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在边界
农业在中欧的扩散及其对中石器时代社会的影响,公元前6000—前4400年
到了公元前6000年,北欧的中石器时代人类开始在篝火边听来访者讲述东方新民族的故事,这些人生活在大木屋中,并掌握着技术。
很快,他们会发现自己的中石器时代邻居也在使用磨光的石斧,用黏土制造炊具,为自己豢养牛群。当农业村子来到他们的狩猎领地时,中石器时代的人们怀着复杂的情绪——恐惧、惊愕、沮丧和反感——从树后偷窥木头长屋、拴着的牛群和萌发的庄稼。
老一代人一定很难理解自己看见的东西。虽然他们也砍伐树木为自己建造房屋,但新的农庄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 [1] 农民似乎意图控制、主宰和改变自然,而中石器时代文化不过是自然世界的延伸。他们凿制的石斧不过是对自然作品的再加工:自然用河流和霜冻让石块碎裂,造就锋利的边缘。柳条篮子和编织垫子只是手工制作的夸张形式的鸟巢和蛛网。
农民的陶器——混合了黏土和沙子,经过烧制、装饰和绘制等流程的产物——在自然世界中史无前例。当农民们将斧头打磨光滑时,他们似乎意图消灭石头自然的棱角。建造中石器时代的房屋只需利用并将具备弹性的榛木,具备韧性的柳木和天然造就的桦树皮结合起来;相反,木结构的长屋则需要撕破自然再重建。
老年男女可能已经退出了中欧的森林,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猎场,坚持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赞美自然世界。但他们的歌舞违背了历史潮流:年轻一代的想法截然不同。在许多人出生生下来的世界,农民、陶器、牲畜和小麦变得像野猪、每年收获的坚果和浆果一样自然。于是,他们与新来者展开了接触。他们为农民工作,充当劳力、追踪者和捕猎者。他们参与贸易,学会了制造陶器和耕种土地。他们的女儿同农民结婚,他们的儿子很快也变成了农民。
在北方森林中沿袭中石器时代文化的人们不得不改变自己传统的捕猎——采集模式。为了交易,他们不得不设法获得毛皮、猎物、蜂蜜和其他林产品。人们对野生资源展开争夺,进一步耗尽资源。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农民行列,将农业视作为她们自己和孩子提供更大经济保障的途径,维持中石器时代人口的女性减少了。土地和妇女成了紧张关系的源头,常常升级成暴力,就像中石器时代墓葬中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到了公元前5500年,匈牙利平原的边缘出现了一种新型农业文化:线形带状纹饰陶器文化(Linearbandkeramik),考古学家们令人感激地将其简称为LBK。 [2] 这种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向东面和西面传播,进入乌克兰和中欧。当卢伯克划着独木舟前往斯卡特霍尔姆时,LBK农民们正在穿越和清理波兰、德国、低地国家和法国东部的落叶林地。
与诞生于希腊,然后经巴尔干半岛向北传播到匈牙利平原的文化相比,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就像LBK的名字所暗示的,这些农民用窄线条构成的带状纹饰装点陶器。他们建造木头长屋,依赖牛群而非绵羊和山羊。不过,考古学家传统上认为,LBK农民是西亚原始移民的直系后裔,代表了他们在欧洲迁徙的新阶段。
他们的身份现在受到质疑。马雷克·兹韦莱比尔认为,通过观察和向新移民学习,以及从后者那里交换获得家畜和谷物,生活在匈牙利平原边缘的当地中石器时代人类自己也接受了农耕方式。 [3] 双方可能出现了一些人口混合,或许是通过婚姻,或许是通过亚诺玛米式的劫掠妇女。但中石器时代的人类所做的远远不只是模仿移民。他们改变了农耕生活方式,使之适应中欧的土壤、气候和林地——他们自己创造了LBK。当他们自己的农业人口扩大后,他们开始向东面和西面迁徙,并很好地与新文化的所有方面保持了一贯性——从房屋建造、村落布局到社会组织和经济。因此,在兹韦莱比尔看来,LBK的欧洲新石器时代农民是中石器时代的本地狩猎采集者的直系后代,而非来自希腊的移民后代。
