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普林尼
《罗马人的故事8 ·危机与克服》中写到过的普林尼(C. PliniusCaecilius Secundus)是的伯父,也是巨著《博物志》的作者。为了区别于那个普林尼,在这个普林尼的名字前,欧美人用“年轻的”、日本人用“小”来称呼。他是一位人品极好的人,对于同行文人,他从不妒忌,也不带任何偏见。他会由衷地赞美对方的才能。他是罗马社会领导者阶层元老院中的一员,为此,他充分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同时他还是一位乐善好施的人,积极参与把财产回馈社会的活动。他热心关照自己的熟人,对自己身为罗马帝国的一员备感骄傲。
他是一个懂得感受幸福的罗马人,甚至仅仅因为妻子喜欢自己的作品就会感到幸福不已。塔西佗与他不同。作为同时代人,塔西佗总是在指责自己国家的缺点,为这些缺点悲愤激昂,结果成了一名悲观主义者。性格如此不同的这两个人,不仅作为文友相处融洽,而且在辩护律师的工作中,两人也经常合作。这些事实让人觉得很有些不可思议。也许既有悲观主义者又有乐观主义者,才构成了这个人类社会的全貌吧。
塔西佗比年长五六岁。写给塔西佗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知道您绝对不会炫耀自己的作品。但是,我在欣赏您的作品时,最想把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甚于其他任何时候。
不知道后世的人们是否会记得我们。虽然我认为我们多少有一些被记住的价值。我不会说,这是由于我们的天分,因为这样说显得过于傲慢。我只想说,这是源于我们的勤勉,源于我们的热忱,源于我们对名誉的尊重。
人生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不断努力。但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显赫的声誉。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我想至少还值得从默默无闻和被忘却中得到拯救。
看到这样的话,我不由自主地起了同情心。于是,我一边嘟哝着说没关系,我会引用你的东西,一边继续阅读他的作品。同时我也在猜测,塔西佗读到这封信时是怎么想的。我想,塔西佗一定不会写回信。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才能。与谦虚的不同,他坚信自己有历史学家的天分,坚信能为后世留下辉煌名声的是自己。
塔西佗也属于元老院阶级,因此,他应该也是一个家境殷实的人,拥有符合元老院阶级身份的资产。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他曾经捐赠过图书馆或者为贫困家庭孩子的育英基金提供过资助。当然,他也没有帮助过自己的文友,更别说向皇帝举荐什么人。关照熟人之类的事情一概与他无关。他既不炫耀自己的作品,也从不夸奖朋友的作品。
因此,对于这两人的作品,后世给出的评价是,的作品是“幸福的罗马行政官文人的墨宝”,相反,称塔西佗的著作是“罗马帝政时期最优秀历史学家的杰作”。
因为最适合做朋友的缺少创作成熟作品必不可少的、也可以说是恶意的“毒”。因此,此人留下来的作品只是一些写给朋友知己的书简以及与图拉真之间的往来信件,外加当选候补执政官时的演讲。除此之外,好像也写过一些东西,只是,水平仅限于得到妻子的称赞。
我想请读者朋友们再看一遍他写给塔西佗的信,就从“不知道后世的人们”开始读到最后。在阅读的过程中,把其中的“我们”换成“罗马人”:
不知道后世的人们是否会记得罗马人。虽然我认为罗马人多少有一些被记住的价值。我不会说,这是由于罗马人的天分,因为这样说显得过于傲慢。我只想说,这是源于罗马人的勤勉,源于罗马人的热忱,源于罗马人对名誉的尊重。
人生就是怀着这样的理想不断努力。但是,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显赫的声誉。除此之外的绝大多数人,我想至少还值得从默默无闻和被忘却中得到拯救。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把这段文字放到某一卷的卷首。
塔西佗和都是元老院议员,他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在他们给以恶评的图密善皇帝统治时代,屡次担任过公职。年长的塔西佗在涅尔瓦皇帝时代当选过候补执政官,在图拉真皇帝时代当选过候补执政官。只是,做到行省总督的只有小普林尼一个人,因为塔西佗尚未为自己的公职生涯画上圆满句号就结束了他的人生,虽然被派往比提尼亚行省的时候,塔西佗尚健在。还有一点,他们俩都没有孩子,更别说有3个孩子了。所以他们都不是《有孩子的元老院议员优待法》这一条法律的受益者。
第一代皇帝奥古斯都制定的这项法律,是为了防止统治阶层下一代子女人数日渐减少。该法律规定,官职选举中,优先考虑有3个以上孩子的人选。此外,每个官职都有若干年的停职时间,但是,根据该法律,有3个孩子的人不适用这一规定。
当然,这不是绝对条件。即使一个孩子也没有,皇帝也有权让他成为不受这条法律约束的人。图拉真对就使用了这一权力。
塔西佗应该是罗马帝制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相信同时代的人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有能力的作家并不代表他一定是有能力的行政官,而且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以统治公正而闻名的图拉真时代。
在对阿非利加行省总督布里斯库的庭审中,塔西佗和合作进行了辩护,而坐在审判长位置上的正是图拉真。那么,图拉真起用小普林尼难道只是看中了他对比提尼亚的了解吗?还是像现代美国历史学家所评价的那样,这位务实的皇帝要的不是一位能够写文采漂亮的报告的特使,而是要一位能够忠实履行职责的特使呢?
