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西亚公会议
在尼西亚召开的公会议中,主教们如众星捧月般地将君士坦丁大帝围在中间的画面,正是中世纪已经开始的最佳象征。
这句话引自一位专门研究罗马帝国后期历史的英国学者的著作。
众主教聚集在小亚细亚最西边的尼西亚召开公会议的时间,是公元325年,距离罗马帝国灭亡还有150年。
之前主教们也经常聚会,但并非由皇帝召集。西尼亚公会议是第一次由罗马皇帝正式召开的公会议。为什么君士坦丁要做出这样史无前例的行为呢?在这里要再重复一次,当时的基督教,虽然有最高统治者在背后大力支持,但依然只是诸多宗教之一。
一提到霸权国家,很多人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超级大国任意欺压其权下小国的场景。然而,无论是霸权国家,还是霸权皇帝,拥有霸权的同时,也伴随着责任和义务:第一,身负保卫霸权下的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第二,具有调解霸权下国家、民族间茅盾的义务。因为世间的很多纷争,往往当事双方因为争执不下而迟迟无法解决,这时就需要一个拥有足够权力或权威、且双方都信服的第三者来调停,才能有效地解决争端。
那么,对君士坦丁而言,非要在尼西亚召集主教来解决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起源于七八年前的阿里乌斯派与亚达纳西派的教理之争。君士坦丁曾派心腹何西乌主教前往调停,可惜徒劳无功。
如果仅仅只是神职人员围绕教理展开争论,那问题不需要皇帝介入,大可听之任之。可为什么君士坦丁要插手这件事情呢?因为如果置之不理,君士坦丁曾经大力扶持、现在依然努力协助的基督教教会,有可能会走上分裂的道路。如果允许一次分裂,就会产生更多的分裂。其结果就是基督教最终走上凋敝没落的结局。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君士坦丁位于世俗权力的顶端,他与宗教世界的分裂或灭亡,可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但当事人并不这么想。
为什么君士坦丁不这么想呢?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与君士坦丁为什么如此热心地扶持基督教的问题答案相同。
在历史上意义重大。在基督教史上的地位就不用说了,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次会议在世界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因为上决定的基督教“形式”,一直延伸到现代,形成现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
也正因如此,光是近现代,研究这次公会议的文献就数不胜数。
不过我要写的是罗马史,而非基督教教会史,所以在此仅作简略叙述。总之,君士坦丁因为偏袒基督教,而卷入了历代皇帝都不会介入的“教理”争端。
多神教就是人们去祭祀诸神以得到神灵的守护,因此没有“天神教诲的真理”,即“教理”(dogma)的存在,也不足为奇。然而以指导人类生存方式为目的的一神教,“教理”本身的存在正是宗教存在的理由。教理如此重要,因而对教理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如果放任解释的差异而不进行调整,宗教组织就会冰消瓦解。而召集主教召开公会议,目的就在于调整解释内容之差异,避免组织崩溃。
那么谁拥有公会议的召集权呢?