无论他们的祖先是谁,新农民们以惊人的速度向西而行,每代人前进25千米。和南欧最早的农业移民一样,他们在肥沃新土地的每片区域建满了农庄和村落,然后蛙跳式地在不那么好的土地上建立新的边界,这种速度不仅反映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成功,而且显示出了某种殖民理念和对“边界生活”的兴趣。就像有些人所说,这类似于南非的游牧布尔人(Trekboers)和美国西部的开拓者。
“边界”意识也许可以解释LBK农民的文化统一性。来自巴黎盆地屈里莱绍达德村(Cuiry-les-Chaudardes)的房屋与捷克共和国米斯科维切(Miskovice)的看上去几乎一样,尽管两者相距差不多1000千米,而且后者早了几百年。秉持定居点“理想”的边界居民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即使“家乡”已经开始改变——就像塞浦路斯的农业殖民者保留了自己的圆形居所样式,而西亚已经普遍采用矩形结构。
中欧的新农民清理了小片林地并建起长屋,长屋通常长12米,有时则是这个数字的3到4倍。小块田地里种着小麦和大麦,有时则是豌豆和小扁豆。他们的牛群在茂盛的林地中吃草,而猪则在树下的落叶中挖掘。与新尼科美狄亚一样,家庭是关键的社会单位。家庭自己做出决定,并力图维持独立,但在陷入困境时最终还是会依靠他人。
长屋非常坚固,用3排柱子构成的内部木框架建成,两边是一排排支撑着夹条墙的柱子。涂抹的灰泥往往就地从墙外挖取,形成了用来丢弃家庭垃圾的便捷壕沟。长屋内部常常分成3部分,可能分别用于储存、烹饪和用餐,以及睡觉。我们只能说“可能”,因为后来所有时代的农民(包括现代的)都被吸引到了LBK农民偏爱的同一片肥沃土地。长屋地面被现代人的犁破坏,只留给考古学家一圈圈发黑的土壤,那是木头柱子曾经支撑屋顶和墙壁的地方。
一些长屋孤零零地矗立在林地中,有些地方则是二三十座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每座屋子的门朝向东面。在这些村子中,房屋的维护状况有所不同。当家中最后一个成员死去后,即使结构仍然完好,他们的长屋也将被废弃,任由它在村中坍塌,最终化作低矮的土丘,成为与“死去”家庭匹配的“死屋”。 [4]死者被埋在靠近村子的墓地中。骸骨的保存状况大多很糟,坟墓中往往只留下坚硬牙釉质的模糊痕迹。发现的骨头表明,社群的所有成员被埋在一起,无论男女老少。斧头、锛子、箭头和贝壳饰品常常和男人放在一起,磨石和锥子则和女人放在一起。没有迹象表明存在非常有钱或有权势的个体,也没有宗教信仰和仪式习俗的证据。 [5]在探索慢慢解体的中石器时代丹麦世界的过程中,约翰·卢伯克还没有亲眼见到这些农民中的任何一人,但他的旅程将很快让他直面新来者。他从斯卡特霍尔姆湾出发,渡海前往丹麦沿岸,然后向北而行。
现在,他来到了一个狭窄的小湾,位于哥本哈根以北约20千米处的韦兹拜克镇(Vedbaek)背后,那里最终将变成一片泽地。公元前4800年,这个小湾很像斯卡特霍尔姆的潟湖,是宝贵的狩猎、捕鱼和捕鸟场所,人们愿意为之争斗和战死,甚至想要在死后很久仍然留在那里。岸边散布着许多小定居点,卢伯克造访了其中一个,发现人们刚刚离开那里——火炉仍在缓慢燃烧,一条拴住的狗刚被喂过。
那里的人们聚在茅屋群背后一座低矮土丘上的墓地里。卢伯克挤过人群,看见一个小小的婴儿被放进坟墓,摆在他年轻母亲的身边。[6] 母亲看上去不超过18岁,那很可能是她怀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女人仰卧着,看上去衣着华丽——她的衣服上挂着蜗牛壳制成的小珠串和许多漂亮的吊坠。一条带有类似装饰的长袍被折叠起来作为枕头,她的金发披散在上面。她的双颊有点发红,撒了一点赭石粉;她的骨盆也被涂成红色——也许是为了提醒人们那里曾流过血。
发青的小小尸体被摆在她身旁,但并非直接放在地上,而是置于柔软至极的天鹅翅膀中。尸体上放了一把大号的燧石刀,就像那个男婴如果长大成人后再死去那样。卢伯克看着木碗中的红色颜料粉末被吹落到孩子的尸体上。
