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与基督教
在戴克里先的统治之下,罗马的政治体系已变成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尤其是站在政府顶端的皇帝手中。在此背景下,国家的权威自然也要发生变化。皇帝要行使绝对的权力,就必须让大众认同其绝对的权威。而元首制时期那种由元老院和罗马公民权拥有者委托皇帝行使权力的权威形式,已经不够充分了。
既然人类赋予的权力不够充分,那就只有求助神灵了。戴克里先推动绝对君主制后,把自己逼进脱离罗马传统风气的立场中,陷入背后必须要有神灵做后盾维护权威的局面。戴克里先皇帝大力提倡复兴对罗马诸神的信仰,其政策背后其实隐藏着上面的苦衷。当然,不是希腊罗马诸神都可以拿来做后盾。既然要赋予当权皇帝绝对的权威性,唯一的选择就只有30万众神的领袖——最高神朱庇特。早在“四帝共治制”之前的“两帝共治制”时,戴克里先就把意为朱庇特的约维乌斯当成称号,把同事皇帝马克西米安别号改为半神半人的赫拉克勒斯。
也许在即位不到两年的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加强皇帝权威的必要性了。
问题是,希腊语称为宙斯、拉丁语称为朱庇特的最高神,要成为行使绝对权力的后盾依然行不通。正如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罗马帝国与基督教”一节中提到的,希腊罗马诸神与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在性质上完全不同。
希腊人、罗马人心中的神,是帮助人类摆脱困境的神,而犹太教、基督教的神则是对人类下命令的神。希腊罗马诸神完全没有管理人类的想法,而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名义上是指引人类走上真实信仰的道路,而实际上则是管理人类生活方式的神。
希腊罗马宗教神灵众多,起因于每个人希望得到帮助的领域都不一样。而犹太教、基督教之所以是一神教,原因在于其性质特点既然要把人类纳入其管理之下,那么就需要有绝对的权威,而只有在“一神”的前提下,才可能产生绝对的权威。无论是权力也好,还是权威也罢,如果分给很多的人和神,是不可能有绝对的权威的。
简而言之,即使是希腊罗马诸神中的最高神,也无法成为能给绝对权力赋予正统性的绝对权威。
可是,戴克里先似乎认为,即使是希腊罗马诸神也能称为绝对的权威。当然,前提是先把障碍对象清除干净。所谓的障碍,自然就是宁死也不肯承认罗马诸神的基督教徒了。
这就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持续、坚决、有组织地大规模镇压基督教徒运动的开始。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是在过了40年平稳日子之后,再度遭遇到的晴天霹雳。
公元303年2月,戴克里先发布了有关镇压政策的第一道敕令。这一年,也是戴克里先在位的第19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戴克里先经历了“两帝共治制”、“四帝共治制”,一直都是唯一的最高权力者。如果想要镇压基督教,随时都有充分的地位和权力来实行。但是,他选择了在位的最后一段时期开始实行。
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对这个问题很多的研究人员也深感困惑。但是当事人戴克里先不但没有留下答案,连让人接近答案的言辞都没有留下。基督教方面身为受害人,然而教会提出的史料也只是写着老皇帝脾气发作了,或者受到邪恶的副帝伽列里乌斯的怂恿。
戴克里先是个城府极深、不轻易向他人透露心事的人,而且,就连在行动上,也不会暴露其内心想法。由于他性格强韧,善于自我控制,是最不可能因一时愤怒推动重大政策,或者轻易受他人怂恿的政治人物。尽管如此,他却推动了镇压基督教的政策。罗马帝国的重建是戴克里先在位期间最优先考虑的问题,那么会不会对他来说,在诸多重建政策中,镇压基督教是用来收尾的吗?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中,我也提到过,在公元3世纪不停上台又下台的诸位皇帝中,越是热衷于重建帝国的人,就越是热衷于镇压基督教。也许是皇帝们的危机意识在作祟,认为人民不信仰传统的罗马诸神,也就是不信任罗马帝国。也许戴克里先在担任皇帝多年之后,也越来越有这种危机意识。不管如何,毕竟距离上次镇压已经过了40年了,除非有相当的把握,否则当权者是不会推动镇压政策的。
有本史书原名叫Acta Martyrum,翻译名为《殉教者行传》,专门记录殉教的基督教徒事迹。在这本书中,从图拉真皇帝治下的公元115年开始,到公元320年为止的200年间,仅仅列举了殉教的12个事例。
即使书中只记录著名的殉教事例,但200年只有12个例子还是太少了。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发生在戴克里先皇帝时代,但却是在他尚未发起镇压政策之前的“殉教”事例。这件事发生在公元295年,也就是戴克里先主政的第11年,距离大镇压还有8年。事情发生在北非努米底亚行省的主要城市之一的提威苏特。
事件的主角马克西米里阿努斯当时22岁。他的父亲现在是国家税务部门的公务员,因为曾经在军营里当过兵,所以马克西米里阿努斯也不得不受命前往兼做考场的军营报到。毕竟军人也在世袭制之列,当时兵役的制度实质已经转变成了征兵制。主考官是迪奥总督,似乎还身兼军团长。以下是两人之间的对话。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具体了解当时罗马军队与基督教的关系,以及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看法。
主考官:“你叫什么名字?”
