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大联盟与民粹主义的强势回归
1886年春天,这个国家陷入了大量的工业纷争中。就在一年前,为了抗议工资被削减,工人们通过劳动骑士团组织拆除了杰伊·古尔德(Jay Gould)的铁路线。这场罢工导致铁路运输瘫痪,并直接切断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交通。正如沃尔特·利希特所写的那样:“在财务压力下,古尔德不得不向罢工者让步。举国上下的工人阶级群体欢庆一种大卫与歌利亚(David-and-Goliath)式的胜利。”而其直接后果是双重的。首先,骑士团的成员人数从1885年7月的11万人,一年后猛增到近乎75万人。第二,古尔德再次许诺要粉碎工会,这引发了第二次从得克萨斯州东部开始、并席卷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罢工。这次西南大罢工为随后的大动乱(the Great Upheaval)创造了条件。在大动乱期间,来自小城镇和主要城市的20多万名工人,选择在1886年5月1日这一天为了八小时工作制宣告全国总罢工。对于以下这两类人来说,美国似乎处在猛烈变动的边缘而岌岌可危:一类人为劳工抗议进行辩护,另一类人则认为罢工乃是对社会秩序的危险威胁。 25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农场主联盟组织开始着手恢复强大的民粹主义传统。威廉·兰姆是得克萨斯州的蒙塔古县农场主联盟(MontagueCounty Alliance)主席。他宣布了一项联合抵制行动,以支持骑士团的西南大罢工。这一举动与该联盟的全州领导层政策形成直接冲突。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情抵制蔓延到整个国家并迅速发展,人们通过提供农产品甚至金钱来直接援助罢工者。这些努力最终促成了农场主联盟与劳动骑士团大会之间联合政治会议的召开。在这一过程中,工人和农民们似乎强调了一种令人吃惊的新发展。他们乃是属于更大劳动共同体——一个有着同样根本目标的共同体——的一分子,而非有着利益分歧的不同选区选民。对于罢工者和他们的支持者而言,这一目标正像历史上对定居者自由的承诺那样意义非凡:所有拥有能力的劳动者,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都享有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 26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农场主联盟的成员与后来的人民党,在很大程度上通过系统推翻占主导地位的定居者主义规范,来努力实现这种独立。在南北战争之后的几年中,最激进的人民党党员愈发意识到,定居者帝国的基本假定不仅与新的工业秩序不相容,也与作为自治的自由不再相符。因此,为了建立一个拥护所有生产者利益的劳工大联盟,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一种不再受对内自由和对外控制的殖民地二分法束缚的新政治形式。这一新的政治观包含三个基本内容:
(1)重新定义谁构成了享有充分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民主的“人民”;
(2)持续批判领土征服和扩张主义的新形式;
(3)创建一种永久的、能够立即直接维护其利益的动员型公民机制。
平民政治与谁算作“人民”
为保持与定居者传统相一致,工作上的关系为农场主联盟及其劳工同盟,提供了自由公民身份和共和主义自由的基础。在过去,自由与不自由劳动之间的生产区分,意味着当英裔美国人业主和手工业者能够要求政治成员身份时,从事低等级工作的边缘化群体,必然处于社会共同体或所谓“人民”的范围之外。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不管定居者的地位如何,工业的变化破坏了所有农民和工人的经济独立,并且促使改革者们重新考虑包容性的定义。这种变化将焦点更多地集中在生产者与非生产者之间,或是农村与城市中的“大众”劳动者与工商业精英的“上层”之间的对立,而对生产劳动形式的关注度反倒弱化了。
在描述经济自由所面临的威胁时,特伦斯·鲍德利在1878年《劳动骑士团章程》的序言中,强烈地呼吁劳工团结在应对生产分工中的必要性:
如果不对最近以来令人担忧的发展进行抑制,如果不对为了聚敛财富而导致的侵占行为进行抑制,必将导致劳苦大众的贫穷化和无法挽救的阶层下降。如果我们想要享受生活的祝福,就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抑制这种权力的发展以及不公正的财富累积。此外,我们还必须采用一种能够保护劳动者辛苦成果的制度;……这一被急切渴望的目标,只能通过劳工完全联合以及那些服从神圣命令—— “靠自己劳动吃饭”—— 的人的一致努力来实现。 27