不管怎样,假如塔西佗也担任了行省总督,情形又会怎样呢?这一设想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备感好奇,欲罢不能。
被称为“光荣的职务”的、元老院议员必须担任的国家官职,包括财务检察官、法务官和执政官,其任职地都是首都罗马。但是,行省总督不同。代执政官虽然是元老院议员仕途的终点,但是不能自由选择任职地。任职地要通过抽签决定。这个官职任期只有一年,但是在开展日常政务和司法活动的同时,必须弄清该行省存在的问题,解决总督职权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超出总督职权范围的问题则向元老院汇报,并请求元老院对解决方案进行立法,就好像对铺设完成的罗马大道用心进行维护维修,使其继续发挥作用一样。
皇帝的工作与此相同,只是范围更大,遍及帝国全境。如果塔西佗担任过行省总督的话,那么,他应该会更深刻地理解皇帝的职责之严肃和重要,并因此让评论家的身份得到升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塔西佗或许就会从“罗马帝制时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一跃成为“贯穿共和制和帝制时代的罗马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了。他的写作能力,堪与尤里乌斯·凯撒媲美,他的批判精神是创作杰出历史著作的重要条件。当然,这不是唯一条件。
被后世评价为“幸福的罗马行政官文人墨宝”的的著作中,称得上是白眉之作的《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总共由124封信组成,其中73封是普林尼写的信,51封是图拉真的回信。这部书已经有了日文版,就是国原吉之助教授翻译的《普林尼书信集》,收录于讲谈社学术文库中。只是,这部译作不是全文翻译,而是节译。前面介绍的写给塔西佗的信就没有收录进去。写的73封信中只收录了32封,图拉真写的51封回信中也只收录了12封。但是,既然日语版已经有了,所以在这里,我只想说说我的感想。
首先我有一个疑问。就算的信确实出自他自己亲笔所写,那么,皇帝图拉真的信也是亲自回复的吗?
事实上,皇帝官邸有一个部门,直译叫“书信科”。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写给图拉真的信首先由该部门的官员拆看,然后向皇帝汇报。皇帝对此作出口头答复,再由“书信科”官员写成文字,送到比提尼亚。
专门研究了这些信件的学者对拉丁文原文进行逐字分解后得出的结论令人咋舌:几乎所有回信都是图拉真亲自回复,而绝非出自其他官员之手。因为连专业水平不高的我也知道,无论是口述还是亲笔书写,这些信一定出自敢于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的人。
那么,图拉真皇帝为什么会如此诚恳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小普林尼呢?
