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皇帝
公元305年,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名正帝同时退位,拉开了第二轮“四帝共治制”的序幕。当时,身为皇帝之子却被排除在帝位继承体系之外的,有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两人。但在短短一年之后,君士坦丁却成为副帝,回到帝位继承的轨道上来。依然被排除在外的,只剩下马克森提乌斯一个人。而且他不但是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的嫡子,还迎娶了现任正帝伽列里乌斯的女儿。而相对的,新任副帝君士坦丁的妻子并非皇室出身。此外,这两个人的年龄只差3岁。
公元306年7月25日,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于不列颠。
随后,君士坦丁宣布继承父亲的正帝职位。
正帝伽列里乌斯以向君士坦丁妥协的方案,暂时维持“四帝共治制”的存续。
三个月后,即公元306年10月28日,马克森提乌斯在罗马宣布登基称帝。
这并不表示马克森提乌斯对于自己一直被排除在帝位继承人选之外的愤怒,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引爆,而是他个人的不满,与他所在的首都罗马以及常年作为帝国核心的意大利人民对“四帝共治制”长期累积的不满相互融汇,需要三个月的时间。
罗马,在国家(res publica)性质上,与希腊的雅典一样,是城邦。城邦与领土国家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城邦是先有首都,然后再渐渐向外发展领土。而领土国家则是先有领土存在,然后再决定首都所在。换句话说,城邦是以首都为先的。无论政体如何变化,君主制、共和制,哪怕是皇帝专政,对罗马帝国来说,首都罗马的地位都是⽏庸置疑的。她不仅是孕育国家的母体,也是这个国家的大脑和心脏,建国的过程奠定了她无与伦比的地位。
但是,戴克里先设立的“四帝共治制”,却把这项保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打破了。
作为一国之首脑的皇帝,大本营却另在他方,只有在举行凯旋仪式时才会回到罗马。
元老院的作用也随之淡化。原本的元老院,不仅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也承担着为国家各重要部门储备人才的任务,具有心脏般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法律改成了以“敕令”的方式,由皇帝的意志来决定。而且戴克里先严厉禁止元老院议员进入军队任职。如此一来,文官和武官完全分离。这一系列政策使得元老院议员的地位就如当时的讽刺诗里说的那样:“只需要在战车赛的竞技场上挥挥手帕宣布开始的指令就可以了。”
而在首都罗马,虽然已不再像元首制时期那样数以万计,但还是有为数不少的近卫军团驻扎。第二代皇帝提比略建立的兵营依然矗立在首都的东北角。但现在这些人也同样无事可干。原先他们的任务是随皇帝御驾亲征,但现在的皇帝都带着自己的直属军队。加入近卫军团的士兵,大多是意大利本土出生的年轻人,但是老家在巴尔干的皇帝们所率领的士兵当然以巴尔干人居多。这样,近卫军团的士兵们,只能无所事事地等待退伍,心中自然会累积起诸多的不满。
普通民众对现状也同样怨声载道。以前,历代皇帝都坐镇首都罗马,总归要寻些名目给下面的人一些赏金,现在皇帝很少来,赏金自然也就没指望了。此外,罗马大角斗场举办角斗士竞技的次数也必然随之减少。要知道,角斗士竞技就跟战车赛一样,是一项花费不菲的竞技项目,以前大多是由皇帝举办的。现在就算修建了大型浴场,也无法洗刷人们心中的遗憾。
没有了这些好处不说,取而代之的却是重税。这些税收从戴克里先时开始征收,在以后的时间里只增不减。新税已经改成由国家制定税收数额,且不问收益一律依法课征。以前作为帝国发源地的意大利本土和尊为首都的罗马,长期以来一直免缴直接税,现在也不再享受这种优待,与帝国其他地方一样,全部都要严格按规定缴税。
总而言之,现在时代变了,意大利和罗马的民众再也无法享受以前的优待了。而民众要从心理上接受这种转变,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实权,当然也就称不上首都、本土。但是罗马作为首都,意大利半岛身为本土发源地的岁月,已经超过1000年了。
即使在充满迷茫的公元3世纪,皇帝更换最频繁的时期,由士兵推举的帝位继承人,哪怕是事后追认,至少都会寻求元老院的承认。此外,将国家政策转化为法律时,皇帝也不可以跨过元老院决议的程序。但凡战事中取得的战果,也都要首先向元老院汇报。
