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共和主义包容性的放弃
然而,农业反抗最终失败了,这一议程基本上未能实现。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政治和企业精英的强烈反对。但是,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仅仅是、甚或主要是外部的,反而是源于运动内部本身的基本矛盾。总之,这场农业反抗仍然陷于定居主义的殖民范式之中,以至于无法使其经济政治承诺普及化。随着选举的失败,许多党员重新回到对集体生活的种族排外幻想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渐渐破坏了人民党党员宣称代表所有“纯朴的人民”发声的合法性。在汤姆·沃森从激进平等主义者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政治历程转变上,这些倾向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并使得中产阶级和平民政治的那些企业对手们,越来越容易将其描绘为蛊惑人心的迷恋者。
平民政治内部特有的选举、反击和矛盾
人们不应该低估精英反对人民党及其改革议程的力量。在1896年的总统大选中,麦金利从两党企业董事和富人支持者手里,史无前例地吸纳了35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这些人都认为布赖恩是一个威胁社会秩序的危险人物,更不用说像沃森这样的激进分子了。在南方,民主党人以操纵选票和恐吓选民等一系列方式,来应对人民党的挑战。甚至更阴险的是,民主党人试图通过剥夺一些选民,尤其是黑人选民的投票权,进而建立永久的一党统治,因为黑人是已建立秩序中最边缘化和最不稳定的群体。艾尔斯写道,南方各州“残酷地推行剥夺公民选举权”十年之后,到亚拉巴马州解决投票权问题时,“方法似乎已经很明了了。大会于1901年颁布的剥夺公民选举权的法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严格的居住要求、累积的投票税、识字或财产资格条件、祖父条款”。通过终结南方黑人的投票权和严格限制贫困白人的投票权(尽管还有臭名昭著的祖父条款),其总的效果是扼杀了跨种族劳工团结的希望。 64
在北方和南方地区,这些旨在遏制农业抗议的努力,部分激发于人们对那些构成人民党运动的普通男女成员的强烈怀疑态度。在中产阶级观察者看来,这些煽动分子只不过是一群粗俗的乌合之众。在威廉·艾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著名的社论《堪萨斯州怎么了?》(“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中,这种情绪被最生动地捕捉到了。在他看来,如果人民党党员由经济绝望和暴民心态来界定,那就使理性讨论不可能、使暴力成为始终存在的威胁。在描述最终使他确信要撰写这一专栏的遭遇时,怀特后来回忆道:
在办公室旁的一个街区,一大群人民党党员拦截了我……他们重重包围了我。他们是比我年长的男人、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不等,而我是二十八岁。他们衣着寒碜,我和他们站在一起显得很不合群。他们在贫困中挣扎,而我却是干净整洁的……不管怎么说,他们一伙袭击了我。他们呵斥我、嘲弄我、唠叨我之前发表的一些社论。我就像草地上跳不出去的青蛙,被他们用小木棍戳来戳去。 65
把公共决策交到这些人手中的想法,将呈现最糟糕的多数统治可能性;这意味着把权力移交给了恶魔般的人群,交给了无论什么利用权力缺陷、利用权力欲望的人。
在怀特看来,人民党支持者的贫困处境,让人想起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所担心的经济依附——害怕社会环境会使得穷人习惯于一种服从和专制的生活,而这恰恰与理性自主的生活相反。这些群体的成功并不能促进集体自由,而只会产生蛊惑人心的政治和猖獗的反智主义。它意味着头脑清醒的人,会将堪萨斯州视为未开化的一潭死水。“往东走,你听到人们嘲笑堪萨斯州;向西走,人们讥笑她;向南走,人们会‘咒骂'她;往北走,人们早就忘记她了。走进世界上任何以群居聚在一起的聪明人里面,你会发现,堪萨斯人总是处于被动抵挡的状态。”怀特的嘲讽,表明了社会对农村和城市穷人存在的阶级憎恶之深,尤其是经济和政治精英以恐惧和傲慢来看待那些实现集体自主性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戈德金(E. I. Godkin)针对农业社会运动曾有一段著名的描述:“当思忖世界上那些过得越来越好的人的时候,由于自己的无能、懒惰和‘得过且过',他们总会产生一种茫然的不满情绪。” 66
