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民党的挑战与定居者社会的瓦解
如今人民党对这两类人(黑人和白人)说:“你们被隔离开来,因此你们各自的收入就可能分别受到盘剥。有人使你们相互仇恨,因为这种仇恨正是基于奴役你们二者的金融专制主义。你们被欺骗、被蒙蔽,你们可能无法理解这场种族对立,是如何使一种货币制度永久化,从而使你们都变成乞丐的。”这显然是正确的,难怪这些不幸的黑人和白人劳工们都驻足聆听。难怪他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法律使白人佃户受益,黑人也同样无法得到好处。他们还意识到,针对他们中任何一方的不公正制度,往往导致二者都受到损害。他们所有的物质利益都是一致的。一旦这种意识成为一种信念,仅仅关注自身,仅仅企望改善其条件、避开繁重的赋税、避免高利贷费用、减轻自己的租金,或渴望将自己岌岌可危的房屋变为开心的幸福之家,就将使得这两类人团结在一起。
—— 汤姆· 沃森(Tom Watson),《南方黑人问题》(“The Negro Question in the South”,1892年)
在19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种反抗的情绪再次席卷了乡村。面对债务和土地丧失威胁的债权抵押制度,小地主和佃农组织建立了农场主联盟组织。该组织最终参与人数超过了200万,涉及42个州和地区,试图通过合作改革运动和分财政计划(subtreasury plan)的方式,推行具有社会效用的联邦信贷,进而将农村贫困人口从对当地商人和商业银行精英的依附中解放出来。 1 人民党成立于1892年,围绕劳动者的基本利益,该党既表达了以上这些经济目标,同时也表现了重回政治中心的更大的集体雄心。农场主联盟组织领袖和政党活动分子将他们的努力与以下这些人联系起来:他们是劳动骑士团、美国铁路工会组织(American Railway Union,ARU)的工业工人,以及刚刚获得解放、但有着同样农村悲惨遭遇的奴隶。因此,他们开展了一项基础广泛的参与式运动。这切实体现了自美国革命时期以来,关于如何使社会环境与作为自治的自由相兼容这一设想的最持久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自称为人民党的改革家,成了共和主义自由叙述的自然继承者,而威廉·曼宁、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和奥雷斯蒂斯·布朗森则对共和主义自由叙述进行了最彻底的阐明。我之前曾将“民粹主义”一词用于这种叙述上。在本章中,我将探讨这场运动对美国人关于民主实践和成员身份思想的影响,并且将研究乡村和城市的抗议活动,是如何为最终放弃定居者帝国的制度和观念奠定了基础。
两个特点使得这场社会运动尤其与众不同:它的历史时机以及它与先前美国政治思潮之间的结合。首先,这场社会运动出现在20世纪经济和政治权力模式确立之前。乡村的动荡发生在此之前:公司资本主义和官僚国家机器全面取得优势,二者被等级化地组织起来,并且高度相互渗透。同时,虽然美国的地区性和国际力量日益增长,并且不再处于后殖民时代的弱势地位,但是,此次运动发生之际,美国还未形成对自身全球定位以及恰当利用其新发现地位的清晰叙述。正是因为人民党的观点是在如今的结构性规划和意识形态安排获胜之前发展起来的,因此他们提出了美国事业的另一种发展方向,尽管这一方向最终并未得到贯彻。
至于平民政治的基本愿景,孤立地看,其构成部分都并无新意。人们曾目睹更早时期被动员起来的公众卷入对集体制度的挑战之中,就像美国革命后的岁月那样。这一时期的美国也见证了一个大众政党的崛起,即杰克逊时代的民主党。该政党被各种各样的生产者选民的参与所激励,并声称代表全体人民发声。 2 此前,美国人甚至对普及共和主义自由的思想理念进行了辩护。早在19世纪20年代,托马斯·斯基德莫尔就勾勒出一种非帝国的美国政体轮廓。他否定了一种扩张式的政治,并把所有群体——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作为值得享有有意义的自治者来对待。而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激进的共和党人也率先对标志着定居者生活的殖民二元性进行了抨击,并为了完全包容黑人作为独立和自治的公民这一事业而奋战。
但是,令这次农业抗议活动与众不同的原因,乃是这是可以独自主张的社会选民首次将所有这些因素统一起来,用作民众行动的基础。农场主联盟成员和政党积极分子自觉地将农村的贫困,与显而易见的工业劳动问题结合起来,并试图使长远的经济独立目标适应于急剧改变的环境。他们设想出了一个新的工业社会:这是一个没有等级制度和对大众控制的社会,在其中农民和工薪阶层设定经济和政治决策的条件。在19世纪90年代它的鼎盛时期,平民政治向两个老牌政党的霸权进行了挑战,并描述了民主党在南方崩溃的非常真实的可能性——这种结果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在这一动员起来的社会基础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物质利益是需要打破定居者的排他性,并将自治扩大到先前被边缘化的群体,特别是黑人和妇女。尽管这些观点可能代表了运动的激进派一方,但是许多颇受欢迎的领袖和同盟支持者对此均十分认可。例如,得克萨斯州的威廉·兰姆(WilliamLamb),佐治亚州的汤姆·沃森,堪萨斯州的杰里·辛普森(JerrySimpson),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内维尔(William Neville),劳动骑士团的特伦斯·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以及美国铁路工会的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他们都主张,平民政治面临的挑战是最终建立一个合作社联邦;并且还坚持认为,定居者至上主义已经变成分裂劳动者、破坏有意义的自治的楔子。