1975年被发掘时,这座墓穴只被称为博格巴肯(Bøgebakken)墓地“8号墓”,人们在修建停车场时发现了它。另外还发掘出了16座墓,几乎所有尸体都姿势一致——他们仰卧着,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墓穴整齐地平行排列,完全不像斯卡特霍尔姆那样随意散布,尸体的姿势也五花八门。8号墓中的天鹅翅膀可能远不只是为这个还未入世的孩子提供舒适的安息之所。在19世纪的北欧萨米人看来,天鹅和野禽是神明的信使。 [7] 毕竟,这些鸟可以在陆上行走,在水中游泳和在空中飞翔——能够熟练地在不同世界间穿梭。也许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对天鹅怀有类似的敬意,让它带着那个可怜的孩子前往冥府,获得在尘世被拒绝的生命。
卢伯克从韦兹拜克出发,紧靠海岸向南而行,沿途穿过了茂密的芦苇丛,上方是位于林地边缘,因正值夏日而枝繁叶茂的桤木。浅水中散发着腐烂残骸的浓烈气味,但周围都是活跃的生命气息——鱼儿在蹦跃,青蛙扑通跳入水中,还有蜻蜓、鸭子,岸边是看似没有尽头的一溜村子和捕鱼营地。
卢伯克遇见的人尊崇林地的马鹿和野猪,这些动物只是偶尔被狩猎,在食谱中的比例微不足道,远比不上源源不断的海洋和淡水食物,如鱼、贝类、鸟、鳗和蟹,偶尔还有海豹或海豚。对考古学家而言,幸运的是,这些中石器时代的食物在人们的骨骼中留下了痕迹。[8] 若非如此,或若是没能发展出分析骨骼化学成分的技术,考古学家们很容易认为中石器时代的人更依赖狩猎而非捕鱼,因为那些人偏爱用鹿的牙齿和猪的獠牙制成的装饰品。 [9]大量的海产品食物可能解释了为何卢伯克遇见的人看上去不太好:他们肚子突出,面色苍白,时常腹泻和恶心。大量食用鱼类可能导致感染寄生虫,对肾和肠功能造成损害。只有当这种感染变得严重时才会留下考古学痕迹——颅骨可能变厚,就像从丹麦的某些中石器时代样本中看到的那样。 [10]在西兰岛(Zealand)西岸的曲布林湾(Tybrind Vig),卢伯克挤进一条独木舟的后部,前往一个泥底浅水湾进行夜间捕鱼。 [11] 夜幕降临后,人们在独木舟里的一堆沙子上点起了火。很快,一群鳗鱼被光线吸引,开始绕着独木舟快速游动。渔民站起身,用三股鱼叉捕捉鳗鱼。卢伯克不动声色,看着火焰周围的蛾子,欣赏着这条用一根酸橙树原木制造的精美独木舟——特别是心形的船桨。 [12] 每根船桨都是从梣木上凿下的,然后再在表面刻出复杂的几何图案,并涂上深棕色的颜料。
在岸边行走时,卢伯克曾见过有人使用类似的船桨。根据船桨的图案,他的中石器时代同伴们马上就能知道独木舟来自何方,可能前往何处。卢伯克很快意识到,中石器时代的人们对彼此下落的留意不亚于对鱼群和野兽下落的关心。
卢伯克离开小岛,前往日德兰半岛(Jutland)和当地沙质土壤上的大片林地。日德兰北端有很深的峡湾,他看到人们垒起了大堆的贝壳、鱼骨和其他家庭垃圾。他已经在《史前时代》中读到过此类遗址的情况。 [13] 19世纪60年代,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同名者曾两次前往这些贝丘(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称之为科肯莫丁格)。在其中一次到访时,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自己发掘了一小块贝丘,并收集了燧石工具。
现代人卢伯克来到了今天被我们称作埃尔特波尔(Ertebølle)贝丘的地方:这是一个宽约20米,厚达几米,沿岸边延绵超过100米的贝壳堆。 [14] 贝丘的一端是泽地,靠近最早把人们吸引到这里的一眼泉水。离岸边不远的大堆牡蛎、贻贝、鸟蛤和荔枝螺也很诱人——它们是养料丰富的封闭海域的产物。他坐在一堆被丢弃的贝壳和骨骼上,身边有一群人在工作。垃圾堆的味道几乎让人晕眩,但似乎只有卢伯克注意到这一点。有的人在加工石头,另一些人围在火边或者清理鱼的内脏。不过,卢伯克的注意力被一项活动吸引了,他从未见到狩猎采集者这样做过:有个女人正把一块黏土捏成陶器。
