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后殖民时期的美国公民与美国臣民
一般的对外移民只能起到暂时缓解的作用,因为殖民地马上将成为帝国,并会再现所有母国的不公和悲惨。一般的对外移民也没有必要。如果愿意做到公正合理,英国本来能够支撑比其现在拥有的更多人口。罪恶并非源于人口过度,乃是源于工业成果的不平等分配,她遭受生产过度之苦……因为她的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雇主生产。
—— 奥雷斯蒂斯· 布朗森(Orestes Brownson),
《劳工阶级》(Labouring Classes ,1840年)
对于边疆神话以及民众理解美国经验,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即定居者强烈反对政府权力,并充满敌意地谨防任何国家干预。就像詹姆斯·莫罗内(James Morone)所写的那样,整个美国历史可被理解为美国公民为此所做的努力,即逐渐控制其对政府的“恐惧”和“克制其反国家主义的忧虑”。 1 当然,这恰恰是人们经常理解18世纪末各种各样地方性危机的方式。在美国边缘地带扩张的个人主义开拓者性格坚毅,他们是天生的反国家主义者,追求无政府状态,并加强撕裂这些新独立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作为回应,联邦宪法的奠基者们形成了一份能够同时维持社会秩序并自由表达平等主义思想的政治合约,而这种思想决定了定居者们的实践活动。
然而,在具体的历史片断和更大范围的集体计划这两个关键方面,传统叙述没能够使其言之成理。首先,通过夸张定居者生活的个人主义,传统叙述忽视了小农场主和城镇居民,实际上提出了一种信心十足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阐明了强有力的政府如何能够对共和主义自由起到推进作用。结果,传统叙述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其一,它没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叙述基本上依然被埋没不见;其二,普通公民逐渐把政府权力看作外部压迫形式、而非实现社会成功的工具,它没能对此过程进行解释。在本章中,我记录下这种对国家权威的“恐惧”是如何在后美国革命时期出现的,并探究其对19世纪定居主义的影响以及对美国经济政治制度的持久意义。
因此,这个故事开始于紧随美国革命之后的那些国内危机,这些危机威胁到社会稳定,并普遍被误读为美国反复出现的先天性反国家主义的早期例子。1786年末,9000名新英格兰农民拿起武器反抗马萨诸塞州政府,该地区乡村近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处于公开叛乱状态。谢司起义(Shay''s Rebellion)是该州西部村庄小农场主长期怀有怨恨所导致的结果,他们关心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以及沿海精英普遍对险恶边疆生活的漠不关心。美国革命后的信用危机只不过加剧了人们的忧虑而已,因为乡村农民发现自己身处毁灭性的债务链底层。1784年,包括伦敦五家最大商业公司在内的英国债权人,终止了与美国贸易商的业务并撤销了所有未支付的贷款。为了向英国还债,新英格兰富商要求乡村零售商和店主支付硬通货,这些商人店主则转而要求农民支付硬通货。这些农民通常以货品或劳力支付给店主,他们几乎或根本就没有硬通货。总的来说,虽然新英格兰富商们躲过了财务困难,因为贸易商并无法律责任还钱给外国债权人,但贫穷农民则面临经济上的穷困潦倒。该州西部农民的边缘地位尤其在法庭上逐渐体现了出来,因为法律诉讼强制债务收款和债务人入狱,从而使得农民家庭支离破碎、陷于贫困。 2
对于谢司起义者及其同情者来说,美国革命的经历及其共和主义自由的语言,为阐明债务危机的压迫性本质提供了一个框架。农民们发现,缠绕在心头对财产没收和租佃的恐惧尤其使他们痛苦,他们把丧失土地看作独立的丧失和自然劳动权利的失效。这并非仅仅只是一个理论问题,租佃使得农民们面临极端贫穷和经济困境这样非常真实的暗淡前景。由于陷在永久拖欠地主的债务之中,付不起租金的佃农发现自己得抛弃耕耘多年的土地,而且离开土地时缺乏基本生存手段。正如马萨诸塞州康韦镇自耕农在《马萨诸塞公告》(Massachuttes Gazette )上发表的他们的请愿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知道是谁给土地支付租金、用我们的钱来购买土地、用我们的辛勤汗水将狂野荒地改造成物产丰富的田野,作为地主的佃农似乎天生背负着令人震惊的”后果。对自耕农来说,作为自治的自由,由土地所有权以及对劳动活动和劳动生产的控制两部分组成。按照参加谢司起义者的观点,法院和州立法机构不能保证农民这样的生产控制,这意味着使自由公民屈从于奴隶的枷锁之中。来自马萨诸塞阿特尔伯勒(Attleboro)的农民乔治·布罗克(George Brock)指出,沿海精英强制征收租佃和雇佣劳动,并“针对我们的自由而锻造出如此牢固的锁链,以至于虽然我们做出了巨大努力、发起动乱,却无法把它们打碎”,他们企图通过以上方式“驱除我们心中勇敢而独立的精神”。 3
