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火与花
狩猎采集者和森林草原,公元前20000—前12300年约翰·卢伯克无法入眠,他坐在湖边,一边看蝙蝠嬉戏,一边享受着夜晚的微风。湖对岸,月光映出了在树林边吃草的鹿。奥哈洛的茅舍位于他身后,距离岸边只有几米。屋中现在空无一人,因为人们都围着缓慢燃烧的火堆睡在星空下。茅舍的地面没有打扫——有的散落着燧石屑,有的留有最近用餐的残渣。屋内房梁上挂着一串串鱼和一把把草药,柳条篮子和木碗堆放在墙边。
有人发出叹息并转了个身,一个哭喊的孩子得到了安抚。一阵疾风从奥哈洛的茅舍间掠过,树木发出沙沙声;火堆噼啪作响,一团余烬被卷至空中。它盘旋上升,然后飘落,但没有落到火堆里,而是掉到了覆盖着茅舍树枝屋顶的干草上。
空气中弥漫着木头燃烧的烟味。卢伯克深吸了一口,以为它来自正在熄灭的火堆。但烟雾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浓,变成刺鼻而可见的烟云。卢伯克咳嗽起来,他转过身,看见茅舍着了火。人们已经惊醒,他们拆掉茅舍,踏灭火焰,又跑去取水。但微风轻易地打败了这些忙乱的努力——风卷起一堆燃烧的树干、叶子和树枝,把它们吹散到四处。现在,第二座茅舍被点燃,然后是第三座。人们退却了。他们掩住脸,紧紧拉着自己的孩子们,聚到湖边眼看着营地燃烧。
奥哈洛的大火也许只用了几分钟就把一片茅舍变成了一圈烧焦的废墟。确切的起火方式无从得知——也可能是人们故意焚烧长了跳蚤和虱子的茅舍。但奥哈洛人的悲剧成了20世纪考古学家的幸事。几年后,上升的湖面缓慢淹没了这片营地,使其免于腐烂。奥哈洛从人们的视线和记忆中消失,直到1989年的旱灾导致水平面下降9米,露出了曾经是茅舍的焦炭圈。
海法大学的达尼·纳德尔(Dani Nadel)开始仔细发掘这片极不寻常的遗址,他和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对奥哈洛人在末次冰盛期使用的动植物种类之多样感到吃惊。 [1] 在第一个发掘季带来的巨大兴奋感过后,又过了十年,水位才下降到足以让纳德尔继续工作。非常幸运的是,1999年他开始工作时我也在那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富田园色彩的发掘之一——炽热的太阳、闪光的蓝色湖水、遮阳棚下的土沟里显示出远古生命的遗迹。
早晨,奥哈洛人在热灰和仍然冒烟的定居点废墟中搜寻。他们拣出了几件宝贵的物品——一把骨柄的燧石小刀,一条在火中幸存的织毯,一把被烧焦但还能修复的弓。他们带着这些物品离开,向西进入橡树林,准备寻找另一片营地。
如果他们是农民而非狩猎采集者,这场火摧毁的将不仅是树枝建造的茅屋,而极有可能是木屋、畜圈、围栏和堆放谷物的仓库;他们的畜群可能逃走,甚至死在火焰中。农民不会抛弃定居点,而是会留下来重建家园,因为他们在周围的土地上也投入了心血:清理林地、建造围栏和种植作物。但奥哈洛人可以直接消失在林地中,向西前往地中海沿岸平原。 [2] 卢伯克决定等等再进入林地,他起身绕过湖泊,走进了草地和东面平缓丘陵上的树木中间。
森林草原——草、灌木和花在稀稀落落的树木下蓬勃生长的地貌——对人类的历史进程非常关键。它能向狩猎采集者提供种类繁多的植物性食物,包括小麦、大麦、豌豆、小扁豆和亚麻等最早被驯化的庄稼的野生亲戚。类似的植物群落今天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在戈兰高地(Golan Heights,太巴列湖以东丘陵今天的名字)更是不见踪影。
重建史前地貌的植被是理解过去的必要条件。人们通常靠分析花粉粒来做到这点:花粉是种子植物的雄性生殖细胞(或称配子),其作用是抵达花朵的雌性部分并完成受精。幸运的是,许多花粉没能做到这点,而是白白落到地上。一旦被科学家发现(也许此时花朵已经死了几千年),它们就可以扮演另一个角色,告诉我们冰河期世界变化的地貌中曾经有哪些植物欣欣向荣。 [3]来自不同种类植物的花粉粒完全不同。它们在肉眼看来只是微粒,但在双筒显微镜下则各具特色。比如,松树的花粉粒有两个翼囊,而橡树的花粉粒看上去是颗粒状的,每条边有三个裂口。用电子显微镜放大时,它们会呈现出一系列奇异的超现实3D带刺球体和其他奇妙的形状。
