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兵的叛乱
现代的我们听到“荷兰”这个词首先想到的是遍地盛开的郁金香,还有这是个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将低于海平面的区域变成适合人类居住的土地的⾟勤劳动的民族,但荷兰人同时也是可以在世界杯足球赛中以超群的实力让世界为之一震的民族。荷兰对于人种的融合持宽容态度,所以现代的荷兰人中有不少黑人,但如果你想知道古罗马时代的“荷兰人”是什么样子,设想一支由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白皮肤荷兰人组成的足球队就足够了。在罗马时代的荷兰人祖先被称为“巴达维人”。
居住在莱茵河河口附近的这支日耳曼裔部族不是罗马的行省人民。因为不是行省人民,所以没有缴纳行省税的义务。但是罗马人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高手,他们没有将巴达维设为行省,归入罗马的领土范围内,却与其缔结了同盟关系。双方约定,巴达维人向罗马提供兵源,作为交换,罗马尊重巴达维人的独立,并且当巴达维人遭到周边其他部族攻击时出兵协助。这种关系起始于第一个将莱茵河视为北部防线的人——尤里乌斯·凯撒。
凯撒将莱茵河划为防线的想法根据以下几项史实也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一,早在征服了高卢时,他就已经承认日耳曼人在莱茵河以西的永久居住权。后来被划分为低地日耳曼和高地日耳曼两个行省的莱茵河西岸一带,抑或在现代来说是荷兰南部、德国西部和比利时东部,在凯撒时代以前是跨越莱茵河向西移居高卢的日耳曼人的居住地带。换句话说,这个地区的居民与同样称为高卢人、后来居住在法国的高卢人不同,属于日耳曼裔的高卢人。
第二,凯撒让住在莱茵河东岸且与罗马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日耳曼裔乌比人移居到莱茵河西岸,将后来的科隆相赠作为他们的根据地,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强化莱茵河这条罗马帝国的防线。
然后凯撒还像对待其他高卢人一样,将自己的家族名“尤里乌斯”赐予了这些日耳曼裔的高卢人,从而与他们缔结了“clientes”(保护人,英语为client)的关系。在现代看来,这种关系相当于本家和分家的关系,或者是帮会老大和手下,以及政治人物和后援组织的关系。
也就是说,凯撒在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创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证据在于他将罗马公民权赐予了这些部族中的实力派人士。罗马公民权是世袭权利,所以这些人的子孙后代都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
并且凯撒对于被纳入罗马霸权下的高卢人以及日耳曼裔高卢人以外的民族也使用了这个方法,这明显是对罗马的霸权无法到达的地带——莱茵河东岸部族的一种怀柔政策。结果,住在莱茵河河口的北部也就是现代的阿姆斯特丹周边一带的巴达维人的部族长及其亲属也成为了罗马公民,开始使用“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
在这个方法开始实施的初期,西塞罗、小加图和布鲁图都认为凯撒这样做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对他横加指责,这只能说他们的指责太目光短浅了。凯撒以自己的家族名相赠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见效最快的方法,证据在于,在凯撒死后继承其位的尤里乌斯——克劳狄乌斯王朝倒台之后,这些外族的“尤里乌斯”和罗马之间的命运共同体关系一直延续了下去。凯撒早就看出,这些人和自己的“clientes”关系一定会在这些人的子孙和罗马帝国之间传承下去。这种策略才是当之无愧的“百年大计”,当然从实际来说岂止是百年,至少持续了400年之久。
将话题转回到巴达维人,与罗马缔结友好关系的同时他们承担了提供兵源的义务,具体来说是作为向罗马军主要战斗力的军团兵提供辅助作用的“辅助兵”,在罗马人的指挥下服兵役。让其提供兵源不只意味着保证士兵数量,还能建立雇佣关系。一旦生活安定下来,人就会变得保守。趋向保守后,采取起兵反抗罗马这种过激行为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这种辅助兵的利用制度在奥古斯都皇帝确立军制后作为罗马军的一项正式制度固定了下来。兵役期限明确规定为25年,满期退伍时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巴达维人中的罗马公民也迅速增加。然而,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权利仅限于部族长级别的人。第三代皇帝卡利古拉为止的罗马皇帝都是尤里乌斯一族的人,与皇帝使用同样的家族名肯定也具有强调与部族其他人的身份差别的效果。