十年后,随着西部边疆因威士忌起义(Whiskey Rebellion)而痛苦万分,小农场主和乡村穷人再次用共和主义自由的语言,说出他们的集体委屈。对于阿巴拉契亚山边疆定居者来说,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生活血腥而充满暴力,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朝不保夕,宾夕法尼亚各县多数人没有土地,例如在费耶特(Fayette)即是如此。经济上的贫困、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报复性威胁以及缺少对土地的获得,形成了一种惨不忍睹的状况,而其中威士忌的销售税则导致起义爆发。这些农民像参加谢司起义的人一样认为,税收使得经济独立和作为自治的自由变得不可能,并保证了商业精英的政治支配权。按照小册子作者乔治·洛根(George Logan)的观点,沿海商人和律师代表着“一种危险的贵族制”,他们推行压迫性的政治经济秩序,“如果说我们的自由没有在襁褓中被扼杀,也将被它永远摧毁。” 4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援引共和主义的言辞,这样的西部边疆小农场主们,只是在再次确认定居者帝国的基本形势而已。在描述因雇佣劳动和租佃引起的奴役时,新英格兰谢司起义参加者和宾夕法尼亚的威士忌起义者,再现了曾使美国独立合法化的这一基本主张。在殖民地和美国革命时期,无论是东部、西部,还是城市、乡村的大多数定居者都同意,屈从于他人的政治或经济支配必定会削弱自由。商业利益的捍卫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中写道:“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 5 (1) 此外,就像沿海精英一样,西部农民也对扩张之于共和主义自由的重要性进行辩护。事实上,他们缺乏土地的经历和靠近原住民社会生活,使得这样一种信念凸显了出来,即经济独立有赖于新的定居领土。西部农民如果有什么要抱怨的话,就像那些起义者强调的那样,乃是沿海精英没有充分尽力减少原住民进攻的威胁或者为定居者农业扩大领地。
然而,谢司起义参加者和威士忌起义参加者,不仅只是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而主张使用既有的政治语言,还对自己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和主义自由构想进行了概述:我将其称为民粹主义的自治叙述。有两个基本观点使得民粹主义有别于殖民地统治阶级和商业精英的主张。第一,它呈现了介于公益与完全被理解为劳动团体利益之间的认同问题。就像乔治·洛根指明的那样,乡村穷人慢慢相信,与商人和律师“贵族”相反,小农场主和工匠明显地代表人民,因为他们独自坚定不移地确立了对生产的控制,并捍卫所有定居者的经济独立。第二,民粹主义者认为,为了使劳动团体维护其目标,政府应作为地方的生产主义民主被组织起来,其中由响应普通定居者诉求的立法机构行使最高权力。这种多数主义叙述必定接受充满活力的政府权力愿景。它是在共和主义思想内长期的传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像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这样的思想家则强调,自由政体必须规模小且以拒绝在各机构中分割主权的方式组织起来。 6 因此,劳工并不是拒绝政府权力,相反,他们认为立法机构应通过像债务免除和领土征服这样的多种政策来积极推进经济自由。
在本章余下来的部分里,我将探究对于早期美国共和国的民粹主义帝国与自由的叙述来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就是,这个共和国为什么滑向了仇外和经常与乡村美国连在一起的反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自由梦想明确表达了对集体可能性的激进承诺,这些可能性是定居者生活中固有的东西。然而,这一梦想从美国革命时期伊始就面临不可避免的困难,结果不仅塑造而且压制这一梦想的发展。虽然反叛使得美国定居者从英帝国那儿获得了司法独立,但是这些前殖民地依然在重商主义体系内受到束缚,这一体系制约着实质性的独立。就像最近的后殖民社会一样,新出现的美国政权发现自己嵌入在欧洲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之中,其所起的作用是相对边缘性的、依附性的。这样的后殖民依附规定了民粹主义梦想的基本旋律,因为这种梦想的自由概念似乎直接与从英国侵扰和欧洲强权政治中获得实质独立的成就发生冲突。换言之,人们似乎可以拥有地方性的分权式民主——它或者致力于多数人利益的民众统治,或者致力于能够在全球竞技场中成功绕过威胁的一种政治状态,但或许并非二者兼具。
