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橡树林地的村落生活
早期的纳图夫狩猎采集者社群,公元前12300—前10800年透过枝叶茂密的树木缝隙,约翰·卢伯克看见林地山坡上整齐地排列着五六座房屋。它们深入土中,底部位于地下,用低矮的干砌石墙支撑起树枝和兽皮做的顶棚。有了如此建造精良、井然有序的房屋,村子看上去与临时规划和仓促建造的奥哈洛和艾兹赖格定居点截然不同。人们显然计划整年都住在村子里。这是马拉哈泉村(''AinMallaha),它采用了诞生于遍布地中海丘陵的橡树林地的生活方式。
[1] 那不仅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全新的文化,考古学家称之为纳图夫文化(Natufian)。 [2] 哈佛大学考古学教授,也是西亚考古学前辈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相信,这种文化是人们通往农业道路上“不可回头的关键点”。 [3]卢伯克站在村子前看着人们工作。他们高大而健康,穿着兽皮制作的利落服装,有的佩戴着贝壳和骨珠做的吊坠。和奥哈洛类似,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野生植物变成食物,植物采集自林地和森林草原。
但现在,他们的任务大不相同,不仅规模大得多,工作也要艰苦得多。他们使用的石臼变成了圆形巨石。许多人参与工作,包括碾磨、捣碎、去壳和切割。一篮篮的橡子和杏仁等着被砸开,然后磨成粉和糊。
卢伯克在工人间走来走去,从他们背后观察,还偷尝了一点杏仁糊。被捣碎蔬菜和柴火散发出浓郁气味,混合着石臼有节奏的击捣声、成年人的低声交谈和孩子们的笑声。但并非所有成年人都在工作,有的无所事事地坐在午后的阳光下,至少有两名孕妇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还有一名女子倚靠着屋墙,一只狗在她的膝头睡着了。卢伯克走了过去,从两旁抹了灰泥的土坑(用于存放坚果,供日后使用)
间穿过,进入了她的屋子。1954年,法国考古学家让·佩罗(JeanPerrot)最终将发掘出那里的遗物,毫不浪漫地将其称作131号。 [4]131号屋比其他的略大一些,可能宽9米,容许五六个人舒服地坐着或睡觉。屋中有的地方阴暗发霉;在另一些地方,午后的阳光透过枯树枝搭成的屋顶照进来,用石块支起、固定的内柱支撑着屋顶。石墙上盖着兽皮,地上铺着灯芯草的垫子。
入口内侧有一堆灰,昨晚这里生过火,以防咬人的虫子进入。屋子中央燃着另一个火炉,有个男人蹲在旁边,正给一对鹧鸪拔毛。他把鸟切成块,放在滚烫的石板上烹饪。他的身后燃着第三堆火,几个年轻人围坐在火边,正修理着弓箭。刻着平行深槽的平整石头被用来将细树枝压直,以便制成箭杆;剃刀般锋利的燧石片被用树脂粘到箭杆上,成为箭尖和倒钩。
四周的墙边堆放着研杵和石臼、柳条篮子和木碗。房梁上挂着一堆与卢伯克之前看到的都截然不同的工具:镰刀。它们的骨柄有的装饰着几何图案,有的被雕刻成瞪羚的形状。 [5] 刀刃由5到6片燧石组成,用树脂紧紧地黏在凹槽中。它们摆动、旋转着,切过数以千计植物的刀刃被磨得锃亮,在阳光照射下闪闪放光。
让·佩罗在发掘马拉哈泉村131号屋时发现了上述家庭场景的遗迹——天花板支柱留下的洞和石堆,古老火炉里石板周围散落的鸟骨、燧石芯和石片、带凹槽的石头、玄武岩石臼和燧石刃片。许多刃片带有“镰刀光泽”,表明它们曾被用来切割大量植物的茎,最有可能的是野生小麦和大麦。当然,佩罗没有找到灯芯草垫、兽皮、柳条篮子和木碗——我们只能猜测,这些东西的存在能提供某些便利,并充分利用林地中的许多材料。
距离131号屋不远,卢伯克找到了一座废弃的屋子——屋顶和墙壁早就坍塌,石基被撬走用于他处。没有活人居住后,这座废弃破败的屋子成了公墓。墓地没有标志,但尸体上有大量装饰。让·佩罗找到了11具男子、女子和孩子的遗骨,他们都被埋在不同的墓穴中,可能是同一家族的成员。其中4人戴着用羚羊趾骨和海贝制成的项链与手镯,特别是细长而天然中空的角贝,就像我们在艾兹赖格见到的。有一个女人头上戴着的精致帽子,就是用一排排这样的贝壳制成的。