从以上这个例子来看,凯撒是一个用合理性来对待所有事情的人。赐予“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明确身份差别,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方法行之有效。因为由行省人民或罗马的同盟国民组成的辅助部队会按相同地区或相同部族出身的人来分别组队,统率这些部队的指挥官通常由士兵们所属部族的族长级别的人担任。在仅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军团指挥官的任用上奉行实力主义的公元1世纪,任用辅助部队的长官时首先看重的仍然是权威,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也许合理的思考与文明程度是成正比的关系。
总之,在公元69年统率巴达维部队8000名士兵的指挥官名叫尤里乌斯·奇维里斯,他当然也是罗马公民权的拥有者。并且这个“尤里乌斯”趁罗马人在宗主国意大利忙于内战的间隙,在莱茵河下游一带点燃了反抗罗马的战火。
在讲述这件不到一年便得到解决的事件之前,笔者想先交代一点,在叙述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反复用到这个事件的登场人物的家族名(Nomen)。之前以防过于烦琐,笔者一直极力避免将一个人的个人名(Praenomen)、家族名(Nomen)、家名(Cmgnomen)全部列举出来,比如在提到尤里乌斯·凯撒时只使用他的家名“凯撒”,但是这次有别的目的。之所以还要坚持使用“尤里乌斯·奇维里斯”、“尤里乌斯·克拉西克斯”这些家族名和家名,是因为笔者想让各位读者感受到,这些人是在120年前从尤里乌斯·凯撒那里获赐家族名的人的子孙。大家在阅读的过程中就会逐渐意识到,原来所有人发起的叛乱都是凯撒自己种下的恶果。
确实,完全是这样,下文中的“尤里乌斯”随处可见。但是,如果各位读者在这种感觉的基础上产生以下想法可就错了——即便凯撒针对被征服民族的同化政策得到了《比较列传》的作者普鲁塔克的赞赏,但作为一项政策却是失败的。
错误的原因在于,拥有“尤里乌斯”这个家族名的非罗马人并非全部是这一次叛乱的主谋。尤里乌斯·奇维里斯试图借创建高卢帝国的想法之所以没有实现,便是由于高卢地区其他的“尤里乌斯”不同意。并且除了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员之外还有很多“尤里乌斯”,只列举一些人名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对帝国作出的贡献。
积极协助韦斯帕芗的犹太人埃及长官的名字是尤里乌斯·亚历山大,这个时期他正在帮助提图斯攻打耶路撒冷。
名传后世的水道系统研究著作的作者,是在公元69年担任首都罗马法务官的尤里乌斯·弗朗提努斯。召集元老院会议的权力除执政官之外只有法务官拥有,通过将韦斯帕芗和儿子提图斯二人推上执政官之位从而着手恢复秩序的穆奇阿努斯如果没有弗朗提努斯的协助,也无法实现自己的这个想法。
最后就是史学家塔西佗的岳父,完全称霸不列颠计划的实施者——尤里乌斯·阿格里科拉。
仅从这几个例子便可以清楚地得知,凯撒在120年前播下的种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但任何事在付诸实践的时候总是伴随着风险,仅仅遇到一些风险不能代表政策是错误的。证据在于,后来的罗马皇帝们谁都没有试图更改凯撒制定的这项“败者同化”政策,解决了行省兵的叛乱问题后着手重建帝国的皇帝韦斯帕芗也完全没有触碰这项制度。
这说明没有任何一名统治者怀疑过凯撒式思考方法的有效性。所以,每次出现一个新的“尤里乌斯”,其所带来的风险也只有让读者会心一笑的程度。
但是,除“尤里乌斯”之外,通过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另一个问题却相当严重,后世的史学家蒙森甚至断定这是“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这个问题让人不得不思考内乱产生的流毒是如何波及其他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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