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沿长江而下
水稻种植的起源,公元前11500—前6500年卢伯克开始了另一段独木舟之旅,这次他沿着长江而下。在从东南亚雨林出发的长途跋涉中,他穿过了高原、广阔的盆地和中国南部武陵山脉的深谷,沿着后者进入云贵高原上的山谷。这段旅行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穿越茂密的落叶林地,经过鹿、猪、貘和熊猫出没的地方。当树林变成草地时,他看到了更大的动物:犀牛。有一次还见到了剑齿象——这种象科动物长着挺直的象牙,外形类似北美的乳齿象。 [1]他遇到了许多狩猎采集者群体。他们在林地追踪动物,采集各种坚果、浆果和块根,从河流和湖泊中捡拾贝类。公元前14000年,卢伯克和位于今天中国南部贵州省白岩脚洞的几个家庭共处了一段时间。
他坐在他们的火堆边,看着人们从石头上凿下石片,石片的形状和大小几乎无人关心。
白岩脚只是那些狩猎采集者使用的几个据点之一,他们季节性地在山间、峡谷、林地和平原上来回迁徙。至少我们必须这样认为。更新世末的考古遗址在华南极其罕见,我们对冰河期世界该地区人类的生活方式几乎一无所知。白岩脚于1979年被发掘,提供了一批用石灰石、黑硅石、砂岩和石英制作的宝贵器物。 [2] 发掘出的骨骼同样珍贵,它们来自多种动物,包括剑齿象、貘、鹿和猪,也有的来自熊、虎和鬣狗。因此,在对切痕和咬痕进行研究前,我们无法确定其中有多少来自人类活动,有多少是食肉动物巢穴中的残骸。
当卢伯克从白岩脚向北而行时,林地逐渐变得开阔,树木从阔叶品种变成了冷杉和云杉。气温下降,寒风开始席卷光秃秃的山峰。狩猎采集者也发生了改变,他们的食物选择减少,许多人现在依靠每年猎杀迁徙的马和鹿为生,就像卢伯克在冰河时代的欧洲所看到的。用野兽毛皮缝制衣物变得必不可少,同样不可或缺的还有在寒冷的冬月里找到山洞躲避。
当卢伯克来到四川盆地时,他看到了宽阔的长江。江岸上有一队猎人,他们把自己的东西塞进独木舟,然后向东进发,在秋天捕猎完山羊后返回低地。卢伯克爬上船,坐在一捆捆羊皮间,找到一把多余的桨划了起来。
今天,四川盆地标志着船只在长江上航行的极限。长江发源于西藏高原上5000米高处的积雪和冰川,经过6300千米后注入东海。沿江边很少发现公元前20000—前5000年间的考古遗址,尽管我们必须假设这条河对史前的狩猎采集者非常重要,就像对今天的中国人那样。不幸的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切知道了,因为三峡大坝正在建设。 [*]到2009年,大坝将装备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机,需要在坝的背面形成长达600千米的水库。大量已知的考古遗址将被淹没,新发现的可能性将完全破灭。不过,失去可能堪比阿布胡赖拉、红崖和内瓦里乔利(同样因幼发拉底河上的水坝而被淹没)的遗址对中国来说是比较次要的问题。水库将淹没150座村镇,让多达200万人背井离乡。 [3]现在是公元前13000年。卢伯克的手指和脚趾被冻僵了,当独木舟逆着寒风在长江上蜿蜒而行时,他僵硬的关节和疲劳的肌肉几乎无法划动船桨。幸运的是,他的同伴们生性顽强,而且熟悉冬天到来时的这条路线。独木舟绕过一处岩石岬角,进入垂直的石灰石山崖之间黑暗而狭窄的水道。断裂成奇异形状的饱经风雨的高耸石崖将好几千米宽的河面压缩到不超过50米。