[6]几年后,131号屋也将遭到废弃,成为另一个马拉哈泉村家族的墓地。12名死者将被埋在那里,5人被以类似的方式装饰。其中一位死者是个老妇,她和一条小狗躺在一起,后者蜷曲着,仿佛睡着了。她的手搭在狗小小的身体上,就像她在那条狗短暂的生命中一直做的那样。 [7]村子中心附近有一只在突起的岩床上雕出的大石臼,卢伯克坐在上面欣赏景致。1999年,当我坐在同一块石头上时,马拉哈泉村刚刚经历了另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瓦拉(François Valla)的新一轮发掘。这里已经废弃,除了林中鸟儿的鸣叫,四下寂静无声。但卢伯克看到大块玄武岩被加工成研杵和石臼,其中一只的表面装饰着精致的几何图案。 [8] 他听着凿石声、聊天声和狗叫声,看着人们制作珠子——角贝被切成段,然后用线串在一起。装贝壳的木碗里还有一只来自尼罗河水域的双壳贝。那也许是通过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定居点到另一个定居点的交易辗转来到这里的,最终至少向北旅行了500千米;或者也可能是某个马拉哈泉村民长途旅行的纪念。
[9]就像在奥哈洛和艾兹赖格,人们敲凿着石头。在马拉哈泉村,人们正在制造一种新型细石器:长方形的燧石刃片被小心地凿成新月形——考古学家称其为“半月形”。有的被用在镰刀上,有的用作箭上的倒钩。我们仍不清楚为何这种特别的细石器变得如此流行,也许原因只是人类会欲罢不能地追随潮流。
随着天光开始变暗,卢伯克离开村子前往林地。击捣声慢了下来,失去了节奏,然后停止,凿石声同样如此。马拉哈泉村的居民回到自己的居所,或者聚集在火堆周围。轻声交谈变成了轻柔的歌。老鼠跑来吃掉地上的坚果和种子,狗把它们赶开。
趁着最后的亮光,卢伯克又读了些《史前时代》,尽管因没能找到任何关于西亚的内容而感到失望,但两个段落似乎与马拉哈泉村有关。在其中一段,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汇集了零星证据,暗示狗是最早被驯化的物种。 [10] 但在另一段中,他似乎完全错了:
真正的野蛮人既不自由也不高贵,他是自身欲求和激情的奴隶;他无法免受天气之害,晚上受冻,白天遭日晒之苦;他对农业一无所知,靠打猎为生,成功时挥霍无度,饥饿总是近在眼前,常常迫使他在食人或死亡间做出可怕的选择。 [11]
现代人卢伯克希望自己能让那位同名者看到这些宽敞的房屋、服装和村民正在享用的食物——它们都出自对农业一无所知的人之手,但这些人似乎既高贵又自由。随着纳图夫人的歌声不知不觉地与猫头鹰的叫声和甲虫的抓挠声融为一体,他进入了梦乡。
马拉哈泉村只是公元前125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丘陵林地上建立的几个纳图夫村子之一。另一个村子位于西南20千米处的哈约尼姆洞(Hayonim Cave)。 [12] 欧弗·巴尔—约瑟夫和他的同事们从1964年开始发掘这个山洞,现场工作持续了11季。洞中发现6座环形结构,每座直径约2米,有的仍然保存有高达70厘米的干砌石墙和铺过的地面。
其中一座是作坊而非居所,先后被用作石灰窑和骨头加工场。洞壁附近找到了一堆野牛的肋骨,有的被部分加工成镰刀。那里还发现了用狐狸牙齿和鹧鸪腿骨制成的珠子——马拉哈泉村的村民从未如此使用过这种材料。相反,他们喜欢用在哈约尼姆非常罕见的羚羊趾骨制作首饰。
首饰的差别表明,不同村落的纳图夫人注重维护自己的身份。马拉哈泉村和哈约尼姆洞居民之间似乎很少通婚,因为两群人在生物学上区别明显。 [13] 从骨骸可以看出,哈约尼姆人要矮小得多,很大一部分人的第三颗臼齿“发育不全”(即从未长出)这种情况在马拉哈泉村非常罕见。如果频繁通婚,上述遗传状况应该在两个村子均等出现。不过,任何一个村子的居民人数似乎都不足以使之成为可独立繁衍的社群。哈约尼姆人可能与另一个今天被称为克巴拉村(Kebara)
的纳图夫村子有联系。这两个村子的带纹饰骨制品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复杂几何图案。 [14]每座村子都有自己的公墓,常常埋葬着带有大量装饰的尸骨。一些最令人惊叹的墓葬来自以色列迦密山埃尔瓦德(El-Wad)遗址的公墓。那里差不多埋葬着100名纳图夫人,主要是独葬,不过也有一些墓中埋着多具尸骨。
