲的行刑地而闻名。28年前,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波拉,以通奸罪之名,对时任副帝的长子克里斯普斯执行了死刑。副帝加卢斯一到波拉,就被摘下副帝的徽章,强行脱去披风,身上只剩下一袭短袍。他被带进一间房间,在那里等着他的不是正帝君士坦提乌斯,而是宦官优西比乌。宦官没有按照罗马法规定的程序对加卢斯进行审讯,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中世纪异端裁判所那样的拷问形式。加卢斯在刑讯逼供之下,承认了自己图谋杀害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罪名。这场非法的审判过程,一字不落地被记录下来,送到了坐镇米兰的君士坦提乌斯的手里。从米兰方面传来的回信是皇帝批准了审判官的裁决。
加卢斯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双腿跪地,被处以斩首之刑。当年同样遭到斩首的克里斯普斯,至死都在为自己的清白大声辩护,而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加卢斯却在沉默中迎接了死亡。他死于公元354年12月,年仅29岁。
对于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而言,加卢斯既是自己的副帝,又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堂弟,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态,下令处死加卢斯,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他只是出于单纯的政治考虑,能力欠缺的人必须淘汰,哪怕是自己的左右手。按照人之常情,加卢斯无论如何都是他还在世的仅有的几位亲人之一。不过,君士坦提乌斯是一位习惯了失去亲人和杀害亲人的人物。
公元337年,君士坦提乌斯在父亲君士坦丁大帝死后不久,虐杀了大批的亲属,其中包括当时的副帝汉尼拔利阿努斯和德鲁马特乌斯,这两位都膝下无子。
公元340年,君士坦提乌斯的长兄、年仅23岁的君士坦丁二世遭到杀害,他生前也没有诞下一男半女。
公元350年,弟弟君士坦斯被蛮族出身的叛军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所杀,死时30岁,没有后裔。
公元354年,29岁的加卢斯被处以死刑,无后。
最后是这位君士坦丁大帝唯一健在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他也没有孩子。36岁的君士坦提乌斯,虽然经历了两次婚姻,却从未诞下一男半女。哪怕贵为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在生子这件事上,似乎也是身不由己。
“凯撒”这个称号,除了代表是皇位继承者,即皇太子之外,还有副帝的意义。副帝的意义,是罗马帝国晚期、3世纪末到4世纪初的“四帝共治制”时代所认定的。
然而,身为“奥古斯都”(正帝)的君士坦提乌斯似乎没有将“凯撒”视做自己的继承人,而是将之诠释为不遗余力执行自己意志的协助者。因此,协助者一旦不能为己所用,立即排除;若稍有违抗之心,马上消灭,绝不手软。其实,这正是君士坦提乌斯失算之处,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让他既找不到继承人,也没有协助者。要说继承人,还可以期待两年前迎娶的第二任妻子优西比娅(Eusebia)皇后为他生产,可是治国的协助者一刻不能等待。
加卢斯是在公元354年12月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第二年,即公元355年年初,其弟尤里安收到了来自正帝君士坦提乌斯的召见令。以哲学研究为业的尤里安此时23岁,他已听到兄长不幸的消息。这个时候,接到君士坦提乌斯要他去米兰的指令,尤里安惶恐不安的心情可想而知。
哥哥加卢斯是以企图谋害正帝主凶之罪遭斩首的。身为弟弟,他不得不作好被当做共犯的心理准备。对于从监禁生活中释放出来、刚做了三年学者的尤里安而言,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及其所处的环境,根本不可能想到皇帝需要一个新的协助者这种政治打算。何况,那时的皇帝还没有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立一位副帝。
从小亚细亚西岸的以弗所前往米兰,必须走与兄长生前所走的路相同的路径。不清楚皇帝是派来了专车,还是让他乘坐国营邮政的马车,总之,对这位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一路沉重无比。在即将进入意大利境内时,马车如果此刻转道向左,那就意味着目的地将是位于伊斯特里亚半岛尖端的波拉。所以,当尤里安发现马车没有左转,而是继续往西的时候,一定是如释重负。至少这证明他的目的地是米兰。
可是,经过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抵达米兰的尤里安,过了两个多月也没见到当初令他进宫的皇帝。被扔在皇宫一角的他,见到的是以深受皇帝宠信而出名的宦官优西比乌。君士坦提乌斯皇帝似乎是想通过他来试探尤里安。其实,想要清楚地了解兄弟俩的不同之处,最好的办法还是皇帝本人亲自出马。何况对尤里安而言,再也没有比接受优西比乌的审查更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位宦官正是将他的兄长加卢斯送上刑场的“法官”。
困在米兰两个多月动弹不得的尤里安,究竟是会遭遇与兄长相同的命运,还是能够无罪释放,可谓命悬一线。只要宦官向皇帝报告,说他怀有为兄长复仇之心,那么他立即就会被送往波拉城,步兄长之后尘。