所有公元前4400年在贝丘上工作的人都为奥胡斯大学(AarhusUniveristy)的瑟伦·安诺生(Søren Andersen)留下了痕迹,后者于1983年发掘了埃尔特波尔:一堆堆燧石片,被焦炭填满的土坑周围堆放的兽骨,还有大堆鱼骨。安诺生不是第一个发掘该遗址的人。差不多100年前,丹麦国家博物馆已经勘察过这个大贝丘,并用其为丹麦最后的中石器时代民族命名:埃尔特波尔文化。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读到过博物馆的工作。由生物学家斯滕斯特鲁普教授、地质学家福希哈默尔教授(Professor Forchhammer)和考古学家沃索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勘察了这个科肯莫丁格——人们一直认识到,跨学科研究对于历史调查是必要的。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卢伯克所写的:“人们对这样的三巨头自然抱以厚望,而最乐观的希望实现了。”
瑟伦·安诺生和他的跨学科团队一起,在贝丘内部和周围发掘,寻找房屋和墓葬。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认为,贝壳被堆放在“帐篷和小屋”周围,贝丘是“古代村落的遗址”,但安诺生没有找到这样的房屋。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本可以告诉他为什么。贝丘周围只建有简陋的棚屋,而且随着贝丘的扩大,棚屋存在的少量痕迹(支柱留下的洞)被新的贝壳层覆盖。但现代人约翰·卢伯克没有看到墓地的迹象,他和瑟伦·安诺生一样,对死者被如何处置一无所知。
和所有的狩猎采集者一样,埃尔特波尔人知道何地、何时和如何利用不同季节的不同动植物。冬天,他们前往日德兰半岛北端捕猎飞来丹麦沿岸的大天鹅,留下一堆被捕杀天鹅的骸骨和器物,今天那里被称作阿格松(Aggersund)遗址。 [15] 有人前往东海岸,来到一个位于浅湾沿岸附近,名叫瓦恩戈索(Vaengo Sø)的小岛。那里是捕获搁浅鲸鱼的完美地点。在秋季,也经常有人造访迪霍尔姆(Dyrholm)小岛。他们在那里捕捉浅水中丰富的鳗鱼,并用骨刀剥皮。 [16]20世纪80年代,彼得·罗利——康维使用“动物考古学”的最新技术,通过详细分析动物骨骼确定了此类沿海岸的季节性迁徙,并指出有些人可能在埃尔特波尔贝丘定居。不过,他只是发展了维多利亚时代约翰·卢伯克的观点,后者已经提出“‘贝丘制造者'很可能整年生活在丹麦沿岸”,依据是贝丘中发现了天鹅骸骨、鹿角和哺乳动物幼崽骸骨的痕迹。前者表明冬天有人居住,因为天鹅是冬天来此的候鸟;鹿角暗示秋天,鹿角在那时脱落;幼崽骸骨则代表春天,幼崽在那时出生。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在“动物考古学家”这个名称出现之前就已经扮演了类似的角色。
他也注意到了植物残骸,指出没有谷物的痕迹意味着“科肯莫丁格人”缺乏农业知识。贝壳也没有逃过他喜欢刨根问底的头脑。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注意到,贝丘中的贝壳要比在今天丹麦沿岸找到的更大,而牡蛎则完全消失了。他把这归因为海水盐度的变化,比彼得·罗利——康维早一个世纪提出盐度下降导致人们抛弃贝丘,转向农业经济。 [17]埃尔特波尔出产的中石器时代陶器与卢伯克在新尼科美狄亚看到的截然不同,前者没有上色,器壁既厚又不均匀,出自缺乏经验的人之手。看到这类陶器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史前时代》中,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描绘自己在1863年造访那里时曾找到过“非常粗糙的陶器小碎片”。现代人约翰·卢伯克看到了完整的器物:尖底的碗和平底的盘子。它们主要被用于烹饪,比木器和柳条编织品要好用得多。
卢伯克继续着丹麦的中石器时代之旅,狩猎采集者制造陶器的景象只是他看到的若干变化标志之一。另一个标志是年轻男子炫耀式地将磨光的石斧插在腰带上 [18] ——这些人高大英俊,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想象中的生活在中石器时代丹麦的“矮小、眉毛下垂的种族”截然不同。