这种美国式的后殖民困境,有助于使精英颠覆民粹主义自由的做法正当化,从而再次昭示了后来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发展。在美国早期历史上,这是通过在宪政上创建联邦政府来进行的;而联邦政府的构建,则以制度上的平衡和政治上杜绝民主统治为基础。通过拒绝民粹主义权力形式,沿海精英从根本上改变了民粹主义的政治道路。具体而言,他们使小生产者拥有一个民主社会的希望与充满活力的服务多数人的政府信念脱钩。由于新政体的制度形式违反了民粹主义以地方为中心的多数主义希望,新政府的活动因而可能与劳工利益不相容。因此,当国家权力组织失当时,民粹主义对地方控制政治和政府干预信念的另一面是怀疑国家权力。随着政治发展日益使民粹主义自身的积极梦想——追求一种果断统一的集体意志的地方性民主——变得失效,民粹主义越来越呈现负面的形式,即主要致力于对国家活动的监督。由于对“垄断”利益接收政府充满警惕,民粹主义观点逐渐将自我规制的商业社会看作经济独立的更好前景。简而言之,我认为,美国的反国家主义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突出,基本上是因为这一可作为替代的理想——把强有力的政府与民众权力的直接主张结合在一起——的消亡。
更为关键的是,随着这一替代性理想的衰退,民粹主义恰恰将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行动与对外建立帝国计划连接到了一起。这是一个以无限帝国权力为前提条件、源自英国皇家特权的计划。联邦侵略活动因此与国内使用强制性权力成了同义词。这种强制性权力完全只针对那些社会包容性范围之外的人使用,如原住民和黑人。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任何可怕的内部帝国特权,都被视为对自由的严重威胁,并通过把自由公民当作殖民地臣民来对待,企图使自由的定居者沦为异教徒和野蛮人的地位。换言之,尽管民粹主义在宪政上失败了,但是它却继续作为一种对自由的煽动性表达,只不过现在是以一种打折扣的形式进行。这种打折扣的民粹主义尤其仇外,支持帝国的必要性,同时对帝国权力可能渗入定居者社会保持警惕。最终,为使美国革命者有关民粹主义自由的诺言在此完全呈现,需要内战和对社会生活进行激进的重建。
在本章中,我更为详细地阐释了上述观点,并聚焦于作为积极政治原则的民粹主义是如何失效这一议题。为准备讨论定居者有关共和主义自由含义的争论,我首先勾勒出绝大多数美国人接受的帝国框架。我解释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定居者是如何重申先前的殖民地原状,并使现在栖身于美国联邦国会中的英国帝国特权宪法化。这一讨论的开始尤其关注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为领土扩张以及英裔对原住民至高无上地位的合法化所做出的努力。本章也描述了拥有特权的欧洲移民与不同等级的帝国臣民之间的差异,是如何界定早期的美国政治,例如,通过对正式 被指明为美国公民的从属性依附群体,与享有真正自由公民资格的内部人进行区分。在第二部分,我引出由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和威廉·曼宁(William Manning)的民粹主义观点,进而描述工匠和小农场主希望与帝国连接的生产主义民主的愿景。随后,我强调了后殖民困境以及对全球软弱的关心,如何损害了地方多数主义制度和普通劳工的平民权力(the popular power)。这一讨论尤其关注对联邦宪法的辩论,关注使西部农民感到失望的领土扩张如何最终加剧了充满活力的民粹主义的衰弱。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详细描述了政府权力如何成为了帝国特权的同义词。作为这一变化的结果,定居者生活发现自身乃是围绕二元性宪政而组织起来的,因为政府享有两种不同形式的主权权力。虽然对外的殖民征服是以不受制衡的、将所有边界看作临时性的帝国权利(imperial right)为条件,但是内部的权力却受到作为自治的自由这样一种设想的制约。存在于独立之前的这种不可避免的二元性中的内在紧张,起到了界定后殖民社会特点的作用,并为一个独立的定居者帝国提供了框架结构——最终成为民粹主义的紧身衣。在美国共和国最初的几十年里,社会批评家和改革者确实存在,尤其是在19世纪20年代和19世纪30年代工人政党的边缘地带,他们质疑这一政治和宪法框架的有效性和道德合法性。像托马斯·斯基德莫尔(ThomasSkidmore)这样的思想家号召生产主义政治,这种政治解除了对帝国狂妄自负和族裔排他性构成束缚的枷锁。然而,这些批评基本上只是在蛮荒边疆地带听到的声音,与时代的承诺和文化并不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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