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里乌斯称帝
特别是在动荡的时代,信息传达的速度往往会左右事情的进展。
在古代的罗马,有一种白天用狼烟、夜晚用火把在要塞之间依次传递信息的方法,不过这种方法仅限于有敌人入侵这种可以符号化的信息传递,并且只在最前线使用。在广大帝国内传递信息只能依靠人员换乘在帝国的大道上每隔10—15公里设置的驿站(Mutationes)配备的马匹。
这样一来,利用马匹传递信息的速度有多快便成了重要的问题,可是关于这方面的准确史料完全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只能通过推测。
多位史学家一致认可的只有公元前49年尤里乌斯·凯撒从罗马沿罗马古道北上前往法国南部的马赛时的数据。当时丢弃行李策马疾驰的凯撒一日的行进距离为百罗马里以上,1罗马里约等于1480米,所以相当于日行150公里左右。要在当时的高速公路——罗马式大道上急速奔驰,就算丢弃行李,所有人员都骑马,最高司令官凯撒身后也有包括参谋和日耳曼骑兵护卫在内的数百人跟随。各处驿站不可能为所有人都准备了换乘的马匹,所以150公里的距离肯定是乘同一匹马跑完的。而且,与2000年后的今天不同,当时罗马的大道没有灯光。因此,夜晚无法骑行。另外也不可能连续10天无休止地赶路,这150公里应该是白天的行进距离。
与此相比,公元69年时,为传达拒绝效忠皇帝的重大消息而经由罗马式大道前往罗马的传令兵由于只有数骑,因而得以充分利用了各驿站的换乘马,但同样受限于无法在夜间赶路这个条件。并且,凯撒从罗马乘马前往马赛是在5月,传令兵从现今德国的美因茨南下前往意大利的罗马是在1月,所以必须将穿越严冬的阿尔卑斯山这个绝对的不利因素计算在内。因此一天的行进距离应该和凯撒那时差不多,最多150公里。
距现在的法兰克福西南偏西方向37公里的美因茨在古罗马时代是不能让法兰克福人踏入一步的重要的军团基地,所以从摩功提亚库姆(今美因茨)到罗马的距离在古罗马时代的大道全线数值尚未得到确认的现阶段是难以准确把握的,不过倒是有史实可以证明从科隆行军到罗马需要67日。罗马军团通常每日行军5小时,时速5公里左右,所以一天的行进距离大概为25—30公里。既然需要67日,粗略计算下来的距离约为1800公里。如果将科隆到美因茨之间的距离算做200公里,减去后变为1600公里,即使一天能行进150公里也需要10天。
不过这个数字只是猜想,因为美因茨是莱茵河防卫军的最大据点,通往帝国首都罗马的道路不止一条,大致区分的话也至少有两条路线,两条路线的共同点是全线都位于罗马式大道即高速公路的干道上。
第一条路线先是从莱茵河沿岸的美因茨通往位于西南偏西方向的奥古斯塔·特里沃鲁姆(现在的特里尔),从这座摩泽尔河畔的重要基地沿大道朝正南方向前进至维松提奥(现在的贝桑松),从那里经莱芒湖穿越阿尔卑斯山,再经由意大利的奥古斯塔·普拉埃托利亚(现在的奥斯塔)到达奥古斯塔·塔乌里奥鲁姆(现在的都灵)。从都灵到杰诺瓦(现在的热那亚)当然也有道路相通,从热那亚出来后只要沿罗马古道南下就可以到达罗马了。
另一条路线是从美因茨出发沿莱茵河上游前往军团驻扎的基地阿根图拉特(现在的斯特拉斯堡),然后从斯特拉斯堡继续向莱茵河上游前进至博登湖,进入今天的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到达意大利境内的科莫湖,再从科莫湖经由米兰至热那亚,最后到达罗马。
从美因茨的军团基地出发的传令兵选择的是哪条路线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军团兵们拒绝效忠皇帝这个重要的消息在1月10日前后传到了首都,因为从这时开始到15日为止的数日期间,情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半年前只有驻扎在帝国后方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军团对当时的皇帝尼禄说“不”,而如今在公认为帝国最前线的莱茵河负责防卫的七个军团对现任皇帝加尔巴说了“不”。而且,遭到不信任的不单只有加尔巴一人,支持加尔巴的元老院也同样遭到军团兵这个有权者集团的不信任。