然而,尽管存在选票操纵和妖魔化现象,人民党运动最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于人民党基本无法使其民众政治和持久动员的愿景制度化。通过与民主党融合,以及被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政客笼络,该党成了只不过是各种相互竞争的选举势力中的一支而已,结果是受精英驱使、结构上呈等级制。之所以轻而易举滑向这一步,是因为劳工组织内部的软弱,从而使该党成为了一个大众民主机构。到1892年的时候,由于受到了各种破坏,包括雇主的残酷镇压、罢工和抵制的失败,以及来自塞缪尔·龚帕斯(Samuel Gompers)和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的“审慎工会主义”(prudential unionism)的竞争,骑士团再也无法有效地组织农业和工业工人。 67 尽管这项任务落到了农场主联盟身上,但是劳伦斯·古德温证实,农场主联盟同样也面临着严重困难。转向第三党政治的直接原因是,农场主联盟合作社无法实现自我维持和盈利。这样的经验告诉农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对企业和私人商业银行行使权力,才能实现合作社联盟的目标。但这也意味着,正当平民政治需要农场主联盟机构为新政党注入民主责任和鼓舞大众参与之际,该联盟却明显衰落了。由于农场主联盟合作社步履蹒跚,因此农场主联盟并不拥有其19世纪80年代末全盛时期,制度上的力量和民众力量。 68
更根本性的是,地方领导和普通党员失去了对自己机构的控制。这一事实表明,平民政治思想存在一个致命的规范性难题。人民党党员对民主论述的核心是“人民”的概念。与其说是按种族来定义或是简单的选民集合体,倒不如说是人民实际上整体构成了现有的劳工群体。对于人民党党员来说,人民是那些发现自己面对着“上层阶级”的农民和工业工人“群众”。有一份内布拉斯加州的报纸,将这种“上层阶级”称为“金钱贵族,因为他们已经自己做起了我们的独裁者” 69 。本质上,他们拒绝了以往联邦党人的观念,即社会中没有任何团体可以代表整个共同体,因此“人民”只能是一种理想的抽象物——一个将制度性投票权赋予相互竞争阶层的宪政框架。
在基础层面上,人民党党员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阐释基于一种虚构:无论人们把劳动者这个类别理解得有多宽泛,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并非所有成员都是劳动者。并且很明显的是,生产阶级在多维度上也是碎片化的:白人与非白人、农村与城市、手工业者与工薪劳动者、佃农与地主。因此,劳工团结的理念本身也是一种虚构,因为这些群体有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经历和相互竞争的即期目标。当然,并非劳动者拥有的所有职务都始终符合公共利益。然而,人民党党员和他们知识上的先辈(如曼宁和布朗森)认为,无论立法至上还是政府制衡,共和主义自由最终都不可能受到宪法程序的保护。归根结底,作为自治的自由,是以拥有选举制度内外被动员起来的民众选民为基础的,它不断保证集体决策服务于更大的社会群体。由于不管身处怎样具体的劳动关系中,理想情况下,所有劳动者都在经济和政治独立方面享有同样的物质利益;因此,他们代表了最有可能维护共和主义自由的选民。如果组织得当,不同生产者将认识到自身的部分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统一,并通过集体努力,使大家接受一种民主的民众意志。这样,社会中的一部分选民则可以代表整个社会。
但是,要想让人民党的信仰获得成功,它自己的成员和领导者就必须能超越其即时的需要和偏见。宣称代表人民不仅限于对拥有阶级权力的非法要求;它还必须要意识到将历史上相互竞争的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利益所在,同时也要意识到如何促进这些利益。它也要求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控制携手并进,要求农场主联盟个体和政党成员与共和主义理想保持一致,来决定进行政治干预的条件,而不只是追随他们的社团领袖。换言之,这种对民主政治的描述想当然地认为,农村和城市穷人并不是无差异的、容易被奉承者和煽动家利用来达到任何企图的群体,尽管这与怀特的评论相抵牾。相反,农业运动的成员必须是有能力的公民和自身政治命运的创造者——是具备民主美德的个体。