由于罗马皇帝身兼大祭司职务,自然拥有这项权力。后来这项权力就落在了主教中有威望的人士身上,即由罗马教区主教接手,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公会议的召集权在罗马教皇手中。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公会议在教会史上的重要性从未减少过。毕竟“教理”是由活着的人来解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解释,因人而异再自然不过。而且,“教理”还有另外一个麻烦的特点,那就是解释还会随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话题转回到上,逼着君士坦丁必须亲自召开公会议来处理的“教理”争议,简单来说,就是上帝与其子耶稣是同质还是不同质的问题。
事情的开端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地区做牧师的阿里乌斯,主张不同质的说法。阿里乌斯认为,上帝相当于哲学上的“单子”,是构成实体的最高心理的物理因素,是不可知的存在。而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不与人同质,也不与神同质。也就是说,相对于上帝这一崇高、不可知的永恒存在,有着出生、成长、在十字架上死亡这一系列经历的耶稣,就不是神灵。
在我看来,这个学说很有意思,但是基督教教会向来主张“三位一体”理论,即上帝、圣子耶稣、圣灵三者同质,因此属于一体。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阿里乌斯的学说属于异端邪说。因此,阿里乌斯的上司,三位一体派的亚达纳西主教,开除了阿里乌斯,并将他驱逐出了亚历山大教区。
可是阿里乌斯在流亡途中,陆续获得了许多支持者。比如说,巴勒斯坦地区主要城市凯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就是其中一位。这个人后来著有《基督教教会史》、《君士坦丁传》等。虽然他后来又转变成三位一体派,但一开始他是阿里乌斯派的支持者。
不过,阿里乌斯派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是另一位同名主教——当时在信徒中拥有绝对影响力的尼科米底亚主教优西比乌。在帝国东方主教区中,势力最大的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叙利亚的安条克和这里的尼科米底亚三大教区。亚历山大的主教和尼科米底亚的主教意见相左,意味着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势力分成了阿里乌斯派和亚达纳西派两个派系。情况演变至此,已经不是争论教理的问题,而是升级为教会分裂的危机。召集两派人物前往尼西亚,试图消除因教理解释不同而产生的对立局面,已经成为君士坦丁无法回避的责任。
罗马帝国的东方
据说当时在小亚细亚的地方城市尼西亚聚集的主教人数接近300人,其中帝国西方的主教仅有10人不到,其他均来自帝国东方教区。
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帝国东西方基督教势力差距有多大。而且,正因为如此,出席的主教们,大半是希腊人后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主教们在皇帝面前大发议论,争执不休,迟迟无法得出最终结论。因为希腊人一直都有好辩论的习惯,常常让罗马人觉得受不了。
最终,作为会议主席的君士坦丁,不知是以某种回馈为条件,还是仅凭皇帝的权势施压,总之,他让会议达成了发表“联合公报”的共识。公报中再一次肯定了“三位一体”理论的正确性。从后来君士坦丁的言行推测,他本人似乎更认同阿里乌斯的观点。只不过若推翻一直被视为基督教教会正统思想的“三位一体”学说,必然会在基督教内部引发地震狂潮,动摇基督徒的信念。君士坦丁当时最为重视的,应该是基督教教会组织的统一。
不过,一直到最后,阿里乌斯与追随他的两名神职人员都拒绝在联合公报上签名。于是,君士坦丁将这三人流放至远离东方的莱茵河畔。但几年后,又取消了这个处分。这一事实说明,在公元325年举行的中,基督教教会并非全部支持“三位一体”理论。其后,又经过了多番波折,特别是后来阿里乌斯派在北方蛮族中传教成功,使得这两派之间的争执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从理论上来说,宣称上帝与耶稣基督不同质的阿里乌斯学说更有说服力。就算最终死于十字架上,一个爱护人类、追求真理的耶稣,形象不也很完美吗?
话虽如此,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可以体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选择三位一体学说时的心态。因为人活着,并不满足于追求真理,他们更希望通过外力获得心灵的救赎。说到追求真理的人,历史上已经有一位苏格拉底。如果说耶稣死于十字架上就宣告一切的终结,那么在为真理献身这一点上,喝毒酒而亡的苏格拉底和耶稣没有区别。
但是,死于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后来又复活升天,成为救赎的象征。
耶稣要复活升天,成为“不可知”的存在,才能成为救赎的象征,即为那些希望获得救赎的人点燃希望。相反,苏格拉底则没有达到救赎的境界。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个“可知”的人。
由柏拉图所著、介绍苏格拉底思想的《对话篇》和《新约圣经》同样都是畅销书。但在2000年的历史里,其销售数量有着无法估量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也体现了对一般善男信女而言,追求真理的大道和期望获得救赎的需求之间的差距。
对于以信仰为基础的宗教组织而言,人们信奉与否的重要性要远高于真实与否。因此,公元4世纪时的基督教教会,摒弃阿里乌斯的观点,选择“三位一体”论,是一个贴切的选择。不,应该说,正因为基督教采用了“三位一体”说,才打开了通往世界宗教的大门。而这一决断的形成,也要归功于君士坦丁召开的。
具体是谁不记得了,但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罗马人曾经三次统治世界:第一次以军团,第二次以法律,最后则是以基督教。”
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军事力量和罗马法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而基督教也在罗马人经手之后,才获得了“国际竞争力”。耶稣基督和十二使徒都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受罗马人统治的行省民。但是,自卡拉卡拉皇帝废除了罗马公民和行省民的差别后,曾经的“行省民”也就成了“罗马公民”。出席的君士坦丁与诸位主教,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都是“罗马人”。罗马人采用了圣子耶稣与上帝同质的“三位一体”说,因而确立了死后救赎的观念。也就是把基督教改造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样子。即使这与当初耶稣基督的理念不同。
那么,君士坦丁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去扶持基督教教会呢?