随着这种呼吁而来的相关要求,直接让人想起威廉·曼宁的观点:劳动群体是人民的组成部分,而劳动利益必然是所有人的利益。正如1886年劳动骑士团序言所宣称的那样:“我们并非把劳动骑士团作为一个政党来创建,而是为了组织和指导工业大众的力量,是为了得到更多。因为在这其中凝结(原文如此)着为所有人利益的情绪和对策。” 28 由于劳动利益与保证共和主义自由是一致的,因而更具体地说,在扩大的人民群众与工业大众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统一。与其说劳动骑士团所体现的是众多党派中的一个政党,不如说它是整个集体的一种组织性表达,是对自由的承诺。
作为人民构成者和作为共同致力于经济独立的联合起来的劳工的愿景,也深深扎根于农场主联盟和人民党之中。1892年,在附和骑士团 社 团 所 表 达 的 情 绪 时 , 该 党 在 《 奥 马 哈 纲 领 》 ( the OmahaPlatform)开篇宣称:“财富属于创造财富的人,不付出等价劳动而从工业中获得每一块钱的行为都是抢劫。‘不劳动者不得食。'农村劳工和城市劳工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敌人是相同的。” 29 对于这样的民粹主义者来说,工资奴役和农村租赁的问题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每种情况下,工商业精英都将资本从劳动力中分离出来,进而从中剥削生产者的利润,并实施对生产的控制。
在重新定义谁是人民时,骑士团活动分子和农场主联盟成员直接挑战定居者的排外情绪。对鲍德利而言,不论其性别或种族背景,所有劳动者都同样受制于工资奴役和经济依附的危险;因此,新的欧洲移民、被解放的奴隶和妇女都同样是受欢迎的。 30 在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Richmond)举行的骑士团大会上,针对种族迫害,鲍德利肯定地回应了组织黑人工人的重要性。因为他直言不讳地宣告:“黑人是自由的;他们在此地,而且他们要留在此地。”因此,所有劳动者都有责任认识到他们共同面临的工业奴役困境,并且白人也有义务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劳动领域和美国公民身份上,我们不承认存在种族、信仰、政治或肤色的界线” 31 。
具体而言,这种观点拒绝了内战后南方白人至上的论述。在汤姆·沃森看来,对于身陷农作物留置权制度(crop-lien system),并受债务束缚的贫困农民来说,跨种族团结的需求,只不过是关乎自身利益的事情。他认为,人民党会呼吁白人和黑人,通过告知他们两个群体说:“你们被隔离开来,因此你们各自的收入就可能分别受到盘剥。有人使你们相互仇恨,因为这种仇恨正是基于奴役你们二者的金融专制主义。你们被欺骗、被蒙蔽,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这场种族对立,是如何使一种货币制度永久化,从而使你们都变成乞丐的。”在沃森看来,黑人农民和白人农民相同的经济定位意味着,他们的命运永远相互交织在一起;而如果真正致力于将白人从债务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即使是最顽固的种族主义者也必须要同等对待黑人:
这显然是正确的,难怪这些不幸的黑人和白人劳工们都驻足聆听。难怪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法律使白人佃户受益,黑人也同样无法得到好处。他们还意识到,针对他们中任何一方的不公正制度,往往导致二者都遭受损害。他们所有的物质利益都是一致的。一旦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信念,仅仅关注自身,仅仅企望改善其条件、避开繁重的赋税、避免高利贷费用、减轻自己的租金,或渴望将自己岌岌可危的房屋变为开心的幸福之家,就将使这两类人团结在一起。 32
对于鲍德利和沃森而言,巩固劳工团结需要向所有农民和工人强调他们共同的自身利益。这不是崇高的理想,而是经济力量的日常运作。这种力量将先前敌对的群体团结在一起,进而形成生产者的团结。以物质关注和具体经验为中心的民粹主义政治,反映了威廉·曼宁早期的信仰,即所有个体,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最终都是由自身利益所驱动。因此,这一假设使得他们继续向共和党精英先前强调的政治美德进行曼宁式的挑战。回想一下,对于麦迪逊而言,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太过于密切,使得立法者关注部分利益,无法以独立理智来采取行动促进更大范围的利益。在这种观点下,自利——以及不能使自己与具体经验保持距离,恰恰使得法制沦为阶级专制的奴仆。相比之下,人民党党员认为,一个人的社会背景是无法规避的,而贤德领导层的呼吁往往为阶级立法戴上了一副面具。更重要的是,利己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确实构成了人们理解自身状况、发展政治同盟和深化对利益认知的基本方法。对于沃森而言,他渴望打破民主党对南方政治的束缚,并努力使黑人和白人明白,正是他们的共同利益保证了种族统一运动的希望。这一运动既能终结农业劳役偿债模式,也能永远地摧毁民主党。
