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基督教(一)
罗马人对基督教徒的镇压,并非因为基督教信仰与他们不同的神灵。罗马是一个多神教的国家,而多神教,与其说信仰的神灵数量多,不如说他们认可别人信仰不同的宗教。所以,不管你信仰什么神灵,都不会因此而获罪。但是如果信仰某宗教的信徒组建孤立的小团体,并且通过这个团体进行一些反社会的行动,那么这种行为就是犯罪。在现代法律上有一项条款叫做“破坏公共安全罪”,罗马人对基督教的态度,就相当于将其看做“破坏公共安全”的团伙。
所以说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镇压,并不是为了压制他们的信仰,而是为了阻止他们进行反社会的活动。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因为贤明的统治而被后世称为“五贤帝时代”的这段时期,同样出现了镇压基督教的情况。不过镇压的对象并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信徒,而是认定以传教布道为己任、并不断宣扬教义的主教以下的神职人员。
(引自E. N. Luttwak,“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Rome Empire”)
除了皇帝尼禄为了转嫁民众对罗马大火的不满情绪而大量迫害基督教徒的事件之外,从公元64年开始直到公元250年的186年间,共有如下数量的基督教徒殉教:
图拉真统治时期,分别处以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2名主教极刑。
安敦尼· 庇护统治时期,在首都罗马处以5人极刑。
马可· 奥勒留统治时期,在高卢的里昂有5人殉教。
从皇帝尼禄时期大量基督教徒殉教之后,直到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的34年间,有许多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被流放,但是其中没有一个人因为其基督教徒的身份被处以极刑。随后直到五贤帝时代,因为信仰而殉教的基督教徒只有如前文所述的12人。
虽然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自己统治的后半段一改从前的宽容政策,对基督教进行严厉的镇压,但也只是为了阻止基督教徒“秘密结社”进行反社会的活动,因为严禁秘密结社是从开国皇帝奥古斯都起便留传下来的帝国方针。塞维鲁仅仅关闭了各地的基督教会,而并没有对基督教徒作出任何惩罚。而且那些被关闭的教会也在后来不知何时重新恢复了。
皇帝塞维鲁死后又过去了24年,在被称为“色雷斯人”的马克西米努斯统治时期,偶尔会有教会的主教被人起诉。但是马克西米努斯对这些主教的惩罚也仅仅是流放而已。
上述的那些数字并非出自罗马帝国的记录,而是基督教会的记录。虽然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前的罗马皇帝,无一不被基督教会看做暴君,但是在公元250年之前殉教的基督教徒仅有12人而已。
100多年的时间里只有12人殉教,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即便对基督教进行镇压,殉教者的人数也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增加。因为镇压的对象只是那些传播基督教信仰的神职人员,而不是信仰基督教的个人。但是,将打击面首次扩大到一般信教群众身上的,就是皇帝德基乌斯。
因为他决定颁发一份证明持有者不是基督教徒身份的证明书。所以他的打击对象已经不再仅限于基督教的神职人员,而是拥有罗马公民权的所有人。自从卡拉卡拉颁布敕令以来,就连行省居民也拥有了罗马公民权,因此他也能够趁此机会将那些广泛存在于行省之中的基督教徒一网打尽。
颁布于公元250年的这个法令,是皇帝在某一时期临时决定的暂时性措施。之所以颁布这项法令,是因为皇帝认为想要实现帝国的彻底和平和长治久安,仅仅依靠前线的士兵们抵御外敌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帝国全体国民在后方的大力支持。而基督教徒却将他们现在居住的这个罗马帝国比喻为堕落而邪恶的帝国,在面对北方蛮族和东方波斯王国威胁的罗马皇帝看来,基督教完全是存在于罗马帝国之内的敌对势力。
这份证明书被称为“Libellus”。在帝国的每一个城镇都设立了专门负责发放证明书的特别委员会。被叫到委员会的市民,要在委员们的监视下参拜罗马自古以来的众神,然后将自己带来的香料点燃,在香料燃起的烟雾中发誓自己不是基督教徒。没有任何其他的确认和调查,只要经过这样的仪式就可以得到证明书。
但是,即便如此简单的仪式,也在基督教徒之间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围绕这件事,基督教会分裂成两派:一派主张宁死守护自己的信仰,另一派则认为这种程度的仪式只要装装样子骗取证明书,随后再继续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一样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当然在这种时候后者的做法明显是比较明智的,但德基乌斯的政策还是导致大量的基督教信徒放弃了自己的信仰。
然而,即便普通的信徒认为这样做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身兼传教任务的神职人员却并不那么想。于是那些神职人员便在被叫去进行祈祷前纷纷选择了逃跑。迦太基的主教居普良就在这个时候躲了起来,不过他在公元251年的复活节,即第二年春天,便再次出现在迦太基。他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重返迦太基,是因为皇帝德基乌斯在这个时候已经无暇顾及国内的基督教势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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