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
拥立维特里乌斯却遭到失败,因为行省兵的叛乱不得不在冬季辗转于莱茵河畔,现在甚至连指挥官都被杀了,军团兵们的心中可能只剩下绝望、疲惫和自暴自弃了。被迫陷入这种状态的人往往会拼命从别处找一个理由来支持自己即将采取的行动。
开国皇帝奥古斯都实施军制改革以来,罗马一直规定行省人民或辅助兵在服满25年军役退伍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辅助兵的儿子也拥有应征成为罗马军团兵的资格。
从第二代皇帝提比略统治时期开始,莱茵河再次被确认为帝国的防线,根据这个战略,沿岸附近的克桑腾、诺伊斯、波恩、美因茨也成为了永久的基地。公元69年的“莱茵河军团”的7个军团除了被派往不列颠的一两个军团之外,在提比略之后的半个世纪几乎没有发生过人员变动。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防守莱茵河的罗马军团兵,体内却流着行省人民的血。
另外,出生于意大利本土的军团兵在服役期满退伍后也大多与军团基地周边的行省人民女子结婚,这是在边境服役的罗马士兵的常态。他们自己是罗马公民,所以生下的儿子也是罗马公民,意味着有资格应征成为军团兵。在这种情况下,军团兵的罗马人血统纯度在下一代会减为一半,从第三代以后会变得越来越低。号称罗马全军中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倚仗的是日耳曼和高卢的血统。
即便如此,军团还能在编制上属于罗马军团的理由是,虽然行省人民的血统占据了优势,但他们依然以自己是一名罗马公民而感到自豪。没有任何一个人放弃“尤里乌斯”的家族名,甚至有不少人还以继承了尤里乌斯·凯撒后代的血统为荣。
但这也只限于他们尊敬罗马人,并借此和罗马人攀上某种关系的情况。公元69年在罗马人之间发生的内战让罗马人的无能暴露无遗,从而也使他们失去了对罗马人由衷的敬意。
在尼禄皇帝统治末期最先打出反罗马旗号的罗马高官是高卢的里昂行省总督尤里乌斯·温德克斯,这个“尤里乌斯”并没有说过高卢应该从尼禄皇帝统治的罗马帝国脱离出来自己独立之类的话,他公开表示尼禄不胜任罗马帝国的皇帝之位,因此他是以罗马人而不是高卢人的身份行动的。不过,如果这个人能活到公元69年末的话,他还能像一年半之前那样,以一名满怀忧国之情的罗马人的身份行动吗?说不定这个人也会与奇维里斯和克拉西克斯等其他的“尤里乌斯”一起支持创建高卢帝国、从罗马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想法。从这个意义来说,公元69年的内乱对于罗马帝国而言是一场足以撼动帝国基石的重大危机,敬意往往比武力更容易成为有效的“制衡力”。
诺伊斯军团基地的罗马军团兵在强制下被迫向高卢帝国宣誓效忠。
“罗马的历史上,坎尼、卡莱以及条顿堡森林的全军覆没要是与这次诺伊斯的惨剧比起来,甚至可以说是散发着光辉的一页篇章。”德国史学家蒙森的这段充满感慨的话,笔者也有同感。但是,在完败给汉尼拔的坎尼会战(参阅《罗马人的故事2 ·汉尼拔战争》)、被帕提亚的弓兵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卡莱战役[参阅《罗马人的故事4 ·凯撒时代(上)》]、中了日耳曼人的圈套导致的条顿堡森林的全军覆没[参阅《罗马人的故事5 ·凯撒时代(下)》]的这些战役当时,罗马人的无能还没有暴露出来。罗马人还能以身为罗马人为荣,行省人民也对其心怀尊敬,并为自己与罗马人之间的深厚渊源感到自豪。坎尼、卡莱和条顿堡的败北纯粹是军事上的失败,因此败者坚决拒绝了对胜者宣誓效忠的要求,不,应该说他们甘愿选择成为俘虏。
在诺伊斯的军团基地发生的事情也在克桑腾的军团基地上演。克桑腾的军团兵们经过长时间毫无胜算的守城战后已经身心疲惫,而且防守美因茨基地的军团兵也已经紧随前面的同伴宣誓效忠了高卢帝国。只有驻扎在今天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个军团从这场“雪崩”中幸免,因此构成“莱茵河军团”的7个军团当中已经有6个军团向日耳曼裔的行省兵屈服。
