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中石器时代的遗产
南欧的新石器时代,公元前6000—前4000年;历史语言学和基因学争论
约翰·卢伯克欧洲行程中的最后一段独木舟之旅带他经过了坐落于低地国家和英格兰南部之间、形如巨大踏脚石的岛屿。这些小岛和约克郡海岸附近的一个更大的岛屿是多格兰(卢伯克在公元前12700年离开克雷斯韦尔崖后走过的低洼地带)仅存的部分。10万年来,不列颠第一次重新成为岛屿。 [1]卢伯克没时间回到高夫洞,穿越已经变成茂密橡树林的苔原,他曾经在那里设陷阱捕捉极地野兔和观察雪地猫头鹰。他的欧洲之旅即将结束。在公元前4500年的一个漆黑夜晚,他走近一个位于法国北部海岸,现在被考古学家们称为泰维耶克(Téviec)的定居点。 [2] 火光和歌声标志着他的目的地。那里正在举行宴会和葬礼,可能有100人正专注地看着火光下摇曳的影子。
歌舞突然停止,自然的声音取而代之:火焰的噼啪声,远处大西洋的波涛声,呼啸的风声。卢伯克看到尸体躺在火边:此人长着络腮胡子和浓密的黑发,穿着衣服,尸体上装饰着珠子,还撒上了赭石粉。
一个半人半鹿打扮的人一边打着鼓,一边跳过火焰。他对死人说话,要求抬起地上的石板。两个女人走上前抬起石板,露出石头砌成的墓穴里的另一具尸体。卢伯克探出身子,看到骨骼的轮廓在绷紧的黄色皮肤下清晰可见。萨满在墓穴边跪下,将干尸抬到一边——尸体碎开,骨头和墓中更早的尸骨混在一起。 [3] 新的尸体被搬进墓穴。
死者的物品被一件件地放在他的身侧,几把精美的燧石刀被置于他的胸口。又撒了一些赭石粉后,石板被放回原位。然后,人们在墓穴上点起了一小堆火,并肃穆地将一头鹿和野猪的颌骨放入火中。火焰熄灭后,歌舞和宴会重新开始。 [4] 卢伯克加入其中——这是他在欧洲之行中最后一次跳舞。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M. 佩卡尔(M. Péquart)和S.-J. 佩卡尔(S.-J. Péquart)发现并发掘了泰维耶克的中石器时代定居点和墓地,以及附近一处名为奥埃迪克(Hoëdic)的墓地。这些遗址曾经坐落于延绵海岸的低矮土丘上,但上升的海平面把它们变成了布列塔尼(Brittany)沿岸的小岛。
对墓葬、骸骨和生活垃圾的研究显示,大西洋沿岸的中石器时代居民与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同时代人有很多共同特征。他们食谱多样(包括大型哺乳动物、水禽、贝类、水果和坚果),并为保护自己的领地和女人而战。他们还用服饰表示自己的身份:泰维耶克墓葬中的斗篷别针用野猪的骨头制作,奥埃迪克人的别针则使用鹿骨。今天很少有人能区分这两种别针,但对中石器时代的人类来说,它们的区别一目了然。
泰维耶克人珍视和放入墓中的物品与卢伯克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很像:燧石刀、鹿齿、野猪獠牙和骨制匕首。最富有的同样是较年轻的成人,他们依靠自己身体的力量和敏捷的头脑获取财富,后来又因为年老体衰而失去它们。和鹿岛墓地一样,男性的陪葬品比女性的更实用,而且两者拥有各自不同的珠宝:男性是宝贝壳,女性是荔枝螺做的珠子。
多人合葬是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墓地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像佩卡尔夫妇和后来的考古学家所推测的,我们必须认为每座石头砌成的墓穴中放的是同一家庭的成员,血亲关系对这些人似乎格外重要。但并非所有墓穴都是这种风格。许多墓中只埋着一个人,有的墓上覆盖着用鹿角制作的帐篷般的构造。
我们不应对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丰富的仪式和宴会证据感到意外:那里的居民一定感到不安,需要能安抚自己的神明。他们不仅要面对生活在东面不超过50千米处的LBK农民的影响,还要面临来自南方的类似冲击。
当LBK在中欧扩张时,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也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周围。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上述遗址是随移民的到来而出现的,这些人是西亚农民的直系后裔,他们的近祖在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建立了定居点,比如新尼科美狄亚。另一些考古学家反对这种看法,他们认为通过接触东方的农民,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中石器时代原住民自己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文化。
