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亚努斯的倒台
提比略经常受到历史学家塔西佗的批判,说他的所作所为无可厚非,只是行事过于阴险奸诈。他指的如是提比略收拾塞亚努斯这一事件并没有错,确实手段十分阴险奸诈。
话虽如此,但不用阴险之计,怎么能除掉塞亚努斯呢?对手年届50,正当盛年,并且担任近卫军团长官15年之久,手握精兵,肯定培养了一大批心腹。提比略是包括近卫军团在内的全罗马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然而士兵服从的直属上司不是他。同这个掌握9000名精兵15年的人物相比,皇帝虽然是他的上司,身边却只有极少数负责护卫的日耳曼士兵,如果硬碰硬,无异于以卵击石。如果塞亚努斯察觉提比略的动作,那么连防御城池都没有的卡普里岛将毫无招架之力。所以,提比略必须谨慎谋划,准备周全。在我看来,提比略从与塞亚努斯一同出任执政官时起,就意味着已经出招了。
那么,提比略对塞亚努斯委以重任,又如此提拔塞亚努斯,如今却拔刀相向,这是为什么呢?
有研究者给出如下解释:他们认为,提比略竭力撇清他在肃清阿格里皮娜派一事中的关系,他要向罗马社会表明,这次行动完全是塞亚努斯的擅自行为,而自己一直隐居在卡普里岛并被蒙在鼓里。
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正是由于提比略指责阿格里皮娜母子,元老院才开始审判他们,并且提比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对母子的不满。在提比略看来,塞亚努斯不过是搜集证据时必要的“左右手”而已。如果提比略一开始就打算在事后装做不知情,何必要出面不断从正面抨击呢?这样做简直愚不可及。
还有一部分研究者持以下论调:提比略频频出手让塞亚努斯惶恐不安,他花钱收买提比略手下的近卫军,甚至消防队的队员,极尽拉拢之能事。
似乎确有其事,然而塞亚努斯是在东窗事发前才收买士兵的。正如塔西佗批评提比略行事阴险一样,他原本就小心谨慎,除去他的接班人塞亚努斯,肯定不是仓促决定。一旦对方惊慌失措,做出一些自掘坟墓的傻事,提比略自然就会借这个机会动手。
很多罗马史专家认为,提比略察觉到塞亚努斯的野心会对自己产生威胁,所以才决定出手。
这样的看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我认为这只不过是提比略对罗马社会的说辞,他心里应该另有打算。我们难道不能认为,塞亚努斯的野心勃勃与提比略的贵族气质相冲突了吗?
小说《凯撒的事业》(Die Geschafte des Herrn Julius Caesar)的作者贝尔托·布莱希特对凯撒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乌斯·凯撒是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人。面对元老院议员们时,他会用议员们乐于接受的语言,而当对象是士兵们时,他就选择士兵们容易理解的说法。也许面对女性,他的措辞也会因人而异吧。”然而,无论何时,凯撒永远是凯撒。这种评价并非出自历史学家,而是作家特有的观点。
只有“永远是自己”,才能真正表现出贵族气质来。提比略同样具备了这种贵族气质,只可惜他天生没有“见人说人话”的“技能”,因为他实在不会演戏。不过,正因为他确信自己无可比拟的优势,出身、成长以至他原有的性格,都让他的这种贵族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具备贵族气质与重视他人实力并知人善用,这两个方面并不茅盾,一定与“见人说人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起用人才是要让他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帮自己办事,而不是换位思考。换言之,提拔人才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想法,如若那个人因而得到不错的利益,不过是凑巧获得报酬的结果而已。