最终,通过强调将看似互不关联的劳动者团结在一起的物质经验,人民党党员试图增强劳工团结,并构想出共同利益统一一致的叙述。沃森和鲍德利驳斥了以下这种观念,即公民的行动仅仅是出于个人的良知或他们的优良天性;相反,他们把重点集中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上。这种社会环境反映了共同的从属地位这一现实、反映了对自由的共同期望。因此,人民党党员抛弃了费希尔·埃坶斯和麦迪逊所奉行的观点。他们二者认为,只有少数贤德的人才能够克服自身偏颇的欲望而意识到社会的更大利益。与之相反,人民党党员相信,普通的劳动者每天都在与依附和不平等做斗争,所以他们能够察觉到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即普遍的共和主义自由)之间的逻辑关联性。如果基于这些利益被组织起来,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而通过政治和经济活动,他们也将共同促进作为自治的自由。
但是,尽管这种对自身利益的强调,提出了一个关于人民的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愿景,然而它仍旧有其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共同的物质目标失败或不能被清楚表达出来,以至于对被排除群体的接纳也是如此。在人民党旗帜及其分政财计划下,沃森呼吁种族团结的同一篇文章中,他也对种族隔离进行了辩护,他评论道,只要种族隔离不在法律上实施,“关于社会平等的问题,根本就还没有进入深思熟虑阶段。这是一件由每位公民自己决定的事情。迄今为止,任何一项法令都不能、也永远不能随意拔掉哪怕一个最卑微家庭的门闩。而每位公民都能够、也将一直能够自由掌管他自己的宾客名单” 33 。因而沃森不像撒迪厄斯·史蒂文斯那样激进。史蒂文斯甚至安排自己死后要安葬在兰开斯特(Lancaster)的黑人公墓,以彰显他的自我原则。34 对于沃森而言,由于利益而非原则在统治,因此人民党的社会包容计划在将平等理想扩展到公共领域和工作场所之外时,他就犹豫不决了。 35
此外,通过统一的利益来聚焦于团结问题,意味着当白人劳工认为其目标是需要排斥其他群体时,将倾向于持续退回到有关自然公民身份和对外拥有特权的定居者话语之中。如前所述,这种缺陷在对待中国移民问题上得到了充分证实。当然,劳动骑士团中许多活动分子认为,他们的组织是普遍包容的。鲍德利在《劳工三十年》(ThirtyYears of Labor ,1889年)中写道,骑士团拒绝在他们的章程里包含哪怕一条要求对“仆从种族”进行排斥的条款,特别是针对中国人的条款;因为该组织“不认可任何种族、信仰或和肤色之分”,并反对“人类的任何一部分”被排除在享有共和主义自由福利的行列之外。36 187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大规模劳工示威活动中,激进的骑士团领袖乔治·麦克尼尔(George McNeil)重申,无论其种族或定居者地位如何,整个劳工群体都应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他向鼓掌欢呼的群众宣告:“现在的工人运动是为了所有人,没有种族、肤色、国籍、政见或者宗教之分……。一个人出生在非洲或中国、欧洲或美国……都是无关紧要的。”麦克尼尔进一步补充说:“如果他们愿意为美国的报酬工作,(他)希望中国人留在美国。”根据麦克尼尔所言,白人劳工“并不是希望中国人离开”;他们想要的只是消除针对合同雇工的剥削行为,而这些外来工人的工资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的基准。 37
事实上,应向所有工人——无论欧洲人还是非欧洲人——提供自由迁移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被视为共和主义独立的基石,因为这是每一位自由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同年,在回应那些排华呼吁时,一名爱尔兰工薪族在写给《波士顿导航报》(Boston Pilot )的文章中认为,“就像世界上其他此类……盲目、吝啬、心胸狭窄的偏执者一样,几年前有种类似的喊杀声——‘爱尔兰人不得申请',也曾响彻整个美国”。这位作者要求美国应真正成为“任何地方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而不是将中国人拒之门外。