年轻人:“你为什么要知道我的名字?我不能服兵役,因为我是基督教徒。”
主考官不理会,继续说:“脱掉衣服做体检。”
年轻人一边脱衣服一边重复:“我不能服兵役。我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情。我是基督教徒。”
主考官不理会,接着说:“帮他量身高。”
军官:“5佩蒂斯又10温奇亚(约150厘米)。”
主考官迪奥向另一位军官下令:“合格了。给他罗马士兵的身份牌。”
但是,年轻人拒绝了。
“我不能接受这种东西。因为我不能服兵役。”
主考官到这时才看着一再抗议的马克西米里阿努斯的脸说:
“乖乖入伍,如果你不想死的话。”
年轻人:“办不到!你想砍我的头就砍吧。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军队,我是隶属于神的军队。”
主考官迪奥问年轻人:“是谁这么告诉你,让你有这种想法的?”
年轻人:“是我的灵魂,还有召唤我的那位尊者。”
迪奥向列席的那位父亲说:“你能不能劝劝你儿子?”
父亲:“没有用的。他已经无可救药了。”
迪奥再次面朝年轻人,说:“加入军队,领取士兵身份牌。”
年轻人:“我不能收。我已经领到基督士兵的身份牌了。”
迪奥:“如果你一再抗拒,我只能送你去见你那个基督。”
年轻人:“要送的话,请尽快。越快对我来说越光荣。”
迪奥向军官下令:“押着他把身份牌戴上去。”
年轻人:“不管你们做什么我都不会佩戴这个身份牌。你们强制我的话,我只好把它砸烂。我是基督教徒,身受耶稣救赎的我不能在脖子下吊着铜片走路。你所不知道的神之子,天神为救赎世人脱罪而派来地上的耶稣基督,只有顺从引领人生的这位尊者,才是我的工作。”
迪奥:“我不管你说什么,给我把身份牌收下,开始服役。如果你继续拒绝,只有死刑在等着你。”
年轻人:“虽然我的肉体死了,但灵魂将永存世间。既然身为我主军中的一员,就不能成为其他军队的士兵。”
迪奥:“想想你还那么年轻。别这么顽固。现在赶紧服兵役。
这是身为帝国一员的青年对国家应尽的义务。戴克里先、马克西米安、君士坦提乌斯、伽列里乌斯这几位皇帝的直属军中同样有基督教徒士兵。可是他们并没有舍弃保卫国家的义务。”
年轻人:“他们也许有他们的理由吧。但是既然身为基督教徒,我就不能染上恶行。”
迪奥:“服兵役保卫国家,难道是恶行吗?”
年轻人:“你应该知道士兵实际都是干什么的吧?”