抱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绝对不允许他提拔起来作为“左右手”的人翻身成为“大脑”,进而把自己取而代之的。即使自己可以放低身段平等相处,他也是绝对不会允许以下犯上的事情发生的。
提比略为何会把塞亚努斯放在身边15年呢?大概是因为他确实是个能力不凡又忠心耿耿的“左右手”,然而,提比略肯定不曾想过把塞亚努斯作为接班人来培养,而塞亚努斯肯定也不了解提比略的真正盘算。
在5年前,塞亚努斯就露出了不满足于“左右手”的第一个征兆。当时,塞亚努斯请求仍在罗马的提比略,恳请同意他与两年前逝世的杜路苏斯的遗孀莉薇娅结婚。莉薇娅是日耳曼尼库斯之妹,相当于提比略的侄女,同时她又是提比略亲生儿子之妻,所以是亲上加亲的皇族女子。如果提比略同意塞亚努斯娶莉薇娅为妻,就意味着塞亚努斯正式加入了皇室。
对于塞亚努斯的这个请求,提比略不置可否,这种含糊的态度让塞亚努斯满怀希望。我想公元25年,提比略可能已经在考虑隐居卡普里岛。要在卡普里岛的皇帝行宫的大岩石上开凿一个庞大的储水槽,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所以如果要在卡普里岛隐居一两年,在岛上统治帝国的话,首都的治安必须委托给可靠之人。更何况,当时肃清阿格里皮娜派系的计策已经基本成型,而塞亚努斯正是提比略用人之际的不二人选。
提比略于公元27年隐居卡普里岛,并利用塞亚努斯,于公元29年、30年成功肃清阿格里皮娜势力。至此,塞亚努斯已经没多大用处了。而一个人的利用价值降低,他的野心就显得十分有威胁了。
塞亚努斯的不幸正是自以为能够体会提比略的心意,并成功肃清了阿格里皮娜一派的势力,为此拼尽全力的自己一定更受提比略赏识,以为自己会接着受到重用。更何况,提比略还亲自担任执政官,为自己首次担任执政官保驾护航。因此塞亚努斯深信,在提比略之后,他肯定会成为不可取代的罗马帝国皇帝接班人。
然而,提比略让塞亚努斯产生了错觉,使其认为与莉薇娅的婚事已经就在眼前了。正是这种皇室成员的幻想,使得55岁的塞亚努斯一失足成千古恨。
公元31年1月1日伊始,塞亚努斯正式开始了他的执政官工作,此时他干劲十足。不过,同样身为执政官的提比略仍旧闭岛不出,所以塞亚努斯是首都罗马最高掌权者。此外,他手握9000名精兵,身兼近卫军团长官一职。就连从共和制时代开始只有出身名门才能在元老院有一席之地的议员们,对塞亚努斯这个“新摄政”也是无计可施,这些议员们都冷眼看着他干劲十足地去摄政。然而塞亚努斯却不守本分,他越界了。
塞亚努斯身为执政官,居然亲自检举西班牙行省的总督路奇乌斯·亚伦提乌斯。理由在于路奇乌斯滥用总督职权,从事不法行为。他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因为他意识到提比略从不轻饶在行省执政官员的不法行为。然而,提比略亲自反驳了塞亚努斯的这项指控。
在按惯例从卡普里岛送到元老院的信函中,提比略陈述了如下理由:尊重行省人民委托他人指控总督的权利,然而检举任期中的官员可能妨碍治理行省。所以,应在总督卸任回到罗马之后才会追究责任。也许提比略考虑到不检举任期内的官员应上升到治理帝国的政策,所以他额外要求元老院将这个建议通过,并加以立法。
对塞亚努斯的行径心怀不满的议员为数不少,加之提比略的建议又言之有理,以压倒性的票数迅速通过了不检举任期中的官员的法律。这使得塞亚努斯的不安第一次涌上心头。
即便如此,塞亚努斯作为现任执政官的地位并没有立刻动摇。进入帝国政权时期,皇帝是整个帝国的最高负责人,而执政官是首都罗马与意大利的最高负责人,并与同作为行省最高负责人的总督地位差不多。按照惯例,元老院管辖的元老院行省总督,应由有执政官经验的人担任。所以,刚完成的禁止检举任期中的总督法对此同样适用。