卢伯克在他拜访的最后一个丹麦中石器时代定居点林克洛斯特(Ringkloster)发现了这些斧子的来源。 [19] 意外的是,这是一片位于日德兰半岛东北湖畔的内陆地区——维多利亚时代的约翰·卢伯克曾认为,“以海洋贝类为主要食物的民族显然永远不会在内陆建立任何大的定居点”。在这点上他错了。但仅此一例,因为经过150年的搜寻,林克洛斯特仍然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丹麦中石器时代内陆定居点。现代人约翰·卢伯克发现这个定居点坐落于一个风景如画的所在,那里有林木葱郁的陡峭小山、宽阔的峡谷、沼泽和湖泊。林中的许多树木——橡树、榆树、酸橙树和榛树——被茂密的藤蔓覆盖,而河边泽地上则是枝繁叶茂的桤木林。
卢伯克在仲冬的一个黄昏来到林克洛斯特,看到一片被雪覆盖的茅屋。林中有砍倒酸橙树和榆树后留下的空地——它们是制造独木舟和弓的理想材料。人们在自己的茅屋周围忙碌着,所有人都衣着光鲜并饰以珠串。男人和女人一律扎着辫子,脸上涂着颜料。屋内是他现在已经熟悉的中石器时代生活起居:弓箭、石斧和柳条编的篮子。不过,其中一间屋里有些新东西:一捆捆厚厚的毛皮,已经捆扎好准备运走。与此同时,一筐筐垃圾被倒入湖中,狗被拴到柱子上。定居点中心正在烤一头巨大的野猪;周围地面上的积雪已被扫净,并铺上了树皮垫子。显然他们在等待来访者。卢伯克爬上一棵树,远远观望着。
不到一小时后,林克洛斯特化作一片盛宴的景象:访客来自沿海,带来了许多交易品——一筐筐牡蛎、腌海豚肉排、用金色琥珀制作的珠子。这些东西被用来交易林克洛斯特著名的华贵冬季毛皮。在两个月时间里,人们设陷阱捕捉松貂、野猫、獾和水獭。他们积累了一大批毛皮,准备与商人交易,交易从冬天开始一直延续到春天。
烤野猪被分食,饮料被盛在装饰特别精美的陶器中呈上——它们与卢伯克在其他地方见到的朴素而单调的中石器时代陶器形成了反差。有的带有棋盘样的图案,有的则用尖头在湿黏土上刺出了蜿蜒的虚线。有的容器带有平行线条,看上去质量更高——光滑、表面平整、器壁纤薄而且形状优美。
宴会一直延续到深夜,然后是讲故事和歌舞。第二天早上,商人们满载着毛皮离开,卢伯克跟在他们身后。林克洛斯特人继续设陷阱和捕猎,直到丹麦本土出现第一批农民。20世纪70年代,瑟伦·安诺生发掘了这个定居点;经过对动物骨骼的分析,彼得·罗利——康维找到了捕猎野猪和大量设陷阱捕捉毛皮动物的证据。他曾将林克洛斯特描绘成“最好的猎场”。 [20]松貂皮被不断转手——沿着日德兰半岛东岸,穿越西兰岛和艾尔岛(Aerø),最后来到德国北部——卢伯克始终和它们在一起。在南行途中,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似乎越来越关心身份和领土边界,从独特的服饰和发型,以及制造工具的方式可以分辨出每个群体。有些人的鱼叉是直的,有些是弯的;有些人的石斧两侧平行,有些则刃口部分加宽。 [21] 卢伯克回想起中石器时代开始之时,即斯塔卡的时代——那时整个北欧的人类文化几乎一致。旧的中石器时代秩序被打破,并将很快消失。
毛皮的数量逐渐减少,价值逐渐提高。最后只剩下一小筐松貂皮。公元前4400年,卢伯克看着这些毛皮被带到德国北部的一片林中空地。在两个儿子和一个年轻女儿的陪同下,一位猎人把它们铺在地上。有个男子从对面的树丛中走出,将一把磨好的石斧放在毛皮边。
由于无法用语言交流,分别来自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LBK文化的两个人靠微微点头、眯眼和扬起眉毛来确保对方明白自己的想法。一旦交易达成,双方将各自后退,然后扬手告别。当狩猎采集者带着儿女们离开时,他听到了农民的呼喊。他转过身,看见农民指着那个女孩。狩猎采集者停了半晌,然后同意了——下次他们见面时,她可以成为农民的妻子。狩猎采集者握住她还小的手踏上回家之旅,想象着联姻将会带来的斧子和谷物。 [22]卢伯克身处边界,一边是LBK的农民,一边是森林中剩下的原住民狩猎采集者。这片空地是一处众所周知的会面地点,但还没有出现人类建筑。几代人后,农民们将建起房屋,在周围开挖沟渠。考古学家最终将称他们的定居点为埃斯贝克(Esbeck)。有人认为沟渠是为了防御剩下的狩猎采集者,在中石器时代文化几乎完全消失后,这些人变得充满敌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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