迪奥:“乖乖入伍。如果你继续冥顽不灵,我只有将你的言行视为不屑为共同体服务的证据判处你死刑。”
年轻人:“我是不会死的。即便失去了现世的生命,我也会与吾主基督同在。”
主考官迪奥总督写下判决书,并当众宣读:“马克西米里阿努斯,因缺乏令人信服之理由,单以反抗心拒绝兵役之罪名,在考虑此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之下,将给予相应的处分。”
总督判决马克西米里阿努斯承担叛国者应受的斩首刑。这名青年听了判决后高兴地大喊:“哦,神啊!我打从心底感谢您。”
到公元303年开始镇压基督教徒为止,戴克里先主政的19年里,留下记录的殉教事件只有这一件。另外,在《殉教者行传》里面,这次事件的上一位殉教者,也是我在《罗马人的故事12 ·迷途帝国》末尾引用的信件作者,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us)。这个人殉教的时间是公元258年。也就是说,就连出自基督教徒笔下的《殉教者行传》在叙述殉教者时,讲完公元258年之后就一下子跳到公元295年。对基督教徒来说,当然是列出的殉教者越多越好。可是就连他们提出的史料,也只有居普良殉教37年后才发生的这起年轻人拒绝兵役的事例。
而若将时间跨度延长到戴克里先镇压基督教为止,则时间长达45年。
不过,总督迪奥在判决时,是以拒绝兵役为理由,而不是以基督教徒为判刑依据。这是当然的,因为总督表示过,基督教徒也有服兵役的。不久前,推行征兵制的现代国家意大利,才接受因宗教理由回避兵役的人。条件是这些人必须依法承担社会福利工作,且服务时间要略长于兵役。这种制度,在罗马帝国时代当然不会有。大家不要忘了,要到20世纪,社会才会承认“良心兵役拒绝”方式的存在。
话说回来,如果1700年前的古代就有这种制度的存在,也很难保证这个除了基督教之外任何指示都不遵从的年轻人,会不会愿意顺从国家制定的社会福利体系。正是由于这份不确定,才使身为主考官的迪奥总督作出如此严厉的判决吧。因为判决书中清楚地写着“在考虑此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之下”这一句话。
实际上,在所有职业都沦为世袭制的当时,服过兵役的人其子嗣也只有服兵役一条路可走。虽说如此,但人在本质上都会厌恶被强迫。但在当时兵力倍增的年代,补充兵力的新兵招募网,自然也要比原来密集得多。
在殉教事件中,主考官迪奥对新兵的合格要求放得很低,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身体检查中,不管体格和视力,只要身高达到150厘米,就可以通过新兵测试,拿到象征士兵身份的身份牌。
同样是在罗马帝国,一个世纪之前的新兵考试可没有这么简单。
那个时候还是募兵制,士兵的人数也只有现在的一半。也因此能够考虑到维持士兵的质量,募兵时会严格遵守哈德良皇帝定下的新兵标准。
当时规定,新兵入伍身高必须在165厘米以上,体格匀称,视力良好,并具有基本的读写计算能力。罗马帝国一直在全国推行希腊语、拉丁语的双语政策,唯有军中以罗马人的母语——拉丁语为官方语言。所以条件中要求的“读写”能力,无论是在不列颠还是叙利亚都是代表拉丁文的读写能力。而且,即使这些参军青年通过以上条件也不等 于 可 以 马 上 入 伍 。 一 般 情 况 下 , 还 要 经 过 4 个 月 的 “ 试 用期”(probatio)。这段期间测试当事人是否适应军队生活,具体活动包括持武器参加演习,以及一些军中实习。只有通过“试用期”的人,才能允许入伍。脖子上挂着刻有所属军团、个人姓名的铜质身份牌(signaculum),向身兼最高司令的皇帝表示效忠,之后才正式成为罗马士兵。
相隔百年之后,新兵入伍标准的差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只要身高达到150厘米就能入伍。其他考试也一律简化取消,就连“试用期”也没有了。虽然罗马帝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3世纪危机,但100多年的时间也不可能让罗马男人的身高缩减15厘米吧?新兵测试的简化,以及合格标准的降低,看来只能归结为罗马帝国的兵力从30万扩增至60万的影响。而且,在这一扩兵时期,如果有人试图以宗教理由逃避兵役,那么将会“在考虑此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之下”,施以严重的刑罚。