换言之,塞亚努斯大可不必担心自己在执政官任期内遇到此类的“反击”。然而,如若借用英国某位研究者的形容词“terrible”(可怕),即拉丁文的“terribilis”,72岁高龄的提比略真是名副其实这个词语的注脚。提比略在为期一年的执政官任期刚刚过去一半的时候,于1月1日辞去了执政官一职。
永远“可怕”的提比略
古罗马的惯例是两名执政官共同进退。
随着提比略宣布辞职,塞亚努斯不得不紧步其后尘。公元31年下半年,继任的两位执政官是“候补执政官”。
这样一来,塞亚努斯开始惊慌失措了。似乎从此刻开始,塞亚努斯同任职于行省的自己人互通消息,也开始用钱收买近卫军团的士兵和消防军们。这种类似垂死挣扎的动作,都被事无巨细地报告给远在卡普里岛的提比略。不过,塞亚努斯那时还是近卫军团长官。他毕竟掌握着战力不俗的9000人的精锐部队,万一大事不妙,他随时可能会一声令下包围卡普里岛。
另一方面,提比略在卡普里岛上密令卡利古拉到岛上见驾,如有必要,会释放那位被囚禁在皇宫地下室的杜路苏斯·凯撒。提比略出此下策自然不是因为担心阿格里皮娜两个儿子的安危,他只是为了防范塞亚努斯借着日耳曼尼库斯遗孤的名号,掀起政变,毕竟日耳曼尼库斯至今在罗马社会依然拥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另外,他还秘密解除塞亚努斯近卫军团长官的职务,重新任命马克罗前往首都罗马主持大局。
10月17日夜,马克罗秘密返回首都罗马,在来到位于罗马东北部的近卫军团营区之后,他立即将9个大队长全部召集起来,然后拿出提比略的委任状,宣布即刻起由他接管近卫军团总司令一职。接下来,马克罗拜访了一位名叫雷古拉斯的执政官,亲手递交了封存完好的提比略信函,并传达提比略的口谕——在明天早上的元老院会议上宣读信函。随后,马克罗去见塞亚努斯。他先告诉塞亚努斯,自己已经被任命为新的近卫军团长官,仿佛是为了避免塞亚努斯产生任何疑心,马克罗接着又告诉他另一个消息。他说,明天,在执政官宣读的信件中,提比略将请求元老院授予塞亚努斯护民官特权。塞亚努斯喜不自胜,他忘了深究自己被免除近卫军团长官一职意味着什么。
依据元老院的规定无故缺席会被处以罚款。第二天,即10月18日,为了免受财产损失议员们纷纷出席,议员们一边腹议,这次肯定又是例行公事地宣读提比略的书信,然后投票表决,应当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一边陆续进场。议事厅中没有安排固定座位,通常是先到者先坐。然而,大家每次都会心照不宣地留出最前排的座位。前排的座位是长者或能力超群的议员们的专座,即使这些议员姗姗来迟,也没人敢去坐。这天塞亚努斯却认为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应坐在最前排。
会议在两名执政官进场之后随即开始。在不疾不徐地拆开昨夜收到的提比略信件之后,雷古拉斯执政官开始当众宣读起来。
虽然塔西佗的《编年史》从中世纪流传至今,但是让人惋惜的是他的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的内容不幸失传。也因此使得我们无从得知提比略书信的内容。塔西佗素以厌恶提比略闻名,然而对自己作为历史学家、作家的专业水准相当自负。用自己独树一帜的文字表达好恶,是业余爱好者的习惯,不合专业人士的作风。历史学家记述史实,通常会在其后附加注释或评语,向读者传递自己的看法。至于专业作家,历来避免发表个人评论,只是陈述历史事件,就能让读者体会到书中人物是否伟大或渺小。塔西佗对这两种方法运用自如,所以他被人们公认为帝国时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对同一个史实,我经常会产生和塔西佗截然相反的看法,然而这不妨碍我阅读他所作的批注或记载的史实。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尊重历史,忠实于历史,他的作品能够真实地传达史实。换言之,我相信他的专业功底,才是我信任他著作的原因。他的著作中有尤里乌斯·凯撒的亲笔文章,或者把他从碑文上摘取的史实重点和其他史学家进行比较,其中的差异一目了然。
