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历史的战役
战争和战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战争可能长达数年,而且发生于不同的地点。而战役则发生在一个地方,其结果一般很快就能揭晓。
通常人们把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发生的战役集合在一起构成战争,将战役视为战争的一个部分。所以才会有“胜利的战役,失败的战争”这种说法存在。
但在历史上,有些战役不仅影响战争的局势,甚至改变了以后的历史。这就是所谓的“改变历史的战役”。比如,发生在古代的以下战役:
“萨拉米海战”
——公元前480年,发生在希波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当时波斯国王薛西斯率领30万大军进攻希腊,在希腊城邦联军陆战节节失利的情况下,这场海战的胜利彻底扭转了整个战场形势。
指挥者是雅典杰出的海军统帅提米斯托克利。
波斯在这场海战大败之后撤军,之后不得不放弃侵略希腊本土的构想。如果这场战争的胜利方是波斯,那么也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雅典“黄金时代”,也不会产生对当时,乃至现代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古希腊文明。说不定连爱琴海的名字都会改成波斯海。
“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秋,马其顿的年轻国王亚历山大率领的希腊军,与波斯国王大流士在可以瞭望东地中海的伊苏斯平原进行的会战。亚历山大以3万兵力对抗波斯15万大军,却以战死200人的微小代价取得完胜。不久后,希腊与波斯再次展开会战,但大流士未能挽回败局,波斯帝国因此灭亡。希腊人原本就有向海外扩张的强烈愿望,此后更是大举向亚历山大创建的帝国各地移民。其移民范围不仅涉及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甚至在波斯帝国的心脏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伊拉克境内,也建设了不少希腊裔的城镇。
遗憾的是,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之后,帝国被其手下将领⽠分,统治范围也止步于中东地区。尽管如此,由希腊经中东,最后延伸 至 埃 及 的 整 个 东 地 中 海 世 界 , 形 成 了 被 后 世 称 为 “ 希 腊 文化”(Hellenism)的希腊文明圈。后人常说的希腊罗马文明,代表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在希腊文化时代之后,被罗马人原封继承了下来。
如果没有形成希腊文化圈,罗马人要在地中海世界扩张霸权,想必会更加困难。不过,罗马人也并非不劳而获地继承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产,他们是凭自己的本事获得的。好比说,接下来要谈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进行的布匿战争。
“扎马会战”
——发生于公元前202年北非的扎马平原上的会战。当时,那里属于迦太基境内。罗马军队的将领是年轻的西庇阿,而迦太基方面,则是由之前对罗马的作战中百战百胜的名将汉尼拔担任总指挥。战斗的结果,罗马大获全胜。布匿战争前后持续了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中发生了三次战役。不过左右这场战争最后趋势的,还是第二次战役最后进行的“扎马会战”。在这场战役50年后发生的第三次战役,只是将预料中的结果化为现实而已。
“布匿战争”,由当时的罗马人命名,意为“与腓尼基人之间的战争”。迦太基是由中东的腓尼基人移民开创的国家,因此向来被视为东方国度。打败迦太基,意味着将东方势力逐出地中海西部。因此,对罗马而言,“扎马会战”也是将地中海世界转为希腊罗马世界的决定性战役。
“阿莱夏攻防战”
——这场战役发生于公元前52年,地点在现在的法国,当时的高卢中央地带阿莱夏。由尤里乌斯·凯撒率领5万罗马军,对阵30万高卢各部族组成的联军。这也是凯撒在高卢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
这场战役,决定的可不仅仅是长大8年的高卢战争的胜败。长年来,罗马人称霸的范围,仅以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为界。高卢战争让罗马人的视野跨过了阿尔卑斯山脉,延伸到了更远的北方。高卢战争让罗马人认识到了向北发展势力的可能性。“阿莱夏攻防战”的胜利,是欧洲北部列入罗马世界的第一步,也是史学家们认为“欧洲由凯撒创造”的由来。如果“阿莱夏攻防战”由高卢一方获胜的话,后世的法国、英国,想必与现在大为不同。
不管是“改变历史”还是“创造历史”,总之,这些战役的影响力大得惊人。而在公元312年发生的“米里维桥战役”,也具有同样的划时代意义。这场战役开启了其后长达千年的中世纪时代的大门,同时,也意味着人们向跨越中世纪及至今天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力的基督教迈出了第一步。
不过,虽然“米里维桥战役”意义重大,但并没有在战争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原因如下:
第一,在战争史研究专家当中,以本书观点看待这场战争的人仅占极少数。
