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克洛维斯猎人受审
巨兽的灭绝和克洛维斯人的生活方式,公元前11500—前10000年当保罗·马丁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提出是克洛维斯猎人的捕猎将北美巨兽推向灭亡的观点时,我们对灭绝发生之确切年代的了解还相当有限。不过,随着证据的增加,克洛维斯文化与某些巨兽的灭绝似乎的确在时间上相合。
1985年,大卫·梅尔策和来自北亚利桑那大学的地质学家吉姆·米德(Jim Mead)收集了关于灭绝动物的至少363组放射性碳定年数据,样本来自163处化石发现地,特别是拉布雷阿牧场焦油坑和西南部极其干燥的山洞。 [1] 获得放射性碳定年数据后,梅尔策和米德剔除了他们认为可疑的(比如可能受到地下古老碳元素污染的),留下307组数据。几年后,另一位放射性碳定年专家,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唐纳德·格雷森(Donald Grayson)认为必须剔除更多不可靠的数据,将最终样本削减为仅仅125组放射性碳定年结果。 [2]如此严格的做法意味着对于36种灭绝巨兽中的29种而言,灭绝年代最多只能被精确到过去5万年间的某个时候。格雷森提醒人们不要把它们的灭绝时间认定为冰河期的最后1500年,即与最早的美洲人和克洛维斯猎人共享北美土地的时期。不过,剩下的7种属于冰河时代巨兽,即猛犸、乳齿象、骆驼、马、貘、沙斯塔地懒和剑齿虎。这些北美物种最后的活代表被可靠地测定为生活在公元前11000—前10000年间 [3] ——那正是克洛维斯人活跃的时代。
保罗·马丁声称克洛维斯人对它们的灭绝负有责任,来自圣佩德罗河谷遗址的证据让这种主张变得令人信服。 [4] 面对莱纳牧场的13具猛犸骨骸、矛尖、屠宰工具和火堆,我们很容易想象当时的景象:
克洛维斯猎人们伏击了一小群前来饮水的猛犸,它们的鲜血染红了溪流;宰割开始,人们点燃火堆,传来烤肉的香味;秃鹫在上空盘旋,巨大的畸鸟停在附近的岩石上,等待享用被丢弃的肉和内脏。这正是伊利诺伊大学的杰弗里·桑德斯(Jeffrey Saunders)基于对猛犸骨骸的研究所重建的场景。 [5]也许此类场景在美洲各地都在上演,不仅是猛犸,还有地懒、骆驼、雕齿兽和大河狸。只是克洛维斯的猎人们对猎物而言过于强大和狡猾了,他们有过度杀戮之嫌,将7种冰河期巨兽推向灭绝。
这是非常合理的场景,但是否正确呢?我们应该对克洛维斯猎人进行恰当的审判。保罗·马丁本人也意识到了控方的严重弱点。虽然我们找到了一些杀戮猛犸的(可能)遗址,但其他30种左右的灭绝动物没有发现类似遗址——只有很少或非常模糊的特例。马丁做了一个巧妙的解释:毁灭性的屠杀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针对的是那些非常易受掠食活动伤害的动物,因此只留下了很少的杀戮遗址。借用军事术语,他形容其为“闪电战”。
马丁还表示,考古学家找到任何上次冰河期遗址的概率都非常渺茫,我们应该对已经发现的克洛维斯/猛犸遗址数量感到惊讶,而非哀叹没能发现地懒、骆驼和雕齿兽被宰杀的遗址。这些动物可能在草地或山丘上被杀,那里发生的是自然侵蚀而非沉积。任何带切痕的骨头与炉灶可能早就破碎,散落得不见踪影,成为被吹到和冲到今天大陆各处的尘土的一部分。
