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现代臣民地位与自由公民衰落
对于反抗全球化的英帝国崛起的英裔美国定居者来说,共和主义公民身份是殖民地获得独立的伟大希望。如果从种族上和宗教上进行界定,自由公民身份为所有的定居者内部人提供了作为自治的自由。
完整的包容性意味着参与政治决策和享有经济自治的权利。这种包容性拒绝旧的君主组织结构,因为它在臣民与国王之间建立了先于政治的(pre-political)永恒不变的联系。在这些组织结构下,作为对保证忠于英国君主的回报,帝国中心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保护。虽然这样的保护可能已经根据财产所有权、在帝国中的地位,或作为本土出生的地位进行了微调,但是所有个体最终都处在皇家权力的同一集合体之中。对于定居者来说,这种分层化的臣民身份,已经与以下两个方面根本不相容了:其一是英裔美国人至上地位;其二是他们对领土扩张和参与自由的长久期待。在英国统治下,定居者发现,自己面临类似针对那些被征服原住民的集权。无论其祖先或新教信仰,所有人似乎都屈服于伦敦的帝国反复无常。在深层次上,由于对当地习俗有着更大程度的尊重和维持帝国安全的利益,18世纪末的英帝国远比定居者殖民化更宽容、更人道。但是这种宽容付出了惨痛代价。伦敦削减了相对自治的剩余地方,而非提供给每个人——无论其背景如何——共和主义自由的利益。
150年之后,由英裔殖民者所建立的定居者社会,已逐渐变成了那个幅员辽阔帝国的恰当的政治继承人。美国本身已成了支配性的全球存在,从而主张要求国际警察权,并寻求稳定、经济财富和永久和平。对于像瑟曼·阿诺德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美国在国内外的治国术(statecraft)应是等级制的、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其合法性基础是政治家为社会成员提供身体健康保证的程度。定居者对参与、直接民众控制和经济独立的承诺似乎已经消失了。事实上,对共和主义自治的拒绝,为社会上更具包容性的政治提供了基础。就像阿诺德所总结的那样,所有群体都寻求物质繁荣的人道主义目标;而由于现代的复杂性,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指导,那么这些群体在根本上都不能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在国内政治和全球交易中,国家有道德责任使文化上和物质上的进步普遍使人满意。按照他的观点,成员资格的利益不应按照个人的“美德和智慧”来给予,因为这是以道德应得理论(theory of moral desert)为基础的。恰恰是这样的理论,已经将勤劳理性的定居者与野蛮的原住民区别开来了;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使英裔美国人至上的观点正当化了。相反,阿诺德争辩说,由于民众的无力,没有哪个人聪明到足以管理好自身;而因此“道德失职”(moral delinquency)不再能够作为排他性的基础。 141由于坚信需要国家的普遍监督,因此并非偶然的是,西岸宾馆诉帕里什一案起到了法律案件的作用,从而开创了新政宪政主义,并确保了司法对政府经济管理的尊重。大法官罗伯茨(Roberts)的“及时转向挽救了9人”的判例不仅维持了新的工资法,而且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进行的,即强调发展将国家与政治成员连接在一起的权力模式。
这一案件本身涉及把妇女的特殊地位作为政府保护的臣民来看待,这是一个30年之前已处理过的问题,当时是在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的顶峰期间。在更早的马勒诉俄勒冈州(Muller v. Oregon,1908年)一案中,最高法院有效地做出裁决,认为干涉妇女的契约自由是合法的。就像美国原住民和得到自由的奴隶一样,妇女完全被认为是受到国家监护的人,她们置身于自由公民身份和共和主义自由制度之外。
更具体地说,最高法院支持将妇女在工厂一天的工时限制在10个小时之 内 的 法 令 , 因 为 该 法 院 认 为 , 应 与 布 拉 德 韦 尔 案 和 迈 纳 案(Bradwell and Minor)保持一致,从根本上说妇女没有能力坚持她们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就像大法官戴维·布鲁尔为法院的裁决书所写的那样:从维持生活中的独立地位而进行努力这一观点看,她并不在(与男性的)平等之列。由于因这些事情而与男性相区别,她被完全置于其自身的阶级之中,而为保护她所设计的立法可以得到维持,甚至当类似立法对男性没有必要且不可能得到维持的时候。 142
在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通过之后,最高法院在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Adkins v. Children''s Hospital,1923年)一案中推翻了自己的立场,从而坚持修正案将完全成员身份扩展到妇女,并结束其依附地位。妇女也是享有平等自由契约权的自由公民,而非父权主义的附属或受国家监护者。这一案件涉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律,该法确立了妇女的最低工资,但它显然并非男性的最低工资。代表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萨瑟兰的意见部分写道: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理论,即有权处理自己事务的成年妇女需要或可能受制于其契约自由的限制,而在类似情况下并不能依法将其施加于男性身上。这样做将忽视从今日立法趋势中吸收的所有含义……妇女由此被给予从旧的教条中获得解放的权利,而那种教条认为她必须被给予特殊保护,或在其契约和公民关系中受制于特别的限制。
对于萨瑟兰来说,妇女现在被认为能够成为自由劳工并做到集体自治,因此家长式统治并没有宪法上的正当性。家长式统治使自由公民沦为依附者的地位,认为他们不能采取自治行动、不具备经济上的自信。就像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一样,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一案的裁决捍卫了自由劳工的信念,并与共和主义独立目标保持了清晰的意识形态联系,即便是在已经变化的雇佣劳动经济条件下。它拒绝政府管理,因为如此权力的适当维持,只是针对社会外部人和被殖民民族而言的。 143