前面已经提到,为了彻底解决问题,担任总督的比提尼亚行省从元老院行省变成了皇帝行省。鉴于这一特殊情况,负责解决该行省问题的责任人此时是皇帝图拉真。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不为人知的情况。
比提尼亚一带在米特拉达梯国王时代曾经是盛极一时的本都王国(《罗马人的故事3 ·胜者的迷思》中有详细描述),成为罗马行省以后依然是一个具有古老历史、经济发达、城市居多、人口较为稠密的地方。以行省首府尼科美迪亚为首,这里有后来的君士坦丁堡、再后来的伊斯坦布尔的前身拜占庭、尼西亚、菩尔萨等城市,还有黑海南岸的赫拉克利亚和锡诺普等等。另外,面向黑海以及东部与亚美尼亚王国接壤的地理位置,也使这里成了一个战略要地。把派到此处的时候,图拉真心中已经悄悄萌发了远征帕提亚的想法。这个想法在几年后变成了现实。帕提亚王国与亚美尼亚王国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不是可以轻易分割开的。远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后方的稳定。比提尼亚行省就属于远征帕提亚的大后方之一,而且从经济实力上来说,也是帝国极为重要的地方之一。
当然,皇帝没有把自己的这一想法透露给他的特命全权总督。因此,天真地相信图拉真要求重建财政、维护社会秩序都是为了比提尼亚行省的发展,因而干劲十足。
去行省各城市了解了财政问题的原因后,写信给皇帝,说向罗马派遣表敬使节团和对米西亚行省总督进行表敬访问,两项所需的1.2万塞斯特斯的支出毫无必要。比提尼亚行省没有军队驻守,米西亚行省兼顾保护比提尼亚的安全任务。他说,自己只是给米西亚行省总督送去了表敬文书。他询问这样做是否妥当。图拉真回信说:“你做得很好,我亲爱的塞古都斯。”
尽管重建财政是当务之急,却不能削减岁出。就像前面讲到的,为了居民用水,需要建设引水渠。当然,总督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必须弄清之前工程发包时的不正当嫌疑,并追查相关责任人。此外,同样是前面提到过的体育中心的建设。皇帝已经下令,体育中心的规模只要符合该地方自治体的财政即可,所以需要缩小规模后重新开工。
对于提出的为了重建财政,是否有必要强制下调利息这个问题,皇帝表示反对。他回答说:“我充分理解这样做的必要性。但是由国家强制下调利息,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公正精神。”对“私”强制下调利息等于强迫“私”向“公”提供资金,大概他是不希望因此出现行省人民的骚乱。
至于图拉真为什么要如此执著于重建比提尼亚的财政,原因是当财政出现漏洞的时候,获利者一定只有少数人,绝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此一来,社会就会出现动荡。相反,施行仁政归根结底就是要建设本分人不吃亏的社会。
维护社会稳定的障碍是一小部分人占据权力,组织封闭,排除异己。提出是否可以允许消防员成立工会。对此图拉真回答:
消防员之间相互帮助是可以的,但是不宜成立工会组织。他讨厌政治结社。
我非常佩服这两人之间的通信有如此之多。因为写信对象只有一个人,所以每月平均写4封信可以理解。但是,图拉真写信的对象绝不止一个人。仅仅在皇帝行省任职的总督就有13人之多,还要加上各军团基地从负责人即军团长,到各级长官、财务负责人等,少说也有100多人。此外还有来自百姓的请愿书等等,需要他回复的信件很多。就好像公司董事长创建主页后,需要答复所有进入主页的电子邮件一样。我想就算有人求我,我也不想当这个罗马皇帝。
但是,对于皇帝来说,这一切却是宝贵的信息来源。写给图拉真的信中,甚至写到了前往比提尼亚的旅行路线,尽管初看这件事情好像跟比提尼亚行省总督并无关系。作为皇帝的代理,他甚至把自己进入比提尼亚时,比提尼亚行省人民如何迎接自己的经过也写信向皇帝作了汇报。
“勤勉”是同时代人献给图拉真皇帝的颂词之一。像提比略皇帝,尽管与图拉真一样,创建了“主页”,但是,对于进入主页的邮件,他一概不作答复。而图拉真皇帝却认真地一一作答。所以,前者得到的是很差的评价,后者得到的则是极高的好评。特别是属于元老院阶级的人们对以这两位皇帝为代表的类型的评价倾向于哪一方,与他们担任的职务有关。因为他们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随时发送“电子邮件”,即报告。