但双方都认同,公元前6000—前4500年的地中海新石器时代文化与中欧的看上去截然不同。一边是拥有完整新石器时代“套装”的遗址(LBK文化具有木结构的房屋、牛群、绵羊、庄稼、陶器和打磨的石斧),一边是中石器时代的遗址(细石器、鹿和野猪的骸骨),在当地可以看到两者的鲜明区别。相反,在地中海的单个遗址中,新石器和中石器时代元素混在一起,似乎被同一群人在同一时间使用。这些遗址绝大部分为岩洞,布拉德福德大学(University of Bradford)
的詹姆斯·卢思韦特(James Lewthwaite)和彼得·罗利——康维等考古学家认为,原住的狩猎采集者在新石器时代套装中做了选择,不愿自己成为完全的农民。
卢思韦特表示,科西嘉和撒丁岛的中石器时代居民选择豢养绵羊和山羊来弥补猎物的不足——马鹿从未在这些岛上繁衍。与此同时,他们没有接受谷物和木结构房屋,以便继续自己传统的狩猎采集者生活方式,后者现在因为他们豢养了小群家畜而更加安稳。 [5]另一些狩猎采集者从新石器时代套装中选择了陶器,因为陶器既能用来烹饪食物,又是社交展示的有用工具。他们用贝壳在柔软的黏土上按压,让陶器具有独特的花纹,与欧洲其他地方的截然不同。
[6] 也有人选择了栽种谷物,以便弥补野生食物的季节性不足:播撒种子,随后人们四散打猎或采集,几个月后回来收割小麦或大麦,仿佛那是另一种野生植物。由于对新石器时代套装的这种零星和部分接受,这些占据了地中海的人们既不是严格的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也不是严格的新石器时代农民。
意大利西北部陡峭悬崖和狭窄山谷中白沙洞(Arene Candide)的使用者就是这种混合生活方式的代表。在1946年之后的10年里,对那里的发掘发现了许多层人类生活的遗迹,首先是狩猎采集者的,最后是完全的农民的。介于两者之间的是以中石器时代风格狩猎野猪和以新石器时代风格牧羊的人们留下的残渣。 [7]这是彼得·罗利——康维在研究了兽骨之后得出的结论。根据猪骨的巨大体积,他可以得出结论它们是野生被狩猎的。他同样可以得出,人们为了羊奶而豢养绵羊,因为许多小羊羔被杀死,以便让人类利用成年母羊的奶。与科西嘉岛一样,白沙洞的中石器时代人类融合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传统中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元素。
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原住民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这种零星接受推动了农业的逐渐传播,首先是沿着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然后是葡萄牙和法国 的 大 西 洋 沿 岸 , 并 穿 过 了 罗 讷 河 和 加 龙 河(Garonne)两大河谷。但里斯本大学(Lisbon University)的若昂·齐良(João Zilhão)质疑了这种观点。 [8] 他认为我们应该回归戈登·柴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观点,即农民移民将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套装带到了地中海沿岸。
齐良认为,岩洞遗址的证据——陶器和羊与被捕猎的动物和中石器时代工具同时出现——被误读了。他提出,这些联系是打洞的动物造成的,它们把本可能留存的地层结构彻底搞乱。他认为,野羱羊的骨骼有时被误认为是家羊的,而放射性碳定年数据要么错了,要么受到污染,或者被误读,而且它们还被用来测定与其没有任何真正关系的陶片的年代。
齐良强调,最后的海平面上升淹没了新石器时代殖民者可能建立的最早农庄所在的海岸。留存下来的岩洞很可能不过是那些农民狩猎或放牧时偶尔使用的营地。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齐良援引来自卡尔德隆洞(Gruta doCaldeirão)的证据。这个葡萄牙岩洞的发现表明,有一船或更多的新石器时代殖民者在大约公元前5700年来到这里并建立了农业定居点,而中石器时代的原住民继续狩猎和采集,完全没受影响。在公元前6200年,葡萄牙中部的塔霍河(Tagus)和萨杜河(Sado)河口出现了庞大而繁荣的狩猎采集者社群。他们的贝丘规模堪比丹麦埃尔特波尔的。 [9] 在葡萄牙其他地方的勘察都没能找到公元前6200年后其他中石器时代遗址的痕迹——似乎全部人口都生活在这些河口。