这里是宜昌峡口,长江上最壮观的风景之一:江水在这里离开了武陵山脉 [†] 的崎岖土地,流向两湖盆地的平坦湿地。 [4] 时间在这条隧道般的通道中快速流逝。每划一次桨,卢伯克就看到10年过去,然后是一个世纪。几分钟后,他来到了公元前12000年,裸露崖壁外的世界发生了变化。气温上升,降雨增加,茂密的林地在峡口外曾经荒芜的丘陵和山坡上扩散开来。 [5]冰河晚期的间冰期到来了。在西亚,纳图夫文化正欣欣向荣,而在智利南部的蒙特贝尔德,人们正在建造房屋和喝茶。在中国,橡树、榆树和柳树正在取代零星的松树和云杉,树木之间则长出了茂密的蕨丛。河流因山顶冰川的融水而上涨,溪流开始从崖顶倾泻而下,岩缝中突然长满了铁线蕨,狭窄的悬崖边缘盛开着野花。卢伯克的同伴也变了,他们用轻便的短皮袍取代了厚厚的毛皮。他们的脸曾经隐藏在覆盖着冰霜的风帽和胡须背后,现在则在日光下熠熠生辉。一包包羊脂被装着橡子和浆果的竹篮取代。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10500年。随着寒冷时期来临,太阳躲到云后,峡谷间再次刮起了刺骨的风。 [6] 又划了几下船,水位开始下降,河岸高高地突起在河道上方。一团团白雪在山顶周围飞舞,瀑布结冰,花朵在卢伯克眼前凋零。悬崖那边,冷杉和云杉卷土重来,橡树和蕨类在干旱和寒冷面前枯萎。毛皮衣物和羊脂回到了独木舟上。
公元前10000年后不久,一波剧烈的全球变暖拉开了全新世的帷幕。长江河谷沿岸的冷杉和云杉再次被阔叶和常绿林取代,小草被蕨类征服。卢伯克在公元前9500年离开峡口,他的同伴们再次换上了适合更温暖世界的衣物。篮子重新出现,还多了前所未有的东西:陶器。长江把卢伯克带到一片有着茂密森林、延绵丘陵和繁茂的河畔芦苇丛的世界。河流开始在两湖盆地的平原上蜿蜒、分叉和泛滥。他看到远处一片被树木覆盖的平地上升起了一缕炊烟。这是彭头山村,那里的居民种植并收获一种野草——今天被称为普通野生稻(Oryzarufipogon)。 [7]遇见这些人对卢伯克很重要:通过他们和长江河谷中其他史前居民的努力,这种草将被改造。它曾经只是分散生活在河边和湖畔小村子里的几千个人的食粮,现在却养活着世界各地的至少20亿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食物之一。普通野生稻成了栽培稻(Oryza sativa),野生的变成了驯化的。 [8] 约翰·卢伯克即将见到最早的水稻种植,那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水稻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谷类植物,中国是水稻最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每年收获1.7亿吨稻米。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产量至少增加到原来的4倍,这部分得益于集体所有制,部分得益于新品种的选育和复种,以及机械、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中国因为水稻而成为世界大国,而水稻的驯化历史始于最早种植这种生长在长江河谷沼泽中的野生植物的人。 [9]野生水稻至少有20个品种,方便起见都被称为普通野生稻。 [10]有的作为多年生植物在永久沼泽中蓬勃生长,有的则是一年生,它们所在的沼泽或沟渠通常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会干涸。就像野生小麦和藜麦不同于其野生祖先,驯化水稻也与野生品种不同。不仅谷穗会“等待收获者”而非自行破裂,而且种子会在前后几天内发芽,从而使整片作物一起成熟。和野生小麦一样,野生水稻会陆续发芽,常常持续好几周或好几个月。这保证了至少一些幼苗能找到有利的生长条件——得益于农民的工作,驯化品种可以确保这点。另一个差异是大小——驯化品种的稻米要比野生品种的大得多。 [11]1988年,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中国考古学家裴安平对彭头山进行发掘时,他找到了当时已知最早的驯化水稻痕迹,测定为至少公元前7500年。在他的发现之前,大部分考古学家认为水稻种植始于印度,或者更可能始于东南亚大陆,今天在那里可以找到大片野生水稻。于是,出于与在新月沃地寻找现代小麦和大麦起源相同的逻辑,考古学家们在长江以南很远的遗址寻找水稻种植的起源。