花粉粒从草、灌木和乔木的花朵上落下,常常陷入池塘或湖泊的淤泥中。随着更多同样带着花粉的淤泥开始堆积,它们被埋了起来。
更多的淤泥,更多的花粉,也许来自开始在附近生长的某些完全不同的植物。这样的过程可能延续几千年,直到湖泊被淤泥完全填满。
从这种沉积物中可以提取“芯”,即泥土或泥炭的细圆柱,上面的每一英寸都会把我们带到更久远的过去。孢粉学家(花粉粒的专业研究者)像切萨拉米香肠那样切开这些芯。他们从每个切片中分离出花粉粒,从而找出当某层淤泥位于最上方时,附近生长着什么植物。
通过比较来自连续切片中的花粉,他们重构出植被是如何随时间改变的。通过对埋在芯中的茎、叶或种子进行放射性碳定年,他们可以勾画出植被变化的历史。 [4]当卢伯克旅行到欧洲时,将有许多“花粉芯”供我们检验。它们显示了苔原如何变成林地,然后又变了回去。但西亚很少有这种芯,而且几乎没有很深或包含保存良好的花粉的芯。不过,其中一个芯极具价值,它采自加利利海以北20千米处的胡拉(Hula)谷地的沉积物。 [5] 这个芯长16.5米,包含了上至末次冰盛期奥拉洛人在湖边定居时的沉积物,它能告诉我们空气中曾经飘浮着何种花粉。
花粉证据显示,当猎人们从地中海沿岸地区向东迁徙时,林地消失了,只留下草和灌木之间的零星树木,即森林草原。一过约旦河谷,树木就变得不那么茂密了,不过在通往高原的斜坡上仍有留存;再往东前行,草和灌木本身也开始减少,直至进入沙漠——就像今天当地的情况。但在沙漠中也有绿洲,特别是在艾兹赖格(Azraq),那里的内陆湖不仅吸引了许多鸟兽,而且引来了猎人和采集者。在草原上一大片生机勃勃的红罂粟中小憩后,卢伯克现在正前往艾兹赖格。
[6]花粉证据本身无法提供关于冰河期草原的准确画面。不同种类的禾本科植物——包括野生谷类——无法通过花粉粒轻易区分,而任何虫媒植物都比例偏低,因为它们产生的花粉数量有限。因此,考古学家考察了西亚现存的少数几处草原,特别是那些没有放牧大量绵羊和山羊的,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军事训练基地。它们为无法仅凭考古证据复原的古代植物群提供了参考。 [7]来自伦敦大学学院考古系的戈登·希尔曼(Gordon Hillman)是世界上最顶尖的“考古植物学家”之一。他研究现代草原植物群已经超过30年,影响了一整代学生从事类似的工作。他展现了史前草原如何由齐膝高的多年生灌木和种类丰富的草组成,前者长着多肉的小叶片,植物学家称之为蒿和藜。有的草会长成硬而粗糙的草丛,而更高的“羽状”草形成了一片随风飘摆的银色羽毛的海洋(希尔曼语)。
每到春天,草原将变得花团锦簇,蓟、矢车菊、野茴香和各式各样的其他植物色彩缤纷、香气奔涌。
考古植物学家不仅研究现存的草原植物群,也研究传统社会的人们(比如美洲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原住民)如何从这些植物获得食物。他们证明,对于懂得植物学知识、知道该吃什么的人而言,草原上到处是主食和美味。老鹳草、天竺葵和野生欧洲防风草等植物能提供粗大的块根,藜能提供大量种子,野生禾本科植物能提供谷物。
理解这些植物的营养价值对重建史前草原生活至关重要。不幸的是,关于采集的具体是哪些植物,证据非常有限。不同于石质手工制品,植物残骸一被丢弃,几乎马上就会腐败,除非极端干燥、水淹或高度碳化阻止了腐败过程——就像在奥哈洛发生的情况。但即使在该遗址被烧焦的残骸中,也找不到多肉的蔬菜和叶片的踪迹,尽管它们很可能就在采集的食物之中。
回顾历史,我们知道野生谷类是森林草原上生长的最重要植物。
野生和驯化品种的关键区别在于谷穗。野生谷类的穗十分脆弱,成熟时能自动破裂,将种子撒到地上。驯化品种则不是这样,它们的穗仍然完整,需要通过脱粒分离出种子。所以,驯化品种离开了人的管理就无法生存,因为它们无法靠自身播种。