葡萄牙的贝丘既是垃圾堆也是墓地,这很像布列塔尼的情况。墓穴大多位于一层层贝丘之下,似乎呈离散分布,可能以家族为单位。
有的墓穴砌着大石板,让人想起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的墓葬。这样的相似不应让人意外。虽然我们缺少任何来自大西洋沿岸的直接证据,但那里的中石器时代社群肯定拥有大型独木舟,并利用它们沿着岸边进行长途旅行,在葡萄牙南部和法国北部之间建立联系。
1979—1988年,齐良发掘了卡尔德隆洞,该遗址坐落于贝丘以北,那里没有已知的中石器时代遗址。 [10] 在冰河时代猎人地层的正上方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包括陶器和石质工具,还有许多家畜和野猪的骨头。喜欢偶尔狩猎的牧羊人显然用过这个洞。
卡尔德隆洞还是停尸所。公元前5200年左右,3个男子、1个女子和1个孩子的尸体被放在洞中,头部靠着洞壁,任由食腐动物和自然环境让他们的尸体腐烂、破碎和掩埋。两三百年后,至少又有14具尸体被留在洞中。
齐良认为,这些是农民的尸体,他们的祖先坐船来到葡萄牙海岸。他猜测他们的农庄位于河谷中,其考古学痕迹现在被深埋于河流的沉积物下。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在务农,而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则继续在更南面的河口狩猎和采集,就像他们在更北面的西班牙所做的那样。齐良认为,整个南欧沿海地区都分布着类似的农民移民社群,形成了与中石器时代原住民完全分开的飞地。当卡尔德隆洞的使用者欣欣向荣时,萨杜河和塔霍河口的中石器时代贝丘则在公元前5000年被抛弃。无从得知昔日那里的居民发生了什么。他们可能灭绝了,或者只是放弃了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自己变成农民。 [11]一边是倾向于农民移民垦殖的齐良等人,一边是相信中石器时代原住民接受了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鲁特维特和罗利——康维等人,双方的争执或许可以借助历史研究中新近获得的一种全新证据得以解决:
现代活人的基因。这个新的研究领域被称为基因历史学,它对我们历史研究的影响注定将变得越来越广泛和深刻。鉴于我们在讨论美洲时也会涉及基因历史学,因此在考虑其对欧洲问题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这个领域进行简单的介绍。
通过人类基因追溯人口历史的可能源于这样的事实:虽然我们都属于智人这同一物种,具有高度的基因相似性,但在具体细节上存在差异。相似性的存在是因为今天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来自同一群在不早于公元前130000年生活在非洲的人类。倒数第二次冰河极盛期的恶劣环境条件让人口减少到不超过1万人。这降低了遗传变异的程度,即所谓的人口瓶颈。当公元前125000年出现全球变暖时,人口也开始增加。人类从非洲向外扩散,最早的智人进入了欧洲和亚洲,最后抵达美洲。当时存在的其他人种(比如尼安德特人)都被彻底取代,没有对现代基因库做出任何贡献。
由于这段进化历史,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相距最遥远角落的人类也拥有非常相似的基因组成,但并非完全一致。随机变异一直在发生,大部分对我们的行为和生理没有正面或负面影响。两个人独立发生完全相同变异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如果两个人产生了同样的变异,那么他们可能有一位共同的近祖发生了这种变异。当然,如果这两个人现在生活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基因学家就能由此追溯人类扩散的模式。
不仅如此。基因变异的速率可以被认为是恒定的——虽然是否的确如此仍有待证实。通过测量两群人之间的基因变异程度,并对变异速率做出估计,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两群人相互分离了多久。
上述有力证据为一种研究人类历史的全新方法提供了基础,它无须历史书籍,甚至不用考古发掘,只需记录和解读世界各地活着的人的基因变化,我们就能确定历史上扩散、迁徙和殖民的模式与年代。