因此,当鲍德利与劳动骑士团开始围绕移民问题讨论时,他们最初坚持的是一种普适主义信仰。正如麦克尼尔的评论所指出的那样,骑士团致力于制定规则,来抑制那些通过公司雇佣合同劳工的人口输入行为。这些人口可能是被利用来破坏罢工或降低工资的。在整个19世纪70年代,骑士团要求明确禁止这种行为,并最终于1885年通过了《福伦法》(the ForanAct)。正如麦克尼尔这样的活动分子所表示的那样,他们的目标并非要造成种族排斥或限制外国人的自由迁移。在许多人看来,这一目标要求乃是基本的共和主义权利。 38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骑士团的大多数依然对欧洲移民维持这种观点,但越来越多的成员仅透过合同雇工的棱镜来看待亚洲人,并认为他们是威胁到自己经济生活的新佣工或“苦力”。这种看法部分源于企业明显把亚洲工人看作临时雇工,因而可以利用他们来摧毁工会组织,或者在繁荣期降低工资。鉴于这些非常实际的做法,旧的定居者二分法,轻而易举使得所有中国人沦为根本不自由的劳工身份,而这难免不符合共和主义惯例。骑士团中的许多人发现,接受排华比坚守四海之内皆兄弟(universal brotherhood)的理想更为简单。到1886年,甚至连鲍德利也乐意针对亚洲人声称说:“黄种人只不过是奴隶而已。”他和其他人可能意识到了中国人是替罪羊,而移民禁令并不能解决劳工的基本经济困境。尽管如此,对于日益增多的穷困白人工人而言,他们无法接受自己的同胞兄弟被亚洲人取代的想法。而这正突显了在物质利益分化时包容性的局限。 39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缺陷,在削弱成员身份与种族地位之间的纽带上,经济团结的力量仍旧起到了关键作用,甚至一度体现在中国移民身上。这一力量也表达了一种公民身份的愿景,它远比定居者帝国盛行的更为开放、文化上更加多元。尤其是在南方,人民党的政治家及其支持者愿意挑战白人至上的做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爱德华·艾尔斯(Edward Ayers)写道:“这样的声明在新南方确实很了不起。在几个月前,没有白人会想到要这么说。政治上突发性的人民党反抗,突然使得上等正统白人男性处于这样的境地,即他们社会的种族不公,对他们来说突然似乎是不公正的。” 40
反对帝国的平民政治的崛起
通过重新定义谁算作人民,人民党运动不仅向定居者的排他性施压,而且还挑战了主流的帝国规范。在此过程中,这一运动将像布朗森和斯基德莫尔那样的先前被边缘化的民粹主义观点置于政治中心,并强调帝国在实际上是如何进行妥协、而非促进共和主义自由的。激进的农场主联盟成员和人民党党员认为,美国的领土扩张和正在出现的追求全球突出地位的驱动力,将企业权力与军事实力结合起来。而征服扩张开辟了工业利润的新市场,并促进了对一支庞大常备军的需求,以便为镇压劳工运动做好长期准备。
对汤姆·沃森而言,领土面积的增加并不会带来经济自由和集体自治;恰恰相反,它带来了要规避的东西:一个像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的美国。1893年,针对美国的帝国领土面积和自命不凡,沃森嘲讽地写道:“在领土、财富、权力上成为帝国之后,我们寻求在外观上成为一个帝国。我们要炫耀我们的陆军和海军,我们要装点些华而不实的仪式,我们要在外国的首都建造富丽堂皇的大使馆。”在美国政治家考虑吞并夏威夷的那一刻,沃森公开声明:“这是我们第一次宣布,我们可以走进2100英里外的海洋,占领那些不属于我们、并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必要的岛屿。”对这种财产和全球权力的追求,隐约地呈现出未来美国的不祥图景。由于既需要在国内保持对不守规矩的公民的控制,又需要在国外灵活地采取行动,美国发现自己将有一位君主式的总统。这样的总统不再受到大众意志的束缚,而只是以工商业精英的名义行事。沃森写道:“谁会将那些奴性的殷勤、卑鄙的谄媚,以及宫廷式的三跪九拜聚拢在自己的周围呢?哎呀!当然是总统了;我们的主人、那些企业,把这个人扶持起来统治我们。” 41
五年后,最激进的人民党党员认为,美西战争及其后果证明了这些担忧的正确性。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堪萨斯州国会议员杰里·辛普森,以一位著名学者的言辞、以“该党在众议院里的非官方声音”,深表怀疑地关注当时普遍存在的沙文主义情绪,并认为战争应该被当作绝对最后手段。结果,1898年4月13日,众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在古巴使用武力。辛普森是仅仅19名投否决票的国会议员之一。他担忧,美国将发现自己“在无下限地窃取他国领土”,而不是为了捍卫“为自治……而进行斗争的人民的权利”。 42