虽然近卫军团的官兵多次卷入刺杀皇帝的行动中,但是也并未剥夺他们身为军人的固有职责。
对普通市民来说,首要的不满还是税收问题。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创设的税制,以广征薄税为方针,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在元首制时期持续了200多年。如今的税收,却是为了应付庞大的国家经费而征收。国家机构一旦制定了税赋,就不大可能废除,所以关税、营业税也不可能消失。但是,这两种税赋,已经不再以“二十分之一税”、“百分之一税”来代称。这就意味着,其税率也已经不再是往年的5%和1%。而且,在戴克里先推动的新税制下,又要征收以往不需要缴纳的直接税了。
民众第二个不满的地方,在于戴克里先立法剥夺了迁徙和择业的自由。那个时代的人们,应该还不至于像18世纪的人权主义者那样,认为这是侵害人权。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这种被约束的不自在。
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失带来的城市人口过度密集,想必百姓周围的陌生面孔天天都在增加。
到公元4世纪初期,首都罗马的人口依然维持在百万以上,即使经历了险象环生的3世纪危机之后,人口数量并没有比五贤帝时代的公元2世纪有所减少,但是内情已大不相同。以前的人虽然抱怨大城市太喧嚣,但依然选择住在首都,是因为都市生活有其优点。但如今,迁徙和择业受到限制,加上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想迁徙也无处可去,只好继续住在原地。而且,当时的治安状况也是日益恶化。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组织私人警卫,那么随时可能遭到残兵败将或者失业农民组成的强盗团伙的侵扰,根本无法悠闲地享受田园生活。这个时期首都罗马的百万人口,几乎都是对“四帝共治制”不满的人。支持马克森提乌斯的也就是这些人。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被时代抛弃的阶级所作的最后一次抵抗。
在“四帝共治制”体制下,意大利和罗马都归正帝塞维鲁管辖。首都罗马设有塞维鲁任命的“首都长官”。在这名长官及其几个部下被杀害之后,政变也就结束了。随后,马克森提乌斯向元老院请求正式承认其称帝即位。元老院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这般表示过敬意了,很快就全票通过了这名28岁皇帝的任命案。近卫军团也向新皇帝宣誓效忠。
当然,聚集在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大表欢迎。事情能进展得如此顺利,要归功于事前所作的周密准备。准备工作之一,是将马克森提乌斯的生父,前正帝马克西米安,重新推上了政治舞台。马克西米安虽然让戴克里先拖着一起退了位,但精力依然充沛,充沛的精力不知到何处发泄。与其说他这时出马是协助儿子,不如说他早就在等待发挥才干的机会了。
前正帝马克西米安的积极参与,在元老院、近卫军团乃至一般民众眼中,都无疑是一个重量级的砝码。毕竟,这个人可不仅仅是一年前的“正帝”这么简单,他还曾经担任帝国西方负责人19年,并且有12年直接负责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的事务。比起长期待在不列颠和高卢的现任正帝塞维鲁,更受大众亲近。公元303年,让首都人民为之疯狂的凯旋仪式,就是由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两人共同举办。“戴克里先大浴场”虽然是由戴克里先决意修建,但实际负责具体建造事宜的,还是以米兰为根据地的马克西米安。想必在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居民看来,感觉只是一年前的皇帝又回到了身边。
而且,从战功来看,马克西米安也同样胜过第二轮“四帝共治制”中的任何一位皇帝。因此,马克西米安的意义,可不仅仅是多了一名56岁的武将这么简单。相信马克森提乌斯也非常希望父亲能在这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于他已经辞掉公职,所以无法带兵。马克森提乌斯把紫袍献给父亲,请求他重新披上,意即复辟帝位。这件事不知道有没有得到元老院和罗马公民的承认。但是,第二轮“四帝共治制”刚刚开始一年,就变成了“六帝”。尤其是帝国西方,更是一片混乱。本该只有两位皇帝的地方,一下子变成了四位。
公元306年时的罗马帝国皇帝