至少在去掉各种复杂因素后理论上如此。不过,和所有科学领域一样,将理论付诸实践常常远比预想的困难。 [12]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Luca Cavalli-Sforza)是基因历史学的倡导者。1994年,他和两位合作者一起出版了《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 ),在我们人类历史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中,该书是关键的学术里程碑之一。[13] 卡瓦利——斯福尔扎在书中指出,欧洲的现代基因图谱显示,基因频率从东南部向西北部梯度变化。 [14] 他宣称,这只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移民的遗产,他们从希腊扩散开来,经过东欧、中欧和南欧,直到抵达西北角。这种观点被称为“前进波浪”模型,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发展中,它没有为中石器时代的原住民安排任何角色。根据这种观点,LBK人肯定是西亚移民的后裔,而非像兹韦莱比尔后来提出的那样,源自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人类。比起卢思韦特和罗利——康维,我们更应接受齐良对地中海地区的解释。
1987年,“前进波浪”模型从另一种非考古学证据那里获得了进一步支持:语言。作为格雷厄姆·克拉克在剑桥大学迪斯尼考古学教席的继承者,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研究了历史语言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印欧语系的起源。这个语系包括欧洲人今天说的几乎所有语言,语言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在争论作为它们源头的那种语言在何时和何地被使用。 [15]伦弗鲁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原始印欧语(那种最初语言的名称)的使用者是公元前7500年安纳托利亚(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以及/或者西亚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农民移居欧洲各地以及中亚和南亚的部分地区,这种语言也传播到了那里。根据伦弗鲁的说法,现代的非印欧语言(例如巴斯克语和芬兰语)反映了那里有中石器时代的人口幸存,对新石器时代乃至今天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地点数量很少,而且相距遥远:伦弗鲁的论述与卡瓦利——斯福尔扎的基因数据完全吻合,即新石器时代农民移民的“前进波浪”席卷了欧洲。 [16]伦弗鲁的观点马上受到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批评 [17] ——关键问题在于语言可以完全独立于人传播。1996年,基因证据同样遭到质疑。对卡瓦利——斯福尔扎观点的挑战来自牛津大学的布赖恩·赛克斯(Bryan Sykes)和他的同事。他们没有使用卡瓦利——斯福尔扎依赖的核DNA,而是选择了线粒体DNA,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18]我们的大部分DNA位于每个细胞的细胞核中,通过名为“重组”的过程从父母那里各继承一半。这一过程涉及对双亲基因不可预料的混合,经过一代代的重复,追溯进化历史的可能性变得极小。线粒体DNA则位于细胞体而非细胞核中,只继承自母亲。我的所有线粒体DNA都来自我的母亲,而且完全不会遗传给我的孩子。排除了复杂的重组,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关联性变得容易许多,而且通常被认为更加准确。
线粒体DNA的变异率也比核DNA高得多,而且发生完全中性变异的频率也要高出许多,对个体健康既无益处也无伤害。这种特点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提供比使用核DNA详细得多的人类历史图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随机变异会留下更多证据。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确定谱系组,即源自同一个女性(实际上是同样的线粒体DNA分子)的人群。
