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敕令”
历史性的时刻,公元312年终于来临了。这一年,无论对君士坦丁,还是罗马帝国,都是决定未来命运的一年。
这一年,君士坦丁经过名为“米里维桥战役”的决战,取得胜利。
第二年,即公元313年,登上帝国西方正帝宝座的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会晤。在两位首脑会谈之后以类似联合公报发布的,就是有名的。这道敕令发布以后,虽然当时社会还处于诸神混乱的状态,但基督教已经能成为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
对于信奉基督教的人来说,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只是,在中也明确标识了以下内容:
自今日起,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他教徒,都可以自由无条件地保留其虔诚的信仰,以及举行相关的宗教仪式,不受任何干扰和干预。无论是何等神明,我们都期望它以至高无上之存在,普降幸福于万民,引领帝国全体走上和平与融合之路。
这段内容给人的感觉简直就像是18世纪启蒙主义人权宣言的先声。即使身处过了启蒙主义时代300多年的21世纪,读了这段话还是令人感慨万分。真想让那些打着宗教旗帜争斗不休的人好好看看这篇文章。而且,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贯彻这项主旨,在后半篇,向身处帝国各地担任地方行政的长官下达指示的段落中,又重复强调了一遍:
对基督教徒认可之全面的宗教信仰自由,亦同样适用于信仰其他神灵之国民。只因我等(君士坦丁与李锡尼)判断,这一全面认同宗教信仰自由之决策,对帝国内部和平有所助益。而且我等认为,不论何等神灵、何等宗教,其名誉与尊严皆不可侵犯。
这简直就是自由精神的升华,无懈可击的理论。如果这种精神能够维持到现在,虽然民族间、国家间还是会有纷争,但至少不会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如果没有宗教这面冠冕堂皇的旗帜,那么所有的纷争将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单纯的利益冲突。而当双方发现争斗本身会带来更大的利益损害时,自然就会停手。但如果以宗教为旗号,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
总而言之,如果的含义仅限于字面上的内容,还不至于让罗马帝国大幅转向。毕竟这道敕令只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而不是把它定为国教。问题是公布这道敕令之后,君士坦丁的言行举止却让人觉得只是表象,其实他另有居心。君士坦丁的真正目的隐藏在敕令的最后部分,即规定归还由戴克里先镇压基督教徒时没收的教会资产这一段当中。内容如下:
若资产在没收后被拍卖,于归还资产之同时,国家将给予原收购者正当价位之补偿。
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上台又下台的皇帝当中,有镇压基督教的皇帝,但没有镇压的占多数。在后者登基亲政之后,经常会将镇压基督教徒时没收的资产归还给基督教相关人员。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也没有对竞标拍卖时买到这些资产的人作过补偿。但“米兰敕令”不同,皇帝,即国家,保证会作补偿。这样通过竞拍获得这些资产的人,自然乐意遵从归还命令。
同时,基督教的教会人员想必也能发觉这条法令中隐藏的重大意义。因为这样的政策,只有真正理解教会资产对基督教教会的重要性的人,才会颁布。
在一神教的宗教里,教祖的言行就是最重要的教理。但是这些教理必须通过专人解释说明,才能传达给一般的信徒。没有教理存在的多神教中,没有专业的祭司或神职人员。而一神教中,这类神职人员不可或缺,原因就在这里。
教会资产的必要性之一,在于培养维持这些神职人员的存续。第二项必要性,当然就是为困难人群提供帮助。早在基督教渗透到社会之前,罗马人就有对他人提供帮助的慈善行为,他们称之为“卡里塔斯”(caritas)。直到现在,基督教相关人员依旧称呼这种非营利事业为“卡里塔斯”。
总而言之,对教会而言,资产是左右教会活动的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这些资产,君士坦丁不仅提出归还命令,还明文规定国家将作出补偿。如此一来,基督教徒的内心自然偏向了君士坦丁。
是由西方正帝君士坦丁和东方正帝李锡尼共同签名发布的。但是无论是基督教史还是世界史上,似乎都将这道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敕令归到了君士坦丁一个人名下。这是因为在施政时,君士坦丁比李锡尼做得更为热心和彻底。原因可能是在他势力范围下的帝国西方,基督教势力渗透度不高,因此需要进行国家补偿的金额也不多。正如本书第230页的地图所示,在公元4世纪初期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势力的分布,东方较强,西方较弱。在西方普及率较高的地区,是以北非迦太基为中心的一带。君士坦丁发出的国家补偿也集中在这个地区。
因此,如果李锡尼也以同样的态度来执行这项政策,那么帝国东方的国家补偿金额会比西方高出很多倍。没有任何史料显示,李锡尼乐于执行基督教资产归还的政策。也许李锡尼与热心于教会资产归还的君士坦丁的差异,就在于他把基督教问题当成宗教问题看待,而君士坦丁却把它凌驾于宗教问题之上。说白了,他是作为统治问题来看的。正因为如此,当君士坦丁在朝着罗马帝国唯一的皇帝这一目标一步步前进时,在处理基督教问题上,也是稳扎稳打,以争取人心的方式进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在为将来的政治铺路。另一方面,也可以看成是他在遥远的帝国西方,向尚未进入自己统治范围下的帝国东方的基督教徒们招手。也正因为如此,他等不及在公元324年将最后一名竞争对手李锡尼打败,成为罗马帝国内唯一的皇帝,就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并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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