他们最初看似取得了成功。在泰国高原的榕树谷洞(BanyanValley Cave)和暹罗湾沿岸的科帕农第(Khok Phanom Di)定居点找到了据信至少为公元前6000年的稻粒。但放射性碳定年显示,这些样本要晚近得多——科帕农第的不超过公元前1000年,榕树谷洞的只有几百年。 [12]1984年,长江河谷中发现了小片野生水稻。 [13] 人们很快意识到,野生稻在该地区的稀少可以用密集农业习惯摧毁了它们的自然栖息地来解释。彭头山的发掘让长江中游被确认为栽培水稻的可能发源地。于是,人们开始寻找比彭头山更早的遗址,希望找到从野生到驯化水稻的过渡本身,即中国版的哈格杜德道或古伊拉纳奎兹。
理查德·麦克尼什(我们已经提到他在墨西哥中部的工作)和北京大学的严文明一起探索了位于今天江西省长江南岸石灰岩山丘上的洞穴。 [14] 与麦克尼什在墨西哥中部干旱山洞中的经历不同,他们发现中国遗址上的植物已经几乎完全腐烂。幸运的是,洞中沉积物里留存了一些关键的显微证据:植硅石。
植硅石是植物细胞中形成的微小硅粒。来自地下水的硅有时会填满细胞,并在植物本身腐烂后仍然保持形状。由于是无机物,植硅石常常在植物的其他所有痕迹都消失后仍留存在土壤中。此外,不同植物(或者说同一植物的不同部位)会产生不同形状的植硅石。因此,它们能被用来确定曾在土壤中生长,或者作为食物或垃圾被留在那里的植物。
正如有些植物产生的花粉粒比其他的更多,有些则能产生更多的植硅石。禾本科是制造植硅石的大户,而且虽然不同品种的花粉粒几乎相同,它们的植硅石却截然不同。密苏里大学的德博拉·皮尔索尔是水稻植硅石研究的领军者,她发现最与众不同的植硅石来自“颖片”细胞,即稻谷的苞片,因为上面有较长的锥形纤毛或突起。 [15]在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的土壤中找到这些植硅石明确表明那里曾生长过水稻。
不过,皮尔索尔工作的关键在于,颖片植硅石能被用来确定早已消失的水稻是野生还是驯化的——即它们是生长在沼泽中,还是被种植在稻田里。与稻米体积的增大相对应,驯化品种的植硅石也比野生品种更大。 [16] 凭着这种发现,理查德·麦克尼什和严文明发掘的山洞沉积物可能成为确定水稻种植何时何地开始的关键。
吊桶环洞位于一座石灰岩小山的侧面,坐落在长江南岸一片被称为大源盆地的沼泽中 [17] ——与不久前发现的那片野生水稻相距不超过50千米。麦克尼什和严文明在山洞中央开挖了一条5米深的壕沟,露出至少16个整齐叠在一起的居住层。最上面的8层涵盖了公元前12000—前2000年,下面几层的年代尚未确定。每一层中都发掘出动物骨头和石质工具,公元前10000年的那些土层中还有陶片。
虽然完全没有植物残骸,但来自每一居住层面的植硅石还是显示有数种水稻曾被采集。水稻植硅石在洞中下方土层里非常少见,少量样本可能来自被风吹来的干叶,或者来自将山洞用作庇护所的动物的蹄子或粪便。但在公元前12000年左右,水稻植硅石的数量大大增加,无疑反映了山洞的人类居住者正在采集和食用稻米。这些植硅石很小,显示它们来自野生品种,很可能采集自附近沼泽的边缘。时值冰河晚期间冰期特别暖湿的气候,一片片野生水稻可能开始在长江河盆蓬勃生长。公元前12000年后,除了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土层——对应新仙女木时期——洞中的水稻植硅石仍然丰富。在那个寒冷干旱的时期,作为依赖水的亚热带植物,野生水稻显然不出意外地变得非常罕见。
在暖湿气候回归后,水稻再次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在吊桶环洞的连续沉积层中,大粒植硅石的比例不断增加,反映了最早驯化品种的出现。到了公元前7500年,野生和驯化水稻的使用已经平分秋色;1000年后,野生水稻的所有痕迹完全消失了。
公元前6800年,卢伯克来到彭头山,他用了3000年走完从宜昌峡口到这里的250千米路程。这段时间他都在长江上缓慢地划动船桨,从两湖盆地的平原上蜿蜒而过。他的同伴留在了公元前9600年——他们前往一片树林中采集核桃,忘记拴住独木舟,卢伯克被留在船上,小船顺流而下,进一步深入了全新世世界。