豌豆、小扁豆、苦野豌豆和鹰嘴豆等其他早期驯化作物同样如此。就像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野生和驯化谷类基因的专家丹尼尔·佐哈里(Daniel Zohary)曾经解释的,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等待着收割者”。 [8] 他揭示从野生到驯化的改变取决于某个基因的变异。这种变异的另一个后果是发芽方式的变化:成片的野生植物中,不同个体的发芽和成熟时间会略有不同——这保证了至少它们中的一些能够成熟,在降水无法预测的情况下为下一年提供种子。而驯化品种则都同时发芽和成熟。它们不仅等待收割者,还让他(或她)的生活轻松许多。
农业的起源与上述驯化的谷类和豆类品种,以及被用来生产最早的亚麻布的亚麻植物的出现密切相关。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只可能发生在人类干预植物生命周期的情况下——人类修改食物基因的历史可谓非常悠久。
但这不包括奥哈洛人和他们的同时代人。为了收获野谷,他们用棒子击打植物,好让谷粒落到下方的篮子里。这也是许多近代民族所用的方法,比如北美印第安人就这样收集野草的种子。为了保证效率,人们必须找准收集的时间——如果谷物没有成熟,只有很少谷粒会落到篮子里;相反,如果谷物熟过了头,许多种子已经掉到了地上。有的掉进缝隙,获得温暖、享受雨水的滋润,将在春天时发出新芽;另一些——可能是绝大多数——则被鸟儿和啮齿动物贪婪地吞噬。
植物对奥哈洛人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生活在林地和草原的动物。奥哈洛人在整个地区最喜欢的猎物是瞪羚,后者分成好几种,各自适应了不同的栖息地:山瞪羚生活在地中海地区,小鹿瞪羚生活在崎岖的山地,波斯瞪羚(鹅喉羚)生活在东部草原。黇鹿在黎巴嫩山区觅食,野驴在草原上吃草,而野山羊则在山地的峭壁间穿梭。在林地可能会找到野牛、狷羚和野猪,还有其他许多较小的哺乳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从奥哈洛发掘的动物骨骼告诉我们,上述物种中有一部分是狩猎对象。鱼捕自加利利海,也可能来自地中海。海岸线能提供许多种类的鱼,还有蟹、海草和贝类。但这些东西是否也被奥哈洛人采集,我们只能猜测:早在考古学家能够开始工作前很久,这些海岸线就已经被淹没,北方大冰盖的融水导致海平面上升,冲走了所有沿海定居点。
当卢伯克攀上熔岩砾石形成的最后一道山脊时,艾兹赖格映入了他的眼帘,那里曾被劳伦斯(T. E. Lawrence)称为绿洲的女王。
[9] 从加利利海到这里,他走过了100千米,途中很大一部分是穿越夜晚寒冷刺骨的荒芜沙漠。现在,他把目光投向初升朝阳下波光粼粼的湖水彼岸。羚羊小心翼翼地穿过周围的沼泽;随着树木的形状显露,更远处的一抹紫色正在变成枝叶,呈现出一片鲜艳的绿色、黄色和棕色。鸟儿叫声甜美,湖周围许多营地的火堆冒出轻烟,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这些是在冬季集中到艾兹赖格的猎人,他们分散在草原和沙漠各地度过了夏天。现在他们再次相聚,以便交换消息、重拾友谊,也许还要庆祝一场婚礼。他们还带来了贸易品:来自红海和地中海岸边的贝壳、雕有纹饰的木碗和毛皮。
卢伯克白天在沼泽探索,观察水鸟,在湖中游泳。休息时,他拿起自己那本已经翻烂了的皮面《史前时代》,被上面描绘手工制品和墓葬的优美插图所打动。完整的书名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它的主题:
《古代遗物与现代野蛮人的举止和习俗所展现的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 as Illu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 )。书中很多内容是关于野蛮人的,将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爱斯基摩人(因纽特人)等部落民族描绘成石器时代的活化石。卢伯克随机选择一章读了起来,发现虽然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作者认为史前人类头脑幼稚,但还是对他们制造工具的技术表示了钦佩,特别是加工燧石的技术。