要收拾这么混乱的局面,只有西方正帝塞维鲁亲自出马了。毕竟事情发生在他直接管辖的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收拾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以篡位的罪名讨伐马克森提乌斯。“四帝共治制”毁于公元306年。20年来,在戴克里先治下从未发生过的内战,在这一年又重新拉开了序幕。
正帝塞维鲁行事倒也是雷厉风行。虽然,当时正处于不适合作战的严冬季节,但他还是即刻率军离开根据地米兰,向南方的首都罗马挺进。不过,在这里要替他辩解几句,因为他当时的处境实在很不利。
当时,各位皇帝直属的游击军团都随时保有数万兵力。每当御驾亲征时都优先动用这些精锐部队。
但是,塞维鲁是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任副帝时麾下的战将。也正因为如此,在公元305年,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升任正帝之后,推举这位值得信赖的部下为副帝,并获得了戴克里先的首肯。因此,塞维鲁才得以成为管辖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的副帝。
成为意大利本土和北非皇帝的塞维鲁,在前往首都米兰上任时,肯定只能带少数的心腹手下。因为与他在不列颠、高卢同甘共苦十几年的官兵们,必须留在正帝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的身边。而另一方面,他在米兰接手的,是在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手下作战了近20年的部队。
仅仅在一年之后,君士坦提乌斯·克洛鲁斯猝死。随后,去世的正帝之子君士坦丁被士兵们拥立为皇帝。面对既成事实,四巨头只好将塞维鲁升任为正帝,承认君士坦丁即位为副帝,以保持“四帝共治制”的存续。
在一连串的意外局势之下,仅仅担任副帝一年的塞维鲁就升格成了正帝。但是,他手下没有嫡系部队的不利条件依然存在。要将接手的部队转化为个人的手下,一年的时间实在太短了。而且武将要想把接手的部下转化成自己的手下,就必须率领部队外出作战,通过战场指挥让部下认可自己的能力。偏偏这一年当中,既没有蛮族的入侵,也没有需要皇帝亲自出马的大规模剿匪行动。基于以上事由,当塞维鲁带兵南下讨伐篡位的马克森提乌斯时,手下全是一年前还在前任正帝指挥下、与当时的总司令亲近的官兵。而如今,前任正帝马克西米安却在敌方阵营。再加上行军途中经过的意大利中部城市,都和首都罗马一样,对“四帝共治制”充满敌意。
塞维鲁的作战计划似乎是准备沿埃米利亚大道到达里米尼,再由此转向弗拉米尼亚大道进攻罗马。不过,他的先锋部队是否逼近罗马就不得而知了。现在已知的有两件事:一是行军途中,各城市在食宿方面都很不配合;二是主力部队走过埃米利亚大道后,并未进入弗拉米尼亚大道,而是逃到了里米尼北边的拉文纳。塞维鲁逃入拉文纳之后并没有继续行军,甚至才刚刚准备防御作战就沦为俘虏。这是因为率领马克森提乌斯军北上迎击塞维鲁大军的,正是马克森提乌斯的父亲马克西米安。塞维鲁率领的士兵一看到以前的老司令出现在战场上,就立刻丧失了斗志。正帝塞维鲁遭麾下官兵抛弃后沦为俘虏,被押送至罗马,以强迫自裁的方式遭到杀害。增加到六名的皇帝,很快就少了一名。据记载,当时是公元307年2月。
知道正帝塞维鲁的悲惨下场之后,另一位正帝伽列里乌斯也无法袖手旁观。这次轮到伽列里乌斯亲自出马讨伐篡位者马克森提乌斯。
帝国西方正帝的失败,原本大可委任西方的副帝来善后。但是,一旦身为帝国西方副帝的君士坦丁雪耻成功,那么整个帝国西方都会落入这位年轻的副帝手中。伽列里乌斯害怕这种情况发生,所以选择了亲自率军出击。
伽列里乌斯有获胜的自信,且这份自信也有相当的根据。他的直接管辖范围是巴尔干和希腊。巴尔干地区包含多瑙河,这是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边境防线。也正因如此,守卫多瑙河防线的士兵,早在元首制时期就以罗马军队中的精锐著称。正帝伽列里乌斯率领的正是这样一支部队。“四帝共治制”体制下的罗马皇帝全数出生在这里,也足以证明上述说法不假。当伽列里乌斯身为副帝时,率领叙利亚驻军与波斯作战,大败而归,而第二场作战却胸有成竹,胜利而归。当时之所以能“胸有成竹”,就在于伽列里乌斯调来了多瑙河防线的官兵,率领他们作战。
而且,伽列里乌斯有足够的时间将接手的士兵转化为自己的部队。在“四帝共治制”发挥功能的13年里,无论是担任副帝还是升格正帝,他的驻地都没有变更过。对伽列里乌斯而言,手下的官兵都是自己最忠实的亲兵。不过,弱点隐藏在伽列里乌斯自己身上。