那么,对于以地中海为中心,势力范围遍及欧洲、中近东和北非的幅员辽阔的罗马帝国,皇帝们又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呢?这应该是每个人都想知道的问题。要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情报必不可少。为了使报告和指令的上传下达顺畅、安全,他们很早就发展了国营的邮政制度。由此可见,他们早就了解情报传递的重要性。以公务为目的的国营邮政系统也服务于普通百姓。在这一点上,它与出于军事目的而遍布罗马帝国的罗马大道一样。罗马的大道也为民间的物资交流所用。
至于罗马为政者如何收集信息,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两种:
一、来自在各行省担任公职的人的汇报。
二、来自行省人民的消息。
第一种情况,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写给图拉真的信。
第二种情况又可以分为四类:
(1)行省议会代表一年一度前往首都罗马作表敬访问。因为是表敬访问,所以与元老院和皇帝会谈无疑是行程内容之一。
(2)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院外活动。按罗马时代的说法,则是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这种活动在(1)的表敬访问制度尚未固定下来的共和制时代尤为常见。格拉古兄弟的被保护人在北非,原因可追究到其祖父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时代。庞培的被保护人在他本人统治的中近东。尤里乌斯·凯撒作为全高卢的保护人而闻名。总之,征服一个地方后,成为这个地方的保护人,就是罗马的风格。
进入帝制时代以后,这样的关系并没有消失。虽然因为不再是征服的时代,像共和制时代那样有名的利益代表已经消失。但是,因为还有(1)的制度在起作用,所以尽管院外活动的重要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只要地方和中央还有联系,无疑它还是有用的。帝制时代的保护人中,有与行省人民建立起良好关系的、在行省任职的总督,有与行省经济往来密切的人等等,通过这些人的介绍,使得正在作表敬访问的行省代表有了参加皇帝的宴请,也就是私下接触皇帝的可能性。
(3)与(1)一样,是行省通过正规途径,直接向皇帝请愿的方法。请愿好像以文书的形式居多。罗马帝国为此还在官邸内特设了一个接收请愿书的部门叫“文书科”。
(4)是最激进的信息收集方法,同时也是中央和地方的接触方法,即审判行省总督。因为是审判,所以有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辩论。
通过辩论,不仅总督统治的问题,就连该行省存在的其他问题也会一起弄清楚。进行庭审的时候,被告、公诉人、被告方辩护律师、陪审员都是元老院议员。这种时候,皇帝只要在首都,一定亲临庭审现场。甚至有的皇帝为了出席庭审,推迟前往别墅的时间。
庭审行省总督的制度是为反映行省呼声之目的而制定的,是了解行省现状的绝好机会。
作为帝国统治的最高责任人,皇帝通过这些方法收集信息,并以此为基础,根据帝国统治的政治策略,作出判断。对于当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会马上下达指令。如果需要通过制定政策来解决的问题,他会交给元老院,请他们制定相关的法律后实施。就连从不回复“电子邮件”的提比略皇帝,据说他的日常工作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罗马皇帝们即使不遭遇暗杀,其统治时间也只有20年左右。也许过于繁重的工作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
图拉真统治期间,皇帝和元老院相处非常融洽。这是罗马时代和后世的人们给出的一致评价。其原因之一是因为图拉真作为一位领袖很会关心他人。
曾经请求皇帝给予自己的朋友、熟人特别关照,这多少有些令人吃惊。他曾经请求皇帝授予给自己治过病的、出身于埃及的希腊人医生以罗马公民权;希望皇帝同意朋友苏维托尼乌斯(《罗马皇帝传》的作者)享受“有3个孩子的特权”。也许尽管人格高尚,也一心想着要好好利用皇帝这个关系。对于的这些要求,图拉真既没有置之不理,也没有给他难堪,而是尽可能地予以满足。当然,不是所有要求他都满足。毕竟图拉真虽然不是极端的保守主义者,终究他还是一位保守主义者。与他相比,作为既得权力阶层,元老院比皇帝的保守倾向强烈得多。我想,皇帝能与这样的元老院保持良好关系,也有部分原因源自他们相似的思想基础。
话说回来,帝制时代的也好,共和制时代的西塞罗也好,阅读他们的书信,感觉都跟走关系有关,让人以为罗马社会似乎是靠人际关系来维系的。但是,关系到选拔人才,作为一个制度难道真的有那么不好吗?