第二,这场战役中没有出现可以用如日月般璀璨之类华丽的辞藻来形容的半个名将。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虽然都是史上留名的人物,但还称不上战略战术上的高手。
第三,在“米里维桥战役”中,双方并未施展出让战争史专家感兴趣的或巧妙或高明的战略战术,整场作战表现笨拙。简单来说,根本就是一场混战。甚至让人觉得,这样的一场战斗都能改变历史,真是难以接受。
战役发生在公元312年10月,进攻方君士坦丁37岁,防守方马克森提乌斯34岁。年龄上,两人相差不大,可以说同属年轻一代。但作为总司令官,在带领部队作战的能力上来说,可就是老手和新兵的差距了。
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南下的君士坦丁,心中最担心的莫过于遭遇马克森提乌斯坚守不出的布局,即敌军依靠35年前完工、又经马克森提乌斯整修后更加坚固的城墙为盾牌,坚守罗马不外出作战的局面。
这座城墙由奥勒留皇帝修建,全长31.5公里,将整个首都环绕在内。
墙高6米,厚3.5米,城墙上每隔30米处都建有一座四方形的护城塔。
城墙开有18道城门,每一道城门都采用双重门设计。仅靠4万兵力,要攻破一座防守如此严密的城市是不可能的。作为防守一方,虽然要承担城内百万人口的供给压力,但是仅凭4万兵力不可能长期将如此规模的城池包围得水泄不通,因此这一点不是致命的缺点。君士坦丁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诱敌于城外进行决战。
君士坦丁担心的另一点是,马克森提乌斯将17万名步兵和1.8万名骑兵,以何种形式,派驻在何处。这么大规模的部队,不可能全部驻扎的首都,至少应该有一半以上派驻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可是君士坦丁一方完全不知道这些部队派驻在哪里,每个据点有多少兵力。如此一来,在攻打城池的时候,随时有可能背后遭到攻击,风险很大。
此外,对君士坦丁来说,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隐忧,那就是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各城市的动向。这些城市的居民迫于君士坦丁的军事压力才表示恭顺,一旦他的军事力量遭到减弱,那么他们的态度马上就会有180度的转变。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到时君士坦丁在意大利半岛恐怕要成为瓮中之鳖了。而且假如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讨伐之战稍有不顺,在多瑙河畔观望的正帝李锡尼,也极有可能改变当前偏向君士坦丁的政策。
要一举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尽早结束战争。没想到的是,这个机会竟然是马克森提乌斯主动提供的。
当君士坦丁沿着弗拉米尼亚大道向首都挺进的途中,接到斥候之类的侦察兵报告,说马克森提乌斯率领大军离开首都前来迎战时,想必心中要欢呼道:“我赢了!”
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保持长期作战是最有利的战略。至于他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正面出击,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根据想象,应该有以下几种可能:一、对君士坦丁来说,尽早决战是打开局面的唯一方法。而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还有其他退路可供选择,那就是一旦在首都罗马作战失利,还可以退到北非,在那里卷土重来。在罗马史上,当然有放弃罗马又重新反攻的成功例子,比如马略和苏拉。但是,失败的例子占了绝大多数。比如被凯撒追击、逃到希腊的庞培;或者被奥古斯都追击、同样逃到希腊的布鲁图。离开首都罗马的意义,要远远超过放弃都灵或者维罗纳。对马克森提乌斯来说,因为有机会选择而带来的失误,最终酿成了致命伤。
二、马克森提乌斯年龄上仅比君士坦丁小3岁。两个人都有身为皇帝之子的条件,但是君士坦丁在仕途上总是领先于马克森提乌斯。换句话说,马克森提乌斯总是被君士坦丁踩在脚底下。当长期愤恨的对象攻打进来,也难怪会引发他激烈的对抗意识。
但是,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大决战时,如果被感情左右,就不可能冷静思考,制定有利的战略。这个时候的马克森提乌斯甚至应该把杀父之仇都要忘得干干净净。从这个层面上来讲,马克森提乌斯虽然已经34岁,但还不够成熟。
三、马克森提乌斯没有选择在城内防守,而是决定出外迎敌,也有可能是出于他心中对“世界首都”罗马的深厚感情。每当探访过去罗马帝国的重要城市时,我都忍不住感叹,有些地方虽然已经成为一国首都,规模远超以前的罗马,但是在罗马时代,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都要远逊于首都罗马。在探访这些地方的遗迹时,我总是一边在脑海里还原当时的风貌,一边想着:也许当时伦敦出生的年轻人第一次看到罗马时,心中的震撼就跟现在俄亥俄州的年轻人第一次站在纽约曼哈顿的街头一样吧。
如果长期居住在首都罗马,这种感动就会转变成热爱。也许马克森提乌斯并不希望看到罗马沦为战场。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应该重新制定新的作战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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