埃尔瓦德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纳图夫遗址之一,由剑桥大学的多萝西·加罗德(Dorothy Garrod)在20世纪30年代发掘。加罗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她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女教授,而且领导了在近东的几次重要考察。在犹大山西侧的苏克巴洞(Shukbah Cave)进行发掘时,她发现了纳图夫文化 [15] ,并认为纳图夫人是农民——这种观点今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在埃尔瓦德公墓中,加罗德在几具尸骨上找到了一些特别华丽的装饰。仅一名成年男子就佩戴着精美的头饰和项链,一条腿上缠绕着带子或袜带,全都用角贝制成。
我们仍不清楚人们生前是否也会佩戴这类首饰。用来装饰年轻成年男女的首饰最为精美,尽管墓葬中的男性数量要比女性多得多。这也许代表了社会身份,也许表明了财富和权力。许多首饰用角贝制成,可能是纳图夫人自己从地中海沿岸采集的。但来自美国塔尔萨大学(University of Tulsa),对约旦南部进行过广泛研究的考古学家唐纳德·亨利(Donald Henry)暗示了另一种可能。他认为,贝壳可能是从生活在位于今天内盖夫(Negev)沙漠的大草原上的狩猎采集者处获得的,后者以此换回谷物、坚果和肉。
对纳图夫人来说,很可能正是对这种贸易关系的控制为个人带来了财富和权力,而维持它们的关键在于限制村中流通的贝壳数量,其中最有效的做法是定期将大量贝壳陪葬。那些墓葬就像今天装满黄金的银行保险库,旨在确保只有一小部分进入流通(无论是黄金还是贝壳),以便维持价值,从而让少数拥有它们的人获得地位或声望。
第一缕阳光透过繁茂的枝叶在地上投下光斑。卢伯克醒来,听见从树林里传来脚步声和说话声。四个男人和几个男孩结束了黎明的狩猎,正在返回马拉哈泉村。他们扛着三头瞪羚的尸体,已经取出内脏,部分切割,在树林里滴下一路血迹。
回到村子,猎物的尸体被挂在一间屋子里,好避开日照和蚊蝇。
肉烤熟后,家人和朋友就忙不迭地分享它们。归来的猎人们受到欢迎,开始讲起杀戮的故事——男人们如何埋伏,男孩们如何把受惊的动物驱赶进箭雨。他们谈起自己看到的各种动物留下的痕迹,女人们则获悉了各种可供采集的植物。两个年轻女人拿起柳条篮子,出发去采猎人们看到的那片蘑菇,希望赶在鹿之前找到它们。卢伯克决定跟上去。
所有纳图夫村子都拥有和马拉哈泉村相同的经济基础。事实上,所有村子都坐落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位于茂密林地和森林草原的交界处,这些地方可能有永久性水源,适合狩猎瞪羚,而且提供了来自两种不同环境的可食用植物。在发掘纳图夫遗址的过程中找到了大量瞪羚骨。其他动物也被狩猎,比如鹿和小猎物——狐狸、蜥蜴、鱼和鸟。瞪羚骨所透露的不仅是纳图夫人的食谱,它们还表明,人们可能整年都生活在村子里。
我们从瞪羚的牙齿了解到这些。与所有哺乳动物一样,瞪羚的牙齿主要由牙骨质组成,在动物活着时会缓慢地一层层生长。在生长最快的春天和夏天,骨质层是半透明的。在生长受限的冬天,它们是黑色的。因此,通过从牙齿上切片并检验最后一层牙骨质,我们可以确定动物被杀死时是夏天还是冬天。
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的动物考古学家丹尼尔·利伯曼(Daniel Lieberman)用这种技术研究了在西亚各地的纳图夫遗址找到的瞪羚牙齿。 [16] 在他检验的样本中,有的瞪羚在春天或夏天被杀,有的在秋天或冬天被杀。他认为这意味着永久居住——用考古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定居”(sedentism)。他对来自更古老遗址的瞪羚牙齿的研究发现,那些地方只在冬天或夏天有人居住,这反映了狩猎采集者流动的生活方式。