最终,是皇后优西比娅救尤里安脱离了危机。优西比娅出身于希腊贵族之家,年轻、貌美又有着极好的教养。虽然没有能够为求子心切的皇帝生下一男半女,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皇帝对她的宠爱及尊重。
生性胆怯、阴沉内向又残忍的君士坦提乌斯,唯有对优西比娅,表现出难得的一份真情实意。
也许是优西比娅同情这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尤里安所遭遇的不幸,向皇帝说了什么,在米兰皇宫内望眼欲穿等了两个多月的尤里安,终于得到了皇帝的召见。他在皇帝面前尽力为自己辩护,表示除了学问别无所求。又强调自己与兄长性格迥异,并非同母所生,兄弟之间并无深厚的感情。无论尤里安的表白是否言不由衷,谁都没有资格去指责这位23岁的年轻人。他面对的是一个可以毫不留情地残杀亲人的冷血动物,他不得不尽其所能让这位生性多疑的皇帝打消对自己的猜疑。何况,唯有这一天,他不用通过宦官优西比乌这层过滤网,直接向掌握着自己生杀大权的人辩白。
面对面的对话,似乎真的产生了效果。那次会见以后,皇帝虽然没有和尤里安作进一步的接触,却同意他去希腊的雅典学习哲学。这个恩准足以让尤里安感到心满意足。可惜,在哲学圣地雅典尽情享受自由的日子,只有从春到秋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在秋天即将结束之时,他再一次收到了皇帝的召见令。
在尤里安去雅典的这半年中,君士坦提乌斯始终举棋不定,局势的变化使得设立副帝的必要性变得越来越迫切。
目前还算太平无事的,只有与波斯军队相互对峙、按兵不动的东部防线。而以多瑙河为防线的欧洲中部地区,随时随地都面临着河北岸的北方蛮族大举入侵的威胁。形势比多瑙河地区更令人绝望的是莱茵河一带,在那里被称做“防线”或“防卫墙”的Limens已不复存在。
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脉、流入北海的莱茵河,成为罗马帝国的领土防线是在公元前1世纪中叶,凯撒征服高卢之后,至今已经400多年。
几百年以来,作为军事意义上的防线,莱茵河一直守护着广阔的高卢地区。这些地区按照现代地理位置划分,分别是荷兰的南部、比利时、德国西部、瑞士和法国。
当然,作为后人,我们非常清楚,莱茵河作为“防波堤”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历史只延续至公元2世纪。进入史称“3世纪危机”的公元3世纪之后,莱茵河防线就不断地遭到蛮族的破坏。不过,尽管如此,一直到3世纪末的戴克里先皇帝时代,罗马还是尽力以莱茵河为防线,阻击外敌的侵略。
罗马彻底放弃固守莱茵防线的战略,是在进入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之后。这一改变,并不意味着君士坦丁大帝在军事上采取了新的策略,对来袭的敌人采用“请君入瓮”、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是在经历了整个3世纪之后,帝国已经丧失了固若金汤的防卫能力,只有在遭到敌人入侵之后,才会出手反击。君士坦丁大帝不过是将这个不争的事实,制定成罗马军的常规战略而已。这个军事战略上的改变,使得那些在元首制时代星罗棋布般集结于莱茵河沿岸的军事基地,大多变成了无人之地。而那些还有士兵防守、不至于完全人去楼空的基地,也降格成了农军兼用的简陋要塞。如今的莱茵河沿岸,已经沦落到不能再称之为“防线”的境地。
话说回来,君士坦丁大帝也并非完全放弃了军事防卫,而是在策略上作了调整。事实上,与军力逐渐减弱的基地成反比的,是直属皇帝的游击军团日益增强。原蛮族出身的罗马军人成为这支实力雄厚的游击军团的主力,就是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的。尽管这些军人来自蛮族,但与其出身的部落几乎断绝了关系。因此,深得大帝的信任。
化敌为友、为我所用是一种领导才能。然而,这种才能延续到第二代的例子少之又少。公元350年发生的原蛮族将领马格嫩提乌斯杀害大帝三子君士坦斯的事件,就是异族军人向身为最高司令官的皇帝宣泄不满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在罗马放弃了军事战略中最具代表性的“防线”的同时,军团内部的局势也日益动荡不安。
异族官兵的叛乱,虽然在三年后因主帅马格嫩提乌斯的自杀而最终失败,但这三年的内战让罗马军损失了大量优秀的军人。这些阵亡的军人大多像马格嫩提乌斯那样来自蛮族,担当着罗马军的主力。他们的牺牲是导致罗马军力急速衰退的直接原因。
军力衰退最严重的,当属莱茵河以西、曾经作为马格嫩提乌斯根据地的高卢地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高卢地区在三年内战中,至少损失了3万人的兵力。要填补这3万精兵强将的空缺,实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成的。正因如此,广阔的高卢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才会发生根本性的衰退。不过,最早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似乎并不是君士坦提乌斯皇帝,而是盘踞在莱茵河以东、虎视眈眈地对着西岸的蛮族部落。
353年8月,马格嫩提乌斯在里昂自杀身亡,内战终结。
354年12月,副帝加卢斯遭斩首。
355年2月,尤里安应召前往米兰。5月起,在雅典求学。
355年11月,再次被召回米兰的尤里安,被君士坦提乌斯皇帝正式任命为“凯撒”(副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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