辛普森所付出的政治代价是巨大的。尽管他在贫困的中西部农民中近乎被奉为民族英雄,但他在1898年的连任竞选还是失败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主战情绪的高涨。在失利后发表的最后一次国会演讲中,辛普森针对以下两件事提出质疑:一是最近的拨款法案;二是通过采取将军队规模从2.5万人增加到超过10万人的措施,来建立一支新职业化军队。他一贯反对这样的立法。辛普森声称,一些议员告诉他,这些法案的真正原因是要建立扩大的军事设施,以备在必要时可以“镇压国内暴乱”。就像沃森的话一样,辛普森断言,“与殖民帝国计划一道”,企业和政治精英寻求“在这个国家将美国总统、西印度群岛和菲律宾的君主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推上王位,然后令一支常备军加强这个新帝国的权力”。 43
在国会门外,沃森也重申了他对企业权力和军事专制幽灵的担忧。作为激烈反对这场战争的一员,沃森在冲突期间向一群人委婉地问道:“到底谁能从战争中得到好处呢?”联想到比利斯拜和斯基德莫尔,他接着回答说:
全国性的银行家们将从这场战争中获利。新的公债为他们提供了设立新银行的基础,因而他们的权力也得到增加。特权阶级都从这场战争中获利。战争转移了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注意力,并使特权阶级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正制度永存。政客们也从这场战争中获利。战争掩盖了他们不敢面对的问题。那人民从这场战争中得到了什么呢?打仗与赋税。 44
应该注意的是,这些针对领土帝国和美国全球权力进行的尖锐批判,并不主要集中在殖民统治下原住民群体的待遇问题。相反,激进的人民党党员最关心的,乃是在其中对外部权力的主张必然导致母国遭腐蚀的方式,因为途径主要是通过促进与劳工群体相左的那些利益,以及创建专制权力的集中化和等级制制度。正如沃森所断定的那样,“共和政体不可能进行征服的勾当而依旧是共和政体。军国主义导致军事独裁、军事专制。帝国主义为君主铺平(原文如此)了道路”。这与哈林顿或曼宁可能得出的结论非常相像。像庞大的常备军和统一的执行官这样的制度,直接威胁到作为自治的自由,并使得普通公民不得不面对一个庞大的、压制性的国家权力机器。 45
尽管如此,如果主要的焦点不是外部行为,那么形成这一对帝国进行批评的激进声音,却也在更大范围上暗含有关殖民权力道德上缺乏合法性的观点。或许,这种观点最有力的表达,是在运动接近尾声时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政治家威廉·内维尔。他最终成了华盛顿的最后一位人民党国会议员。 46 1900年2月,在美国侵略菲律宾的战争期间,内维尔在国会发言中谴责了这场冲突。他明确地将对菲律宾人的控制,与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治实践的种族奴役联系起来。对内维尔而言,这种占领与具有更大程度破坏性特点的集体生活是一致的:不断把非白人群体——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只当作实现定居者内部目标的工具。这些群体之所以被认为是有益的,主要因为可被利用来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完全地受制于强制性的自由裁量权。
在对民主党中那些反对帝国兼并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讲话时,内维尔宣称道:
令一位人民党党员震惊的是,听到众议院(民主党)这一边的议员在辩论中声称说,“这是一个白人的政府”,并利用财产和学历条件来剥夺黑人选举权,而与此同时,却谴责共和党未经他的同意试图统治棕色人种。 47
对于内维尔而言,反对征服亚洲或加勒比地区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拒绝不平等地对待在美国的黑人、华人以及墨西哥人。这两类种族从属关系的形式,都使得那些值得享有共和主义自由的群体沦为帝国臣民的地位。
在这样主张的时候,内维尔将他对领土帝国的反对,与一种普适主义自治观点联系在一起:“真正让人感到安慰的是,能够相信人类大家庭的共同兄弟情谊;相信人人生而平等,或者换句话说,相信上帝创造男女作为人类发展的源泉时,并没有规定阶级界线。”通过强调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享有同样自决权的基本权利,内维尔继续道:
国与国之间应该有和人与人之间一样的权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对于黑人和棕色人来说,就像对于白人来说一样珍贵;对于穷人和富人同样珍贵;对于无知的人和受过教育的人也是这样;对于弱者和强者而言都是神圣的。这一点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而那些靠武力破坏这种权利的国家,相较于把法律攥在自己手中的人的统治好不到哪里去。 4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内维尔拒绝将这种自决,视为要求任何诉讼期间的白人监护权,因为越来越多的政治领袖这样认为,以此对占领菲律宾进行辩护,或对所实行的原住民保留地新政策进行辩护。而内维尔在抵制白人监护的同时,同样抵制联邦政府的实际政治控制,以及那些非正式的经济和军事干预行径;因为长期以来,它们表明了西方与非白人民族打交道的方式。换言之,内维尔对民族自决的呼吁并没有任何附带条件。
因此,内维尔的演讲代表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发展:一位美国政治家有意识地否定帝国的所有表现形式,并依据国内对依附性国民的殖民统治描绘了国内的种族控制。内维尔毫不含糊地描述了黑人在美国的遭遇,他们像是帝国臣民而非真正的公民。他断言道:“当一部分人民在法律面前处于依附地位而无法享有平等权利时,任何政府都无法彰显其民治政府的尊严。” 49 内维尔认为,对共和主义自由不变的承诺存在两项基本要求:一是在美国内部的平等包容性;二是追求尊重原住民自治、反对欧洲和美国当局监督权的国际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对于内维尔和沃森来说,虽然美国没有实际的殖民领土,但是以美国干涉主义为核心的外交政策却是无法接受的。这样的政策将会导致美国对世界各地的争端进行干预,进而催生华盛顿精英依据自我商业利益而做出决定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它可能会因此引发更为激烈的暴力。沃森断言:“的确,西班牙人和古巴人打游击战,一场战役下来可能死了三五个人。而我们到那里去,在三个月内杀死的人却比他们在十三年里可能杀死的人还要多。如果他们以前是挨饿的,那现在又由谁来养活他们呢?” 50
因此,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利己主义的言辞,逐渐使得贫困农民和工薪阶层得出了一组引人注目的结论。为改变数世纪的定居者传统,人民党运动中的许多激进参与者及其盟友对成员身份进行了重新界定,从而几乎囊括了所有农业和工业工人。在此过程中,他们否定了定居者主义将国内白人与原住民或外来黑人区分开来的殖民二分法。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批判了长期以来视领土扩张为经济自由的先决条件这一主张;相反,他们逐渐把这种为了征服——而今越来越是为了追求全球权力——的驱动力,看作只带来了军事专制和国内更大程度不平等的可能。在风潮席卷之际,一些领袖甚至愿意接受斯基德莫尔对原住民自治的构想,即把他们完全从西方的监护中解放出来。或许最重要的是,这些呼吁并非杰克逊式的局外人观点,而是在大规模社会抗议的背景下由民众领袖提出的。这些社会抗议对既有政党的政治支配地位和工农业精英的经济支配地位构成了挑战。虽然这样的努力功败垂成,但是却表达了人们对正在大大扩展的定居者自由所怀有的希望,并因而将美国想象成为一个殖民自负已被清除、尽可能向所有人开放的生产主义民主国家。
人民党自治与持久动员的目标
如果在人民党运动中的许多人,试图将定居者自由与其扩张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纽带分割开来,他们就会通过重申联邦宪法出现之前那些岁月中的大众政治观点来达到目的。由于受到这一信念的激励,即自治需要劳工群体行使公共权力、并颁布符合集体利益的民间法,这一劳工大联盟因而强调了对政府保持永久警惕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民意代表本身似乎与“人民”的社会经验和物质利益相脱节。人民党党员进而采取行动,创建了平行机构来不断动员公民,并因此彰显集体意志。
这些协会重温殖民地独立后发展出来的那些法外(extralegal)习惯和制度传统。定居者的反叛,使人们越来越怀疑现有代表机构代表人民发言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小农场主和市民来说,维护自治和促进经济自由,意味着要组织“户外活动”并发展准公共协会,如民众大会,从而确保公众对政府的直接控制。 51 同样地,在镀金时代,随着企业利益开始占据国家政治和法律机器,公民们形成了大量非正式法外机构,以平复不满和表达集体情绪。这其中既有用于为各种工人团体(包括劳动骑士团)成员提供平行司法框架的民众法庭,也有南方和西部的农民合作社。 52