尽管某些考古学家坚信早期纳图夫人仍然是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但有更多证据链支持纳图夫人是定居者的观点。 [17] 花费如此之多的气力建造石屋,每年却只住几周或几个月,这似乎不太可能。村中垃圾堆里大量老鼠和麻雀的骨骼同样能说明问题;驯化品种在纳图夫文化中首次出现,可能是为了利用永久人类定居点所创造的新环境而进化出来的。 [18]狗的情况可能正是如此。马拉哈泉村墓葬中的小狗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在纳图夫人的时代,野狼已经进化成了家犬。另一个墓葬中出现狗的例子来自哈约尼姆洞,三具人类和两具狗的尸骨被小心地排列在同一墓穴中。 [19] 这些动物并非被驯服的狼,而是真正被驯化的狗,比它们的狼祖先小得多。所有动物的驯化变种体型都将缩小,我们后面将看到绵羊、山羊和奶牛同样如此。
最早的村子应该对狼颇有吸引力,它们会前来从源源不断的垃圾中取食,或者捕猎丰富的老鼠。这些行为本身应该对纳图夫人有利,能帮助他们控制有害生物的数量。于是,有些动物可能被驯服,用于打猎或者陪伴老人和病人,另一些则被用作警卫犬,在陌生人走近时发出警报。与野生种群分开后,这些被驯服的动物很快在基因上变得不同,因为纳图夫人会控制它们的繁育,以保证某些特征得到扩散,另一些逐渐消失。一类新物种就此问世:家犬。
并非所有纳图夫人都整年生活在村子里——也许没有人这样做。
约旦河谷东面的几个定居点似乎只在短期内使用,比如塔布卡(Tabqa)和贝达(Beidha)。那里既无居所也无墓葬,似乎最可能是临时的狩猎营地,也许与卢伯克在艾兹赖格看到的那些没什么区别。
生活在贝达的人们狩猎山羊、羱羊和瞪羚,还拥有来自红海的角贝。[20] 他们每年是会在真正的村子里度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像早得多的克巴拉人那样过着完全居无定所的生活,至今还不清楚。
一条狗决定跟着两个年轻女人。它看上去非常像狼,蹦跳着从卢伯克身边经过,迅速消失在灌木丛中。卢伯克很快就放弃了跟随的尝试,因为女人们快步走在迷宫般的小径上。那些路虽狭窄但常有人走,在橡树和杏树间蜿蜒而过,穿过羽扇豆丛和山楂丛。卢伯克跟丢了她们,发现自己来到一片更开阔的林地,附近是胡拉盆地的湖边沼泽。小径继续向前,橡树下有几片人工栽种的植物,包括藤蔓交织的豌豆和耷拉着沉重谷穗的野小麦。卢伯克在一片这样的作物边坐下休息,听见远处传来犬吠。
无论被当作宠物还是用于劳动,驯服的狗都很像孩子。它们需要关爱,可以成为建立深厚关系的对象;和今天一样,在纳图夫人的时代,狗也是“人类最好的朋友”。纳图夫人可能把对动物的这种关爱态度延伸到了他们采集的植物身上。我们不应该认为他们采集谷粒、采摘果实和收集坚果完全是出于经济目的,只考虑用最小的努力让眼前的产出最大化。人类学家记录的任何狩猎采集者群体都不是这样,没有理由认为史前人会有所不同。
南非的布须曼人(Bushmen)、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和亚马孙雨林的印第安人都展现了对周遭植物丰富而翔实的了解,甚至是对那些没有经济价值的。常有一部分根和穗被留在地下,确保来年在同一地点还能有收获。人们经常放火烧掉老枝干,促进新芽的生长。
加 州 大 学 伯 克 利 分 校 的 考 古 学 家 克 里 斯 蒂 娜 · 哈 斯 托 夫(Christine Hastorf)强调了“植物培育”对理解植物驯化最早阶段的重要性。 [21] 她提醒我们,除了很少的例外,采集和种植植物的往往是女性,她们常把在家中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关爱用到园中的植物身上 。 纳 图 夫 女 性 可 能 类 似 哥 伦 比 亚 西 北 部 的 巴 拉 萨 纳 人(Barasana),后者在居所附近开辟了“厨房园圃”。园中的大部分植物都是野生品种,但被种植以作为食物、药物、避孕品和毒品。巴拉萨纳人常与亲朋好友交换插条,于是园中每种新增的植物都伴随着一个维持社会关系的故事。此外,许多植物具有与巴拉萨纳人起源神话相关的象征意义。用哈斯托夫的话来说,“穿行在(巴拉萨纳)女人的园圃中就像是在审视她的日常生活、先人谱系和家族社会关系的历史”。 [22]今天的每一位园丁都会理解这点。比如,在我自己的城郊园圃里,我妻子的植物中有的是别人给的礼物,有的标出了我们死去宠物被埋葬的地点,有的是过去20年间我们搬家时从一个园圃移植到另一个园圃的。我妻子每年都会精心收集万寿菊的种子,以便来年重新播种。她的祖母生前也每年播种万寿菊;许多年前,她把自己亲手收集的种子交给了孙女。