克洛维斯猎人进入处女地后向南扫荡,对天真的动物发动了闪电战——20世纪70年代时,这种观点无法被证实或反驳,但的确符合考古学证据。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蒙特贝尔德——这个定居点告诉我们,人类来到美洲的时间可能比克洛维斯技术发明——更重要的是,比大规模灭绝——早了几千年。如果最早的美洲人没有捕猎巨兽,那么这些动物可能不像保罗·马丁所认为的那样容易捕猎。相反,如果他们捕猎巨兽,那么上演的就不可能是闪电战,我们应该发现杀戮地懒、骆驼和雕齿兽的遗址。马丁的观点在两方面都站不住脚。
为克洛维斯人辩护的不仅有蒙特贝尔德的间接证据。事实上,他们在整个美洲拥有大量不在场证明——克洛维斯考古遗址本身。虽然西南部的遗址发现了大批猛犸骸骨,但其他地方的遗址暗示他们的生活方式专注于狩猎小型动物、捕捉海龟和采集植物性食物。 [6] 在宾夕法尼亚的肖尼——明尼斯尼克(Shawnee-Minisnik),克洛维斯人采集山楂和黑莓;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的德贝特(Debert)遗址,他们捕猎驯鹿;在得克萨斯的拉伯克湖(Lubbock Lake),猎物是兔子、大雁和火鸡;在其他地方,比如内华达的老洪堡(OldHumboldt)遗址,克洛维斯人以鳟鱼、鸟蛋和蛤蜊为食。 [7] 他们有时也捕杀大型猎物。无论圣佩德罗河谷默里泉(Murray Springs)的猛犸是不是被猎杀的,一群野牛无疑是在沼泽中被伏击然后屠杀的。
但即使在找到大量猛犸骨的遗址(比如莱纳牧场),同时发现的小型猎物也许更能代表克洛维斯人的正常食谱。
克洛维斯人似乎是机会主义者,采集各种能找到的植物,捕杀任何能找到的动物,而非专门捕猎巨兽。因此,可能只是一个十分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在佛罗里达的小盐泉(Little Salt Spring)用投矛击杀了一只陆龟,或者在密苏里的基姆斯威克(Kimmswick)猎杀了一头乳齿象。 [8] 如果他们专门寻找大猎物,那么我们本该在肯塔基的大骨溪(Big Bone Lick)和弗吉尼亚的索尔特维尔(Saltville)找到克洛维斯矛尖——在整个冰河时代,这些天然的露天盐矿吸引了众多大型哺乳动物,便于捕猎巨兽。虽然人们已经在这两个遗址搜寻了200年,并找到了大量兽骨,但从未发现一枚克洛维斯矛尖。 [9]因此,可能的猛犸杀戮遗址似乎只是特例,而非克洛维斯定居点的常态——它们甚至可能不像乍看之下那样反映了猎杀。关键问题在于,北美发现过几处“自然”形成的猛犸骸骨堆,看上去很像克洛维斯遗址的骨堆,只不过没有人类遗物。骨堆由天灾造成,比如象群在穿越冰冻的湖泊时冰层破裂,或者陷入意外的泥沼。这些动物可能一起死去,完全没有任何人类插手。
这种解释得到了内华达大学人类学家加里·海恩斯(GaryHaynes)的支持,他研究了非洲象在20世纪80年代的干旱中自然死亡的场所。在查看了干涸水坑周围堆积和腐烂的尸体后,他发现它们与默里泉和莱纳牧场等遗址的猛犸骸骨惊人地相似。 [10]海恩斯指出,克洛维斯人旁观了因干旱导致的猛犸自然死亡,有时为使其免受痛苦而杀死它们。尸体基本没被动过,因为已经剩不下多少肉:这些动物是饿死的,甚至不值得敲开骨头取食骨髓。在新仙女木时期或此前不久,猛犸可能经历了这样的干旱时期——但这点同样缺乏决定性证据,干旱的严重程度甚至当时是否出现过干旱都大有争议。 [11]出于怜悯而杀戮,或者只是无动于衷地看着快要饿死的猛犸,这与保罗·马丁和杰弗里·桑德斯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截然不同。事实上,克洛维斯矛尖本身可能也扮演了与最初所认为的完全不同的角色:这些珍贵的石制矛尖被放在死去动物的身边甚至身上,作为向它们致敬的标志或者宗教仪式的一部分。