然而,1896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颇具影响力的党内高层持有恰恰相反的观点。让普通成员恐慌和无助的是,这些领导人是能够寻求与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一个最终摧毁了农业激进主义的选举能力的人——结成联盟的。上述事件威胁到这样的理想,即运动参与者是根本驱动力、是能够支配和塑造他们自己政治制度的个体。它也强调了这样一种假定的潜在危险性,即假定人民党代表全体人民、其政策等同于公意。由于这些制度能够很快被指定,他们对民主合法性的主张也类似地被联盟内部的团伙所利用,以消除异议或强制终止与共和主义抱负不一致的言行。换言之,小团体可以声称代表“人民”,从而用自己的意志替代人民的意志。
反殖民思想的失败
假定代表“人民”的最好不过的阴暗面例子,可见诸定居者排外情绪的回归。在将潘恩、曼宁与沃森、鲍德利联系在一起的更广泛的民粹主义传统中,压倒一切的问题是,整个19世纪大多数白人劳动者通常以最狭隘的方式来理解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种狭隘性使得部分(劳动者)与政治整体之间的身份认同观,建立在严重的隶属模式基础之上。由于普遍存在的排外政治,白人生产者的集体自主性,往往对社会外部人有着严重的破坏作用。早先的大众参与时代,即杰克逊时期,可以产生白人普选权,但这是以进一步巩固定居主义的殖民二分法为代价的。根据像塔尼这样的政治家或法官的看法,白人定居者的经济独立,有赖于对本土土地的征用和非白人的依附性工作。通过使用种族和性别的术语来定义谁是自由公民,杰克逊党人极大地限制了抗议和动员的解放潜力。19世纪后期,每当农业反抗面临压力或潜在的失败时,这些倾向就会重现。他们这样做的方式,不仅破坏了运动广泛的解放要求,而且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群暴民、而非自由和自主的公民。
即使在运动的全盛时期,旧的排外性也明显地主要针对华人,尽管华人并非唯一的被针对者。由于反华情绪,《奥马哈纲领》呼吁限制“不受欢迎的移民”,并主张出台法令来禁止外国人拥有土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支持这种禁令的激进派人民党党员来说,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本土主义。像杰里·辛普森这样的人,他们并不认为反对外国人拥有土地与反对排华之间存在不相容:“我相信……国门应该大开,这样在上帝土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渴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和命运,他就应当被允许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这是因为在包含外国人禁令的同一纲领中,该党还要求将目前大部分由铁路公司拥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困农民。人民党党员认为,那些没有使用或有效利用土地的企业,不应该宣称拥有土地的绝对所有权。劳动骑士团重申了这一点,并曾在1889年呼吁终结所有为投机而拥有土地的行为。激进的人民党党员因此将反对“外国人”条款,看作主要针对外国企业的。这些外国企业就像美国公司一样,非法在西部囤积土地,现在成了美国的外居地主(absentee landlords)。 70
然而,紧随政治失败而来的是,这样的提案越来越多地抛弃了它们挑战国内外企业支配地位的初衷。相反,外国人持有土地法,成了促进定居者至上主义和拒绝非白人享有自由公民权益的另一种方式。正如20世纪早期几十年在西部各州实施的那样,这些法律并没有限制企业的投机行为,而是禁止那些“不具备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拥有土地。 71 这些法律被用来剥夺亚洲移民的继承权,并剥夺他们获得国家土地储备的权利,从而导致他们不可能享受共和主义的包容性,这与边疆土地赠与条件下自由黑人的境地十分相像。从本质上讲,民粹主义政策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并不是维持对经济等级制和从属关系的强有力批评,而是随着民粹主义者重新诉诸旧的驱离方法,似乎产生了最令人不安的结果。