我们不知道纳图夫人对身边的植物有何看法。但鉴于他们定居点的永久性,需要养活的大量人口,还有数量众多的磨石、研杵和石臼,他们似乎用一种会被我们视为种植的方式打理野生植物。我觉得那几片野谷、坚果树、羽扇豆、野豌豆和小扁豆可能被当成了野生园圃,它们得到控制和管理,在社会关系中发挥作用并被注入了象征意义,就像在巴拉萨纳的厨房园圃那样。多萝西·加罗德把纳图夫人视作农民的观点也许有误,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他们是相当特别的园丁。
在这点上,一些来自纳图夫遗址的手工制品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可能如实描绘了园圃本身。在哈约尼姆发现了一块约为10厘米×20厘米的长方形石灰石板,上面刻的线把表面分成不同区域。欧弗·巴尔—约瑟夫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纳图夫艺术专家安娜·贝尔菲——科恩(Anna Belfer-Cohen)提出,可以认为这种图案“标明了具体的领地或某种‘田地'” [23] ,也许是通过小径来分隔的。这块石板并非独一无二,另一些石板上也有类似图案,虽然可能不是对田地或园圃空间的精确描绘,但它们可能呈现了抽象的版本——就像伦敦地铁路线图那样。
早晨,约翰·卢伯克翻读《史前时代》,在胡拉盆地的纳图夫世界中观察鸟类。当高升的太阳烤散了晨间的几缕云彩,一对秃鹫在明澈的蓝天上盘旋,一队大雁飞抵湖上,鸣禽落到野小麦上吃起谷粒。
正当卢伯克决定返回马拉哈泉村时,来了一群女人,站在他身边检视小麦。她们发出咒骂,因为小麦比她们预料的成熟更快,她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会有不少损失。几分钟后,女人们开始干活,用卢伯克看到的挂在131号屋中的那种燧石刃镰刀割麦秆。她们从底部切断茎干,以便同时获得麦秆和谷粒;正如她们所担心的,麦穗一碰就破,麦粒连在一起聚成的许多小穗散落到地上。她们干得很快,将麦秆和麦穗堆积起来并绑成捆。
回到村子后,麦穗被敲打进木碗里,以便分离出剩余的小穗;人们还加入烧红的石头,并摇晃木碗。卢伯克推测,这会烤干小穗,让它们变得很脆。然后,它们被倒进空的木臼中,靠碾压脱出谷粒。木臼里的东西被倒到树皮做的托盘上,通过簸扬分离和去除谷壳。 [24]谷粒被倒回木臼中,仔细地磨成面粉。加水混合制成面团后,它们被放在滚烫的石头上做成扁平的面饼。这一切距离谷粒生长在马拉哈泉村的野生园圃中,仅仅过去了几个小时。
我们知道纳图夫人用镰刀收割野谷。从它们装饰性的手柄来看,这也许是一种被赋予了象征意义的活动,就像采摘万寿菊之于我的妻子。用镰刀收割比起将谷粒敲进篮子要高效得多,因为这减少了掉到地上未能收集的谷粒数量。 [25] 纳图夫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新式收割法的另一个影响:用镰刀收割为从野生到驯化品种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我们还记得,野谷与驯化谷类的主要差别是谷穗的易碎性——野生品种成熟时,谷穗会自然破裂,将种子撒到地上,而驯化品种的谷穗仍然完整,“等待着收割者”。在野生谷类中,总会出现少数谷穗相对不易碎的植株——这种基因变异非常罕见,据戈登·希尔曼估计,每200万至400万棵易碎植株中,只有1到2例变异。
敲打茎秆并用篮子接住掉落谷粒的人不会采集到基因变异的植株。只有当用镰刀收割时,来自这些植株的谷粒才会与正常易碎植株的谷粒被一起采集。设想一小队纳图夫人开始收割野谷的场景:如果小麦或大麦已经成熟,来自易碎植株上的许多谷粒已经撒落在地,但罕见的不易碎植株的谷穗仍然完整。因此,当谷物被收割时,收获的谷粒中来自这些植株的种子比例相对要高于它们在林地或草原上的比例。