上述猜测提醒我们,克洛维斯人的生活方式一定远不只是为下一餐奔忙。不幸的是,关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组织的证据非常有限。我们无法确定他们如何处理死者,但显然不是定期埋葬,至少不是埋在他们的生活地点或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的地方。 [12] 只有两处例外:内华达的鱼骨洞(Fishbone Cave)发现了被雪松树皮做的裹尸布包着的骸骨 [13] ,而在蒙大拿的安奇克(Anzick)遗址则找到了两名青年支离破碎的尸骨。 [14]安奇克遗址于1968年发现,位于一处坍塌的小岩棚之下。在干燥的泥土中发现了100多件石头工具,包括许多精美的矛尖。它们并非随意丢弃,而是有意被放在一个撒有赭石粉的工具坑中。 [15] 类似的石器坑在美洲其他地方也有发现。 [16] 就算这些只是供回到某地的猎人队伍补给取用的器具仓库,也仍然无法解释赭石粉、石质矛尖上极其精美的做工,以及它们与安奇克人墓葬的联系。
许多克洛维斯矛尖的醒目色彩同样暗示,它们可能不仅是实用物品。矛尖用红色和褐色条纹相间的黑硅石、多彩的玉髓、红色的碧玉、火山玻璃和木化石制成。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奇异的彩色原材料呢?澳洲土著人出于宗教信仰也这样做。他们经常使用深红色的黑硅石,因为那是由祖先的鲜血形成的;石英因其闪耀出“彩虹般”的光辉而受到珍视,土著人相信这种光辉是生命的精华。 [17]克洛维斯人也许出于类似的理由而选择了彩色石头。但如果的确如此,他们却没能留下任何岩画作为宗教信仰的证据。我们能做的只是揣测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和象征的世界中,石头矛尖的意义也许就像小雕像之于冰河时代欧洲的狩猎采集者,或者石英矛尖之于近代的澳洲土著人。
虽然他们的投矛上无疑沾染了血迹,但考古学证据还是让我们对克洛维斯人是否是大灭绝的唯一凶手(甚至是否起过任何作用)深表怀疑。但如果他们是无辜的,或者至少暂时得到保释,那么还有谁或者什么应该接受质询呢?我们有另外两名“嫌疑人”,作为一个有趣但纯属假设的看法,我们可以快速质问一下第一位“嫌疑人”:致命的瘟疫。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罗斯·麦克菲(RossMacPhee)和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的热带医学教授普雷斯顿·马克斯(Preston Marx)指出,在公元前11000年的北美,一种病毒从新的人类殖民者传播到了大型猎物身上。 [18] 这种假想的“超级疾病”可能比任何有历史记载的疾病更加致命。虽然至今尚无丝毫证据,但他们认为瘟疫可以解释关于大规模灭绝的几个费解的事实,特别是它的速度和专门针对大型动物(他们称大型动物因繁殖速度慢而更受影响)。理论上是可能找到证据的:也许有被病毒感染的DNA碎片留存,可以从灭绝动物的骨头中提取出来。也许吧。这似乎只是个大胆的想法,从古代骸骨中恢复DNA被证明比科学家们几年前所认为的困难得多。 [19]区别于过度杀戮说的第二名“嫌疑人”是气候变化,对其的主要指控者有3位:丹佛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拉塞尔·格雷厄姆(RussellGraham),得克萨斯大学的地质科学教授欧内斯特·伦德里乌斯(Ernest Lundelius)和阿拉斯加大学的古生物学教授戴尔·格思里(Dale Guthrie)。他们认为,气候变化及其对动物栖息地的影响是大规模灭绝的罪魁祸首。在这个令人敬畏的三人组看来,气候并不直接通过让受害者经受过热、过冷、过湿或过干而杀死它们,而是通过摧毁其栖息地。 [20] 我们知道这是现代世界动物灭绝的主要原因,应该会马上认同他们的主张。格雷厄姆和伦德里乌斯宣称,冰河末期栖息地的严重减少是气候模式变化的结果——夏天变得相对更暖,冬天则更冷。随着一些成员无法忍受冬天或夏天,在季节差异有限的环境下进化了好几千年的动植物种群崩溃了。
冰河时代动物种群最惊人的特征之一,就是现在相距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生活在全然不同环境中的物种在当时常常彼此擦肩而过。最早的美洲人在游历新世界时,他们可能看到今天北方苔原的物种(例如北美驯鹿、麝牛和旅鼠)同我们时代典型的南方物种(生活在林地或草原上,例如驼鹿和野牛)比邻而居。这种不同动物的组合能够在冰河期存在,是因为季节差异不像现在那么显著分明。
当冬天变得更冷时,一些动物被赶到南方;相反,更暖的夏天迫使另一些前往北方。两者无法继续在中间的土地上相遇,因为那样的地方不复存在。找到新家园的动物是幸运的,许多没能适应的动物灭绝了。
为了解释为何有的动物幸存下来而有的没有,戴尔·格思里重建了气候变化对植物种群分布的影响。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植物种群呈带状分布:最北端是苔原带,往南是针叶林,再往南是落叶林,然后是草原。最早美洲人所处的冰河世界完全不是这样:植物种群并非沿纬度呈带状分布,而是如同“格子布”或马赛克——小块的苔原、针叶林、落叶林和草原混杂在一起。是更暖的夏天和更冷的冬天把它们拉开的。
在此过程中,依赖这种植物混合分布的动物受到影响——主要是那些体型特别巨大的:猛犸、乳齿象和大地懒。这些动物生活艰难,因为植物生长季缩短,限制了能够为其庞大身体提供食物的时间。它们还要面对植物多样性的显著减少——为了获得足够的能量和营养,这些动物需要进食种类繁多的食物。随着季节变得分明以及植物多样性的减少,食谱专一的动物开始占据优势。在极北地区是只吃地衣的北美驯鹿;在林地中是特别擅长吃嫩树枝的鹿;在南方是以少数几种短茎牧草为食的野牛,这些草取代了杂食者偏爱的多种杂生长茎牧草。这些新植物还拥有化学防御手段,对其他许多动物来说是有毒的,而野牛可以承受。事实上,一切都对猛犸、乳齿象和大地懒不利。格思里的观点是,灭绝不可避免。
物种间的竞争提醒我们,所有动物都是生态群落的一部分,一旦某种元素受到干扰,整个食物链都可能产生连锁影响。因此,美洲狮子、猎豹和剑齿虎的消失可能只是因为它们最喜欢的猎物消失了。也许这还能解释巨鸟的灭绝,其中大多为雕、鹫和秃鹰。它们多是食肉鸟类,畸鸟也是。这些鸟可能以弱小的骆驼、马,甚至猛犸的幼崽为食,无论是掠食抑或食腐。 [21]生态学家皮卢(E. C. Pielou)表示,要谨慎地接受上述对大规模灭绝的环境和生态解释。 [22] 她问道,为何现代的小型河狸在与大河狸的竞争中成为胜利者?为何美洲狮子和剑齿虎不以众多食草动物为食,比如野牛、麋鹿和鹿(它们不仅幸存下来,而且数量繁多)?