然而,在新政高峰期间,当最高法院触及妇女最低工资这一完全同样的问题时,它使用了家长式统治的语言,来对根本上的新结论进行辩护。这些结论是有关施于内部人与外部人身上如此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在直接推翻阿德金斯诉儿童医院一案的时候,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在西岸宾馆诉帕里什一案的多数派意见中写道:有什么比妇女的健康和保护她们免受肆无忌惮、欺瞒蒙骗的雇主伤害能够更加贴近公众利益的呢?而如果保护妇女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目的,怎么能够说对完全固定的最低工资报酬的要求—— 以便满足生存的真正必需品,不是满足那一目的的公平手段呢? 1441908年,外部特权与内部限制之间的二分法依然还相对明显。以类似于非定居者族群的方式,妇女是受监护者,而她们的依附地位则使得扩张性的自由裁量权被正当化。通过给特权权力划定合法范围,最高法院在马勒诉俄勒冈州一案中强调了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分裂,以及把拥有特权的定居者置于广泛的政府命令控制下的不当。在新政时期做出同样结论的时候,首席大法官休斯代表了本世纪开始以来明显的意识形态变化。休斯并不是将妇女的历史性依附,作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相对的例外地位问题提出来,而是将其作为所有美国人遭遇的一般性典型处境问题提出来。 145 无论性别或种族,公民面对各种各样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这些危机只能通过国家监督来解决。人们并没有把完全成员身份想象为阻隔外部特权的条件,反向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包容性的益处恰恰在于国家保护。在某种意义上,一度只与“受监护者”相关的权力形式,现已变得与普通的法律和政治权力运行不可分了。在此过程中,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区别,即共和主义自治与集权化专制之间的区别,已经消失殆尽了,尽管这样的区别曾如此激励过早期的美国定居者。
然而,如果说这种二分法瓦解了,但它并不意味着所有群体都发现自己被当作平等者对待。相反,在许多方面,新宪政秩序效仿了旧欧洲模式内部阶级和族裔等级制的做法,而在几个世纪以前爱德华·柯克即对此进行过阐述。它也再现了皇家臣民与外国人之间具有明显划界的做法,因而在美国的环境中将值得拥有国家安全的公民与面临广泛移民控制的非公民区分开来。20世纪美国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
一方面,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加有意义的包容性政体,从而将成员身份的各种权利(如选举权),延伸到了先前的从属性社会群体身上。久而久之,它也逐渐质疑定居者身份的一个基本假定——如果不总是从制度上质疑,也从意识形态上质疑:非白人群体不是真正的社会内部人的观点。然而,宪政秩序依然严重地维护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特定类别公民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不平等。不同群体落在了分层化臣民身份集合体的不同位置上,而不是据此消除从属地位。在底层,最边缘化的人继续面临正式的歧视,或遭遇习惯性和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模式。以这种方式,新出现的秩序将包容性与先前固执的偏见和殖民统治方法结合在一起。而且与以往的英帝国相似,一个人在政体中的地位得到提高,与其是否经历真正的自治远没有那么多的关联。相反,高等级地位必定变成个人在市场上、在政治中,以及通过法律体系来享有和行使——通常是非正式的——特权的能力,尤其是考虑到特定的阶级和种族背景因素。
在过去,由像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和伦道夫·伯恩那样的人所促进的包容性愿景,曾意味着使共和主义自由普遍化。它试图对参与性控制进行辩护,以反对由经济和政治等级制所构成的威胁,并将自由公民身份的扩展,看作提高所有人平等地位的斗争。久而久之,由新政所形成的秩序产生了其自身的政治包容性;而这样的包容性是通过对意识形态和制度设计进行大幅修改而产生的。新出现的政体在宪法上是围绕公民投票的总统进行组织的,总统在国内享有惊人的行政权力,在国外则具有几乎无限的实力来提升美国的权力。公众,作为一个积极和不断参与的存在,已经被改变成免受经济和国外威胁的安全保护接受者。政客们迎合“人民”——因为“人民”依然是总统合法性的基础,而与此同时却使得大多数美国人运用权力的实际能力化为乌有。这种减少民众权力的做法,让行政部门越来越独自成了集体生活中强有力的政治代理人。结果是出现一种取代政治,其中民众意志将悄悄化为由强有力的行政部门所实施的那些政策。
对于美国定居者的奠基者来说,这些含义本将是显而易见的。国家权力以更具扩张性的方式、以源自历史上从属群体的和平原则而得以组织起来。虽然对包容性的努力扩大了社会成员身份的范围,但等级制在不同群体之间持续下去,从而强化了经济和政治特权的新老结构。由于没有自由公民身份的解放愿景,所有那些似乎保留了这个国家殖民地根基的东西,乃是帝国臣民身份的框架。结果是,随着20世纪的展开,普通美国人,无论白人或黑人,能够怀着敬畏之心看待美国的军事外交力量和国内经济的工业成就。在美国制度的运转中,他或者她能够感到骄傲并有种集体意志感。然而,在日常中,同一个人却几乎没有机会来左右对美国至上的利用,更不用说表达美国至上的根本目的。虽然每个人都可能曾是这一全球政治强国的社会成员,但定居者曾一度将扩张与经济生产连接在一起的自治和独立,却已长期消失了。如果有什么的话,也是帝国已成自由的主人,而非自由的奴仆;而且那种曾一度强有力的观点——自由不能为了帝国安全而被交易,已化为遥远的政治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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