难怪身为罗马人的塔西佗会慨叹这是“从未经历过的耻辱”。并且,这些军团兵虽然发誓效忠高卢帝国,却仍旧没能避免沦为俘虏的命运。发誓效忠的罗马士兵们被带到了特雷维利人的根据地特里尔,少数拒绝效忠的士兵当场被杀。这样一来,莱茵河沿岸的所有罗马军团基地都落入了发动叛乱的行省兵手里。罗马帝国的北部防线——莱茵河防线自尤里乌斯·凯撒以来首次彻底失守。
公元69年到70年的一年之间,发生了两件动摇罗马帝国安保体制的事件——从巴达维人的叛乱开始到创建高卢帝国为止的事件,以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暴动为导火索、以马萨达要塞的⽟石俱焚而终结的犹太战争。时间方面,前者爆发于公元69年夏天,到公元70年秋天结束,前后历经一年。后者从公元66年夏天开始,到公元73年春天结束,一共持续了7年。关于后世学者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不知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目光比较侧重于罗马帝国和犹太民族对决这方面,后者远远高于前者。除了关心罗马通史的人之外,似乎高卢帝国事件被人们遗忘了。
不过,距此30年后由塔西佗写就的《同时代史》叙述前者用了80页的篇幅,叙述后者反而只用了10页。也就是说,罗马时代的史学家塔西佗对高卢帝国事件的关注度显然更高。
这可能是因为犹太战争的走势给帝国安全保障带来的是间接影响,相反,高卢帝国事件的结果却会直接影响罗马帝国。
犹太位于帝国东方安保体制的要害之地——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因此对罗马人而言同样是重要地区。但是,犹太问题对罗马来说可怕之处首先在于它会波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犹太人,其次是犹太民族有可能煽动帕提亚起兵反抗罗马。当时的罗马只要在这两种可能变为现实之前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更何况犹太离宗主国意大利比较远。
与此相比,高卢帝国问题的重要性不可估量。如果尤里乌斯·奇维里斯的想法成为现实,罗马帝国将要面对的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以莱茵河为中心,西至比利牛斯山脉,东到易北河这个广阔范围内的敌人。再也没有什么“帝国北方的防线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之类的说法了,帝国的北方防线将退至阿尔卑斯山脉,意大利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遭到入侵。并且,正在进行犹太战争的罗马军团依然存在并充分发挥着作用,这让犹太人约瑟夫斯·弗拉维乌斯在提及时赞不绝口。相反,被视为罗马全军最强的“莱茵河军团”实际上却已经土崩瓦解。要说两个事件哪一个给罗马人敲得警钟更响,冲击更强烈,肯定是高卢帝国问题。罗马人对这两个事件的关注度所存在的差别即使时隔30年也没有改变。
与高卢帝国问题存在关系的人大致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在创建高卢帝国、脱离罗马独立的计划上达成了一致意见的人,包括莱茵河西岸的日耳曼裔高卢人、奇维里斯所属的巴达维人等与罗马原本存在同盟关系的日耳曼裔部族以及居住在莱茵河东岸并与罗马长期处于敌对关系的日耳曼各部族。
第二种是被这些日耳曼民族倒戈的罗马人。
第三种是居住在比利时、卢格杜南西斯、阿奎塔尼亚三个行省的高卢民族。
为了便于理解,用现代的不同国家来表示的话,第一种相当于荷兰和德国,第二种是意大利,第三种相当于比利时和法国。
很难让人认为是现代意大利人祖先的古代罗马人迅速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反应,并马上转化为行动,可以说他们的对策是有效运用可支配力量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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