但是,以法外形式组织起来的最棒的例子,莫过于人民党党员扩展了杰克逊式的政党手段的方式。与许多19世纪30年代的民主党人一样,人民党党员认为,政党是为消除代表人与被代表人之间的分歧,以及推动小生产者自由社会的工具。这种把政党看作意志形成的主要工具、人民持久动员的基本场所的愿景,将18世纪特别立法协会(extralegislative association)的革命模式与19世纪的政党机器结合到了一起。这种政党机器曾在杰克逊时代得到充分发展,并支配着镀金时代的政治。在此期间,除了通过错综复杂的赞助系统将地方、州与联邦办事机构组织起来,政党甚至控制了选举过程本身。鉴于19世纪后期选举相当普遍,其根源是任期较短以及担任选举职务的地方和州官员的数量巨大,因而这并不是一件小事。马克·科恩布卢(Mark Kornbluh)写道:“此外,他们登记选民,印刷、分发、计数选票,提名候选人,资助和管理竞选活动,并通过占绝对优势的党派媒体控制政治信息的传播。” 53
这样的政党“把选民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来动员”,并使政党联盟与民族、宗教或种族身份之间形成持久的联系。他们这样做,是通过众多社会活动和颇受欢迎的盛宴,包括游行和野炊,以及为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基本服务来进行的。例如,对于新到的欧洲移民,政党官员通过归化程序帮助潜在选民,而每个城市的政党委员会都致力于这项任务。更普遍的是,作为对选民在竞选期间忠诚和支持的回报,政党在工作和社会福利方面也会给予帮助。在联邦政府层面,官僚机关在1896年增加至19万个,并且为几乎每100位选民中的一人提供了一个工作岗位。因此,政党是社会整合的关键根源,它将白人移民、得到解放的奴隶,以及土生土长的定居者等多元群体,都融入新兴经济和具有高度参与性的选举过程之中。 54
这一政党机器的两个特点,使其与人民党运动的政治愿景尤为一致。第一,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选举过程和政府机构都被政党完全渗透,因而消除了在已确立的法律框架与法外组织模式之间的明显区别。政党成为准公共机构,成为意志形成和大众参与的基本场所,并且合乎逻辑地不会与“官方的”政治进程相脱离。第二,不掺水分的选举数字,意味着政党不仅是准公众性的,他们还努力进行不断的动员工作。与委托于偶然性投票的民众参与相反,政党认同的核心内容,意味着公众参与通过一系列的竞选活动,诸如“认可会议、抗议、游行、示威、烧烤、集会和篝火”,这创造了一种永久参与型的公民。 55
对于人民党党员来说,现有政党的主要困难之处在于,他们通过无数社会裂痕而使劳工群体分化,而最具破坏性的莫过于过去南北方之间的地区分裂,因为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同样都在“挑唆争斗”。56 通过提供保护和向不同地区的族裔—宗教群体提供社会服务,政党体系的社会整合方法使得社会阶层化,而并没有将公众团结起来。正如罗伯特·维布的著名论述,这种镀金时代的政治,使得美国呈现出一幅分散的“岛屿式群体社会”画面,并通过利用每一群体的不同身份和经验来组织集体生活。 57 相反,就像美国革命时期或杰克逊式动员巅峰时的法外管理一样,人民党运动则想象政党乃是所有生产者的制度场所,因而对人民来说也是如此。就像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在《奥马哈纲领》的序言中所撰写的那样,为拒绝地区性政治和呼吁劳工团结,“我们寻求将共和主义政府重新交回到‘纯朴的人民'手中”,并且“当这个共和国建立在全体人民相亲相爱的基础上时,它才能作为自由政府而长久存在”。动员的目标是通过整个劳工群体,为人民主权论的直接和持续表达创造空间。通过这样做,政府行动将会成为实现集体目标可以永久得到的工具。就像序言中接下来所表述的那样,我们“认为,为了使压迫、不公和贫穷最终在这片土地上消失,政府权力——换言之,是人民权力——应扩大……迅速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即充满智慧的人民和经验教训认为正当的程度” 58 。
为了实现这种民众自治,政党必定要保证内部的民主和非等级制,并接受农业和工业工人自身所表达的劳工群体的集体情绪。由于权力的分散和对地方组织的关注,镀金时代的政党对其选区的需求毫无疑问会做出回应。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结构仍然是等级森严的,并将对政党首领的支持与提供的赞助和服务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像唐纳利、威廉·兰姆和汤姆·沃森这样的激进分子则认为,这一政党处于一个由多元、重叠的劳工组织组成的架构之中,其中最重要的组织就是农场主联盟。换言之,政党成员也是农场主联盟成员。他们经过多年合作改革运动经验的考验,并致力于一系列的政治目标。尽管政党是为了获取选票和即时控制政府而组建的,但它只是更大范围的集体架构中的一部分,并因此可以得到反映更大运动利益的平行制度的支持。正如政党是政府背后的政府一样,农场主联盟和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则体现了政党背后的政府。这一结果表明了一种民众政治形式,其中劳动者被复杂地组织起来,并且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州和国家的决策地点被有效地控制,从而做到直接对政党和运动负责。 59