随着雨季和旱季变得更加明显,河水每年会上升一点,然后再下降一点。雨季从3月末开始,在8月达到顶峰。水位将上升10米或更多,将大片平原变成看似无边无际的泥泞泽国,昔日的小山成了零星的小岛。 [18] 当水位下降时,地上会留下一层潮湿的淤泥,为今天养活成百上千万人的肥沃农耕土壤奠定基础。
公元前6800年,这片泽国充满了生命:既有成片的鱼,又有成群的水鸟、翠鸟和白鹭;水边的丛林中生活着鹿和貘,较干燥的土地上有马和犀牛。还有人类。他们在船上和陆地上生活的时间几乎一样多,被无穷无尽的打鱼、捕鸟、狩猎和采集的机会惯坏了。为了找到前往彭头山的道路,卢伯克跟着另一只独木舟沿长江的一条支流而行,然后穿过一片小溪组成的网络。此时正值东亚季风来临,溪流网络变成了一整片混浊的水泊。
当卢伯克在6000多年里第一次踏上陆地时,他还要走上一小段路才能抵达村子。他沿着一条常有人走的小径穿过茂密的蕨丛,在一座圆丘的侧面找到了被冷杉和松树环绕的彭头山。当他走近时,在蕨丛上方只能看到两间房屋:那是两间相当大的长方形房屋,用木头柱子、夹皮墙和干草屋顶建成。他又走了几步,看到五六座较小房屋的屋顶,上面铺着芦苇,房屋的底部一定位于地面以下。 [19]当太阳沉到树下,一只鹭飞回鸟巢时,卢伯克走进了村子。村里看不到多少人:有个老妇人在门口睡着了,她本该在照看孩子们;两名男子在用石刀削树枝;一个年轻女人在揉捏黏土。茅屋间有一堆火在缓慢地燃烧,让空气中弥漫着松木烟的气味。
制陶人盘腿坐在竹垫上。她仅在纤细的腰部围着一条小皮裙,头颈上绕着一串贝壳,双乳间挂着一枚骨尖。她留着乌黑的短发,拥有高颧骨、扁鼻子和细眼睛,皮肤在夕阳下闪着光。她在一块木板上挤、搓、揉捏黏土,一边轻声歌唱,偶尔还发出粗重的喘息声,因为需要把自己的那一点点体重都压到黏土上。 [20]卢伯克坐在她身边,小心翼翼地不去遮挡她明显非常享受的最后一缕阳光。她身边是一堆干裂的黏土,显然是早些时候从河岸上挖来的。她逐步从那堆黏土中取一些加入正在揉捏的湿土块,并用木碗往上浇水。每过一会儿,她就会探出身子,从一个篮子里抓上一把东西混入黏土中。卢伯克歪过篮子朝里面看,瞧见了切碎的水稻秸秆、谷壳和谷粒。
在她揉捏黏土的时候,结束了林间和水上一天工作的人们回到村里。一位将捕到的鱼串起挂在脖子上的母亲看到她年幼的孩子们在蕨丛中玩耍。猎人们带来了一串鸭子,但没有本想猎杀的鹿。闷烧的火堆被重新烧旺,雕木人结束工作,和其他人一起坐在火边。
现在,制陶人准备好了一些黏土卷,开始盘起捏制它们,然后将连接部分修整平滑。黏土变成了大约20厘米高的厚壁碗,口大底小。
她用骨尖在柔软的黏土上刻出波浪图案,然后站起身,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她把新碗带回自己的茅屋,和其他几件准备第二天烧制的放在一起,包括长颈罐、浅盘、碟子和碗,都刻上了同样的波浪线条。
卢伯克来到附近的一个火堆旁,在跳动着噼啪作响的火焰边坐下;另一些人也被火堆的光和热吸引,因为现在已经是黄昏。彭头山的许多东西令他感到似曾相识——这里的声音和气味,茅屋和公共火堆的布局,还有当夜晚寒意降临时,人们肩披毛皮的方式。当他环顾四周时,半地下的房屋让他想起了另一座人们同样生活在农业边缘的村子:公元前11500年幼发拉底河畔的阿布胡赖拉。但这里少了些东西。卢伯克一度陷入困惑,但随后恍然大悟:这里没有磨石、手推磨、石杵和石臼。在小麦种植开始之前和之后,新月沃地的村子里有许多此类物品,但在彭头山都不见踪影。
制陶人洗完澡,回来时穿了件披肩。她在聚集起来准备吃饭的家人中间坐下,无意中坐在卢伯克身旁。当火焰开始变小时,串好的鸭子被放在上面烤制;火焰完全熄灭后,用树叶包裹并加了香草调味的鱼被放进灰烬里。最后,一只陶碗被放到滚烫的石头和炽热的木桩上。在分发鸭肉和鱼肉并讲故事的时候,水开始冒泡。很快,卢伯克、制陶人和她的家人将会在彭头山享用煮米饭,就像以后生活在长江河谷的每一代人那样。