基督教方面经常以“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说法,来形容入信基督教的人。如果套用这种说法,根据目前专家的推论,在遭受戴克里先皇帝彻底镇压、后又由君士坦丁转而大力扶持的公元4世纪初期,“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人,仅占帝国全部人口的5%左右。不过,也有学者表示,这个比例应该仅限于大城市,如果范围扩大到帝国全境,比例肯定会大幅度下滑。而且这里所谓的大城市,只是指小亚细亚的尼科米底亚、叙利亚的安条克,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一类帝国东方城市。同时是大城市,在基督教徒眼中的异教圣地罗马,是难以达到5%的成绩的。
基督教方面,以一神教徒惯有的看法,将与自己持不同信仰的人统 称 为 “ 异 教 徒 ” 。 中 文 “ 异 教 徒 ” 一 词 , 在 原 文 拉 丁 文 中 称为“paganus”。研究人员称,是住在意为“村庄”的“pagus”里的人,也就是“村民”的意思。这也可以证明,公元4世纪时,基督教徒还是城市里多,乡下则比较少。
为什么城市里的基督教徒多,而乡下比较少呢?第一个原因,应该是城市里容易形成追求新事物的潮流,而相对的,农村地区比较保守,这也是一个古今中外都相通的现象。其次,从公元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产生一个特殊的现象,即由于蛮族入侵而导致的乡下人口流失,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至于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跟基督教势力扩增产生关联,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最后一章“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中有详细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不管怎么说,本书中所提及的公元3、4世纪中,“在基督教诲下醒悟”的人,占罗马帝国人口的比例仅为“绝对少数”,是⽏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既然基督教徒只占“绝对少数”,为什么戴克里先还要这样彻底进行镇压呢?
在戴克里先心目中,帝国的安全防卫是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实现复兴的目标。具体来说,就是要阻止蛮族突破帝国防线,严防其深入帝国内部进行烧杀抢掠,将帝国居民从担惊受怕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达成这一目标,设立帝位,保证领导层同心协力的体制固然重要,帝国内一般民众一起保卫“共同体”的心意也是不可或缺的。坚决认定蛮族是敌人的思想,才是真正能稳固国家安全的“基础”。
可是在一神教当中,尤其在热心于对异族传教的基督教当中,有一股认同信仰同一宗教的信徒,更胜于认同住在同一社会的同胞的倾向。换句话说,比起幼时一起长大的朋友,基督教徒更注重临时拜访,信仰相同的信徒,类似于这样一种心境。
如此一来,对居住在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徒来说,比起同住在帝国内的同胞,如果蛮族信仰基督教的话,这些人反而会是更加亲近的同胞。“同胞”一词,除了“同一国家的人民”之意以外,还可以表示兄弟姐妹的意思。而在基督教世界中,所谓的兄弟和姐妹,代表的是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有共同的信仰的人,是一种相当重要的关系。
戴克里先害怕的,并非基督教徒的实际数量,而是担心基督教普及之后,帝国的“防线”会被侵蚀。如果敌我不分,防卫对象也就不再明确,“防卫”的功能也就无法发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戴克里先继承了元首制时期的列位皇帝对基督教的观念。很多研究人员将戴克里先定位为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从这个角度得出的结论。
另一方面,虽然中间隔着一段争权夺势的时期,但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实际上还是应该视为君士坦丁。只是,君士坦丁不仅转而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更成为第一位大力扶植基督教的罗马皇帝。话说回来,在君士坦丁时代,帝国内基督教势力依旧是“绝对少数”的状态。
不仅如此,在戴克里先大力镇压之后,数量比以前还要稀少。尽管如此,君士坦丁还是把前任皇帝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为什么?