1月1日,正在美因茨过冬的军团兵们通过了拒绝宣誓效忠加尔巴的决议,不仅如此,在写给首都罗马的拒绝信中,军团兵们还全权委托元老院来推举接替加尔巴的“第一公民”(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人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遭到不信任的是加尔巴,而非元老院。
从莱茵河沿岸到意大利
然而,集会结束后返回的士兵们应该也在各自的营寨中继续讨论对策。对于身为罗马士兵的他们来说,拒绝向罗马全军的最高司令官——皇帝宣誓效忠的行为在现代相当于犯下了严重违反军纪的错误,足以移交军事法庭处理。不难想象士兵们在通过这项决议的时候处于何等亢奋的状态,而亢奋状态往往会夹杂着不安。
次日,再次聚集起来的军团兵们没有改变拒绝宣誓效忠皇帝加尔巴的态度,但撤回了委托元老院来确定接替加尔巴人选的要求,决定拥立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继任,传令兵也立刻携带决议书出发前往首都罗马。
为什么排斥加尔巴而拥戴了维特里乌斯呢?关于这个问题塔西佗没作解释,所以也只能凭想象猜测,大概可以列出几个理由:
第一,加尔巴指挥下的西班牙一个军团的士兵当年同样曾排斥最高司令官尼禄皇帝而拥立了加尔巴,但当时是忧国忧民的高卢人温德克斯率先起兵反抗尼禄,加尔巴对此积极响应之后军团兵们才表明了态度。也就是说,驻扎在西班牙的士兵们对皇帝尼禄的不信任是直属上司加尔巴主导的结果。
与此不同,莱茵河畔的军团兵们拒绝效忠是普通士兵们自己发挥主导权的结果,司令官、军团长和大队长都没有积极参与。相当于现代军队的中士军衔的百人队队长似乎也只是顺从了普通士兵的意愿,普通士兵们可能因此更为不安。消除这种不安的最简单方法就是搬出自己的司令官。这样一来,从司令官到士兵的全体人员都成了拒绝向最高司令官效忠的共犯。
如果他们的司令官是鲁弗斯的话,想必他们会从心里拥戴这位武将。但是鲁弗斯被加尔巴解除职务并召回了本国。加尔巴给予鲁弗斯的这种待遇大概也是招致士兵们反感的一个原因。
之前曾多次介绍过,在帝国的最前线莱茵河担任防卫任务的“日耳曼军团”分为莱茵河的上游和下游两个地区。守卫上游的被称为“高地日耳曼军”,守卫下游的被称为“低地日耳曼军”,两军的规模都是4个军团。
在公元69年1月的时候,加尔巴任命弗拉库斯担任高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维特里乌斯担任低地日耳曼军的司令官。
年老、消极且不得人心的弗拉库斯在士兵们的眼里很不称职,这样就只能指望维特里乌斯了。可是士兵们对维特里乌斯并不熟悉,只知道他当年54岁,上任没多久,还毫无建树,也不存在什么负面影响。不过,维特里乌斯的父亲曾在提比略手下崭露头角,也是皇帝克劳狄乌斯所倚仗的得力帮手,士兵们一定会单纯地认为有其父必有其子。不管怎样,他们觉得既然在南国西班牙享受和平军营生活的士兵都有决定罗马皇帝的权力,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中把守最前线的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所以推举出来的人物是不是维特里乌斯都不要紧。然而,维特里乌斯却不假思索地轻易接受了推举,罗马人已经忘却了的近百年的内战再次让帝国的上空笼罩起一片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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