塔西佗写的是彻头彻尾的“摘要”,然而其他史学家,尤其是狄奥·卡西乌斯,完全变成了发表自己观点的著作。所以他笔下的罗马历史人物,说话口气都是一个模式,给后世的研究者在区分人物、了解人物性格时带来不小困难。甚至尤里乌斯·凯撒的语言也有失简洁明快,就好像是一个50岁老头在喋喋不休,实在大煞风景。
塔西佗不是这样,在研读他的著作时,要时刻牢记他非常善用上述两种方法,否则就会轻易地被他的文字叙述牵引着,从而忘了自己的初衷。我也一直认为,自从伏尔泰开始,近现代屡次出现为提比略翻案的事件,并不是找到了比塔西佗的记载更可信的历史记录,而是大家把他的作品读通、读熟、读透了才产生的想法。
在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虽然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也只好将就现有的材料。所以,关于公元31年10月18日在元老院会场宣读的提比略书信,我只能借用其他史学家的观点。通过这些解释,我们很清楚,当天提比略的长篇大论,根本目的就是让塞亚努斯垮台,堪称“传世之作”。
提比略在这封书信中首先提及七零八碎的国政琐事,接着强调维护帝国安全的重要性,突然话题一转,罗马帝国处在危机之中,信函在这里陡然变换了语气。提比略在信中说道,如果此时回到罗马,仅靠现有的护卫并不安全,希望元老院派一位执政官来随侍保护。因为执政官有权指挥近卫军团,所以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朝堂危急,需要动用近卫军团以防不测。议员们原本以为信函内容是老生常谈,一听到这话,立刻竖起了耳朵仔细聆听。当提比略严词质问支持塞亚努斯派的两位议员时,议员们才开始集体转变态度。紧接着提比略不留情面地指责塞亚努斯罪不可赦,犀利的言辞朝所有议员铺天盖地而来。
塞亚努斯不仅阴谋颠覆国家,而且已经采取行动,他的罪名是叛国罪。这件事情由皇帝亲自揭发,一一列举的证据就是指控理由。信函的最后,提比略要求元老院立即将塞亚努斯就地正法。
塞亚努斯对事态的急转直下大惊失色,这种结局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好一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元老院的绝大多数议员十分厌恶塞亚努斯,趁塞亚努斯还在怔愣的空隙里,迅速通过了对他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决议。执政官叫到被定罪的塞亚努斯时,他茫然若失,没有任何回应,念了三次名字才反应过来。
当天,塞亚努斯被押解到罗马广场的牢房内,随即就被执行死刑。罗马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塞亚努斯曾经因修复庞培剧场有功而在剧场一角为其立像,民众把这座塑像抬出来,敲得粉碎。
民众对塞亚努斯的类似密探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罗马人朝着塞亚努斯的尸体发泄怒气,并将其碎尸后扔进台伯河中喂鱼。近卫军们没有人敢为前任长官出头求情,全都在这段时间内闭营不出。在一周之内,包括其长子在内的塞亚努斯派势力,就以同党的罪名受到牵连并处以极刑。
对于提比略而言,一切都进展得相当顺利,在整个过程中也没有发生无谓的流血事件。然而,祸福难测,让他痛不欲生的折磨也由此开始。
在塞亚努斯提出要与莉薇娅结婚之后,就与其结发妻子亚比卡塔离异了。然而,亚比卡塔在得知儿子也受到牵连后,绝望地选择了自杀。本来事情到此结束,她却给提比略写了一封信,并送到了卡普里岛。正是这封信,引发了后面一连串变故。