当赛克斯和同事对来自欧洲各地的821例线粒体DNA进行检测时,他们发现存在6个明显的谱系组,从中马上可以看到,欧洲人的基因多样化程度要超过“前进波浪”模型所认为的。通过对线粒体DNA的变异率进行最佳估算,赛克斯和他的同事计算了每个欧洲人谱系组出现的年代。其中只有一组的年代足够晚近,能够与西亚农民移民联系起来,而且的确存在某些清晰的基因标志指向西亚起源。此外,它在欧洲的地理分布也符合考古学家认可的两条殖民路径:中欧和地中海沿岸。但这个组只占6个谱系组总数的15%,其他所有谱系都来自2.3万年到5万年前,表明现存线粒体DNA的85%在中石器时代就已经存在,源于之前的冰河时代。 [19] 前进波浪不过是一小片涟漪。
这个惊人的结论引发了卡瓦利——斯福尔扎和赛克斯之间热烈的学术争论,两人都质疑对方所用方法的有效性。 [20] 线粒体DNA证据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只记录了母系信息。如果西亚移民选择中石器时代的女性为妻(这很有可能),那么线粒体DNA的记录将很快无法显示移民的存在。 [21] 不过,赛克斯的结论支持了兹韦莱比尔、罗利——康维和卢思韦特等考古学家。即使齐良真的找到了公元前5700年葡萄牙的农民移民飞地,它对新石器时代伊比利亚半岛的整体发展也贡献寥寥。我们必须将发展归功于中石器时代的人类,他们的祖先占据了萨杜河和塔霍河口的贝丘。
赛克斯和卡瓦利——斯福尔扎至今仍在争论,但他们的最新成果开始趋于一致,一些考古学家(例如科林·伦弗鲁)也发现两人的结论完全相容。卡瓦利——斯福尔扎将农民移民对现代欧洲基因库的贡献减少到28%,而赛克斯也把相关估计提升到20%出头。两个数字如此接近,似乎不再存在争议。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欧洲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中石器时代的原住民至少扮演了和农民移民一样重要的角色。 [22]中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基因也许在今天的欧洲人身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公元前4000年之后不久便销声匿迹了。只有在欧洲极北地区,狩猎和采集才获得了更长的生命力,一直持续到至少公元前1000年才被游牧取代。 [23] 对温带地区来说,在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举行宴会、跳舞和将死者埋进石头砌成的墓穴的人们是欧洲最后的中石器时代人类。
瑞典和丹麦的中石器时代社群——生活在斯卡特霍尔姆、韦兹拜克、曲布林湾和埃尔特波尔遗址的人们——最终因为与LBK文化接触引入新伦理而崩溃。作为妻子的年轻妇女和作为劳工的年轻男子缓慢但稳定地流失,导致他们的社群人丁凋零。留下的人不再延续与马鹿和野猪的亲密关系,他们同样向往物质财富、社会权力和对自然世界的控制。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农民,并在公元前3900年左右如愿以偿。
这些农民与LBK的截然不同。他们放牧牛群,住在简陋的中石器时代式居所里,生活在中石器时代祖先的贝丘旁。仿佛是为了弥补家庭建筑的缺失,他们建造了被我们称为长坟堡(long barrow)的巨型墓葬纪念碑,选择为死者而非活人建造房屋。他们的灵感来自LBK的长屋。长坟堡是新农民向来自东方的农民看齐,并否认自己的中石器时代过去的尝试。 [24]当泰维耶克和奥埃迪克的狩猎采集者被新的农业生活方式包围时,大西洋沿岸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25] 又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诞生了,那里的人们用巨石和巨大的石板修建坟墓。这些巨石墓没有指向东方的农民祖先,而是让人想起了中石器时代的过去,即葡萄牙贝丘中用石板砌成的墓穴和泰维耶克的家庭墓葬。 [26] 在欧洲的西北角,特别是不列颠,长坟堡和巨石墓都是新的新石器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公元前4000年,欧洲的居民几乎都是这样或那样的农民。历史翻开了新的篇章,它将抹去中石器时代世界的任何残留痕迹。至少在从我们的基因中意外发现中石器时代的遗产前,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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