我认为,这种针对定居者优越地位的怀疑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因为到19世纪末,这种将内部自由与对外部的帝国特权连接起来的纽带已受到了严重损害。如果扩张的目的是通过确保财产所有权和经济独立来促进定居者的自由,那么国内生产的变化则造成了完全不同的结果。随着工厂生产制开始主导工业化、资本逐步集中于少数实力雄厚的企业手中,进军太平洋的计划似乎更能强化经济精英的利益,而非促进定居者的平等和个体产权。这些发展促使农民和工薪阶层认识到摆脱标志集体生活的殖民二分法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定居者和被排斥的群体发现他们都受到相同经济依附关系的束缚。因此,许多人正是要质疑这种包含了身份等级制的帝国特权的效用。对于最激进的人民党党员来说,加强劳动群体的政治力量意味着要将所有生产者的经济命运联系起来。因此,他们反对定居者和非定居者之间强制性的不平等。这也意味着要确保美国在海外日益增长的活动,并不是为了增强企业的利益,也不是为了重现那些在人民党党员看来并不恰当的国内殖民权力模式。因此,这场农业运动说明了美国非帝国政体的潜力,尽管常常是迟疑不决的。这种政体十分警惕美国的正式扩张,十分警惕定义美国与地区邻国关系的非正式干涉和威吓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它提出了对后定居社会的一种具体叙述。这样的后定居社会使得民主成为一种包容性的社会承诺,并且对于新帝国结构的确立也保持着警惕。
这种人民党反叛的愿景及其变化的前景,与该运动另一种熟悉的意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今天的一些美国人来说,“民粹主义”的标签本身很难说是赞美之词,其中暗含本土主义以及暴民统治的最糟糕 因 素 。 20 世 纪 50 年 代 , 理 查 德 · 霍 夫 施 塔 特 ( RichardHofstadter)曾引人注目地把人民党党员描述为小业主;由于经济变化和大量海外移民涌入,他们无法逃脱自我地位的衰落,并进而把自己想象为“千里之外策划的阴谋的无辜乡村受害者”。霍夫施塔特的论述,是以冷战时期黑名单盛行、公民自由受到严重侵犯为背景的。他明白这些做法与人民党的煽动之间的深刻连续性。霍夫施塔特认为,人民党是“偏执狂式的美国政治”的缩影。人民党的偏执并非基于政治现实;相反,它把阴谋变成了人类历史的主要因果机制。这种机制是可以“通过几乎超越权力的邪恶力量而调动起来的”。从杰克逊式的反垄断主义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witch hunts),由此产生的反智主义、怀旧情绪和排外心理,将该党与具有悠久传统的偏执改革运动联系在一起。农业运动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或社会平等的计划,而是体现了那些有身份地位意识的地主,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可怕的局外人,进而试图重回更单纯的年代所做出的努力。 3
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对此进行过强有力的反驳。他认为霍夫施塔特未能领会平民政治最核心的民主脉动,因为他错将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这样的“影子人民党党员”(Shadow Populists),当成了真正的民粹主义者。 4 影子人民党党员主要是指那些在运动开展很久以后,才让自己与运动挂上钩的政客和改革者;而且这些人总是在没有深厚农场主联盟组织根基、或缺乏引起这种共鸣的具体社会关注的州蓬勃发展。正如古德温所写的那样:“在农业运动强大和不断发展的地方,运动的政治性是健康的;但是在这场运动还未真正扎根、或变得停滞不前的地方,第三方政治立场则是笼络性的。” 5 这些影子政客们并非以追求合作与民主的货币制度为目标,而是通过附和人民党的言论,将银币的自由铸造看作用来赢得选举的一剂灵丹妙药和一种快速方法。最终,影子运动吸纳了原来的政党,并在1896年迫使大会代表们走向自我毁灭,提名布赖恩为总统候选人。正如克里斯托弗·拉什所总结的那样:“与民主党的融合削弱了人民党的纲领,同时也终结了他们为打破民主党在南方的垄断所做出的努力——在那里,人民党党员其实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而与此同时,这一融合也摧毁了一个可能联合黑人和白人农民一同实践意义深远的改革计划的新政党。” 6