裴安平能够发现彭头山的水稻种植完全要归功于他在遗址的许多陶片中找到了烧焦的水稻谷壳、秸秆和谷粒。 [21] 烧制黏土中的植物残骸数量表明它们不是被意外混入的。它们被用作抗裂剂,防止陶器在烧制时破裂。传统陶匠常在黏土中加入沙子或贝壳碎片,但使用植物材料非常罕见,而且可能完全无效——长江河谷中的陶匠很快改用了沙子。因此在彭头山,卢伯克可能见证了人类当初学习制陶技艺时经历的某些试错过程。在吊桶环洞可以看到另一场尝试,那里在最早的陶片中加入了粗粒的碎石。
人们在彭头山制作了多种形状的陶器。大部分外侧呈黑色,因为水稻抗裂剂在火中被烧焦。许多陶器带有纹饰,有的用尖锐物品刺出或刻出,有的用拧起的绳索压印。盘起黏土并非唯一采用的制作方法,有的陶罐完全是捏制而成,或将一片片泥板粘起来。这种泥板技术最早于公元前10000年左右在吊桶环洞被使用,制造出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器。 [22]陶器的发明与最早的水稻种植几乎同时,这不太可能是巧合——此类器具很可能被用于蒸煮稻米。 [23] 直接证据来自一座稍晚些的村子,即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河姆渡遗址,那里发现了一个装有煮熟稻米的罐子。因此,采集和种植稻米的欲望似乎与制陶联系在一起,而由此制造出的陶器又为存储和烹饪稻米提供了新的机会,从而鼓励了更多种植。陶器对水稻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可能就像新月沃地的磨石之于小麦和大麦。没有什么比裴安平在彭头山发现的混入了水稻的陶片更能象征这种亲密关系了。
现在是公元前6800年9月,洪水开始退去。卢伯克在彭头山度过了夏天,学习如何制作陶器,以及如何在明火中或地上挖的坑里烧制它们。现在,一项新工作即将开始,人们每天都在翘首以盼,看着河边的淤泥面积随水位的下降而扩大。全体村民都参与了此事:播种。他们取出收藏的稻米,将其播撒在刚刚露出的淤泥中,既没有耕地,也没有开挖灌溉渠,或者建起土堤留住退去的水。卢伯克也加入进来——他站在深达脚踝的淤泥中,大幅挥动手臂撒出种子,帮助拉开了一场中国农业革命的序幕。 [24]几周后,泥泞的土地上长出了郁郁葱葱的幼苗——因为有的种子比其他的发芽晚,或者没能发芽,一片片绿色与棕色混杂着。稻苗在冬天生长缓慢,地势最高处(那里最早变干)的许多植株将枯萎死去。但在较低处和常年被水浸没的土壤中,它们将在春天降雨重新开始时变得生机勃勃。
5月,庄稼间的长草被除去;6月,水稻开了花;到了8月初,当洪水向村子袭来时,卢伯克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收割它们。每棵水稻被连根拔起,一些谷粒掉进了泥里。没有人在意,因为剩下的足够打谷。
这是一项累人的工作——除了弯腰和拔稻,还要将沉重的篮子带上山,倒在村中越来越大的水稻堆上。
水稻变干后,人们通过击打谷穗让谷粒脱落;秸秆被留下制作屋顶和垫子,或者在制作陶器时与黏土混在一起。帮助打完谷后,卢伯克又参与了脱粒,即将谷粒在木板上摩擦来除去谷壳,再经过扬谷获得稻米。有的稻米被立即食用,有的则被储存起来作为冬天的食物,还有的被留作种子,等待洪水再次退去。
彭头山人用这种方式播种和收获他们的稻米只是我的猜想。在由每年的洪水自然而温和地浇灌的土地上播种是种植水稻最方便的方法,我们已经知道东南亚的许多传统民族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25] 裴安平的发掘没有找到暗示使用了灌溉渠或土堤的证据:他既没有找到挖土的锹和整理土地的锄,也没有找到切割谷穗用的小刀。但彭头山人可能曾用过所有这些工具——它们可能被水冲走了,或者朽烂得荡然无存,或者被埋得太深,导致裴安平没能发现。 [26]上面描绘的洪水“农业”法可以很容易地为驯化水稻的演化提供所需条件。正如野生小麦在西亚的演化那样,必须由人类选出谷穗不破裂的罕见变种水稻,即那些“等待收获者”的。由于无法自行播种,这种变异在野生环境下无法长期延续。但这对早期农民而言是理想作物,因为他们不希望看到自己刚开始收割,成熟的谷粒就陷入泥里。