亚比卡塔在信中提到,早在提比略的亲生儿子杜路苏斯尚未离世之时,她的前夫塞亚努斯和杜路苏斯的妻子莉薇娅已经暗通款曲。8年前正是这对奸夫淫妇密谋毒杀,才导致了杜路苏斯的英年早逝。在信中她甚至详细描述了下毒手法。此外,这两个人会起意杀人,不只是为了除去两人天长地久的障碍,还有一点,虽然杜路苏斯并没有察觉妻子出轨,但对塞亚努斯怀有莫名的敌意,这使得塞亚努斯十分惶恐。对于这封信中所述的内容,提比略倒也能够略有记忆,因为杜路苏斯经常当面抗议他重用塞亚努斯一事。
72岁的提比略没有像往常一样在这一年冬季离开卡普里岛,回到温暖的意大利本土南方度过寒冬。他在岛上一待就是9个月,甚至不许执政官前来探望。他一整个冬天没有踏出卡普里岛一步。
对于提比略的统治才能,现代的研究者赞誉极高,他们这样写道:提比略在成功消灭塞亚努斯之后,有着非常好的时机重返罗马,再次统率帝国开创盛世。甚至塔西佗也认为提比略统治的前10年是⽏庸置疑的好时期,此后的7年好坏参半,最后6年就是暴政。从公元31年处死塞亚努斯到公元37年驾崩正是这最后6年时间。后面我们再讨论这6年的统治是否如塔西佗所说的那么不堪。然而在普通民众看来,让庞大的罗马帝国精巧地运作都是一些表面功夫,并不会让他们感到骄傲,而真正的领袖在于唯有一直带领他们不断向前。如果提比略在乎舆论和后世的评价,那么公元31年年底的确是他返回罗马的良机。如果他顺应民意回到罗马,他就不用背负统治后期施政不仁的骂名了。
然而,提比略并没有回到罗马。公元31年年底,我们都认为是重返罗马的绝佳时机,提比略沉寂了两个月后,和元老院以信函往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方式。虽然方式相同,但有些东西已经变了。提比略不再压抑自己的愤怒,甚至可以说是“不管不顾”了。不过,他的“不管不顾”并不是对帝国不理不睬,而是只针对元老院阶级。显而易见,人如果能预见结局,就不会轻易破罐子破摔。
提比略在审判皮索时,曾经极力避免让父亲的罪责波及后代,甚至数年后还让皮索的一个儿子担任执政官。可是,现在这样的提比略早就不复存在了。塞亚努斯有三个孩子,长子已经被处决,剩下的两个孩子中有个年幼懵懂的小女孩,也被皇帝下令杀害了。被怀疑和塞亚努斯有奸情,并与之共谋毒杀亲夫的莉薇娅也被迫自杀。然而,铲除塞亚努斯全家并不能平息提比略的怒气。被认为属于塞亚努斯派系的议员们在劫难逃,据说就连他们家中的奴隶们也被下狱。塔西佗写道:逐一记录这次事件中一连串受害者的姓名时,虽然难受得几欲呕吐,但又不能不把这些事实记载下来。这些事件使得指导整个罗马社会的元老院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被塔西佗等史学家们定义为“暴君恐怖时代”中的历次审判,假如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觉一个特别的情景。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提比略的怒气冲天并不是恐怖时代形成的唯一原因,惶惶不可终日的议员们也使得这种恐惧心理不断地蔓延开来。毕竟,叛国罪的审判要在元老院进行,涉案的被告和原告都是元老院的议员。发展到最后,执政官都彼此反目成仇,仿佛是先下手为强,要在被指控之前先把别人拉下马。我们可以把古罗马时代的这项叛国罪法比做日本的《破坏活动防治法》(即《破防法》),人们凭借这个法律来指控而演变成先发制人的手段,这时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司法问题,而就好像雪球越滚越大。提比略对此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在以前,他会积极介入,要求执法必须做到勿枉勿纵;现在,刑罚是否忠实执行他毫不关心。
结果,有犯人一入监牢就杳无音信。提比略采取不管不顾态度的一年后,流放到文托特内岛的阿格里皮娜和囚禁在帕拉蒂尼山皇宫的次子杜路苏斯·凯撒相继去世。这难道不是警卫士兵被提比略的漠不关心影响所致的例子吗?