尽管霍夫施塔特对政治偏执狂的描述存在缺陷,但还是抓住了美国改良主义的一面,具体来说是人民党的经验一面。正如前一章所述,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民主激进主义稳步变成保护族裔上的内部人的推动力,途径是主张对非定居者采用强制性的政府权力;这种民主激进主义希望通过积极的政府行动能够建立一个小生产者的自由共和国。毫无疑问,这种势力在人民党及其支持者中也很明显。1896年的副总统候选人汤姆·沃森,便是一个最好不过的例子。在他从事平民政治的生涯中,这位佐治亚州的政治家曾是一个魅力非凡、认为有必要将白人与黑人农民团结起来的拥护者,因为他认为他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并都受制于相同的经济专制。然而,在经历了多年的选举成果被人窃取之后,沃森恰恰成了霍夫施塔特所定义的那种偏执狂政客。正如古德温指出的那样,到了20世纪初,沃森“最终将他自己以及国家的政治困境归咎于黑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他变成了一个暴力直言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反犹太主义者,以及反对教皇威胁的共和国捍卫者” 7 。汤姆·沃森这种尤为令人失望的经历,说明了许多被动员起来的南方白人,很容易转变为定居者至上论者。尽管这场运动对帝国进行了批判,并对社会包容性进行了辩护,但排外情绪始终在边缘带存在。而随着政党越来越在民意测验中输掉,以及更大规模的运动瓦解,这种排外情绪更加成了贫穷白人的核心关注。
这些现实我们留下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难题。一项致力于认为所有劳动者——无论什么种族——都具有共同利益纽带的集体计划,在其最具解放性的时候,怎么会如此轻易而彻底地沦落为排他性政治呢?我认为,只能通过再次将这场运动置于定居者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这些相互冲突的特征。最终,平民政治的两极对立形象,体现了19世纪末贫穷定居者如何实现平等与共和主义自由的两种互相矛盾的主张:一种是包容性的、反帝国主义的形象;另一种则是封闭性的、注重身份地位的形象。在处于包容性和平等主义时,平民政治试图在已改变的经济和文化条件下使定居者自由普遍化,并去除其殖民性根源。人民党党员试图使自由得以确立,途径是通过形成一种代表所有劳动者的统一大众意志,而非通过领土扩张、或按照种族划分的依附性工人阶级来实现;这一大众意志将主张具有高于政府的权力,并将对经济和政治生活进行重新安排。通过这样做,这个大联盟将实现定居者帝国所表达的共和主义希望。但正是这种方式却也将摧毁它本身的基础,即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自由公民与分层化的帝国臣民之间的分裂。然而,正如过去那样,每当这种强烈的愿景动摇时,对普遍性的推动也变得犹豫起来。特别是在1896年选举失败后,这样的环境加剧了人们倒退回定居者等级制状态、并接受排外和殖民政治形式的意愿。 8
在以下篇幅中,我评估了人民党运动和起源于政治精英的反应,是如何瓦解了美国定居者主义的法律和意识形态架构,是如何为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了的社会群体提供基础。第一部分聚焦于这样的内容,即美国内战及其余波所带来的转变,是如何产生了一种令最激进的人民党解放计划可以在其中扎下根来的水土。在第二部分中,我转而探讨了这场农业运动设想和构建庞大劳工联盟的方式。这一联盟认为,通过建立一个被永远动员起来的农民和工业工人机构,更多人可以主张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拥有持续权力,并使共和主义自由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然后,我讨论了人民党的失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原因,并强调这场运动未能克服自身的定居者局限性,以及这一运动声称代表全体公众发言的困难所在。
最后,我描述了政治家和法官们,是如何在国内领域通过加强行政权力并逐步提出针对外部的特权,来对人民党的威胁做出反应;一般来说,这些针对外部的特权不曾对定居者的内部生活进行系统安排。与其说这些人物自觉抛弃了共和主义的风格特色,不如说他们认为,通过平息社会动荡,特权实际上是为旧的劳工自由正统派服务。然而,其结果却是加强了难以为继的定居者政治本质,增加了新权威形式与盛行的“自治即自由”承诺之间的龃龉。这种对定居者帝国的系统性瓦解意味着,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美国越来越广泛地复制其欧洲竞争对手的官僚和法律结构。在这一过程中,集体制度偏离了自由公民与分层化臣民之间的二分法、偏离了定居者社会中所蕴含的解放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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