傍晚,卢伯克来到一处小营地,那里刚好位于一块突出地面的玄武岩下方,旁边是小溪蓄积而成的一池清水。人们搭建了简陋的居所:羚羊皮用兽筋绑在一起,以脊檩和用石头固定在地上的木桩支撑。考古学家将不会找到这处居所的任何痕迹,而一男两女在屋外从事的工作则相反:他们正在制造石质工具,弄出一大堆燧石片。他们盘腿而坐,带着用管状贝壳(我们称之为角贝)做的项链。有个孩子坐在他们附近玩石块,不知不觉地学着制作工具的技艺。一个小得多的孩子睡在居所的阴影里,有个老妇人正在那里慢慢地用玄武岩臼碾磨种子。脊檩上挂着一只兔子。
他们中的另一个成员正在从事对整个史前世界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工作:生火。一个年轻女人蹲在地上,用脚趾踩着一块软木。她手里拿着一根用较硬木头做成的细棒,在软木的小缺口上飞速转动,并加上几粒沙子增加摩擦力。过了不久就积攒了一小堆木屑,然后冒出了火花。她放上一些干草,很快点燃了旁边的火炉。卢伯克将在世界各地看到这种技术被反复使用,他本人也将用得炉火纯青。他还会看到另一种取火方法:敲击脆弱的燧石制造火花。但现在,他更感兴趣的是观看制造石质工具的过程,看看那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对于这其中所需技术水平的观点是否正确。
正在被加工的石块(或者石芯)来自艾兹赖格附近的一处石灰石突岩,上面散布着燧石块。人们用玄武岩制作的锤石敲去石灰石的厚壳,露出石芯。做完上述准备后,石芯边缘长而薄的燧石条被小心地剥下来。这些燧石条或者刃片长度为5厘米到10厘米不等,许多和其他废物一起被丢弃,少数被放到一边。
加工石头的人一边干活一边聊天,有时会因为纤薄的刃片意外折断而咒骂几句,有时则对石块碎成两半后露出的化石贝壳评头论足。
卢伯克捡起一块石头和锤石,试图造出刃片,但结果只搞出些粗大的石屑,一根手指还弄伤流血了。他想起《史前时代》中关于燧石工具的一个段落:
“尽管制造这些石片看上去很容易,但只要稍加实践,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都会相信其中需要某种窍门,挑选燧石时也必须仔细。” [10]燧石工极富技巧地把他们挑选的刃片加工成型,用尖石凿去微小的石片,把刃片变成各种小工具——有的带尖端,有的背部弯曲或者端部类似凿子。 [11] 更准确地说,它们是用来组成工具的零件:这些“细石器”(microliths,考古学家的称呼)将被插进苇秆中制成箭杆,或者插到骨柄上制成小刀。折断的箭尖和用钝的刃片将被拆下扔进垃圾堆。任何不合适的细石器也会被扔掉——工匠们宁愿花点时间另做一个,也不愿冒险损坏贵重得多的柄部。
奥哈洛人也制作类似的细石器。事实上,此类制品的加工从末次冰盛期以来就遍及西亚各地,并将持续几千年。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细石器和制作它们时产生的垃圾是该时期西亚考古记录的主要内容,被用来定义“克巴拉文化”(Kebaran culture)。 [12]卢伯克看到的那堆加工中的细石器和石片最终被伦敦大学的安迪·加勒德(Andy Garrard)发掘。20世纪80年代,作为约旦的英国安曼学院院长,加勒德在艾兹赖格盆地开展了一个重要的发掘项目,旨在记录狩猎采集者和史前农民存在的证明。在距离艾兹赖格湖10千米的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Wadi el-Uwayndi),他找到了两大堆燧石片和细石器,还有玄武岩磨石,几颗角贝珠,以及瞪羚、乌龟和兔子的骨化石。 [13]加勒德发现了大量此类遗址,其中一些被反复使用了数千年,留下一系列巨大的器物堆。 [14] 艾兹赖格的诱人之处可能是来此喝水和采食湖边植物的瞪羚群,它们的数量很可能非常大,而且每年、每天都在可预测的时间到来。狩猎采集者可能知道时间,大批赶来捕捉这种脆弱的猎物,他们可能还会回到前一年用过的营地。磨损的工具和制作新工具产生的废物被丢弃在现有的大堆垃圾之上,最终成为安迪·加勒德发掘时面临的艰巨任务。