现在,设想纳图夫人重新播种从前一轮收获中留下的野生谷粒,或者把它们种到用棍子钻出的洞里乃至耕过的地里,这样会发生什么?谷种中来自不易碎变种的比例将相对较高。当人们用镰刀进行新一轮收割时,不易碎的变种将再次被顺利收获,在成果中占据更高的比例。如果这一过程一再重复,不易碎的品种将逐渐占据主导。最终,它们将成为唯一留存的品种——“等待收割者”的驯化变种将就此诞生。但如果遭到遗弃,驯化品种会逐渐消失,因为它们无法自行繁衍,而新的基因变异(谷穗易碎,就像最初的野生品种)将成为唯一能够繁衍的种类,很快再次统治田野。
戈登·希尔曼和威尔士大学的生物学家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es)用他们的植物基因与古代采集技术知识(多数通过实验获得)估算了从野生到驯化品种的变化需要多长时间。 [26] 通过计算机模拟,他们证明在理想条件下,最少只需20个收割和再播种周期就可以将易碎的野生小麦变成不易碎的驯化变种。在更现实的条件下,200到250年是最可能的转变周期。
考古学证据显示,纳图夫文化时期并没有发生这种转变。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到驯化品种和野生品种谷粒的形状差异,虽然纳图夫考古记录中发现的谷粒很少,但已知的显然都是野生品种。我们要再等至少1000年才能在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和艾斯沃德丘阜(Tell Aswad),以及巴勒斯坦的耶利哥等定居点看到最早的驯化谷粒。因此,纳图夫人似乎在30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用他们的镰刀收割野谷,没能完成从易碎到不易碎植株的进化飞跃。
对此似乎有个非常简单的解释,由罗曼娜·翁格尔——汉密尔顿(Romana Unger-Hamilton)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某项了不起的研究提出,当时她在伦敦大学考古系工作。 [27] 在戈登·希尔曼的指导下,她花费了许多个月来再现纳图夫人收割野谷的方法。她在迦密山的山坡上、加利利海周围和土耳其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控制实验,使用同样是骨质手柄和燧石刀刃的镰刀收割野生小麦和大麦。然后把刀刃放到显微镜下,检验上面的“镰刀光泽”痕迹——不同种类和不同成熟阶段的谷物留下的光泽在质地、位置和亮度上各不相同。
翁格尔——汉密尔顿发现,真正纳图夫刀刃上的光泽与她用来收割尚未成熟的谷物时所用刀刃上的最接近。那种状态下,易碎品种只会掉落一点点谷粒,来自不易碎变种的种子比例几乎与野生状况下一样微不足道。因此,即使纳图夫人通过播种获得新一轮收获,不易碎变种也无法获得统治地位。收割不成熟谷穗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这避免了易碎品种大部分谷粒的损失,否则它们可能已经掉到地上。
另一个阻碍纳图夫文化时期出现驯化谷物的因素可能是他们的定居生活。巴黎亚莱斯研究院(Jàles Research Institute)的帕特里夏·安德森(Patricia Anderson)开展了与罗曼娜·翁格尔——汉密尔顿类似的研究计划,证实了后者的许多结论。 [28] 她还发现,当用镰刀收割野谷时,即使它们仍处在“不成熟”阶段,掉到地上的谷粒也完全足够实现来年的收成。因此,纳图夫人只有在开辟一片全新麦田时才需要播种,其他情况下,他们可以依赖现有麦田的“再生”。
所以,即使纳图夫人采集的谷粒中不易碎变种的比例较高,除非他们在新的地方开辟新的麦田,否则这些变种将永远没有机会成为主导品种。随着纳图夫人成为定居者,他们不再开辟新地,一直在地中海林地的野生园圃中种植野生谷物。
关于纳图夫人、他们的园圃和植物采集活动的上述观点有一个明显缺陷:从他们的定居点很少发现植物残骸。这既是因为保存条件差,也因为许多发掘活动是在现代复原技术出现前展开的。为了寻找公元前12000年植物采集性质的直接证据,约翰·卢伯克不得不离开地中海林地和纳图夫文化。他必须向东北跋涉500千米,来到位于幼发拉底河洪泛平原的另一个狩猎采集者村子:堪称惊奇的阿布胡赖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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