为何畸鸟和秃鹫不以这些食草动物的腐尸为食?我们通常不认为这些鸟类挑食。 [23]上述质疑非常有力,并带来了一种甚至更加有力的质疑:显而易见,这个全球变暖时期完全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我们的星球在至少过去100万年间经历的过山车般气候变化中最近的一次。剧烈的全球变暖差不多每10万年发生一次,然后回归冰河期的状况。每次变暖期间,季节和植物分布的变化都不太可能显著区别于我们所关注的那段时期,即公元前20000年最近一次冰河极盛期后的几千年间。
然而,巨兽在此前所有的气候转变、丧失栖息地和生态浩劫中存活下来。它们的数量无疑受到影响,但还能应付,可能是因为在极北地区找到了环境仍然与之前的冰河时代足够接近的庇护所。一旦气候回归原样,它们就会从那些庇护所向四处扩散,再次成为全球动物种群的重要成员。那么在上次冰河期末,乳齿象为何没有向北迁徙到有云杉和松树林留存的地方,在那里熬过后冰河期极其暖湿的日子呢?
难道昨日的骆驼、大地懒、大河狸,乃至马都在广袤且极端多样化的北美大陆找不到生存之所吗?即使找不到或去不了理想的所在,难道这些动物不能学会适应新的栖息地,难道自然选择不会伸出援手,对它们的生理和行为做出微妙改变吗?这正是那些物种在此前几百万年间肯定做过许多次的。所以,为何同样的策略在最近一次冰河期末失效了呢?
我们关于一次求生尝试有了惊人发现——当证据在1993年出现时,科学家们震惊了。直到当年3月,人们还认为世界上的所有猛犸都在公元前10000年前死去了——或者至少在那之后不久。但随后,俄国科学家宣布他们在弗兰格尔岛(Wrangel Island)——北冰洋中一座偏远荒凉的弹丸小岛,位于西伯利亚以北200千米——一些生存到比上述年代晚近许多的动物的遗骸中找到了猛犸的骨头。 [24] 那些猛犸并非仅仅多活了几百年,而是惊人地又生存了6000年,一直活到埃及金字塔的时代。
1.2万年前,弗兰格尔岛是白令陆桥的一部分,在那里的丘陵间漫步的猛犸就像其他任何地方的一样,肩高可达3到3.7米。当海平面上升时,这些猛犸变得与世隔绝——但它们为自己的幸存付出了代价,因为在差不多500代的过程中,它们体型缩小,成为倭猛犸,最后的幸存者肩高不超过1.8米。这并非独有的事件——在人类历史的更早时期曾发现过其他迷你猛犸和迷你象的例子,比如在塞浦路斯、马耳他和加利福尼亚沿岸的岛屿上。其中一些猛犸变得不比山羊大。
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小型化是很好的生存策略。当食物数量受限时,减小体型能带来生殖优势——可以更快地成年和性成熟,从而更快地将自己的基因传给下一代。如果巨大体型的初衷是吓退掠食者,那么在没有狼、狮子或剑齿虎的岛上这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因此,我们并不奇怪,比起被克洛维斯人在莱纳牧场杀死的那些,弗兰格尔岛上的猛犸就像是侏儒。
虽然上述发现引起了轰动,但对解开公元前10000年之前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灭绝之谜无甚帮助。弗兰格尔岛的猛犸能够幸存,很可能得益于那里保留了品种丰富的草和灌木,这要归功于岛上独特的气候和地质条件。因此,当松软潮湿的苔原和林地在其他地方扩张时,这里的确成了猛犸的庇护所。猛犸可能从这里出发,扩大种群数量,恢复原来的体型——但条件是下次冰河期、海平面下降和大片猛犸草原的回归发生在弗兰格尔岛的迷你猛犸也掉入灭绝的深坑之前。