公元307年,伽列里乌斯大约47岁。在元首制时期,这正是获得皇帝推举、取得元老院席位的年纪。出身贫贱而在军团中苦熬出头的人,一旦成为元老院议员,都必须前往首都罗马。这些新晋议员基于工作需要,都必须在罗马先学习一年政务,待一年以后再返回边境工作。因为当时文官生涯和武将生涯并未分离,罗马社会的精英阶层通常要交叉经历这两个领域的事务,累积经验。当时,军事领域的人事任命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而政务领域的人事权则大多属于元老院。而且,皇帝在罗马,元老院也在罗马。因此,每当职务有所变更,多的是造访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的机会。
但这种情况仍让戴克里先打破了。恐怕伽列里乌斯直到47岁也没有踏足过意大利本土和首都罗马。他成为正帝以后也没有举办过凯旋仪式,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前往除了举办凯旋仪式而没有其他用处的首都罗马。可是,这方面的无知却让伽列里乌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对一个霸权国家的公民来说,当失去行使霸权的权力,也随之失去跟随霸权的特权之后,唯一仅剩的就是“尊严”。只有“尊严”是外人想抢却抢不走的东西。如果连“尊严”也丧失了,那就真的没有未来了。不过,至少意大利半岛和首都罗马的居民还没有沦落到这个地步。偏偏伽列里乌斯却用对待帝国边境作乱部族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人。
所有不协助塞维鲁作战的城市,全数遭到伽列里乌斯军队的烧杀劫掠。其行为已与入侵的北方蛮族的行径无异。偏偏这些暴行却是以击退蛮族为己任的正帝率领的罗马正规军所为,使得旁人已经没有为伽列里乌斯辩解的余地。这件事情使得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开始反对伽列里乌斯。而且,反对伽列里乌斯的气势还伴随着商船传到了北非,真可谓是坏事传千里。局势演变成这样,不管是多么精锐的部队也无法继续行军了。伽列里乌斯率领的部队面前因而竖起了一道看不见的城墙。
曾经就连外国人都认为“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光士兵训练有素、士气高涨,并不一定就能取得军事成果。“后勤”,在字典上解释为战场后方的粮草及其他军需用品的供给、补充和运输工作。不过这是狭义的含义。过去的罗马人对“后勤”的定义更为广泛,就连如何拉拢军事行动地区的居民,也是后勤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点可以从 “logisticus” 一 词 的 由 来 得 到 证 明 。 拉 丁 语 中 表 示 狭 义 “ 后勤”的“logisticus”,其实是在帝国后期借用的希腊语。在罗马军队天下无敌的漫长岁月里,从来没有使用过“logisticus”这个词。“后勤是罗马军队制胜的法宝”的年代里,表示“后勤”含义的拉丁语是“ars”。这个词相当于英语的“art”,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仅跟艺术有关的技能。但实际上,这个词本来是指所有由人类发挥的“技术”。罗马军队真正强悍的地方,除了战斗行为以外,还有将人类所有发明的“技术”全数投入到作战中。
早期的希腊语比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更为成熟,因此有适当的用语时,罗马人会直接引用希腊语。如果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找不到对应的希腊语,罗马人则会另行造字。对罗马人来说,后勤不只是希腊人观念里的“logisticus”,还具备更宽广的含义。因此,适于用“ars”来表达。
试想一下,能够不经过战斗就引为同盟,已经算是政治手腕了。
在希腊人当中,即使不算斯巴达人,其他国家在战斗方面的能力也不差。但是,和专精于战斗的斯巴达相比,雅典的综合国力要强盛得多,但就连雅典也不擅长这类外事政治。公元前5世纪雅典国势鼎盛之后急速衰退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连同盟国都得罪光了。也许正因为希腊人天性如此,所以他们观念中的后勤才会是狭义的。
简单来说,现在伽列里乌斯在进攻意大利的过程中,已经忘记了“ars”所代表的后勤意义。首都罗马听说正帝率领多瑙河防线的精锐部队前来进攻后,整修城墙准备打一场硬仗,结果却是,空等一场。
伽列里乌斯的部队根本没能接近首都,只在意大利北部兴风作浪一阵子,就返回了巴尔干地区。对伽列里乌斯来说,真是颜面扫地。他本人正是因为军事能力受肯定,才获得皇帝的位置。现如今这场在意大利战场的失利,已不仅仅是面子的折损,也连带着威胁到他目前的地位。
本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