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征及其后果
公元197年夏,塞维鲁作为唯一的胜利者返回首都,还不到两年,公元199年秋,他又不得不匆匆离开罗马。虽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同行,但他的目的却是把帕提亚王国不稳定的苗头封堵在罗马帝国之外。至少他是这么对外宣称的。
然而帕提亚方面并没有侵入过罗马境内,甚至没有证据显示在幼发拉底河附近发生过冲突。早在罗马时代就有历史学家认为,塞维鲁成为皇帝以后,尽管成功铲除了争夺帝位的对手,但是在对外作战中表现平平。现在塞维鲁需要这种战绩了。总之,这场战争并不是自身受到侵犯而展开的迎击,而是在对方发动可能的进攻之前就主动出击。尽管如此,在待遇得到改善的罗马军队中,却没有人反对这种“预防战争”。或许因为只是一种预防策略,在这一年对帕提亚的战争中,帝国西方的军队并没有东移,而只是由东方军团完成了这次任务。
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在帝国内部争夺帝位的过程中发挥出了卓越才能,但即位以后在政治军事方面就乏善可陈了。这是众多历史学家的基本论断,我也持类似看法。塞维鲁的悲剧性就在于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罗马帝国。帝位世袭是这样,提高军队待遇也是这样,这次战争还是这样。
公元195年,塞维鲁打垮帝位竞争者之一、叙利亚总督尼戈以后,为了宣第四章 皇帝塞普提米乌斯· 塞维鲁(公元193—211年)
293示胜利,曾攻入过支持尼戈的帕提亚王国境内。罗马军队越过了幼发拉底河,一直打到底格里斯河附近,几乎逼近了帕提亚王国的首都。当时大军刚刚战胜尼戈,士气正盛。现在塞维鲁卷土重来,帕提亚方面却没有足够的兵力去迎击罗马军队,因为其境内波斯势力高涨,帕提亚政府已经摇摇欲坠了。
早在罗马进入帝政时代的100多年前,与帕提亚的关系就是罗马最重要的外交问题和军事问题。按照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只有受到压力时才肯坐到谈判桌旁。而在罗马方面,苏拉、卢库鲁斯、庞培、凯撒等都贯彻“军事优先外交在后”的方针。就连侧重外交的奥古斯都也没有改变军事行动优先的做法。不过,这项策略之所以能成功维持,是因为帕提亚王国是一个有着统一指挥系统的国家。
因为指挥系统明确,军事方面的成果就能在外交方面反映出来。
也就是说,知道用哪些筹码和谁去讨价还价,这样更容易达成妥协。
相反,在面对尚未形成国家的蛮族时,即使在战场上取胜也无法立即反映在谈判桌上。不知向谁施压,也不知和谁谈判,是罗马和由众多部族构成的蛮族集团作战时相当大的不利。
300年来,帕提亚的确一直是罗马最大的假想敌。不过,300年间的假想敌这件事本身也证明了对罗马而言,帕提亚是一个不难对付的敌人。通俗地说,就是因为帕提亚是很容易就能找到弱点的对手。即便是奥古斯都、提比略、尼禄、哈德良以及安敦尼· 庇护等与帕提亚交战的皇帝,也都命令军团在东方坚持不懈地固守,就是因为他们可以经常找到帕提亚的破绽。尼禄虽然为进攻帕提亚作了精心准备,但因将军科尔布罗坚持自己的帕提亚政策,尼禄最后没有一意孤行。事实证明尼禄的改变是恰当的,从此罗马和帕提亚之间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
此外我已经讲述过好几次,就是罗马与帕提亚之间还有着与其他防线的不同之处。以安条克、阿勒颇、大马士革、帕尔米拉为代表的帝国东方城市是依靠与东方的贸易生存的。正因为商队能安全自由地在延展到幼发拉底河岸的叙利亚沙漠里往来,帝国东方的经济才得以发展。相比于让强盗般的沙漠暴民横行,不如使帕提亚维持存在更方便。
根据常年的较量可知,无论是罗马还是帕提亚,两个国家的军事力量都可以进攻对方,却不足以长期占领。由于这种共同点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罗马和帕提亚都成了善于寻找对方破绽的高手。
而现在帕提亚受到波斯势力的威胁,整个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而新兴势力往往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叙利亚总督尼戈的政策完全是正确的,即罗马绝不采取任何使帕提亚走向衰败的行动。然而和尼戈相反,塞维鲁分别在公元195年和199年两次采取行动。当年马可· 奥勒留当政时期的帕提亚战争,是为了迎击帕提亚方面的挑衅行为,而塞维鲁的远征却不是应对挑衅,因为帕提亚王国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
当波斯的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王国的时候,已经是塞维鲁死后15年的事了。虽不是本意,但塞维鲁的确为帕提亚内部的新兴势力助了一臂之力。
帕提亚是绝对专制的国家,其生命力可能会比罗马短暂。然而,罗马在进入公元3世纪以后,也出现了历史学家所谓的“3世纪危机”。
这也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正是这一时期,罗马开始面对上升中的敌人波斯萨珊王朝。在这个问题上,罗马自身的确也有部分责任。对罗马而言,被萨珊王朝所支配的东方再也不是假想敌,而是真正的敌人了。
既然帕提亚王国已经这般窘迫,皇帝塞维鲁的远征也就当然如同探囊取物。罗马军队一直攻到底格里斯河畔,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广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划为罗马的行省,然后班师西去。
对于这场战争,随军同行的卡拉卡拉似乎比父亲塞维鲁还要自豪。
尽管树立了新的敌人,但胜利就是胜利。塞维鲁在呈送给元老院的报告中,要求后者允许修建凯旋门。皇帝的要求,尤其是来自塞维鲁的意见,元老院只有唯命是从。但值得强调的是,不管是元老院还是平民,都为皇帝的捷报而兴奋不已,凯旋门的建设计划也在一片欢呼声中获得通过。
不管对谁来讲,为胜利感到喜悦都是很自然的反应。可正因为如此,统治者的责任就是考虑胜利可能带来的后果。以往凯旋的将军都是驾着四马战车通过“神圣大道”前往卡匹托尔山的朱庇特神殿。这次甚至等不及塞维鲁归国,人们就开始在“神圣大道”前方着手兴建凯旋门。自从图密善建造胜利纪念柱以来,罗马广场的中央已经有一个世纪不曾兴建新的建筑了,而凯旋门也一直存留到了今天。
在埃及短暂停留之后,公元202年春,塞维鲁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罗马。两个孩子也亲身参与了盛大的凯旋仪式。雄伟壮观的队伍通过竣工不久的凯旋门,登上卡匹托尔山。据说队列的前排到山顶的时候,队列的末尾才刚刚进入罗马广场。毫无疑问,对56岁的塞维鲁而言,这是人生最荣耀的时刻。
塞维鲁的凯旋门
不久以后,尚且14岁却已举行过成人礼的卡拉卡拉又举行了结婚仪式。新娘的父亲是近卫军团长官、皇帝不在首都时耀武扬威的普劳提亚努斯。这个人也出身于北非,与塞维鲁同辈,二人过从甚密。塞维鲁让他和次子盖塔一起就任第二年,即公元203年的执政官,而盖塔到公元203年时也才刚满14岁。
总之,在最高统治者塞维鲁身边,北非出身的人是越来越多。虽然图拉真、哈德良以及马可· 奥勒留都是以起用行省人而闻名的皇帝,可是得到重用的人才都来自帝国各地,而不是只偏重于皇帝的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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