这名基督教青年拒绝服兵役的事情,不知道后来有没有传入戴克里先的耳朵里。但身为主考官的迪奥,既然被称做总督,那应该属于罗马军队指挥官一级的人物。部下应该不会做出忤逆上司的行为。尤其是这个时期,罗马帝国已经在戴克里先领导下逐渐充满君主专制色彩。如果这件事传入戴克里先的耳朵里,恐怕他也会担心“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吧。因为让罗马帝国军力倍增的,就是戴克里先本人。
不过这件事“对其他诸多方面的影响”似乎并不严重,而且这件事发生在帝国南部,事发地点又是新兵测试场所,帝国机构的最下层,所以影响并不大。但是三年后,又发生了一件跟基督教徒有关的事情,这一次却是发生在戴克里先眼皮底下。
在有皇帝出席的一场祭典中,出席的皇宫官员里有人在胸前划十字。既然是皇帝出席的祭典,那自然是献给罗马传统诸神的仪式。在仪式进行中划十字,想必是祈祷借由划十字来消除自己参加异教仪式造成的罪孽。基督教是一神教,向来不承认其他神灵的存在。在认同其他神灵从而形成多神教的罗马人看来,这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这就好像开工破土、拈香拜神时,列席的基督教徒突然划十字,而穆斯林开始向安拉乞求忏悔一样。总而言之,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据说戴克里先看到之后大为震怒,但并没有处罚相关人员。在向罗马诸神祈祷时划十字的人,似乎也认为这只是皇帝一时的愤怒,而没有人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未雨绸缪。可是,戴克里先没有忘记。
在这件事发生5年之后,即公元303年,戴克里先开始镇压基督教徒。而公元303年这一年,对戴克里先来说也有着不同以往的特别意义。这一年的秋天,戴克里先登基后首次造访罗马,他和同事马克西米安一起为登基后19年的战斗作了胜利总结,并举行了盛大的凯旋仪式。对戴克里先来说,如果抵御外敌入侵,守卫边境平安是其一系列治国举措的开始,那么镇压基督教徒就是之前诸般努力的总结和收尾。换句话说,镇压基督教,不是戴克里先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执政19年来逐步酝酿的决断。
但是,对基督教徒来说,这无疑是晴天霹雳。毕竟在遭此横祸之前,他们已经过了40多年平稳的生活。这40年里,教会内部还发生过罗马主教和安条克主教的权位之争,当时基督教徒还特别延请皇帝奥勒良出面裁决。尤其在帝国东方,基督教势力发展迅猛,尼科米底亚的主教官邸,就隔着广场盖在戴克里先皇宫对面。这种感觉就好像连日来一直晴空万里,却一下子雷电交加,狂风暴雨。
由戴克里先实施的、日后被基督教徒形容为“大镇压”的政策,第一道敕令在公元303年2月24日向全国发布。这道敕令的原文,无论铜版或书信都没有留下。我们现在参考的,是研究人员拿出考古学家复原古代陶瓷碎片的毅力,将基督教徒留下的支离破碎的文字记录,重新进行整理归类后复原的内容。根据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基督教的镇压政策也和戴克里先的其他改革政策一样,不但系统而且彻底。
一、所有基督教教堂,皆从地基开始彻底破坏。即使教堂使用的是私人住宅,也不得例外。
二、不问理由,严禁基督信徒集会。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皆适用本禁令。
三、《圣经》及一切类似书籍、弥撒所用的器具、十字架、基督像等,全部没收并销毁。
四、基督教徒中属于上流社会者,以往在讯问时享有免于拷问等诸多特权,如今依法剥夺其全部特权。
五、承认身为基督教徒者,将丧失包括法庭辩护权在内的、受罗马法律保护的一切权力。
六、没收由信徒捐赠累积的所有教会资产,交由拍卖行进行拍卖,所得资金分配给教会资产所在地的地方自治体,或与基督教徒无关的职业社团。
七、所有承认身为基督教徒者,开除一切公职。
这等于是戴克里先向基督教发出的宣战通告,而且,所有的政策都由皇帝派遣军队严格执行。
这道敕令在其他地方的推广情况不得而知。不过在戴克里先直接管理的帝国东方,遭到了基督教徒的激烈反抗。从地图上也可以看出,帝国东方的基督教普及率要比西方高得多。在戴克里先定为首都的尼科米底亚,有一位基督教徒撕毁敕令,然后绕着广场边跑边喊“基督教必然胜利”之类的话。这名男子立即遭到逮捕,并被处以死刑,成为敕令发布后的第一个殉教者。
而且,这件事发生不久,尼科米底亚的皇宫就两次失火,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第二次火灾的起火点,就在皇帝寝室附近。不用说,皇宫里的所有人,从上到下都受到了严密的讯问。到底火灾的原因是意外还是恶意纵火,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不过在讯问之下,发现皇宫内有大量基督教徒存在。下层的用人只是被逐出皇宫,而上层人员则被处以死刑。可见,戴克里先没有忘记五年前在祭典中划十字的人。