它们是掉下去还是被推下去的呢?很可能是后者,因为弗兰格尔岛上有人类生活的最早年代与猛犸存在的最后年代重合。我们对那些人的生活所知寥寥,只找到少量石器的痕迹,它们无疑来自那些在环境如此恶劣的土地上被推向生死边缘的人。但还有什么比迷你猛犸更易捕捉的猎物呢?这些动物对掠食者一无所知,而且无处可逃。
弗兰格尔岛的发现似乎将克洛维斯猎人又放回了审判席。这些发现表明,猛犸本可以在上次冰河期末找到庇护所,但在人类介入后,灭绝可能很快随之而来。因此,可能正是克洛维斯人每年杀死的那几头动物(以纳科、默里泉和莱纳牧场遗址为代表)将猛犸推下了灭绝的深渊——这些动物的种群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数量大大减少,在生态混乱的状况下寻找庇护所时,它们已是身体虚弱,健康状况糟糕。
现在,我们必须最后一次回到北美大陆,以便调查如今看来是灭绝唯一可能的解释。虽然克洛维斯猎人或气候变化似乎都无法单独产生足够的影响,但它们的联手则意味着对猛犸、地懒、乳齿象和其他受害者判了死刑。
在对作为同谋的克洛维斯猎人和气候变化展开最终审判时,我将援引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研究。虽然我很想亲手发掘克洛维斯的杀戮遗址,但还是由计算机完成了这项工作,完全避免了田野工作的艰辛。正如经济学家用计算机预测未来,比如利率提高对通胀水平的影响,考古学家也可以建立模型来“预测”过去。一边是捕食率的少量提高,一边是干旱频率的类似上升,我的研究目标是探索两者的共同作用对北美猛犸数量水平的影响。 [25]我在学生时代掌握的技能之一是建立关于动物数量的数学模型,然后用计算机模拟史前的狩猎方法。 [26] 我和一位生态学家合作,编写了一个计算机程序来模拟非洲大象数量的变化。然后我们在电脑上对模拟种群展开实验,用干旱和偷猎者“袭击”它们,以便分析大象这个物种存活到下一世纪的可能性。
猛犸和克洛维斯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底。由于体型类似,今天的非洲象与更新世的北美猛犸在数量变化上可能也颇为相似。于是,我根据克洛维斯人狩猎猛犸的情况开发了另一个版本的模拟程序。与大象模型一样,我随后用这些模拟程序展开实验:不同的猛犸狩猎水平,不同的策略(比如杀死整群动物,或者只杀死特定年龄或性别的),不同的环境压力程度。 [27]我的发现非常惊人。当然,环境变化本身就可能把猛犸推向灭绝。让干旱变得日益严重、出现得更加频繁,最终将消灭任何猛犸种群。幼崽的死亡率将变得过高,而性成熟的到来则变得晚,导致种群将会衰亡而非增长。同样,即使没有任何气候变化,猛犸种群也很容易受到人类捕食的影响。即使猎人们每年只随机杀死种群中4%~5%的动物,它们的数量也会严重下滑并最终灭绝。
原因仅仅是它们缓慢的繁殖率。从种群中去掉几头处于生殖活跃期的母猛犸就可能产生巨大影响。然后,我把少量狩猎与不太严重的干旱结合起来,两者本身都不足以消灭种群。不过,它们结合后的影响是强大的。在计算机上,我可以看到数以千计的猛犸在仅仅几十年间走向灭绝。我的研究生梅利莎·里德(Melissa Reed)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模型,得出相同的结论。
产生上述结果无须闪电战,符合考古学记录的低程度机会主义的狩猎似乎就足够了。还是用军事比喻,游击战也能造成毁灭性的结果。此外,环境压力和狩猎不必同时发生。杀死几头猛犸(特别是年轻雌性)对种群数量的影响可能要到10年后才会显现。如果那时恰好遭遇环境压力,对种群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同样的解释可能也足以说明地懒、乳齿象、美洲马、骆驼和貘的灭绝。但不应忘记的是,我们完全没有关于这些动物的考古学证据,而新仙女木时期干旱的证据也仍然存在争议。此外,我们还必须试着解释为何有些大型哺乳动物逃过了灭绝,特别是野牛,它们需要饮用大量的水才能存活。 [28]1997年春天,梅利莎和我一起前往莱纳牧场、默里泉和纳科。与我们同行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发掘过该遗址的地质考古学家保罗·马丁和万斯·海恩斯。