许多稻穗易碎的谷粒就这样丢失,这个简单的事实意味着在收获到篮子里的植株中,罕见的不破裂变种的比例将相对较高。确保其数量进一步增加的关键不仅是将一部分谷粒用作种子,而且要将它们种在没有野生水稻生长的地方。
只有被种在没有野生水稻的地方,新作物才能反映出被播撒的种子中有相对较高的比例来自稻穗不破裂的变种。这个比例在收获时将进一步提高。最终,经过许多个周期的种植和收获——戈登·希尔曼估计,小麦驯化需要多达200次收获 [27] ——不破裂、同时成熟和大粒的稻米将在作物中占据优势,即栽培稻。如果无人管理,它们将很快消失,因为它们无法自行播种和生存。不过当时它们显然正被人类种植。
公元前6800年的彭头山人可能已经成了这样的农民。保存在他们的陶器中的一些稻粒无疑足够大,可能来自完全驯化的品种。不幸的是,已不可能对稻粒进行详细研究,因为在从保护着它们的陶器中取出时,稻粒遭到了严重破坏。不过,当1997年裴安平发掘了彭头山以北不超过20千米处的另一个定居点时,对于驯化稻在公元前6800年已经出现的任何怀疑都被消除了。
那是繁荣于公元前7000—前5000年间的八十垱遗址。裴安平在当地找到了许多房屋的遗迹,包括一些建造在木桩上的。他发掘了大约100座墓葬,从被水淹没的土壤中找到了大批器物,包括一架木犁的残骸、木锹、芦苇垫、竹篮和藤绳。 [28] 在附近的河床上,他发现了大量植物残骸,包括1.5万粒稻米。对它们的研究确证,八十垱人是种植完全驯化的水稻的农民。 [29]回到长江上后,时间又开始缓慢前行。卢伯克仅用100年就走完了前往长江三角洲的1000千米路程,于公元前6700年来到沿海平原。他看到了大片沼泽和湖泊,还有零星的林地和盐泽,河流和小溪穿行其间。海平面还会再上升几米,然后稳定在今天的水平。最后的洪水将让入海口变得更大,形成新的海湾和更多沿岸岛屿。
公元前6700年的泽国是狩猎采集者的天堂,有人在追踪鹿,有人在捕鱼或捡拾贝类。但卢伯克能找到的最大定居点不过是四面环水的干地上一堆用芦苇建造的茅屋,在规模上都无法与彭头山和八十垱相提并论。那里的居民只是在收获非种植的野生水稻。在被淹没的平原上播种并照顾幼苗的想法尚未从上游传来。一旦传来后,结果将是翻天覆地的,因为沿海湿地为水稻农业的扎根和繁荣提供了完美环境。
如果卢伯克直到公元前5000年才来到三角洲,即在农业到来之后而非之前抵达,他将看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村落。那时,他可以造访杭州湾南岸的河姆渡,这处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被发掘。 [30] 在那里,他可以坐在长20米的房子里,这些房子建在比下方浅水至少高出1米的木桩上,用榫卯技术连接木板。他可以帮着挥锹(用水牛肩胛骨绑在木柄上制成)整理将要播种的稻田,甚至照管驯化的水牛。 [31] 也许还能用残羹剩饭喂猪。河姆渡发掘出的稻米数量暗示,卢伯克本可能在夏初将育秧床里的幼苗移植到主稻田——这是20世纪中国农民最辛苦的工作之一。 [32] 他也可能和其他人一起前往长江三角洲的沼泽和林地打鱼、捕鸟、狩猎和采集,或者学习制陶技艺,帮助制作从河姆渡发掘出的那些带纹饰的容器。
但在公元前6700年一个普通的黎明,当卢伯克坐在长江口看着白鹭时,河姆渡还只不过是个简陋的狩猎采集者营地。时值落潮,东面是大片闪光的滩涂,银色缎带般的蜿蜒水道从上面淌过。他把将自己从四川盆地带到这里的那条独木舟推进其中一条水道。现在,小船将载着他穿越2000千米的黄海,在今天被我们称为日本的那片土地上继续旅行。 [33][*]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03年。
[†] 原文作Wushu mountains,疑有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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