在记录提比略造成的死难者名单时,虽然塔西佗说他光是写名字就觉得心里十分难受,然而还是有其他研究者心平气和地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根据一位名叫奇亚切里(Ciaceri)的意大利研究者的研究资料记载,提比略统治时期有63人因叛国罪而受到审判,这些人还包括塞亚努斯掌权时代的审判人数,不仅仅是发生在“六年暴政”时期的人数。更何况塔西佗连正常死亡的人都算进去,也没有区分死因到底是处死还是自杀。在这些人中,选择自杀的人又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被告后身陷绝望,为了保护财产和家人只好自寻短见;而另一种则是体力衰弱,自知时日无多,选择了自杀。人在体力、智力、精神等方面都衰竭之后通常会苦苦挣扎以求长寿,但罗马领导阶层对年老体衰后的苟延残喘厌恶至极,历史上他们选择绝食等死的例子并不少见。
比如西塞罗的挚友阿提库斯,以及随提比略隐居卡普里岛的元老院议员涅尔瓦,都选择绝食而死。
关于63人这个数目是多是少,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问题。凯撒从未使用过叛国罪法,奥古斯都统治40年也不过两三个案例。如此说来,提比略时期达到63例的确坐实了恐怖时代之名。然而,凯撒与元老院茅盾激化时,暂且算做战争,杀人无数;奥古斯都正值凯撒遇刺后的内乱纷争,他把以西塞罗为首的300名元老院议员以及2000名骑士阶级成员划入布鲁图派彻底清洗,换言之,奥古斯都在内乱中屠杀了罗马社会第一、第二阶级的2300人,而在这些人中未经审判即被就地处决的有130人,免于一死的人也难逃家产全部充公的命运。总而言之,凯撒是迫不得已才这样痛下杀手,而奥古斯都则是吸取凯撒的教训自我防范过度,在肃清反对派之后,他们对罗马人的“慈悲”精神才最终让他们声名鹊起。
然而,考虑到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的不同之后,问题就不再是数量的多寡了。话虽如此,公元32年以后,提比略不再执著于指控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议员们以为他送来的书信中会犀利地指出模糊不清的控诉理由,没想到就连那些根本不构成指控理由的“理由”,他都不再关心,完全放任自流。
不难想象,提比略造成“恐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利用这次机会清除元老院的害群之马。阅读辩护的文章之后,63名被处死的人中,只有寥寥几个让人觉得杀了可惜。剩下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让人赞同提比略的感叹,元老院议员的素质低得让人叹息。元老院议员一共600名,即使在通过选举选贤任能的今天,真正担得起贤能之名者有多少?在人才选拔方面,难以兼顾数量和质量,这是古今内外不变的现实情况。不过,不能仅凭这一点就为提比略开脱罪责,因为奥古斯都实现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正是通过对这600名议员的怀柔政策才得以实现的。
不管是不是他“不管不顾”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是他刻意肃清元老院中的害群之马,但实际上牺牲的是元老院阶级的成员。罗马普通民众对提比略同样是满腹怒气。
虽然罗马普通民众既没有被处以极刑,也没有被没收家产,然而,在提比略20年紧缩财政的政策之下,大多数人感到经济十分不景气,而且这种日子仍在继续。罗马帝国根本没有增加新的建设,只对公共建筑进行了一般的修缮整理。奥古斯都时代数次发放的皇帝赏金,现在已经好久没听说过了。此外,皇帝不仅不再赞助民众最喜欢的角斗比赛等各种活动,还禁止别人主办,百姓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享受过此类娱乐。此外,如果提比略仍然在罗马指挥着罗马帝国的话,那当然是不能对他进行任何指责的,提比略却远在风景秀丽、温暖舒适的卡普里岛,独自享受舒适悠闲的生活。此外,提比略居然以叛国罪的名义,冥顽不灵地妄图粉碎建国以来象征罗马传统与权威的元老院。当时的罗马人对提比略的看法十分糟糕。
如果此时蛮族入侵罗马帝国边境,或者与势力强大的东方国家帕提亚突然爆发战争,抑或众多行省中有那么几个揭竿而起反抗罗马帝国,那么罗马人的注意力肯定会转移到这些“新闻”上,哪还有空对老皇帝的日常言行说三道四呢?提比略从登基以来就通过稳固的政策和从不间断的监督,使罗马人在往后的20年内,都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大事”,这得归功于提比略把帝国治理得太好了。然而,人们总是追求“新闻”。如果没有“大事”,那么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聊胜于无。
毕竟,天下太平,就连作为主食的小麦也没出现过不足的情况。提比略统治的23年间,只有一次因粮食不足引发骚乱。因小麦价格暴涨使得罗马公民民怨爆发,最后演变为对政府的抗议示威。在闻讯后,提比略从卡普里岛发来指示,小麦毫无理由涨价,因为他清楚地记载了小麦的库存量。在提比略的打压下,抗议小麦价格高涨的活动也烟消云散。说明白点,提比略统治后期怨声载道,是因为他之前一直殚精竭虑施行德政,还有比这更有讽刺意义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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