我们曾就自己的研究在亚利桑那大学举办了研讨会,描述了我的工作成果和梅利莎的新模型。会上,我们一边发言,一边在显示屏上进行展示,好让万斯、保罗和其他人看到我们重演的史前史:人类殖民阿拉斯加,冰层消退,人类通过无冰走廊扩散到北美各地,克洛维斯文化的出现,南方干旱的开始,猛犸种群的崩溃和灭绝。
我们带着些许不安来到会场。万斯和保罗涉足猛犸灭绝问题已经30多年,他们开始研究时,梅利莎尚未出生;当我还是学生时,他们就已经挖掘和造访遗址,出版书籍和论文,参加重要的会议,在会上对支持或反对过度杀戮的理由展开争辩。因此,在演示过程中,我一直关注他们,在他们相互私语时感到担忧,好奇他们在想些什么,害怕我们可能犯了一些仅靠他们就能发现的根本性错误。
没有理由感到焦虑,因为万斯和保罗对我们不吝赞美,而且他们的批评被证明是建设性的。他们还提出带我们前往那些经典遗址——默里泉、莱纳牧场和纳科,后者是发现“逃走的那头猛犸”的地点。
在此之前,保罗还提供了另一项福利——参观他位于山顶,能够俯瞰图森(Tucson)和亚利桑那沙漠的实验室。在一个漂亮的玻璃顶柜子里——常人可能会存放硬币、奖牌或用大头针固定的蝴蝶——他放置了自己珍爱的史前粪球。
万斯似乎想要重温在默里泉的发掘。要到达那里,我们必须下车,在灌木丛生的荒漠中步行一小段路。在遗址上,他解释了地层结构,指出裸露部分中可能显示了冰河期末长期干旱的地层,然后是进入全新世的地层。他向我们指明发现埃露易丝(Elouise)的确切地点——这是他给自己发现的那头完整母猛犸起的名字。猛犸身上没有被杀戮的痕迹,据信死于自然原因。他认为克洛维斯人曾取食尸体上的肉。我们找到了猛犸留下的脚印,那可能是它最后的几步,也可能来自对垂死的它表示好奇或关心的同类。保罗从夹克中掏出一件在该遗址找到的神秘器物的复制品:一块长25.4厘米,被雕刻过并钻了一个孔的猛犸骨,他认为这被用来矫正矛杆。他让万斯将其放在当年被找到的位置,仿佛这是某种仪式动作。我们还得知,在距离埃露易丝被发现处几米的地方曾有野牛被杀,那里发现过一群野牛的骸骨,它们似乎在被赶进沼泽后遭到屠戮。
最后的北美猛犸在公元前10000年左右死去。尚不清楚它们是死于克洛维斯猎人造成的暴力和血腥,还是在除了盘旋的秃鹫之外无人看见的地方悄然逝去。差不多同时,生命也离开了最后的地懒和乳齿象,离开了最后的雕齿兽,离开了昨日骆驼和美洲马。失去它们的世界变得贫乏和无趣得多。野牛统治着草原,北美驯鹿主宰着湿软的苔原,那里取代了曾经是一系列神奇的冰河时代哺乳动物家园的猛犸草原。
北美开始呈现出今天的面貌。西南部成为沙漠,大平原占据了整片大陆中部。落叶林和针叶林分别在东部和北部落脚。冰盖几乎消失,大湖迅速排干,只剩下今天我们所知的那些。气候趋于稳定,不再像过去几千年那样剧烈波动。另一些事也在发生:最后的克洛维斯矛尖被制造、使用和丢弃。
随着冰河时代动物的灭绝和更稳定环境的出现,克洛维斯人的生活方式也消失了。与此同时,人类文化经历了与自然完全相反的过程,它变得多样化,把北美大陆变成一个更加丰富和有趣的地方。那里的所有居民继续作为狩猎采集者生活,但北美人类再也没有表现出像克洛维斯时代那样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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