罗马帝国基督教徒分布推测图(公元3世纪末期)
根据记录,由这道敕令引发的基督教徒暴动,除了小亚细亚之外,范围还波及叙利亚。不过戴克里先毫不犹豫地派了大军前往镇压,使得这些暴动在扩散前就消弭了。军方可是完全站在戴克里先这一边的。一旦迈出步子就绝不回头的戴克里先,很快就公布了第二道敕令,只不过,第一道敕令的对象是全体公民,而第二道敕令则是给各“县”长官的指令。
第二道敕令的扫荡对象,针对的是构成基督教教会组织的中枢——主教、牧师、副牧师等神职人员。各“县”长官受命,必须将这些人逮捕入狱。
紧接着,戴克里先又棒打落水狗般地发布了第三道敕令。这道敕令仍然是发给各“县”长官的指令,里面强制要求在押的神职人员举行对罗马诸神的献祭仪式,并规定,接受者马上释放,抗拒者即刻处死。
这道敕令的实施结果,只有四人被处死,其他全部被释放,只是不能确定这个数字是否包括罗马全境的神职人员。
据研究人员表示,戴克里先在访问罗马并举行凯旋仪式之后,回到尼科米底亚,也就是公元303年年末,才颁布第四道,即最后一道敕令。这道敕令依旧是给各“县”长官的指令,只是在四道敕令中,这条敕令最残酷,也最不符合罗马人的性格。
以前图拉真皇帝对基督教徒制定的政策,但凡非正式的控告、匿名控告皆不予受理。如今这项传统政策也成了过去式。现在即使无人控诉,只要传闻某人是基督教徒,当事人就会遭到政府的逮捕、讯问。这些教徒,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强制向罗马诸神行礼,抗拒者依令处以死刑或判处劳改。
不过,比起基督教徒来说,第四道敕令对于信仰罗马传统诸神的人,即基督教徒口中的“异教徒”(paganus),造成的影响更大。神职人员以传教为工作,另当别论,而一般的教徒只是信仰基督,并未对罗马社会造成任何损害。仅仅因为信仰基督教就要被处死或劳改,让肯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多神教教徒看在眼里,觉得无法认同。很多的“异教徒”宁愿冒着违背皇帝及“县”长官意愿的风险,协助基督教徒藏匿。
不过这种行为,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不得而知了。毕竟这种善行往往是私底下的,而且是个人进行的活动,所以外人无从正确把握全貌。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公元303年和304年这两年时间里,帝国内的很多地方,尤其是东方,都在刮着迫害基督教徒的风暴。虽然其后态势有所减弱,但直到公元309年,以基督教徒为打击对象的敕令依然有效。不过有很多研究人员表示,如果把这称为“大迫害”的话,判处死刑的人未免也太少了。而且,基督教留下的记载显示,当公元309年禁令被解除后,社会情势如下:
一、大量的基督教徒从监狱或劳改中被释放出来,返回家中。
二、神职人员也被释放,回到原来的工作场所(重建的教堂,或以其为中心建立的基督教徒社区)。
三、弃教者痛改前非,乞求重新被社区接纳。
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皇帝戴克里先的“大迫害”,实际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一、处死的人仅占总体的少数,其他大部分人,包括神职人员在内,被送进监狱或者在矿山、建筑工地劳改。
二、有很多改宗弃教的人存在。
在日本反基督教时期,有一个特有名词叫做“转向”,后来成为日本文学中一个深刻的主题。有趣的是,古代正宗的基督教社会反倒从人性的角度务实地看待这个问题。基督教徒也是人,自然也会“转向”。因此真正应该思考的是当转向的教徒申请回来时应该如何处理的问题。
实际上,在公元3世纪后半期,罗马政府也零星地推出过镇压基督教的政策。当时的教会已经把允许弃教者回归的程序制成既定程序。
比如,首先要在冬季穿着粗陋的短衣,跪在教会门口苦苦哀求,然后还必须一一经历一系列艰⾟苛刻的体验。但至少地区教会允许弃教者回到社区之中。虽然我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也非常佩服古代基督教教会的弹性,允许弃教者回归就是我佩服的弹性制度之一。不过,也有许多人觉得不该原谅曾经抛宗弃教的人,是否允许弃教者回归,成了基督教教会内部鹰派和鸽派对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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