罗马人没有中国的科举制那样的制度。希腊的雅典、小亚细亚的罗得岛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可以算做是当时的大学。但是,在这些地方学习过的人仅靠这一点,是不可能进入帝国中枢的。以培养精英为目的的机构只有元老院。但是,有一个当议员的父亲,也不意味着就可以自动进入元老院。要进入元老院,条件是当选过财务检察官或护民官,并顺利结束任期。皇帝有推荐权,所以经过军团基层锻炼的人也有可能进入元老院。
罗马人在人才选拔方面注重关系,我认为是他们务实主义性格的一种体现。所谓关系,就是你推荐一个人就要为你的推荐负责。如果推荐者人格高尚又有才能,那么他推荐的人同样人品好又有才能的几率也会高。当然,风险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通过客观的考试选拔人才难道就能完全规避风险,就不会出现无能或品行低劣的行政官吗?
共和制时代,只要是西塞罗推荐的年轻人,尤里乌斯·凯撒一概收为自己的部下,因为他赏识西塞罗的见识。图拉真对提出的请求基本上也给以满足,同样因为他认可的诚实和一心为公的精神。选拔人才是一场竞赛,参赛者不只是录用者和被录用者两个人,还要加上推荐者。这些参赛者都要承担责任,我想这就是罗马人经常采用靠关系录用人才的理由。
不管是认真听取他人建议的结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所做的事被人喜欢总是好的。图密善皇帝做一件事的时候,元老院经常怨声载道。而图拉真做同样的事情,别说反对,就连元老院议员自己也会去做。他们既没有抱怨,也没有不满。想象一下确实有点意思。
写给皇帝的信,常常以“主君”(Domine)开头。所谓主君,意思是“统治自己的人”,在基督教中就是“神”的意思,因此通常翻译成“主啊”。但是,在罗马,就是“主君”一个意思。
讽刺诗诗人马提雅尔在他的诗中称皇帝是“主君”,对此图密善皇帝置之不理,让元老院非常生气。塔西佗还因此断定图密善是一位专制君主,对皇帝的称呼也改成了“凯撒”或是“第一公民”。此后仅仅过了十几年,元老院议员又称呼皇帝为“主君”,图拉真坦然接受了。为此,就连不指责他人缺点就难受的塔西佗也没有批评他。甚至图拉真在亲生父亲和姐姐死后,神化他们,为他们铸造了纪念银币这件事情,也没有人提出异议。提比略对“主君”这一称呼很敏感,每次听到这样的称呼,他都表现得很神经质,说:“主君是我家用人对我的称呼,大将军是士兵对我的称呼,第一公民是公民对我的称呼。”他这样解释完全无助于人们对他产生好感。人真是难以捉摸啊!
不管怎样,图拉真是元老院给予很高评价的一位皇帝。元老院还给了图拉真一个称号,叫“Optimus Princeps”。之前没有一个皇帝得到过这样的称号,直译就是“最高第一公民”,意译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图拉真最初推辞过,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件事情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罗马人心目中的理想皇帝是怎样的。
被罗马人看做是理想皇帝的这位皇帝,对基督教徒又是怎么看待的呢?还有,在法治国家罗马帝国担任过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直接参与过与法律相关工作的对基督教徒又是怎么看的呢?在《小普林尼与图拉真皇帝之间的往来信函》中,在后世最著名的就是关于二人如何对待基督教徒的部分,我想在这里作全文介绍。顺便提一句,行省总督享有对行省人民的司法权。
普林尼致皇帝图拉真
主君啊,当我难以作出判断的时候,我总是询问您的意见。因为您会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引导迷茫中的我,为无知的我指明前进的方向。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接触过对基督教徒的审判案例。因此我不知道这种审判该如何进行。有什么样的证据就可以起诉?反国家罪或无信仰者的刑罚适用于什么样的罪状?被指控的当事人年龄能否作为减轻刑罚的依据?对于成年人和25岁以下的年轻人,尽管都是基督教徒,是否需要像其他刑罚一样区别对待?为自己是基督教徒而表现出悔意,并愿意放弃这一信仰的人,是否可以赦免他的罪?或者,不管他现在多后悔,只要他曾经是基督教徒,就要给予处罚?还有,对于从未做过一件坏事的人,仅仅因为他是这个邪恶组织的一员,就应该给予处罚吗?