研究人员努力地、一字一句地研究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文件和书信,试图探寻这个人在“米兰敕令”之前是否对基督教信仰持有亲近的态度。另外还举出在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宣战、发布的数次敕令发挥效力的时期里,君士坦丁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统治的帝国西方,几乎没有镇压基督教的史实为证,说明从其父亲开始,君士坦丁家族一直对基督教保持宽容的态度。进而研究人员认为,受此影响,君士坦丁在政治上偏袒基督教,是理所当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偏袒,最终还是归结于他自身的信仰。
确实,在公元324年成为唯一的最高权力者之后,君士坦丁就建设了一个只有基督教教堂、没有多神教神殿的新首都君士坦丁堡。就连在多神教圣地罗马,君士坦丁也修建了包括圣彼得大教堂在内的、留存到现代的很多重要教堂。不仅如此,他还在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修建了对基督教徒而言无比重要的圣墓教堂。
可是,君士坦丁虽然如此公然地表露出亲基督教的行为,但同时也是按照传统罗马皇帝的风格行事的人。他发行的货币正面是他本人的侧脸雕刻,背面则跟历代罗马皇帝一样,刻着罗马诸神图案。而且,他也没有禁止举办官方祭典。后来他的儿子继位,颁布禁止官方祭典的敕令时,声称这是父亲的遗志。问题是,这种没有任何佐证的“遗志”,是最靠不住的史料。总之,君士坦丁虽然偏袒基督教,但至少表面上还是遵守着“米兰敕令”中宣称的宗教平等。这个人在位期间,帝国依然是“诸神混处”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马帝国依然是当初的罗马帝国。
阅读君士坦丁遗留下来的书信后,我发现,就连反对派也很难从字里行间挑出毛病。
虽然是书信,但用词造句都极为小心谨慎,颇有政治文章的文体特征,从字面上根本看不出一丁点儿与基督教信仰有关的蛛丝马迹。
可见,君士坦丁实在是一个很高明的双面人。
至于他的父亲君士坦提乌斯在镇压基督教徒时态度消极一说,也只是因为帝国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并不强盛。既然力量薄弱,数量也不多,镇压和迫害的程度自然也会随之减弱。
至于君士坦丁个人是否对基督教有信仰之心,这个问题实在很难一口咬定是或否,因为有无信仰之心完全是个人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绝无恶感。
君士坦丁的母亲海伦娜,是个有名的基督教徒。当然,在戴克里先在位时,这件事肯定不能对外声张。海伦娜公开表示信仰基督教,恐怕要等到儿子的皇位稳固、发布承认基督教的“米兰敕令”之后。特别是在公元324年,君士坦丁成功扫除所有对手之后,身为皇太后的海伦娜备受尊崇,甚至完成了朝拜圣地耶路撒冷的旅行。
海伦娜是小酒馆老板的女儿,出身卑微。在“四帝共治制”下,由于副帝必须迎娶正帝的女儿,迫使她与结婚多年的丈夫离婚。身为儿子的君士坦丁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感情自然深厚。儿子总会同情母亲,尤其是遭遇不幸的母亲。如果儿子对母亲给予的同情与亲情,爱屋及乌地扩及母亲信仰的宗教,这也是为人子的常有心态,再正常不过了。
现在还剩一个问题,那就是君士坦丁为什么如此偏袒仅占绝对少数的基督教?因为君士坦丁既然身为政治人物,就该清楚如果硬行推动只有少量支持者的政策,会成为政治人物的致命伤。
有很多人认为,身为领导者或者统治者,应该了解其治下的人民内心所求,生活所需,并以满足人民所求、所需为己任。不过,这只是一种未经深入思考就囫囵吞枣地理解民主主义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很多政治家都以上述“任务”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确实,这是从政人员的任务,但这只是一部分任务,而非全部。因为所谓需求,除了现有的,还有的需要通过人力去唤起。
如果君士坦丁只是一位认为统治者应该理解被统治者的需求并给予满足的领袖人物,他就不会大力推广只有5%支持者的新政。所以说,他是个理解需求可以借由人为唤起的领袖。
那么,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君士坦丁为什么要如此不辞⾟劳地唤起人民的需求?这种将“少数”人的需求变成“多数”人需求的行为,无论其背后动机是什么,都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换句话说,君士坦丁如此扶持基督教,能得到什么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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