在加勒德的工作开始前2万年左右,卢伯克看到两个男子抵达了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的营地。他们的狩猎收获寥寥。暮色降临,人们烤着穿在木条上的野兔,就着盛在倒置龟壳里的浓粥一起吃。 [15] 附近的营地有人来访,需要准备更多食物和柴火。很快就聚集了至少20个人,他们的谈话不知不觉间汇成一首轻柔的歌。卢伯克爬上附近的玄武岩山崖,俯视着简陋的居所、火堆和坐着的人群。星星出现,月亮升了起来。这幕景象不仅在艾兹赖格盆地各处,也在整个西亚多地出现——考古学家们只能通过他们留下的石器堆来了解这个狩猎采集者的世界。
在随后的4500年里,当地的植物和人口密度都将大大增加。到了公元前14500年,艾兹赖格以西,曾经的荒漠将被草、灌木和花朵覆盖。树木将在曾经的空旷草原上蔓延开来。
随着西亚变得更加湿热,那里的动植物也变得更加丰富。这种环境变化的直接证据来自胡拉湖的泥芯。泥芯上溯到公元前15000年左右,显示由橡树、开心果树、杏树和梨树组成的茂密森林显著增加。
这个温度和湿度升高的时期在公元前12500年达到顶峰,即冰河晚期间冰期。
上述植被变化使草原上可获得的植物性食物大大增多。 [16] 根部可食用的植物曾经很少,但现在变得充足,如野萝卜、番红花和麝香兰。野生禾本植物欣欣向荣,不仅享受着更加温和的自然条件,而且四季更加分明——冬天更为湿冷,夏天更为干热。我们必须设想草原各处出现了大量野生小麦、大麦和燕麦,周围是零星的树木。事实上,在整个新月沃地,狩猎采集者所能获得的野生植物性食物大大增加。
在这个更加暖湿的世界里,人类的数量开始增加。营养的改善让妇女可以生育更多孩子,而且他们中有更多的人能活过婴儿期,最终繁衍自己的后代。他们分散到新的林地和草原各处,并开始在此前过于寒冷和干燥的高原地区狩猎。
虽然人口增加了,但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末次冰盛期在奥哈洛和艾兹赖格驻营的人相比,几乎没有改变。不过,考古学家发现了人类文化中新的一致性。 [17] 公元前14500年后,从幼发拉底河到西奈(Sinai)沙漠,从地中海到沙特阿拉伯,人们都使用形状类似的细石器和加工方法。随着人数的增加、活动范围的扩大和人们的频繁相聚,各种老式的工具制造传统已经式微。整个地区的人们开始选择使用长方形和梯形的细石器。在随后的2000年间,它们变得比其他所有形状都更受欢迎。
最大的遗址依然出现在艾兹赖格盆地和地中海丘陵的林地中。有新的定居点出现,比如坐落在以色列迦密山(Mount Carmel)西麓的大卫绿洲(Neve David)。 [18] 来自海法大学(Haifa University)的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发掘出了一座石头建造的圆形小屋和墙壁的废墟,还有许多石质工具——玄武岩的磨石和臼、石灰石的碗、贝壳珠串和一处人类墓葬。骨架右侧朝下放置,双膝在身下紧紧地蜷起。两腿间放了一块平整的磨石,头骨上方放了一只打破的臼,肩颈后面是一只破碗。在墓中放置碾磨植物的工具暗示了这种活动和食物来源对大卫绿洲居民的重要性。考夫曼认为,臼被打破的事实非常重要:这表明它“死了”,就像墓中之人死了那样。
从埃尔乌瓦伊尼德山谷出发,穿越150千米和6000多年,卢伯克回到了地中海地区的茂密林地。现在是公元前12300年的一个秋日午后,他正站在胡拉湖西岸,向西眺望被橡树、杏树和开心果树覆盖的山丘。在东向的山坡上坐落着一个定居点,分布着由红色、黄褐色和棕色的兽皮和树枝建造的屋子,几乎与周遭的林地融为一体。它比卢伯克见过的其他任何定居点都要大得多,真正称得上是一座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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