在这种背景下,所谓的本土主义政治蓬勃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白人劳工甚至逐渐放弃了开放欧洲移民的承诺,而这是旧的定居者叙述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包容性因素。特伦斯·鲍德利晚年担任过美国移民局局长(U.S. commissioner general of immigration,1897—1902年 ) 和 移 民 局 首 席 信 息 官 (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of theBureau for Immigration,1907—1921年)。鲍德利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直到生命的最后,他都拒绝接受禁止东南欧人的排外情绪的正当性或像识字测试这样的措施。他认为后一种做法是对那些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而无法成为自由公民者能力的轻视,因而也是对共和主义平等理念的践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得到了其他劳工领袖的呼应,但是鲍德利对“进口”工人的关注,却发展成为对“非自然”“诱导”或“辅助”劳工的普遍排斥,并产生了一种更广泛地限制移民氛围,尤其是对文化差异较大的群体而言。 72 从本质上讲,鲍德利无法使得他对开放的包容性政府的渴望,与其对经济上竞争的担心完全相适应。因此,虽然他在道义上继续为所有欧洲人的自由流动理想而辩护,但是在政治现实中,通过扩大边境排外和入境后的社会控制的基本原理和做法,鲍德利帮助促成了对自由迁移的彻底否定。
与移民问题相比,黑人与白人劳工团结的问题,更凸显了定居者自由的局限性。作为农业运动核心和灵魂的南方白人农民,轻易地接受了大规模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行为,以及制度化种族隔离的兴起。这些都充分强调了平民政治的局限性。1904年,汤姆·沃森开始了他从坚定的平等主义者,到民主党党首和白人至上主义者转变的漫长历程。身为人民党总统候选人,沃森呼吁他家乡佐治亚州的民主党政客,通过一项将黑人从投票名单中剔除的宪法修正案。而长期以来沃森是一贯反对这类措施的。对此,他基于两点为自己的新立场进行辩护。首先,“黑人支配的恐惧”意味着,“只要受到黑人投票这种恐惧心理的威胁,白人就不敢反抗”。其次,根据沃森的说法,在佐治亚州,黑人的选票通常被有权者利用来挫败有意义的改革。“在佐治亚州,他们不敢剥夺他(黑人选民)的选举权,因为操控佐治亚州民主政党机器的那些人知道,大多数白人都是反对他们的。他们需要利用黑人来击败我们。” 73 沃森表示,他自己同白人农民一样,对南方黑人在支持人民党这件事上迟疑不决感到失望。面对一场由民主党组织协调的恐怖竞选,在拿自身安全下注与白人结盟的问题上,大多数黑人犹豫不决,因为直到最近,这些白人之中的许多人还在诉诸种族至上主义言论,还在为南方分离的“失败事业”进行辩护。然而,对于沃森和其他人来说,黑人群体就这样轻易地成了平民政治败北的替罪羊。恰如对英国人控制的卑躬屈膝的奴隶人口的担心一样,自由黑人现在在文化上被描述为惯于受到支配。有人认为,正是由于整个群体没有自主行动和维护共和主义自由的能力,所以黑人的选票才可能被强大的商业利益方操纵和利用。定居者自由乃种族特性的假设,又一次增强了他们重回旧的种族排外方式的意愿。
1904年,汤姆·沃森仍然相信,一旦所有白人劳工都能被组织起来以改变当前的现状,黑人就会重新获得选举权,而白人至上主义也将永远消失。尽管如此,这种为共和主义自由的长期事业而牺牲掉百万佐治亚人基本权利的意愿,意味着沃森的构想存在严重缺陷。在根本上,沃森认为,终归不能指望白人工人将人民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集体性思考。当面临种族分裂时,大多数白人定居者都不是追求所有劳动者的利益,而是漠视通过生产工作建立起来的共同纽带。归根结底,这意味着,即使在沃森——这位曾经的激进民主政治的伟大代言人——的论述中,劳工群体所指向的也仅是部分人的利益,而无法真正代表全体人民。
从本质上说,尽管定居者的经历使人想起平等主义的解放性话语,但它也恰恰削弱了这场农业运动的普遍性主张。平民政治内部的这种模糊性,反而使其动员民众意志的愿景蒙羞,因为这是一种实际上在社会内部生成、并具有共同公共利益感的愿景。到20世纪头十年时,“汤姆·沃森式的平民政治”已经污迹斑斑,它仅仅被视为一群可以随时受人利用而进行暴力和恐吓行为支持者的现成据点,无论这些行为是针对天主教徒、犹太人还是黑人。“人民”反而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无组织的暴民,他们服从那些利用由分裂所带来的仇恨、由赤贫所导致的愤怒来挑起事端的领导者。最能说明这种形势的变化,莫过于沃森利用煽动排外情绪,来促使对利奥·弗兰克(LeoFrank)处以私刑。而弗兰克是一名犹太男子,被陷害谋杀了14岁的工厂女孩玛丽·菲安(Mary Phagan)。 74