从某种意义上说,永久动员人民和人民参与自治的愿景,具体表达了曼宁“劳工协会”的希望。曼宁曾设想过一种制度框架,它既可以传播有关生产者利益的知识,又有利于工人在政治上的集体自主性。农场主联盟和人民党追求这些目标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农场主联盟的讲座制度和党的全国改革新闻协会(National Reform PressAssociation,NRPA)。在每个乡村,农场主联盟建立了数百个次级联盟,其中每个次级联盟不超过50人,每一个次级联盟都配备一名讲座员,其目的是解释合作社的改革运动,将农场主次级联盟的行动与更大的组织机构联系起来,并帮助农民向更广泛的群体表达他们的不满。在全国改革新闻协会的帮助下,人民党开发了上千种期刊和周刊。这些刊物向普通公民传递运动目标,并在读者来信里为贫困农民提供一种在公共机构发声的途径。 60
正如曼宁在一个世纪前所提出的那样,这些机构场所体现了一种关于美德如何在一个政治团体内起作用的不同观点。通过传播知识以及结合农民和工薪阶层的经验和观点,像农场主联盟体系这样的机制,为智力的民主化、为确保所有人而不仅是受教育的少数人了解他们的自身利益,以及如何最好地使之得以实现提供了一种方法。这种协会形式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位劳工都有将个人利益与群体道德需求相联系的基本能力。如此,在对政治活动和公正社会的描述中,农场主联盟体系和劳动骑士团中激进的人民党党员,为美德拓展出了明确的空间。在鲍德利看来,例如,对工资制度的攻击和对合作联合体的辩护,乃是基于这样的基本信念,即前者与以自律、个人责任和自主反思为基础的道德生活是不相容的。 61 对于他来说,共和主义自由体现了人类繁荣的愿景,因为自治的经验为集体自主性和精神独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在鲍德利看来,关键问题是如何使个人从依附和工资奴役的环境中醒悟,从而过渡到解放的状态。特别是工人和农民,因为他们虽然与定居者至上的观点相关联,但却因经济束缚的现实而在道德上受到贬低,所以他们如何能够认为自己拥有同样的基本目标,并有能力行使大众权力呢?因此,像工会和政党这样的工具,连同报纸和演讲者,不仅是提高工资或挑战工作场所特权的工具;它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提升作用。它们提供了一种方法,使得劳动者获得了改变自身处境所必须的文化和物质资源,即民主的美德。
本质上,通过不计其数的平行机构,人民党运动寻求将参与性民主制与大众政治相结合。民粹主义运动认为,劳动者的利益体现在解放整个社会的目标上,以及在适当组织下能够代表整个群体发声。在最激进的阶段,该运动希望通过为农业和工业工人的持续自主性创造一种政治基础,从而能够使经济独立和政治自由成为普遍的体验。堪萨斯州的人民党党员弗兰克·多斯特(Frank Doster),也是后来堪萨斯州的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正如他在1894年劳动节演讲中告诉听众的那样,现有的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面对工业变革和企业权力呈现出“瘫痪姿态”,因而无力“使这个国家的立法,适应这种新生活强加给我们的奇怪状况”。作为回应,通过确保“国家的工业制度,就像其政治制度一样,应是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治理形式”,人民党及其支持者将“社会大众的权力,针对那些威胁国家和平安全的进行反叛的个人”。 62
为了实现这一承诺,人民党党员要求实行以分财政计划为中心的大量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利率降低的情况下,通过将农作物抵押给联邦政府,该计划将使得信贷更加容易,并且大大减少债务奴役的可怕根源。然而,随着货币制度的民主化,正如在《奥马哈纲领》和农场主联盟纲领中所表达的那样,人民党党员也要求政府对运输和通信工具拥有所有权,要求自由无限制的铸银币、采取更公平的累进所得税征税、从铁路部门和企业收回过剩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以及废止私人警察力量,如平克顿侦探公司(the Pinkertons)。 63 这些措施旨在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从而将工业化与作为自治的自由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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