对于被指控为基督教徒的人,目前我采用以下一些做法。
首先,我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问他们,你们是基督教的信仰者吗?如果回答说“是”,我让他们想清楚,并告诉他们如果说谎,我只能采取刑讯手段。因为我认为,皈依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没有多大关系,仅执迷不悟这一条就可以定罪。
到最后依然坚称自己是基督教徒的人中,也有罗马公民权所有者。这些人有权向皇帝上诉,所以我把他们押送去罗马了。然而,不知道是否受我这一做法的影响,告发基督教徒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且情形也起了变化。
首先罗列有很多人名的匿名告发增多,为此我改变了我的做法。
第一,遭到告发的人,如果表明自己不是基督教徒,或者在我第一次审讯的时候向诸神祈求,并对您的肖像表示敬意的人,以及诅咒基督教的人,一律无罪释放。为此,我叫人在法庭上准备了您的肖像和供奉肖像所需的香料和葡萄酒。
第二,即使是被检察官提起公诉的人,虽然一开始承认自己是基督教徒,但是后来翻供否认自己是基督教的人,或者曾经是基督教徒现在已经不是的人,不管这个曾经是3年还是20年,一律判处无罪。当然,判他们无罪释放的条件是他们要敬畏我们的诸神,诅咒基督教的神。
根据我收集到的信息,基督教徒的罪行或过失是这样的。他们在规定的那天(大概是星期天)黎明集合,齐唱赞颂基督的歌,唱歌结束后,庄严宣誓。宣誓的内容不过是不做对社会有害的事情,不盗、不抢、不通奸,严守承诺,发誓受托保管的东西必须按委托人的要求随时归还等等。这个仪式结束后,大家回家一起用餐,吃些面包,喝点葡萄酒。很普通也没有恶意。当然,根据您的意思,凡是与我宣布过的秘密社团相勾结的集会我是禁止的。
被告如果是奴隶的话,我想有必要在审讯时进行拷问。然而,在审讯两个他们称之为副主祭的女奴隶时,并没有发现邪恶而疯狂的迷信以外的东西。
因此,在了解您的想法之前,我决定推迟一切与基督教相关的审判。因为我认为,关于裁决的尺度,我应该征询皇帝的意见。现在的情形是,第一,被告发的人很多;第二,不分年龄、社会地位、性别,这样的人今后还有增加的趋势。
受这种迷信蛊惑的除了城市,也已经殃及地方。但是我感觉可以防止这种蛊惑的继续蔓延。因为一度被废弃的神殿和寺庙因前去敬神的人的增加而变得热闹起来了。还有,被宣判无罪的祭祀活动也已经出现,尽管时间还不算太长。把用做供品的家禽肉拿来售卖的人在减少,这一情况现在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被认为是基督教信仰者的人之中,我想大多数只是因为新鲜而被骗入教的。因此我认为,这类人只要有悔改的表现,并决心脱离基督教的话,应该予以免罪。
图拉真回复普林尼
亲爱的塞古都斯,你根据法律处置被告发的基督教徒的做法非常好。因为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用规范帝国全域的标准来处理本身就是不可取的。(基督教最初出现在罗马帝国的东方,公元2世纪的这个时候尚未波及帝国西方。图拉真时代殉教的主教有两个人:
一个是耶路撒冷的主教,另一个是安条克的主教。)
搜捕基督教徒,借口有罪强行追查这样的做法不可取。当然,受到正式检举,并招供的人应该受到惩罚。对于弃教者应该予以关心,但是,他们必须明确表示敬畏我们的诸神,明确表示自己的悔意。只要这些想法明确,不管以往怎样,都可以免罪。
匿名告发没有任何法律价值。接受这样的告发,违反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在这里,我想顺便介绍一下《圣经·使徒行传》中圣保罗对信徒们的教诲:
你们的日常生活不可张扬,互不说坏话、发泄不满,也不起争端。因为神的孩子都是完美无缺的,是纯洁的。同时也为了不给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授以口实。
尽管生活在这个邪恶、堕落的社会里,你们必须恪守神的教诲,就好比黑夜里双手捧着一盏明灯。
虽说同为一神教,但是,与屡屡反对罗马的犹太教徒不同,基督教徒以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为分水岭,与犹太教划清界限,并进一步加强了暗中活动的做法。但是,多神教和一神教的对立,与其说是宗教的对立,不如说是源自文明观不同的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对立,这种对立虽发展缓慢却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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