至于对帝国统治的批判,随着平民政治被南方和西部较为富裕的农业利益所支配,沃森自己彻底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在当选政党中处于局外地位。政党领导层呼吁打开美国农业的境外市场,并围绕经济和商业扩张制定外交政策进行辩护。 75 像沃森这样的激进派领导人对这一转变无疑持谨慎态度,并认为它是为农业和企业精英、而非贫困农民或劳动工人的利益服务。他们还意识到,美国的商业扩张主义最终将由军事当局维持;这样,国家才有能力强制拉丁美洲和亚洲顽强反抗的政府“开放门户”。因此,要求建立新市场的呼声,与主张组建更强大海军力量及更多常备军的观点沆瀣一气。而这恰恰是共和党人长期以来视为威胁自由公民的军事化手段。
然而,尤其是在1896年之后,党内许多人都士气低落;许多当选官员在某种程度上全然代表旧运动,无论是在领土吞并还是在商业扩张主义模式问题上,他们都谨防逆主流的民族主义潮流而动。1898年,在众议院的22名人民党议员中,只有辛普森和米尔福德·霍华德(Milford Howard)两人投票反对美西战争。 76 对其他人来说,投赞成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行为,因为他们担心,共和党和民主党会以不爱国的罪名来抹黑人民党。但不管他们如何投票,这种自我保护最终并未获得成功。在这场战争的结果中,人民党的众议员代表猛跌至5席,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实际终结了该党作为一股立法力量的存在。
更有问题的是,由于定居者排外情绪的幽灵始终存在,这使得残存的反帝国呼声显得空洞。直至沃森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反对帝国主义海外扩张以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他认为,参战只会在国内引发军事独裁,并导致一种根深蒂固的、与19世纪90年代殖民冒险不同的企业寡头政治的崛起。正如C.范恩·伍德沃德(C. VannWoodward)所写的那样:“他的观点是,‘从来没有哪位国王能比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要求行使更多的独裁专制',而这位总统正利用这种权力‘使普遍的行军步伐系统化'。” 77 当这样的观点是在对包容性的共和主义愿景进行辩护时,其对帝国统治的批判,就成了更广泛的解放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它与恶毒的白人至上主义相结合时,同样的指责听起来则是狭隘的孤立主义。当放弃民主平等的阵地时,这些观点日益允许全球扩张的辩护者有着普世主义和包容性的光芒。正如我将在第四章讨论的,反帝国主义的论述,似乎以种族相关的措辞重新出现,而美国的全球力量逐渐被威尔逊和罗斯福(Roosevelts)筹划为一项有远见和耐力的事业。
没能摒弃定居者的模糊性,强调了声称代表“人民”这种方式的固有困境,并且极大地削弱了平民政治运动对20世纪改革家的吸引力。对于那些在农业激进主义失败后为美国自由的未来争论不休的人来说,民主理想必须通过摆脱与沃森式暴民的联系来得到净化。如果他们的成员身份可以继续保持,那么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项努力就必须以更少的改革和更顺从的方式,来面对经济集中化的潮流。
尽管如此,这种失败暗示了在下一世纪出现的社会运动的一个关键点。平民政治的政治难题,强调了生产阶级不必被视为唯一能够保护共和主义自由、并将其范围扩大至被排除在外群体的选民。对于那些不愿放弃站在政府身后的被动员起来大众的代理人这一想法的人来说,以上事实表明,不只是劳动者,各种类型的选民都有能力通过其协同行动来代表更广泛的公众,并且也有能力体现致力于推行大众利益的民主基础。而取决于历史的契机,不同群体的利益可能与对更具包容性自治的辩护相符合,如进步主义时期(the Progressiveperiod)的消费者协会,或通过人权运动组织起来的黑人。平民政治的巨大悲剧,最终正是在于其自身无力认可这种辩护。虽然平民政治成功地指出了定居者架构的缺陷,但是它未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后定居者社会,从而使人们理解哪些意识形态成分应该得到保护、哪些应该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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